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蘇格蘭古城愛丁堡，有一家名為「大象咖啡館」的小店，那裡是眾多「哈利·波特」粉絲們最熱衷的「聖地」之一，因為羅琳曾在坐在店裡的一張咖啡桌旁，孜孜不倦地創作《哈利·波特與魔法石》。
不過，當時的羅琳可以說一個徹頭徹尾的「失敗者」。
她那時已經29歲，大學畢業7年，剛剛經歷了一段失敗的婚姻。丈夫家庭暴力傾向，有次甚至在凌晨5點，把妻子拖出門，猛打她的頭部。兩個人的女兒才幾個月大，是個嗷嗷待哺的小嬰兒。身心疲憊的羅琳從葡萄牙返回愛丁堡，但面前的生活卻是一片晦暗：沒有工作、沒有積蓄，還是個單親媽媽。無奈之下，她只能向政府申領救濟金。
在如此窘迫的境況下，多年前在火車上偶遇的一個小男孩，跳進了羅琳的腦海，他戴著圓圓的眼鏡，略顯凌亂的頭髮，眼神裡散發著好奇的光芒。羅琳以他為原型，開始創作哈利·波特系列。蘇格蘭的冬天陰冷潮溼，她只能經常帶女兒到外面的咖啡館中寫作，很快她發現，女兒在大象咖啡館裡會睡得很香。
於是，她常常點上一杯最便宜的咖啡，一坐就是一整天。那時很多咖啡館的常客都看到過這樣的場景：一個衣著樸素的年輕媽媽，一邊輕晃搖籃，另一隻邊也沒有停下手裡的寫作。
隨著哈利·波特系列故事的熱銷，以及影視作品的改變，原來那個貧窮的單身媽媽羅琳，已經躋身富豪排行榜，寫作的地點從街頭咖啡館，變成了高級酒店的豪華套房。在羅琳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底層女性的艱辛奮鬥史：靠著文字天賦和不懈努力，改寫命運並非完全不可能。
01 史蒂芬妮與《女傭的故事》：「美國版羅琳」的逆襲之路
在近兩年的美國文學界，一位名叫史蒂芬妮·蘭德的女作家名聲鵲起。在某些方面，她很像當年的J.K.羅琳，甚至比早年的羅琳還要「慘」：
史蒂芬妮28歲那年意外懷孕，不顧男友的反對決意生下女兒米婭，卻沒有料到這個決定將徹底改變她的人生軌跡。男友傑米性情暴躁，兩人的關係不歡而散，爭取女兒撫養權的官司更是耗盡了她的心力。
成為單親媽媽後的史蒂芬妮，面臨著四面楚歌的絕境：失業、錢包空空，無家可歸，暫時寄住在政府提供的收容所裡；父母早年離異，各自組建了新家庭，無力在經濟和精神上給予她支持。
再加上當時正值08年金融危機期間，美國經濟陷入一片蕭條，因為懷孕中斷大學申請的史蒂芬妮，在找工作時更是常常碰壁。朋友給她介紹了修剪花園的零工，但收入很不穩定。後來，她加入一家清潔公司，做起了女傭的工作，整日往返於不同的家庭之間，以清理馬桶、打掃房間賺取微薄的收入。
儘管史蒂芬妮的工作勤懇努力，但長期體力勞動導致健康受損，不得不靠吃布洛芬緩解疼痛。而清潔女工的時薪在20美元上下，根本無法養活母女二人，她還得申請各種各樣的政府補貼：食品救濟券、醫療補助計劃、佩爾助學金、租房補貼等等。
史蒂芬妮說：在這片由孩子、漂泊和高壓組成的混沌中，我的世界寂靜無聲。
單親家庭的生活重擔、無人求助的困境，巨大的經濟壓力，社會上對於底層貧困者的歧視，差點要壓垮史蒂芬妮，好在她堅持了下來。
在女傭的工作之餘，她報名大學課程，利用女兒睡著後的時間瘋狂補作業，學到一兩點鐘是常有的事。她試著把自己的經歷發布在社交媒體上，意外地引發了很多人的共鳴，一小時內的點擊量就有4、5萬，很多人給她留言，鼓勵她繼續加油。
後來，史蒂芬妮從華盛頓州搬到了加拿大的米蘇拉，在那裡，她一邊做清潔女傭，一邊申請心儀已久的大學文學系，並且成功拿到了學位。知名媒體如《紐約時報》、Vox等紛紛向史蒂芬妮伸出橄欖枝，她的2篇文章在Vox上刊登時，拿到了500美元的稿費，差不多是她以往半個月的收入。
小有名氣之後的史蒂芬妮，把自己的經歷寫進了新書《女傭的故事》中。她真實地展示自己6年女傭生活的側面：在顧客家中是被無視的「隱形人」，在超市用食品券購物時被白眼的難堪，和不同居所間輾轉流離的無奈。
透過史蒂芬妮的講述，我們可以看到一位年輕母親，為了給女兒一個安穩的「家」的奮鬥歷程，也可以窺見美國社會階層分化的殘酷現實，以及在住房、醫療、社會福利等方面存在的種種問題。
02 三千萬分之一的縮影：貧窮所帶來的，不止是生活上的困窘
有數據統計顯示，美國目前有3000萬左右的人口，其生活依賴於政府的低收入補助。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女性群體，她們受到教育程度、照顧子女等限制，不得不選擇成為清潔女傭等體力勞動者。史蒂芬妮的經歷，就是這3000萬人的一個縮影。
貧窮，帶給他們的影響，首先體現在生活水平上。我們以史蒂芬妮為例，先來算一筆粗略的經濟帳。
史蒂芬妮為典範清潔公司工作時，公司向客人收取25美元/小時的費用，分給史蒂芬妮的是9美元，扣除交通成本和稅費後，到手只有6美元。為了貼補家用，她還在網上發廣告帖子，以個人身份受僱，這時可以拿到20-25美元的時薪。公司方面的單價雖低，但客源穩定，私下接單的單價高，但時有時無。
算下來，史蒂芬妮的月收入大概在1000美元上下，政府有各項補貼（300美元的食品救濟券、275美元的撫養補助等），刨去550美元的房租，剩下的錢要應付各項日常開支：電話費、網費、車輛保險費等。
一個月下來，幾乎剩不下什麼錢，所以史蒂芬妮必須精打細算：一張包三明治的錫紙會反覆用到破掉為止；不敢生病，身體疼痛難忍時就買最便宜的止痛藥；女兒長得很快，衣服都從二手寄賣店裡買。
即便把省錢做到了極致，她還是窮得叮噹響，她害怕去醫院，害怕車子出一點兒問題，因為一張帳單寄過來，她小心翼翼維持的生活就會被打回原形，只能再回到收容所去。
對於史蒂芬妮們來說，貧窮同時還意味著精神上的折磨，有時「能被當作人平等看待」成為一種奢侈。
在很多美國人的印象裡，窮人往往被和「懶惰」「道德水平低下」「邋遢」「癮君子」等負面詞彙劃上等號。
史蒂芬妮在收容所居住時，警察和社會工作人員會不時上門檢查，或是進行藥檢，或是查看房屋是否維持得乾淨整潔。
在超市用食品救濟券結帳時，從收銀員到其他排隊等候的客人，常常都會露出不耐煩的神情，有位大叔甚至在她結帳出門時，大喊一聲「不用謝」。言下之意，你們這些靠社會救濟生活的人，是用了我們辛苦工作繳納的稅金，是社會的「蛀蟲」。
當史蒂芬妮在客戶家裡工作時，她們被要求做到「隱形」，從廚房或者側門進入，在規定時間內完成工作迅速離開。很多客戶對清潔人員的更換毫無察覺，她們沒有姓名、沒有故事，是如同「工具人」一般的存在。
人生是一場艱辛的旅程，對於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史蒂芬妮們而言，更是如此。
史蒂芬妮說：
我們以最低工資或者，在不同時段裡幹著好幾份工作來維持基本生活，還要給我們的孩子努力爭取一個安全的住所。可不知為什麼，沒有人看到我們的辛苦，不管一個人如何被生活的反覆無常打擊，他們只看得到結果，好像不管我在其他方面如何努力地去證明自己，「貧窮」總是和齷齪脫不了干係。
正是這種廣泛存在的偏見與歧視，讓那些來自外界的微小善意顯得彌足珍貴。
社會工作人員朱莉陪史蒂芬妮辦收容機構、辦理租房補貼流程，而且言語溫和；主顧亨利在他家的日常板上，寫了「史蒂芬妮」而不是「清潔女傭」，還送給她兩隻大龍蝦，並且寫好了烹飪菜譜；當從前男友特拉維斯家搬走時，她沒有錢租房子，是好友們10美元、50美元的資助，幫她渡過了難關，一位女性友人還送給她一套嶄新的餐具。
03 「摺疊社會」的多重現實：階層分化、家庭暴力與社會福利
《女傭的故事》的主角是身處社會底層的單親媽媽，但史蒂芬妮的敘述並沒有局限於此，它所呈現出的美國形象是立體和多元的，不同階層之間有著天壤之別，就像是一個「摺疊社會」。
作為一個清潔女傭，她得以窺探到無數中產或上流家庭的真實生活情狀。史蒂芬妮的許多客戶，都可以說是「美國夢」的典型模板：住著寬敞明亮的大房子，車庫裡停放著豪車和遊艇，夫妻雙方都有體面的工作，收入不菲，家務可以請女傭代為打理。
然而，這些「人生贏家」們也有諸多不為人知的苦惱。史蒂芬妮在做女傭期間，觀察到她的客戶中，有大多數都在吃各種類型的助眠劑、抗抑鬱藥，或者是止疼藥。
有一對從未露面的中年精英夫妻，早已分居兩個房間，丈夫的床頭柜上胡亂丟著髒襪子和《好色客》雜誌，妻子的房間裡有好幾本從便利店買回來的言情小說。另一位70多歲的老人，妻子和大兒子已經去世，他雖然經濟實力不菲，但飽受病痛折磨，每天都在身體的疼痛和對妻兒的思念中煎熬。還有一位「吸菸女士」的丈夫，原本經營一家建築公司，但經濟危機的衝擊之下，生意早已岌岌可危。
史蒂芬妮說：或許，要保住一棟兩層的房子、一段糟糕的婚姻，維持顯赫生活的錯覺所帶來的壓力壓垮了他們，如同貧窮擊倒了我一樣。在階層分化嚴重的美國，無論是薪資微薄的清潔女傭，還是出入高端寫字樓的金領，他們的生活被各種焦慮所包裹，區別只是在於所焦慮的內容和形式不同。
在揭露不同階層真實生活的同時，史蒂芬妮在《女傭的故事》中，還關注到了各類普遍存在的社會問題，特別是家庭暴力和社會福利體系。
作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史蒂芬妮的前男友傑米有一次大發雷霆，把房車的窗戶打了個大洞，然後揚長而去。驚嚇不已的史蒂芬妮選擇求助於家暴與性侵中心，在工作人員的幫助下，才得以逃脫那個充滿怒氣、暴戾的環境，這也是她真正走向獨立的艱難一步。
史蒂芬妮的應對方式是勇敢和理性的，然而，在《女傭》一書的購買頁面上，看到這樣的評論：「男友不過就是打碎了玻璃，又沒揍她，這算什麼家暴？」言語之中透露出的信息，是指責史蒂芬妮太「矯情」。事實上，史蒂芬妮所遭遇的，雖然不是嚴重的肢體暴力，但男友長期以來惡言相向，動輒威脅的態度，給她造成的心理創傷同樣持久，這本身就是家庭暴力的一種形式。
在申請各類社會救濟的過程中，史蒂芬妮發現美國的社會福利體系問題重重。每一次僅僅為了「證明自己是窮人」，就要準備大量的材料。有時，花上大半天時間排隊，工作人員一句「這份材料不符合規定」，就前功盡棄。女兒米婭所在的日託班，雖然接受政府的，但其中部分老師由於收入太低等原因，對孩子的態度十分冷漠。
換句話說，美國社會福利體系看似頗具「人性化」色彩，實則在對「人」的考慮上，問題不是一星半點。
04 結語：幸福不會主動敲門，改變命運的密碼在自己手中
史蒂芬妮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很多人「窮人即懶惰」的刻板印象。
美國前總統歐巴馬在2019年夏季書單中，把《女傭的故事》列入推薦書目，他說：「這位單親媽媽的經歷……呈現出許多底層家庭如走鋼絲般的經濟困境，也在提醒我們，所有工作都值得被尊敬。」有媒體評論說：「下次要是還有人說窮人是懶鬼，就把《女傭的故事》給他們看。」
沒有人願意選擇貧窮，但貧窮無疑限制了個人的選擇與生活。
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斯特·迪弗洛和阿比吉特·班納吉，在《貧窮的本質》一書中提出，對於經濟條件優渥的人來說，他們在無形之中擁有了比較優勢：不用擔心飲食、住宿等基本生存需要，擁有更廣泛的信息渠道，因此有更多的精力投入自我價值的實現。
相反，對於那些在貧窮線上掙扎的人而言，每天從早到晚，都在為餬口而奔波，身心俱疲之餘，鮮有餘力和機會去自我提升。於是，在一個階層分化顯著的社會中，「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幾乎成了一條定律。
打破這樣的糟糕循環，既需要社會福利制度方面的改善，更需要個人堅定的意志力和執行力。
在經典電影《當幸福來敲門》中，中年失業又失婚的落魄業務員克裡斯·加納，一度窮到和兒子睡在公共衛生間，到教堂蹭免費食物，但他憑藉自己的不懈努力，成了知名的金融投資家。
史蒂芬妮在疲憊到極點時，還是要抽出時間申請助學金、上網課、寫作業，她說：「工作能力和賺錢本領是我唯一的'安全網'，能夠防止我們腳下的踏實生活再度崩塌。」
克裡斯·加納成功了，史蒂芬妮也實現了兒時的作家夢想，縱使人生苦難重重，但找到努力的方向，並為之付出，就會有美夢成真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