國立山東大學內遷往事

韓戍（上海大學歷史系）

抗戰爆發後，中國的高等教育機構紛紛向大後方遷移。這場被稱之為「文化長徵」的大運動，為中國的高等教育事業保存了珍貴的火種，譜寫了一首可歌可泣的文化抗戰史詩。然而，其中亦有遺憾之處。尤其是山東大學，在遷校的過程中被迫解散，成為抗戰時期唯一遷校失敗的國立大學。山東大學的校史亦因此中斷八年，對學校產生的負面影響不可小視。

舉棋不定的內遷

1937年7月7日，日軍發動盧溝橋事變。7月29日，北平淪陷。30日，天津淪陷。華北陷入危局。8月14日，日軍在青島製造「八一四」事件，一時間膠東半島陰雲密布。此時，駐紮在青島的國立山東大學正在放暑假，如何應對迫在眉睫的戰事，校方舉棋不定。國民政府教育部最初認為戰爭不會延長，主張各校原地待命，要求「全國各地各級學校暨其他文化機關，務必鎮靜，以就地維持課務為原則」。然而，隨著戰爭的進一步擴大，華北已經容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9月，教育部命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私立南開大學聯合南遷，合組為國立長沙臨時大學，又令國立北平大學、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國立北洋工學院遷往西北地區，合組為國立西安臨時大學。對國立山東大學，教育部亦指定遷往西安辦學。

國立山東大學的校長原為趙太侔，此時改為林濟青，剛剛上任一年時間。林濟青（1886-1960），山東萊陽人，匯文大學學士、美國里海大學礦學碩士，曾任齊魯大學校長兼文理學院院長。1935年1月任山東省政府委員。1936年7月16日，被教育部任命為國立山東大學校長。林濟青取代趙太侔，與山東大學爆發的一場學潮有關。1935年12月18日，山東大學為聲援北平的一二·九運動，發起一系列愛國運動。次年2月，趙太侔為穩定校政，將參加學運者開除，引發學生反抗。青島軍警包圍學校，拘押學生，導致校長和學生矛盾進一步激化。趙太侔與山東省政府的關係也並不和睦。山東大學名為國立，建校初中央分文未撥，完全依靠省款辦學。1935年，中央雖有撥款，額度仍低於山東省政府的協款。然而，趙太侔掌校期間，與濟南當局一直比較疏離。1936年，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借學潮之故將山東省協款從每月3.6萬元減少為1.5元。由於深感學校受山東省政府影響太巨，山大全體教授曾於1936年5月3日上書教育部，要求將山大改為國立青島大學，完全隸屬中央，不受山東方面牽制。此事未成，礙於人事和財政的雙重壓力，趙太侔黯然辭職。其後，山東省政府推舉林濟青擔任山大校長，獲得教育部的首肯。

目前所見的材料，對林濟青的評價都普遍不高。一般認為，林濟青以省政府委員擔任大學校長，政客作風嚴重，將官僚作風帶到了山大，一大批行政骨幹和著名教授紛紛離職。山大校長之下設教務長和秘書長，教務長原為杜光壎，與趙太侔同是建校時期的籌備委員，對學校有草創之功，此時託病辭職。秘書長皮鬆雲亦去職，改為嚴智開。林濟青又增設訓育主任，任命山東教育廳督學王圻擔綱，以加強思想統制。文理學院、工學院院長悉數易人，老舍、洪深等名流教授亦辭職離校。因此，國立山東大學的領導班子，與學校的淵源都不深，領導根基並不穩固，領導能力似乎也差強人意。由於山東省政府對山大具有決定性影響，此種關係亦影響了山大的遷校態度。

據稱，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首先反對教育部要求山大內遷西安的命令，認為省政府是山大的主要撥款單位，山東大學是山東的資產，不得外流。因此，校方與山東省政府協商，在9月中旬打算遷移魯西南的單縣。對於是否內遷、如何內遷，學生也有不同意見。中文系學生徐中玉回憶，1937年暑假結束返校的同學只有100多人，不到平時的一半。有些同學主張遷校，因為青島市內不可靠，鄉下沒有隱蔽據點，安全成為問題。有些同學則拒絕遷校，認為即使遷校也要在山東境內。然而，10月2日，德州失手，日軍進入山東，在省內辦學已不安全。10月7日，國立山東大學發布第71號布告稱：「經決定，遷移未妥以前，為安全起見，校中學生準先自動離校，或解讀他校，候遷校竣事後，隨時前往復校。」8日，又發布布告稱，學校可以暫時遷到濟南。9日，國立山東大學正式停課。但對於遷到何處，仍然沒有定論。

從青島到安慶

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國立山東大學應該遷往西安。校方最初亦將第一批儀器設備246箱打包，經濟南先行運往西安。然而，由於校方後來在遷校一事上遊移不定，錯失了寶貴的時間。此時從青島到西安的內遷路線已經非常危險，校方臨時改變決定，決定遷往安徽安慶。安慶的水陸位置比西安便利，可以從青島沿著膠濟線先到濟南，在濟南乘坐津浦線南下到達南京，再換長江水路到達安慶。由此，山東大學向教育部申請，改為內遷安慶，擇定安慶菱湖公園為校舍辦學。獲得教育部同意後，校方決定將剩餘的800餘箱儀器設備先行運往南京。林濟青派親信吳敬寰押運貨物前往南京，負責運輸保管事宜。

吳敬寰，字肅如，燕京大學物理學碩士，曾任齊魯大學物理系副教授。1936年8月，跟隨林濟青從齊魯大學轉入山東大學工作，為物理系講師，深受林濟青器重。然而，這是一個奇怪的安排。山東大學存在大量庶務人員，林濟青僅僅安排他們負責整理儀器設備並裝箱，並未委以押運看守之重任。此種安排是由於對這些「老山大」不信任，還是需要庶務人員在學校善後，不得而知。總之，吳敬寰先期南下押送。1937年11月，山東大學部分教師、庶務、學生分批南下。

在庶務人員中，有一位事務科幹事名叫王乃棟（1933年7月來校），他到達南京後看到山大的800多箱儀器設備堆積在下關碼頭和浦口車站的倉庫內。王雲埔問吳敬寰，這些設備何時可以運往安慶。吳敬寰稱，一兩天內便會有船裝載。王乃棟等以為此事必定穩妥，又出於避免僭越的考慮，率隊從南京乘船前往安慶。然而，此時長江水路由於內遷而異常擁堵，交通工具嚴重短缺，王乃棟等經過二十多天跋涉才輾轉到達安慶。在南京，吳敬寰約定的船隻似乎臨時爽約，山大的儀器設備因而滯留下關。此時，吳敬寰在濟南的老家似乎亦發生變故，情況緊急之下率領親眷返回濟南，將800多箱儀器設備留在碼頭。當林濟青接到吳敬寰擅離職守的電報時，火速要求已經到達安慶的王乃棟等東返，到南京搶運物品。此時，長江水路已經炮火連天、船隻不通，王乃棟到達蕪湖後，決定改走陸路。其後冒著炮火到達蚌埠，交通已經斷絕，無法前進。在蚌埠獲知日軍攻佔南京（12月13日）的消息，800多箱儀器設備淪入敵手，國立山東大學辛苦積累十餘年的財產毀於一旦。

其他教職工向安慶集結的內遷之路，也是一部部血淚史。山東大學化學系有一些設備，打算單獨運往濟南保管，遂由講師郭質良押運到濟。郭質良從青島返校時，發現山東大學校園已經搬空，青島市市長沈鴻烈即將在青島實行「焦土政策」，遂冒險乘坐最後一班膠濟線列車回到濟南。此時，濟南已經沒有南區的列車，郭質良情急之下爬上一輛運載傷兵的軍用車，擠到運煤車內，親眼目睹那些掛在車窗車頂的逃難民眾，路過隧道時死於非命。郭質良到南京下關時，南京即將淪陷，匆忙登上一艘木船，冒死趕到安慶。山東大學生物系教授童第周正在浙江老家休假。9月，返回青島準備開學。由於山大遷校地址未定並停課，折返浙江老家等待。其後，山大決定內遷安慶，通知童第周到安慶報導。童第周遂從浙江老家出發，一路之上很難搭車，也很少有旅館住，常常露宿街頭。在路上還曾經被土匪挾持，由於被人保護而保住了性命。童第周到達安慶時只剩下2元錢，被警察懷疑為特務而扭送到警察局，經學校保釋才得以歸隊。

然而，當這些教職工和學生冒死趕到安慶時，安慶也已經危在旦夕，日本軍隊推進到了安徽省界。不久，校方決定，學校從安慶再遷往武漢。

山大被迫停辦

山大師生輾轉乘船從安慶抵達武漢，被安排在武昌一個小學暫時棲身，師生在地板上一住就是半個月。此時，山大存放在南京的全部圖書儀器丟失的消息傳到武漢，引起師生極大的恐慌，諸人悲憤交集，情緒極不穩定。尤其是拖家帶口的教師生計出現問題，向校方提出了查帳的要求，以了解山大能維持多久。林濟青授意漢口的銀行拒絕公布帳目，童第周等發動各系學生，迫使銀行公開帳目，得知山大的全部資金只剩下9萬元。因此，師生普遍陷入絕望之中，一部分同學離開，一部分同學設法轉入其他學校就讀，還有同學加入了部隊，在武漢只剩下50多個同學。

此時，林濟青又通知山大師生，稱校內已經派人在四川萬縣覓得校舍，第一批發往西安的200多箱儀器設備亦已輾轉運抵漢口，到四川可以勉強開學。由此，師生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師生從水路前往萬縣，到宜昌時由於缺少船隻，耽誤了一個多月。1938年春節後，山大師生才到達萬縣。然而，當部分教師和少量學生到達萬縣後，發現學校實際無人負責，處於名存實亡的狀態。由於儀器設備並未運到，即使開學亦無法上課。學生普遍感到前途渺茫，無心讀書。

由於國立山東大學內遷失策導致財產盡失，校內外人士均感不滿，紛紛向教育部控訴，向蔣介石報告。1938年2月23日，教育部勒令山東大學就地停辦，派秘書黃龍先到萬縣接收山東大學「校產」，教員分發國立編譯館擔任臨時編譯工作，庶務人員就地解散，學生送入中央大學肄業，所有圖書儀器藉由中央大學等校使用。由此，山東大學成為抗戰時期唯一一所因西遷失敗被勒令停辦的國立大學。

據統計，因抗戰影響而遷移的高校約106所，搬遷次數共計300餘次。各國立大學多順利遷移大後方，光華、復旦、大夏等國人自辦的私立大學，雖然缺乏搬遷的經費亦成功在大後方保留了教育的火種，與山東大學同省的濟南齊魯大學，亦得以在成都華西壩延續弦歌不輟，為何惟獨國立山東大學遷校失敗？主要原因大概如下：

首先，錯失了遷校的機會。國立山東大學由於深受山東省政府的影響，在遷校一事上舉棋不定，曾一度幻想留在山東省內辦學，錯過了遷校的黃金時期。因此，山東大學幾乎是被日軍炮火趕著炮，每到一處，日軍的炮火便尾隨而至，在疲於奔命中劇烈地自我消耗。

其次，遷校難度大。國立山東大學地處青島，相對於大後方，是各國立大學中地理位置最為偏遠者。如果遷往西安，與平津高校相比亦交通至為不便。如果遷往長江流域，要走膠濟鐵路先到濟南，再乘津浦鐵路南下。膠濟、津浦兩路作為中國的交通大動脈，交通擁擠，一直是日軍攻擊的重點。山東大學遷校決策晚，更增加了這條遷校路線的難度。

第三，缺乏堅定的領導核心。林濟青雖然一直身在教育界，但教育行政能力嚴重不足。各國立大學內遷成功者，莫不依賴於擁有穩定核心的行政班底。然而，山東大學缺乏這樣的班底。山東大學原本有一些建校元老擔任校內要職，對學校感情至深，但悉數被林氏撤換改用私人。至關重要的圖書儀器押送，林氏亦輕率地委任於個別親信，所託非人最終招致失敗。

最後，也是最不容易被人注意的一點，院系設置嚴重不均衡。在今日山東大學的校史簡介中，常常宣稱20世紀30年代「文史見長」的傳統。然而，所謂「文史見長」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後世的話語建構，當年的山東大學實際是一所理工見長的學校。當時的校方亦承認，「以理工各系佔多數」。不信看抗戰前山東大學的院系設置，學校擁有文理、工、農三院8系，文科僅有中文系、外文系，理工科則有物理系、化學系、數學系、生物系、土木工程系、機械工程系，農學院設推广部，不招本科生。儘管山大曾經聚集了聞一多、梁實秋、老舍、沈從文等一批文化名家，但在當時尚屬嶄露頭角的中青年教師，在校任教時間也不長。其中聞一多、梁實秋都被山大學生認為「不學無術」而趕出了山大。至於理工科的王淦昌、湯騰漢、束星北、童第周、傅鷹等學者，在後世亦享有盛譽。山大校園內有科學館、工學館、水力實驗室、實習工廠等一應俱全，化學、生物等學科享譽國內。當時的國內各大學，尤其是教會大學和私立大學，普遍以文科（中文、外文、歷史、哲學、社會、新聞、教育）法科（法律、政治、經濟）商科（會計、金融、國貿、工商管理）院系居多，理科院系較弱，多數無力舉辦工科。這種無可奈何的重文輕理，常被外界視為辦學水平不高而多所詬病。然而，這些大學的內遷，不需要攜帶很多儀器設備，甚至未必需要很多圖書，只要到達大後方能招聘到老師、招到學生即可開學。山東大學以理工見長，一旦儀器設備丟失，便是巧婦難以無米之炊，等於被判了死刑。一所大學以理工科見長，在和平年代是一種優勢，戰爭年代反而成為劣勢，這可能是當時山東大學院系的設計者始料未及的。

責任編輯：於淑娟

校對：張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