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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以後，有一部中國古典小說地位驟升。
胡適稱其為中國文學「正宗」之作，認為其「很當得起一個閻若璩來替他做一番考證的工夫，很當得起王念孫來替他做一番訓詁的工夫」。閻若璩、王念孫，都是清代考據學的代表人物。
胡適情有獨鐘的這部奇書，正是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滸傳》。
《水滸傳》的原型，是在史書中只有寥寥數語的宋江起義。
北宋宣和年間，朝廷昏聵腐敗，以宋江為首的三十六人率領一支起義軍「橫行河朔，轉掠十郡，官兵莫敢攖其鋒」，「又犯京東，江北，入楚、海州界」。
本來只是北宋無數起義軍中平凡的一支，卻在千百年來演變成了一段家喻戶曉的傳奇故事。
胡適說：「《水滸傳》不是青天白日裡從半空中掉下來的。」作為故事舞臺的梁山泊自然也不是小說家憑空捏造。
梁山泊古名巨野澤，是位於齊魯大地西南部的一片水鄉澤國，附近的梁山原名良山，因漢代梁孝王在這一帶狩獵而得名。
梁山泊在宋時屬東平府，四周的鄆城、陽穀、壽張等縣都是《水滸傳》中梁山好漢活躍的地區。
宋代是黃河河患的高發期，決口屢見不鮮。梁山泊的演變深受黃河影響，常有河水決流進來，以至梁山泊水面廣闊、蘆葦密布，方圓八百裡的一片汪洋成為盜賊盤踞的絕佳場所。
這裡的水路交通極為方便，向北可入黃河，向南沿河可經過徐州，而到楚州，再在清河口入淮河，史書中也有宋江起義軍轉戰南北的記載。
宋仁宗時名臣韓琦路過梁山，寫下《過梁山泊》一詩，水勢浩蕩、碧波浩瀚的畫面躍然紙上：
「巨澤渺無際，齊船度日撐。漁人駭饒吹，水鳥背旗旌。蒲密遮如港，山遙勢似彭。不知蓮芰裡，白晝苦蚊蟲。」
南宋後，黃河再度改道，梁山泊水域面積大大縮小，滄海變桑田。
清代壽張縣令曹玉珂是《水滸傳》的忠實粉絲，讀書時就常懷疑宋朝為何不能調動兵力將梁山一舉蕩平，以為梁山「必峰峻壑深，過於孟門劍閣，為天下之險」，宋江方能佔據此地，稱雄一方。
正好梁山在壽張境內，曹玉珂到任後欣然前往，發現梁山就是幾個平坦的山丘，「塿然一阜，坦然無銳」。周圍二三小山斷而不聯，村落交錯遍布其上，還有一個後人搭建的梁山寨，看似無險可守。
曹玉珂向當地父老鄉親請教，他們才說：「從前黃河繞山流過，梁山泊方圓幾百裡，直到山腳。險不在山而在水也。」
北宋宣和年間，這一片巨澤大湖深深隱藏著帝國的危機。
宋徽宗在位時，北宋王朝暗流湧動。
當時，各地土地兼併嚴重，不少貪官汙吏侵佔田地，有時一家官僚地主就獨佔幾十萬畝土地。失去土地的農民淪為流民，只好背井離鄉，四處流浪，成為當時社會的一股不穩定因素。
與此同時，沉迷道教的藝術家宋徽宗聽從道士林靈素的建議，搜羅天下花石草木、奇珍異寶，在汴京修建一個皇家園林——艮嶽。
蔡京、童貫等權臣投其所好，在蘇州設「蘇杭應奉局」，為京城運輸石頭和花木。
蔡京的黨羽朱勔被派到蘇州後，除了為皇帝搜尋寶物，還趁機在東南沿海一帶敲詐勒索，盤剝百姓。直到朱勔失勢被抄家時，他名下擁有的土地已多達三十萬畝。
在興建艮嶽的過程中，運往汴京的花石每十艘船組成一綱，被稱為「花石綱」。這些勞民傷財的花石綱，先後搜颳了二十多年，多少百姓家破人亡，船上的一花一草，一石一木都是民脂民膏。
當宋徽宗自信地誇讚艮嶽「真天造地設、神謀化力，非人力所能為者」時，無數農民正慘遭搜刮，無數工匠正遭受鞭打，還有一些底層官吏因押運花石綱有誤而丟了烏紗帽。
《水滸傳》中的一首打油詩就痛訴花石綱荼毒天下：
「花石綱原沒綱紀，奸邪到底困忠良。早知廊廟當權重，不若山林聚義長。」
朱勔等人不僅在江南各地肆意掠奪，中飽私囊，就連位於運河沿岸的梁山泊也深受其害。
除此之外，政和元年（1111年），宋徽宗又將梁山泊改為「公有」，從此以後百姓進入梁山泊捕魚、採蓮，都要交納繁重的賦稅，即便遇災荒年也照交不誤。
長江、黃河兩岸的貧苦百姓忍無可忍，終於揭竿而起，掀起了轟轟烈烈的起義浪潮。
其中，睦州青溪縣（今浙江淳安西北）的漆園主方臘，以摩尼教（明教）為名聚眾數萬，在兩浙路發動起義，討伐朱勔等貪官，接連攻陷數十城，東南一帶百姓群起響應.
相比方臘起義，宋江起義的存在感要小很多。
據史書記載，宋江起義軍並不是長期駐紮於梁山泊的武裝割據勢力，而更像一股流寇。
《宋史》將宋江稱為「淮南盜」，即起兵於淮南（今蘇北皖北一帶），之後才率軍北上，來到今山東梁山等地。
據南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宣和二年（1120年），宋江率領起義軍先後進攻淮揚、京西、河北等地，又從梁山泊沿著泗河南下海州、楚州地界，縱橫千裡，橫行十郡。
雖沒有《水滸傳》中兩贏童貫，三敗高俅的重大勝利，但宋朝官兵確實拿這幫飄忽不定的好漢沒轍。
宣和三年，當方臘起義軍攻陷楚州（今江蘇淮安）時，宋江的軍隊也開始進犯京東。直到此時，朝廷才為之震動。
因得罪蔡京而被貶為亳州知州的山東人侯蒙上書宋徽宗，說：「宋江等三十六人起兵橫行山東、河南一帶，官軍幾萬人也不敢與他們對抗。
這宋江想必是個人才，現在盜賊蜂起，南方青溪一帶還有方臘造反，不如下詔赦免宋江，讓他們去徵討方臘，將功折罪。」
宋徽宗聽後龍顏大悅，誇侯蒙是個忠臣，任命他為東平府知府，負責招安宋江，結果侯蒙還沒赴任就病死了，其計劃也就未能實施。
當年二月，如日中天的宋江起義軍轉戰到海州一帶（今江蘇東北部），形勢急轉直下。
當地官軍聽說宋江起義軍到來，大都望風而逃。只有和侯蒙一樣為蔡京所忌，而被貶為海州知州的張叔夜淡定自若，擺出一種「哥才是主角」的氣場。張叔夜招募了上千人的敢死隊，準備與宋江起義軍交戰。
宋江起義軍在海上劫持了十幾艘大船，並不斷登岸騷擾。張叔夜派人偵查，得知宋江的部隊主要在海上活動，決定在海邊設伏誘敵深入。
張叔夜先派出一支軍隊輕裝上陣，引誘宋江與其交戰，同時命一支精兵埋伏在海岸邊。宋江不知是計，率大軍直接撲向張叔夜派出的輕兵。
兩軍一交戰，張叔夜的軍隊不堪一擊，佯裝敗退。宋江起義軍大喜過望，殺得興起，急忙趁勝追擊，一直打到海州城下。
這時，埋伏在海邊的精兵衝到宋江的船上，放火燒船，海風一刮，船隊瞬間燃起熊熊大火。
宋江所部回頭一看自己的大本營起火，都無心戀戰，慌亂之下又向海邊撤退。張叔夜事先安排的伏兵和原本佯敗的軍隊一起殺出，將早已亂了陣腳的宋江起義軍團團包圍，而宋江起義軍也沒有小說中梁山好漢那樣強悍的戰鬥力，腹背受敵，死傷慘重。
亂軍之中，宋江的一個副將被擒，官軍也不斷向他湧來，自知大勢已去的宋江只好下令投降，率眾接受招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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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江被招安是當時的頭條新聞，吏部侍郎李若水便就這一「喜事」寫了一首《捕盜偶成》：
去年宋江起山東，白晝橫戈犯城郭。
殺人紛紛翦草如，九重聞之慘不樂。
大書黃紙飛敕來，三十六人同拜爵。
獰卒肥驂意氣驕，士女駢觀猶駭愕。
這就是關於梁山好漢三十六人和招安宋江的最早記載。而這支起義軍的最終歸宿，史書卻留下了不同的結局。
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記載，接受招安的宋江起義軍加入了宋朝徵討方臘的大軍。
當時，宋朝任命童貫為江浙宣撫使，率領劉延慶、劉光世、宋江等軍二十多萬。在偵查敵情後，宋江與劉光世等軍隊齊頭並進，一舉擒獲了方臘手下將相，押送回京。
節節敗退的方臘退守幫源洞，當時只是宋軍一介裨將的韓世忠率領一支由驍勇之士組成的敢死隊找到他的藏身之處，雙方短兵相接，戰死數十人，也沒能擒獲方臘。
在被圍困十幾日後，彈盡糧絕的方臘才為宋軍將領辛興宗所擒，其中自然沒有武松或魯智深的功勞。
1938年出土的《折可存墓志銘》講述了宋江在方臘起義被鎮壓後的事跡，他們非但沒有甘心為朝廷效力，反而再舉義旗。
在平定方臘起義後，宋江再次起兵，並沒有掀起太大風浪。因參與平定方臘起義有功的宋朝武節大夫折可存，「奉御筆討捕草寇宋江」，不到一個月就將宋江起義軍再次撲滅。
在宋代歷史文獻的相關記載中，除了折可存之外，平定宋江起義的人物還有沂州知州蔣園、海州沭陽縣縣尉王師心等等版本，究竟是誰擒獲了宋江似乎早已無足輕重。
至於起義軍的最後結局，或許就像南宋洪邁在《夷堅乙志》中的記載一樣，宋江及手下五百人在投降後被全部處死，以悲壯的失敗告終。
宋江起義軍輕輕地離去，終究淹沒在歷史的塵埃中，無碑無墓，只有史冊中的隻言片語。
胡適說：「《水滸傳》乃是從南宋初年到明中葉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結晶。」
在宋江起義失敗後僅僅數年，中原便陷入金兵鐵蹄的蹂躪下，民族情緒高漲之時，軟弱的南宋朝廷卻偏安一隅。
於是，宋江起義中那些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英雄傳說成為老百姓內心最好的慰藉。誠如胡適所言，梁山好漢的故事正是從南宋時開始廣為流傳，隨著街談巷語，無人不知。
《水滸傳》寫梁山好漢接受「招安」，讓宋江將「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而不是「殺去東京，奪了鳥位」，實現「八方共域，異姓一家」的理想。
一方面是依據史實，一方面也是水滸故事在南宋初年定下的基調。
當時，老百姓難免將梁山好漢與南宋初年在北方抗金的「忠義人」聯想到一起。
忠義人以王彥的「八字軍」等為代表。王彥曾聚眾一萬餘人，在太行山與金兵交戰，臉上刺有「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他們是北方抗金隊伍中一面鮮明的旗幟。
通過招安做官，是這些遊寇得到朝廷認可的途徑，和《水滸傳》中宋江的想法如出一轍。為宋朝徵戰四方後，王彥率領八字軍隨宋軍進入臨安（杭州），被授予官職。
梁山好漢最初的民間故事正是從南宋時杭州的瓦子（曲藝說唱雜技等表演的場所）開始流傳。南宋末年，畫家龔開作《宋江三十六人贊》，根據這些故事對宋江起義的三十六個人物進行藝術加工。
其中，「呼保義宋江」、「玉麒麟盧俊義」、「大刀關勝」等名號與後來的《水滸傳》相比大同小異，但也有不少人物形象與如今的版本大相逕庭，如武松最初是一個集酒色財氣於一身的流氓，吳學究也是一個「酒色粗人」。
到了元代，話本《大宋宣和遺事》更是成為宋元時期水滸故事的集大成之作，將散見於宋元話本、雜劇中的梁山三十六好漢故事連成一個整體，為日後的《水滸傳》提供了大量素材。
除此之外，水滸故事中的很多人物原型出自宋金戰爭，包括呼延灼、燕青、扈三娘等。
譬如，史書中無呼延灼，卻有呼延通。呼延通是韓世忠軍中的統制官，多次隨韓世忠大破金兵。
《三朝北盟會編》記載呼延通在紹興六年的淮陽之戰中，與金軍猛將牙合孛堇交鋒。雙方持槍對戰，難分勝負，接著都丟下武器，赤手空拳廝打。
在一番纏鬥後，呼延通與對手雙雙掉入坑中，呼延通費盡力氣才將對手生擒。這部分描述與《水滸傳》第七十九回呼延灼大戰韓存保極為相似。
《水滸傳》最後一回那首律詩寫道：
生當鼎食死封侯，男子平生志已酬。
鐵馬夜嘶山月曉，玄猿秋嘯暮雲稠。
不須出處求真跡，卻喜忠良作話頭。
千古蓼窪埋玉地，落花啼鳥總關愁。
在感慨梁山悲劇的同時，又有幾分冥冥中自有天意的欣慰。
第一回寫洪太尉誤走妖魔，更是說洪信之所以會放走這些天罡地煞，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宋朝必顯忠良」。張政烺、王利器等學者研究《水滸傳》時，也曾將其定義為宋代忠義民軍衛國的故事。
電影《讓子彈飛》中有一個情節，姜文飾演的悍匪張牧之與葛優飾演的假師爺談論過往，說：
「人們不願意相信，一個土匪的名字叫牧之，人們更願意相信叫麻子。人們特別願意相信，他的臉上應該長著麻子。」
或許，南宋的老百姓，乃至統治者們特別願意相信，宋江是接受宋王朝招安的一支正義之師，將宋江等英雄的故事編造成富有報國精神的「忠義人」故事，實際上正符合當時的主流價值觀。
在此後四百年《水滸傳》的創作過程中，這一設定始終沒有被捨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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