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2010年度第45期封面：「右派」勞改營50年
隨著風沙的吹蝕，當年掩埋的遇難者衣物被曝露在酒泉戈壁上。 攝影_劉浚
沒想著自己能活著出來的俞兆遠。
周惠南和老伴安度晚年。
這是一個地名，也是一起政治事件，更是一段無法想像的「右派」苦難史。
夾邊溝，這個位於甘肅酒泉戈壁灘裡的勞改農場，從1957年10月至1960年年底，關押了甘肅省近3000名「右派」。天寒地凍間，一場罕見的大饑荒很快將這裡變成了人間煉獄。短短三年間，三千「右派」在吃盡能吃的和一切不能吃的之後，只剩下三四百人。1960年11月，中央派出調查組「糾正極左路線」，開展「搶救人命」工作。1961年1月，倖存者才得以陸續遣返原籍。
在始於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夾邊溝既是集體創傷，亦是古拉格式極端處境的中國敘述。但是，50年過去，由於可以想見的原因，夾邊溝裡發生過的一切，如同那些掩埋在荒漠裡的屍骨，被消磨殆盡。
這是一段不應該被遺忘的歷史。2003年，作家楊顯惠用《夾邊溝記事》一書，翻開了這段歷史的一角；今年10月，恰逢「夾邊溝事件」50年，《南都周刊》派出記者重返夾邊溝。
我們重返歷史記憶裡的現場，尋訪時光隧道裡的倖存者，我們回看茫茫戈壁灘，希望悲劇不再重演，我們相信歷史總將會給他們一個交代。
內容導讀：
重返夾邊溝
女「右派」和鳳鳴：拒絕遺忘
非典型右派50年
「第一學生右派」林希翎歸葬記
重返夾邊溝
「右派」們的遺骨被後來接管農場的坦克部隊集中掩埋在一個沙包裡。50年前的慘劇如今已難覓蹤跡，偶有當年包裹屍體的爛棉絮露出沙地，提醒人們這是一群亡魂的歸宿。
南都周刊記者_張雄 鄭文 甘肅酒泉、金塔、蘭州報導 攝影_劉浚
夾邊溝的石頭看上去圓滑，卻摸著硌手。時光倒流幾億年，這裡曾是幽暗鬼魅的海底。造化以一種漫不經心的力量將此地抹為無垠荒漠。
50年對於這裡太過短暫。長風獵獵，巴丹吉林沙漠的黃沙一遍遍撫摸著這片土地。半世紀前三千「右派」在這裡戰天鬥地，如今這一切均被歲月消磨得不見蹤跡。只剩幾棵倔強的沙棗樹挺立風中，仿若古戰場上不倒的兵戈。
每年清明和鬼節，總有人來到此地燒紙磕頭。有人哭得呼天搶地，扶不起來。臨了，掬一把黃土含淚離去。他們的親人長眠於此，但誰也不知屍骨埋葬的確切位置。當死亡大規模來臨，屍體拿床單裹住，麻繩一捆，抬上馬車。一車十幾個拉到沙包，幾鍬刨出個坑，草草用沙子蓋住。沒有棺材，沒有墓碑。埋人者的習慣是，最後多挖一個坑，留給下批送來的人—有時，也可能是自己。
《甘肅省志·大事記》中記載：據1959年7月統計，甘肅省共定「右派」分子11132人。根據天津作家、《夾邊溝記事》作者楊顯惠的調查和當事人回憶，夾邊溝農場在1957年10月至1960年年底，這裡關押了甘肅省3000多名「右派」。也就是說，甘肅省近三分之一的「右派」被送到了夾邊溝農場。
當1961年初夾邊溝倖存的「右派」被分批釋放回家時，一位醫生留下來負責給2000餘名死者編寫病歷。他們被貼以各種名目的致命疾病：心力衰竭、心臟病復發、肝硬化、肝腹水、腸胃不適、中毒性痢疾……實際上，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均死於飢餓。
「右派」們的遺骨被1969年後接管農場的坦克部隊集中掩埋在一個沙包裡。50年前的慘劇如今已難覓蹤跡，偶有當年包裹屍體的爛棉絮露出沙地，提醒人們這是一群亡魂的歸宿。
當年的痕跡
從酒泉市區出發，出北門直奔東北方向，行車半小時即到夾邊溝林場。1957年10月開始，「右派」們背上行囊，從甘肅蘭州等地乘火車到達酒泉城。那時，綠皮火車從蘭州搭載著「右派」，一路晃蕩20個小時才能到達酒泉，50年過後，這段路程縮短到9個小時。
2010年10月，河西走廊的第一場雪趕在冬至前早早降臨。走在雪水滋潤過的沙地上，那種綿軟給人一種不真實感。林場如進入冬眠般靜得出奇，耳邊只有樹葉颯颯落下，無可奈何砸向地面。初冬的霜降打蔫了路邊成片的向日葵，它們如殭屍般毫無生氣。陽光凜冽，映照這片青灰色的世界，一時間仿佛時空凝滯。
夾邊溝農場雖屬酒泉市管轄，但地理位置更靠近金塔縣。在它的200多公裡外，是龐大的酒泉衛星發射中心。與龐大的航天城相比，夾邊溝是不起眼的小村莊。
夾邊溝本是村名。村子的一邊是古長城，當地人叫「邊牆」；另一邊是排洪溝，因此叫成夾邊溝。1954年，甘肅省勞改總局在夾邊溝村龍王廟的原址上開辦國營勞改農場，後來改為就業農場。1957年11月16日，張掖專區機關來的48名「右派」為勞改農場第一批勞教犯人，在此後的三年中，夾邊溝農場成為接納甘肅省「右派」的勞教農場。
1957年6月8日，在毛澤東親自指導下，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內部指示。同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這是為什麼？》的社論。此後，全國陸續開展大規模 「反右」鬥爭。
1958年春節剛過，中共甘肅省第二屆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後來被認為執行極左路線的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作了《鼓足幹勁，苦戰三年，力爭農業躍進！再躍進！》的報告。在這個報告中，他以百分之七十的篇幅談「整風運動」。他說：自1957年6月開展的「反右」鬥爭、8月展開的工廠農村大辯論以來，已經形成了一個全民性的整風運動。全省挖出了9700多個「右派」分子，還挖出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壞分子。
甘肅省何以將大批「右派」送往貧瘠而寒冷的夾邊溝？《經歷——我的1957年》作者和鳳鳴認為：「選擇這種普通人難以生存的地方，以對甘肅全省的極右分子予以處罰，讓兩千多無辜者在苦役及無效勞動中消耗體力，消磨生命，這正是甘肅省當時一些領導人所要的效果。」
在現今的林場幹部陳蘇民看來，50年前「右派」們在夾邊溝的勞動為如今「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右派」們種下了新疆楊、沙棗樹，從花園水庫修大乾渠引水道夾邊溝，如今都蔭及後人。生於1960年代的他，在少年時代就跟隨部隊轉業的父親來到夾邊溝，他頗為懷念紅色年代勞動競賽的火熱幹勁：「那時人是多麼有力量，現在的人可吃不了這苦了。」
「右派」在夾邊溝的勞動究竟是何種強度？另一位林場幹部王柱華說，夾邊溝是嚴重鹽鹼化的沙土地，耕作前必須挖出縱橫交錯的排鹼溝。鹼水有極強的腐蝕性，對人體傷害極大。大冬天「右派」們站在鹼水裡，每人一天挖土挑土二三十方，相當於現在大型五六十噸的車。「依現在看，勞動強度也已經到達了極限。」
來的不是一般人
1958年，畫家、詩人高爾泰一路上想像自己是「車爾尼雪夫斯基去西伯利亞，為真理受苦受難」，開始了夾邊溝的生活。
曾在國民黨軍隊服役過的周惠南也在這年和弟弟一起被送到夾邊溝。「不就是看我反不反黨麼？」他說自己心裡有底，「我過來之後要立功受獎，我願意接受這個考驗。」
1954年9月建檔的夾邊溝農場《計劃任務書》上，記錄了農場在1950年代的基本概況：場區地形為一帶形低地，南北寬1.5公裡，東西長15公裡，場內崗丘起伏，並有零星沙堆。場內以沙土為主，地下水60%含鹼。這裡的氣候是酷暑嚴寒，年降雨量極少，有時一年都不降雨。晝夜溫差懸殊。多風，最大達到八級。
很多人都覺得，最多半年就會回家。34歲的劉光基在自家單位甘肅省建設局裡一句話沒說，卻被定為「對『右派』言論喜形於色」送到夾邊溝。但他看「來的人不是一般人」：大學畢業多得很，連長徵幹部都來了，還有各單位的專業幹部，蘭州大學的校長等等。「我覺得沒那麼簡單，起碼三年。最後算得還真差不多，3年零20天。」
為防止自殺，所有人進來時都要接受搜身檢查。蘭州陳宗海當年只有21歲，當農場管教幹部扒開他的衣服讓他交出刀具和財物時，他感到人格受到了侮辱：「他就是要提醒你放明白一些。」
對於從各地奔赴而來的「右派」們而言，夾邊溝的超強度的體力勞動，是手段也是目的。在行伍出身的管教幹部眼裡，他們不是教授，不是工程師，不是大學生，不是幹部，不是優秀團員，他們只是要被管教的勞教分子。
管教幹部告誡他們：你們都是有文化的人，要好好改造，改造好以後還要繼續工作。怎麼教育呢？對方答：你們都是有文化的，自己教育自己。陳宗海想，那我在家裡就可以自己教育自己，跑來這裡幹啥？
果然有人自殺。完不成任務要扣飯扣饃，「右派」多是知識分子，不願受辱，也不願落在別人後面。有人夜裡出去上廁所，吊死在樹上。
不值得。劉光基對自己說，你自殺，人家還說你畏罪自殺呢，反倒給家裡帶麻煩。要活著，咱們走著看；陳宗海也想，何必呢，同志，大不了兩三年就過去了，不過「後來一看，死了那麼多人還是他死得舒服，免得受這麼多苦。」
每天早上天還沒亮就得起床。起床後路過一排排房子去食堂打飯，大鍋裡的水煮成了咖啡色，蘿蔔葉子泡在裡面，拿出來一洗，剁碎，摻和進包穀面或其他雜糧面攪拌。「右派」們管它叫「糊糊」。晚飯和早飯一樣。中午飯通常是包穀面窩頭或者高粱餅，有時也有拳頭般大小的白面饃頭，早飯時給每人發一個，讓帶到工地上吃。
「右派」們剛到夾邊溝時，每月定量是40斤糧。但是1958年以後，糧食供應降為每月26斤，後來又降為20斤，最少的時候，降到15斤。
陳宗海覺得難以下咽，但他不敢跟家裡人寫信。所有人的信件都要受到檢查。有個人在信裡跟家裡抱怨麵餅大小就跟睪丸一樣，黑的就跟狗屎一樣，後來就給判刑了。嚇得陳宗海從此在家信就兩句話：父母大人你們好，我在這裡很好。
一下子絕望了
在農場的大力鼓動和一種莫名的戴罪立功集體心理暗示下，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知識分子們表現出空前的勞動熱情。陳宗海一天半夜一個人下地翻到天亮，加上第二天幹了一整天，這一天翻了三畝半，得了個全場第一。
趙旭《夾邊溝慘案訪談錄》記載：農場組織勞動競賽，將長城的土抬到沙地上填埋土地。每一百米兩個人分成一個小組，一組將滿土筐抬來，另一組馬上接上抬上一百米送到下一組，然後，返回再將空筐拿到始點，再抬上滿筐跑步送到終點。任何一組都會影響全隊發揮，各組互相督促逼迫，不敢有絲毫懈怠。但摘帽的誘惑讓人們鬥志昂揚，哪怕有人在這樣瘋狂的消耗中累到大口吐血。
1959年春耕以後，當口糧降到每人每月40斤，慢慢降到24斤，農場開始餓死人了。所有人都希望能在1959年的勞動節那天摘掉「右派」帽子。但此時的「右派」們仍然希望在「五一」節那天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五一」節那天，「右派」們興衝衝地參加大會等待宣布自己被摘帽。張鴻書記宣布摘掉3個「右派」分子的帽子，且不讓回家，留在農場就業。這個晴天霹靂，讓所有人一下絕望了。
這年春節，連續三天場裡幹部來跟向大家拜年，「右派」們怨聲載道：不就是不讓人睡覺嘛，聽聽說的都是什麼話——增加知識，鼓足幹勁，在新的一年再大幹一場。第一天這麼說，第二天、第三天還是這樣，是想讓我們在這裡紮根麼？
剛過來時，陳宗海還帶了本《水滸傳》，後來就不知扔哪裡去了。高爾泰在回憶錄中寫道：來自五湖四海的人們，帶來了許多事後看起來非常可笑的東西：二胡、手風琴、小提琴、象棋、溜冰鞋、啞鈴、拉力器等等之類。畫家甚至帶來了畫箱畫架和一大卷油畫布，重得背不動。有些東西(例如照相機、望遠鏡、書籍、畫冊等等)，進門時被沒收了；沒有被沒收的，持有者生前是個累贅，死後都成了後死者們生火取暖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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