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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教科書上一向把黃巾之亂稱為農民起義，而在日本光榮公司的遊戲裡，黃巾首領張角也被塑造成一個低端的民間神棍，富含神經病的氣質。但大司馬要告訴大家，實際上，張角是富甲一方的大土豪，黃巾之亂則是從東漢到東晉之間一系列宗教戰爭的第一次高潮。
信仰的時代
對於中國古代史的分期，陳寅恪先生曾言「唐之事近於古，宋之事近於今」，日本京都學派亦闡發唐宋變革論，認為唐宋之性格迥異。故而我們今天對古代社會建立的印象，多是宋以後，特別明清以來的印象，因為今天的社會跟明清社會仍有很多共同點，這就容易形成一種「一切古史皆明史」的偏頗看法。
但是，即便我國從秦以後就一直實行專制集權的「秦政」，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的社會也是很不一樣的。用對明清社會的認識去套唐以前的社會，就會出現很多認識偏差，比如認為東漢張角的黃巾起義跟明清的白蓮教起義差不多。
雖然張角那套玩法確實是日後白蓮教的祖宗，但玩得真心比白蓮教高大上太多。白蓮教主要在底層民眾中流傳，所以時常凸顯出low的氣質，而張角的太平道則是同時在上層和下層流傳，無論涵蓋面、組織度還是理論高度，都非後世的白蓮教可比。
張角會這麼low？
這是因為，唐以前的社會（含大唐），無論豪族階層還是平民階層，對「天命」的說法都深信不疑。說他們迷信也好，虔誠也罷，他們認為要當天子，光有實力還不行，還得有天命。而張角正是利用了這一點，使自己在部分上層人士中成為天命的代言人。
如東漢班彪，並不認為劉邦奪取天下是群雄逐鹿、優勝劣汰的結果，而是認為劉氏擁有天命，他在《王命論》中說：
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
又如南朝沈約，在得天下的問題上，亦推崇天命說，反對逐鹿說，在《宋書·符瑞志》中說：
夫體睿窮幾，含靈獨秀，謂之聖人，所以能君四海而役萬物……力爭之徒，至以逐鹿方之，亂臣賊子，所以多於世也。夫龍飛九五，配天光宅，有受命之符，天人之應。
甚至直到晚唐，杜光庭還藉助《虯髯客傳》這樣的傳奇故事來強調天命，反對草昧英雄，該傳奇故事的末尾說：
乃知真人之興也，非英雄所冀。況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虛然哉。
判定誰有天命的方法是否科學另說，但這種現象是存在的。然而，經歷中晚唐的藩鎮割據、五代十國的慘烈亂世，王綱解紐，社會現狀卻如後晉安重榮所言：
天子者，兵強馬壯者為之耳！
故而從中唐開始，以柳宗元、歐陽修為代表，天命論在士大夫那裡已經逐漸破產，取而代之的是仁政說。即士大夫更多的從現實層面要求皇帝行仁政，來獲得政治合法性，而不再關注是否受命於天的問題，從秦漢以來帶有神學意義的五德終始、傳國玉璽等元素也不再被重視。
宋以後不太在意它了
雖然在民間，摻雜佛教、道教、明教及上古神學（天命、讖緯）等內容的迷信思想仍然流行，並成為白蓮教起事的土壤，但因為缺乏文化精英的參與，理論水平已經較低。而上層社會對這一套話語本已不感興趣，因之更是避之唯恐不及了，至此社會上才形成宋明以來我們相對熟悉的信仰狀況。
威爾·杜蘭特的《世界文明史》寫到中世紀時，因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糾葛，稱之為「信仰的時代」。套用他的話，東漢末年儒教與道教的糾葛，使中國也處在一個信仰的時代。
威爾·杜蘭特《世界文明史》
從儒教救世到道教救世
雖然從西周早期，周公就提出「敬天保民」，一變商代的「敬神」而為「敬德」，使中國政治向現實性和理性轉變，到至聖先師孔子，更是「敬鬼神而遠之」，因此容易給大家一種儒家思想與宗教、鬼神毫無關係的錯覺，甚至被當作文化優越性來大肆宣揚。
實際上在專制皇權面前，理性比神性更加不堪一擊，神性還能令皇帝有所敬畏，理性能否對皇帝形成制約則要看皇帝的心情，不過這不是本文的重點，不作展開。
早期儒家與上古神學其實密不可分，孔子雖然不怎麼談鬼神，但並沒有否認鬼神的存在，相反他還相信麒麟降世會帶來太平，並且因為好不容易出現的瑞獸麒麟被人打死，精神受到巨大打擊，從此擱筆不作，不久便與世長辭，即所謂「絕筆於獲麟」。
孔子聖跡圖·西狩獲麟
到西漢董仲舒時，儒學糅合了道家、陰陽家思想，認為上天是有意志的，並且會對人間的事做出反應，具體怎樣反應是一門學問，叫做「讖緯之學」。東漢建國得讖緯之力甚多，對讖緯加以發展，最終建立了一整套的儒家神學體系，甚至連東南西北中五方神祇是誰都規定好了，收在班固的《白虎通義》裡面。
說起來這跟宗教已經沒什麼區別了，但大家可能會覺得這還停留在理論上，實際上在具體運用上也有很多範例。比如《尚書》等儒家典籍中的語句就成為帶有神聖性的教義，西漢政府曾經根據《尚書》、《周禮》的辭句把九州改為十一州，把宰相改為三公，使現實符合儒家典籍的描述。
東漢末年的向栩更是提出過一個消滅黃巾的妙方：
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當消滅。
儒家經典《孝經》的經文簡直有了滔天的法力。可見此時的儒家已經成為類似佛教的法則宗教，雖然沒有造物主那樣的唯一真神，但有神聖性的法則（儒經、佛法），可以稱為儒教。
既然是帶有神性的宗教，理論上自然高於現實的皇權，如果皇帝幹得不好，可以借上天的旨意讓他滾粗。西漢後期的儒生眭弘、蓋寬饒都曾勸漢朝皇帝退位讓賢，雖然都被找藉口幹掉了，但漢朝皇帝並不敢說天命和禪讓本身不對。
當西漢末年，政治每況愈下、難以挽救時，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漢朝皇帝應當退位讓賢，以儒學宗師劉歆為首，大家認定這個「賢」就是模範儒生王莽。於是王莽代漢稱帝，立志建造儒教教義描述的理想世界，卻因施政脫離實際，引發天下大亂，身死國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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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皇帝有意宣揚讖緯，維護自己的神選地位，不再讓儒生有「代表月亮消滅你」的機會。東漢中後期，外戚、宦官交替專權，比皇帝還囂張，儒學士大夫的糾錯和監督作用更難發揮了。
在這種背景下，道教登場了。道教是由諸多元素融合而成，其中有上古的巫術傳統、老莊的道家思想、齊地（山東）的方術與神仙家，甚至儒教的讖緯之學。在東漢末年道教正式建立之前，混合了這些內容的組織統稱為原始道教。
早期道教與儒教的差別遠沒有後世那麼大，而是植根於上古文化的一體兩面，共通之處很多，也有濃重的救世情結。
所以西漢後期，原始道教的甘忠可眼見政治日壞，宣揚漢家氣數已盡，其徒夏賀良更說服漢哀帝舉行再受命的儀式，表示我劉氏（堯帝之後）幹得不好，禪讓給陳氏（舜帝之後）。雖然儀式只是把帝號改為「陳聖劉太平皇帝」而已，甘忠可師徒最終也被幹掉，但上古神學對皇權政治的影響可見一斑。
禪讓，壓在漢朝皇帝心頭的大石
到東漢，皇帝壟斷了神學（讖緯）解釋權，儒生對神學的主導權大降。面對現實的不公，原始道教開始推崇「公」的思想（見《太平經》），並形成組織，有意彌補儒教在神學領域的無力，自力更生，拯救世界。
非主流豪族的抗爭
首先要糾正一個容易錯誤的印象，早期道教人物並不是一群農村裡常見的那種低端神棍，而多是逼格很高，知書識字的各地土豪。比如五鬥米道的祖師張道陵當過江州令，太平道的大賢良師張角也是富甲一方的大土豪，據葛洪《抱樸子》記載：
曩者張角，招集奸黨，稱合逆亂，欺誘百姓，以規財利，錢帛山積，富逾王公，縱肆奢淫，侈服玉食，姬妾盈室，管弦成列。
而且他們也有很多著作，如甘忠可的《天官曆包元太平經》、魏伯陽的《周易參同契》、張道陵的《老子想爾注》等。後來黃巾軍能在城門上貼公告，還給曹操寫信討論神學，在起事之前就架構政權、約期並舉，甚至進宮結交宦官，這說明其中有不少讀書人和有錢人，絕不是無組織的饑民能夠辦到的。
這不是張角，這是神經病
本來從三代以來，各地的信仰千差萬別，除了秦統一後搞過一小段時間宗教迫害，基本上還是信仰自由的。所以各地土豪有的信儒教，有的信原始道教，也算井水不犯河水。
但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後，因為信儒教更容易做官，儒教豪族逐漸成為主流，原始道教豪族日益邊緣化，東漢以後甚至被禁止做官。如果你儒教豪族給力也還罷了，偏偏在皇帝面前又沒有西漢給力，所以原始道教豪族越來越不滿意，最後決定自己來：
發動起義，推翻政權，以神（天命）的意志！
所以，漢光武帝建立東漢之初，儒教與原始道教之間就爆發了宗教戰爭。南嶽潛山（後來才是衡山）一帶的南嶽大師李廣聚眾起事，攻陷皖城，擊敗官軍。李廣敗亡後，其師弟單臣等又在原武劫民起事，與官軍相持良久才被平定。
漢安帝、漢順帝以後，隨著政治日壞，原始道教起事一浪高於一浪。
漢安帝時，天帝使者張伯路從海路起事，攻打濱海九郡；漢質帝時，黃帝馬勉、黑帝華孟分別在九江、歷陽起事；漢桓帝時，黃帝李堅起於陳留，黃帝子陳景起於長平，真人管伯起於南頓，黃帝裴優起於扶風，太上黃帝蓋登起於渤海，越王許生起於會稽，原始道教起事蔓延到全國範圍，並且在交流中發展成全國性的組織。
東漢後期，天師道（五鬥米道）、太平道先後創立，正式的道教誕生。而皇權在現實施政中對神學的輕蔑與無視，激起儒教士大夫的激烈反抗，最終爆發黨錮之禍，皇權代言人宦官對儒教士大夫大規模殘害，並將儒教衛道士大量踢出政權，各地的儒教豪強對漢室的離心力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宦官發動黨錮之禍
太平道教主張角抓住機會，聯絡各地的道教豪族，設置三十六方，以「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為信條，在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一齊舉事。同時，五鬥米道的張修也在益州起事，道教之抗爭猶如疾風烈火，席捲東漢大地。
此時的皇帝失去儒教的擁護，與天下人為敵，已經成為孤家寡人，如果儒教豪族也如道教一樣武裝反抗，東漢王朝將立即土崩瓦解。因此漢靈帝強忍對儒教制衡皇權的不快，解除黨錮，拉攏儒教豪族，鎮壓道教起義。
儒教雖與道教有神學上的同構之處，但畢竟與皇權結盟已久，對現實政治關注加深，與道教崇奉神靈的旨趣漸行漸遠，所以最終選擇了皇帝。鎮壓黃巾的三個主將，盧植本身就是一代儒宗，皇甫嵩也雅好詩書並同情儒教，各地儒教豪強組織部眾參戰的更是不在少數。
劉備、公孫瓚的老師盧植
至此，儒教與道教的第一次宗教戰爭正式打響，主流豪族與非主流豪族在全國範圍內展開捨生忘死的搏殺。
地方勢力與普世帝國
黃巾起義既然是豪族起義，與後世黃巢、李自成之類的流民起義就很不一樣。黃巾雖然在八州同時舉事，但除了大賢良師張角能號召和調動一些外地教眾之外，其餘各路黃巾基本都在本地戰鬥，並且鄰郡黃巾之間幾乎沒有救應和配合，完全沒有後世流寇的作風。
這是因為黃巾的根基是各地的非主流豪族，這些豪族在本鄉本土有家有業，對離鄉作戰興致缺缺，只要在自家一畝三分地上取得主導權就滿足了。後來曹操平定青州黃巾，他們還是拖家帶口的呢，跟後世那些屢僕屢起、家庭早早被打散的光棍流民完全是兩碼事。
這是黃巢，不是黃巾
雖然道教因為處於非主流的位置，為了增強力量，確實使用了大量的饑民、流民，但起事是由豪族牽頭，所以黃巾軍就顯示出很明顯的組織化、本地化。
然而，其對手卻是從秦以來就在整合各地資源，建立強大的中央實力體，並以此控制地方的普世帝國。在地方上的儒道豪族殊死搏鬥時，普世帝國強大的常備軍卻不是只待在京師不動，而是出徵各地，將黃巾軍各個擊破。
所以當本地化的黃巾軍遇見世界化的帝國軍，僅僅八個月就冰消瓦解，雖然還有不少殘餘勢力，但已不能對帝國形成威脅。這也說明儒教與帝國結合後，在政治進化上已經領先於道教。
但是兩漢的儒教帝國隨即在亂世中崩塌，儒教神學在漢、魏的兩次禪讓中受到重大打擊，而道教方面，太平道雖然沒落，五鬥米道卻一直沒有放棄救世的努力。儒道之間的宗教戰爭絕不是最後一次，而是貫穿兩晉歷史的一條伏線。
西晉道士孫秀曾試圖借趙王司馬倫建立道教帝國，引發世界大戰；信奉道教的板楯蠻李特與道教宗師範長生合力攻佔蜀地，建立了成漢政權；西晉末年，信奉道教的廩君蠻張昌舉事，幾乎奄有江南；東晉後期，五鬥米道的教主孫恩、盧循更是先後威脅東晉都城建康，差點建立道教帝國。
範長生聚眾居住的青城山
直到北朝寇謙之，南朝陸修靜改革教義之後，道教才逐漸放棄暴力路線，慢慢變成後世的樣子。
而張角明明是高大上的道教宗主，為實現天命，帶領大批有逼格、有學問的豪族發動起義，我們怎麼能把黃巾起義誣衊成農民起義，把張角歪曲為神經病一般的巫婆神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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