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錢偉長
本刊記者 陳磊 發自上海
1979年夏，黨中央以文件形式公布55名黨外人士被錯劃為右派分子者一律予以改正，並恢復名譽，錢偉長「是還活著的7人之一」
得知錢偉長過世的消息，上海大學戴世強教授一下沒反應過來——他特意向錢偉長曾經的秘書、現上海大學校長助理徐旭博士求證，得到證實後，老教授才相信：錢先生是真的去了。
錢偉長的去世，讓上海大學陷入一場難以名狀的悲傷。在老人逝世當天，這所學校網站變黑，「沉重悼念錢偉長校長」的標題醒目而哀傷。
暑假期間，在校學生不多，還是有很多學生自發組織了悼念活動——他們纏起了幾十米的絲帶，上面掛滿或黃或白的菊花，寫滿了留言的卡片連綴其間。
學校內部論壇上，貼滿了同學們的自發留言——有學生整理了錢偉長在世時的經典語錄；有同學回憶起自己和錢偉長校長接觸的點點滴滴。
一篇文章稱，「我的大學只念了兩年多之後，就開始工作了。所以我見到錢校長的機會不多。準確來說，只有一面，我記得是我大一新生的開學典禮。記憶裡是一位很和藹又很有智慧的老人。」
上海大學的一位資深教授告訴本刊，在上大，無人能比錢偉長的影響力，從1983年來到上海工業大學(上海大學前身之一)任校長後，他以一己之力，為這所學校帶來了突飛猛進的發展。
「沒有錢偉長，就沒有上大的現在，這是他的成功。」這位教授說，2000年的時候，他曾問錢偉長：花在上海大學的時間有多少？「錢偉長坦言，二分之一」——「你想想他當時是全國政協副主席，身上幾十個頭銜，這很不容易了。」
25年的「右派」
錢偉長的去世，讓許多年長的知識分子又想起了他那段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坎坷經歷。那是在1956年，錢偉長出任清華大學副校長、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副所長、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籌委會主任等職務，處於學術生涯的巔峰。
1957年1月，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關於《高等工業學校的培養目標問題》的文章，主張教授治校、理工合校、培養通才。這在今天已經是常識，但在當時，它會犯錯。
這年的5月，《人民日報》再次出現錢偉長不合時宜的文章——《語重心長談矛盾》——「我是老清華了，但是這些年來，當家作主的味道越來越稀薄了。」
隨著「反右運動」的開始，錢偉長被眾人攻擊，而其中包括他的兩個老同事——時任清華大學校長的蔣南翔，和時任中科院力學所所長的錢學森。
蔣南翔在《反右派的鬥爭保衛了黨的領導保衛了清華大學社會主義方向》中寫道：「錢偉長是全校右派的旗幟，不僅在學校中是主要代表人物，而且在全國也有相當廣泛的影響，他是章羅聯盟中六大教授裡最活躍的一員大將。過去他運用兩面派手法，曾經欺騙過許多黨內外教師和學生，這次在運動中混水摸魚，顯露了原形。」(《北京日報》1957年7月25日)
在7月17日的《人民日報》上，錢學森這樣說：錢偉長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不是偶然的……他一方面在科學院力學研究所的學術委員會上贊成力學研究所第二個五年計劃，還說這個計劃「勁頭小」，「作得不夠」；一方面又在清華大學說這個計劃不行，「一定會碰得頭破血流，非垮臺不可」，言下大有在清華重搞一套之意……錢偉長完全是一個說謊話耍政治手腕的人，沒有一點科學家的味道，是最惡劣和狠毒的政治野心家。
1958年1月15日，錢偉長在清華大學被正式宣布為「右派分子」，並定為極右分子(這是最嚴重的等級)，撤銷一切職務，接受批判。後因毛澤東一句「錢偉長還可以當教授嘛」，使他免去北大荒勞動改造的厄運。
但是，教授由一級教授降為三級，兒子受牽連大學不能考，他本人後來被發配首鋼鍛鍊……一晃20多年。
1979年夏，黨中央以文件形式公布55名黨外人士被錯劃為右派分子者一律予以改正，並恢復名譽，錢偉長「是還活著的 7人之一」。
「但在清華大學，則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我的右派改正問題受到阻撓達3年之久。遲至1983年 1月12日在中央決定把我調任上海工業大學校長一個月後，才勉強給了一張『改正書』。」在《八十自述》中，錢偉長這樣寫道。
直言不諱的人
很多人認為，錢偉長20多年的「右派」和他直言的性格有關。
1946年9月，梅貽琦自重慶飛抵北平，住騎河樓清華同學會，會見了許多清華校友，其中於10月3日的日記中，有這樣一段記載：「晚飯李劍秋備饌，仍在何(汝楫)家，馬約翰偕其二女已搬住校內，相見甚歡。錢偉長似頗能飲，但稍嫌少年氣盛耳。」(《梅貽琦日記》253頁)
1926年起歷任清華、西南聯大和北大教授的浦江清也曾在日記中記載：「下午出席教授會……錢偉長提出責詢學校美金帳目……詞鋒犀利，馮公(馮友蘭，時任清華校務委員會主任)大窘。」(《清華園日記》259頁，三聯書店1987年6月版)
上世紀80年代，剛從「右派」分子解放沒幾年的他秉性不改，指斥社會上造假成風。「在全國政協的會議上，敢於對政府部門的工作提出質詢和建議，為教育事業，為科學事業，為知識分子的工作條件，為人才流動，為祖國的重大建設項目出謀劃策。」他的學生黃黔寫道，「敢說話是錢先生的一個突出的性格特點。」
2007年夏天，就在他生命的晚秋，當央視採訪他的記者提到，「跳舞也是很好的一種體育運動」，沒想到當年曾抵制留學生跳舞的錢偉長勃然大怒：「你怎麼能這麼說呢？我們出去學習的目的是什麼？不是為了貪圖享樂的。」
最後的日子
在錢偉長最後的兩年多時光裡，他幾乎都是在醫院的病房內度過。意識清醒的時候，他會一個人在病房內擺上圍棋，左手與右手對弈。有時，科學家出身的他也會用嚴謹的科學態度，要求醫務工作者反覆核對醫學報告；偶爾，童心大起的他還會給陪伴在周圍的醫務人員起個外號。
在上海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趙東升告訴本刊，他在上海大學讀書8年，也只見過錢偉長有限的幾次。
「最近的一次大概是在2006年吧，」趙回憶，那時錢偉長已經94歲，需要人攙扶著走路，口齒也不是很清晰了。
「錢偉長勉勵剛畢業的同學們進入社會要努力工作，他說話很吃力。當大家以為演講要結束時，錢偉長突然提高聲音，說，「我們的校訓是『自強不息』，我希望加兩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天下是什麼，是老百姓；憂的是什麼，是火箭升不了空，是假冒偽劣產品那麼多……」
「其實火箭早就升空了，錢老的話有些邏輯不順。但是我的眼淚掉下來了。」趙東升說，範仲淹的這兩句話，他不知聽過多少次，但從90多歲的錢偉長口中說出來，還是讓他淚流滿面。
上海大學戴世強教授介紹，健康的時候，錢偉長多居住在上海大學的樂乎樓招待所。沒事的時候，秘書會推著他出來曬曬太陽，看見學生，他會很開心，遇有合影的要求，他會微笑著配合。
上海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錢澤紅，這位深受錢偉長喜愛的孫女，告訴周圍的親人，「爺爺走的時候平靜、安詳」。
(本文部分資料來自錢偉長《八十自述》、黃黔《我的導師錢偉長》，以及上海大學「錢偉長特色資料庫」等。)
(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