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一起拍電影」（ID:yiqipaidianying），作者：崔瑜琢，36氪經授權發布。
諾蘭新片《信條》新近上映。它的中文海報上，我們能看到那句宣傳語「最新科幻動作燒腦力作」。在本地人流量最大的地鐵站的換乘走廊裡，兩側牆壁上巨幅海報噴繪中間的這句話分外醒目。
在這裡，「燒腦」這個詞被緊緊連接在「科幻」和「動作」之後。
「科幻」「動作」通常用來指代一部電影的類型。在觀眾那裡，類型是一部電影最外層的輪廓。稍有經驗的觀眾，都能夠根據「科幻」「動作」「愛情」「喜劇」「奇幻」之類的字眼，迅速判斷出具體影片在氣質和場面上所應擁有的特徵。
實際上嚴格來說，「燒腦」並不能和這些表類型的字眼放在一起，它們並不在同一個層級上。
但這些年來，它卻也的確在越來越多地扮演類似的功能。並且，「燒腦」一詞的出現雖然相當晚近，但它所指代的事物，卻存在已久。這讓它至今除了功能性之外，也已具備易被忽視的文化（或亞文化）屬性。
或者說，其幾乎躋身於「類型」範疇的功能性，正是拜這些文化屬性所賜。
《恐怖遊輪》《盜夢空間》《原始碼》《催眠大師》《看不見的客人》《海市蜃樓》《調音師》……打開任何一個以推薦「燒腦電影」為名的片單，通常都能看到這些電影的名字。超現實的高概念、圍繞案件展開的故事圈套、「羅生門」式的講述方式、以時間和空間為素材的敘事把戲，共同組成這些燒腦電影的普遍特徵。
眼光放在電影之外，這些特徵的組合，我們至少可以上溯到19世紀初瑪麗·雪萊和愛倫·坡所寫的哥特風味的小說。就當時而言，這些以科幻、罪案面目出現的小說兼具先行性和獵奇性。
在他們筆下，有屍塊拼湊成的怪人（《弗蘭肯斯坦》）、有家族遺傳病所造成的靈異與覆滅（《厄舍府的倒塌》）、有神經質角色百密一疏的犯罪現場布置（《黑貓》）、有人物精神分裂後對自己實體鏡像的交流與傷害（《威廉·威爾遜》）、有漂流在極地狂風暴雨中的幽靈船（《瓶中手稿》）。此類情節，是儘量在令人「發指」的「怪力亂」角度一邊滿足受眾對於現世奇觀的需求，一邊又盡力站在當時大眾認知水平的基礎上自圓其說。
而今日燒腦作品中的常見元素，大多也能在這裡面尋得痕跡。
兩個世紀以來，從小說到電影以及電子遊戲，這些特徵獲得繼承和完善，直至形成一種具有生命力和延展性的文化。
倫敦濃霧中的貝克街偵探、洛夫克拉夫特創造的克蘇魯怪物、博爾赫斯筆下的交叉小徑的花園、希區柯克、科恩兄弟、諾蘭、小島秀夫，上述的故事特徵在不同的類型中縱貫而下，在本世紀初的網絡上匯聚為統一的稱謂：燒腦。
當然，這種稱謂最早還是來自於它們的受眾，而非其創作者。
站在此刻向前追溯，愛倫·坡、博爾赫斯、希區柯克這些文化大師都可以被貼上「燒腦」標籤。雖然他們並不自知。
在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隔膜愈發清晰可見、圈子圈層日漸封閉的網際網路時代，通過「標籤」來「尋找同類」漸漸成為一種時代主題性的心靈剛需。人們有意無意地利用標籤來完成展示、標榜、排斥、結群的行為，簡捷又有效。
對一亞文化的認同，是標籤的最重要來源。
站在當代人群中間，燒腦文化所更多表現出來的其實正是它的亞文化屬性。與其說燒腦電影是一種類型，不如說是一種由受眾處自發的、自下而上的亞文化標籤，與「二次元」「古風」「cosplay」等其他亞文化種類處於同一層級。只不過有賴於電影文化本身的巨大影響力，「燒腦電影愛好者」的聲量常常能夠蓋過其他。
當觀眾在影院看完一部《盜夢空間》《看不見的客人》《調音師》之類的電影，他們所獲得的體驗會促其使用這種標籤來強化此類影片的分類。這一強化行為，有一個由不自覺向自覺的過程。
指向複雜人心、人性的案件，反派精密的布局，在快速推進中分離、迴環又匯合的故事線條，奇異而又通常根基於物理學概念或假說的時空觀，這些要素特徵提升了燒腦電影的劇情理解難度，很容易在喜歡它們的人群與另一部分人群中間形成壁壘分界。
前者得以因此暫時獲得一種心理上的優越性。進而藉助對於燒腦電影的興趣討論，他們可以在周圍的世界中有意無意地迅速找到一部分人，而讓自己區別開另一部分人。
此處所說的「世界」，包括現實生活，但主要還是在網絡空間裡。
這是以「喜愛燒腦電影」為標籤的那部分觀眾，在觀賞電影本身所提供的奇聞奇觀，以及跟隨電影劇情快速調動腦力以獲取爽感之外的另一份所得。千禧年以來網際網路文化漸趨興盛的二十年間，這份所得由意外，變成應有。
嚴謹地說，燒腦當然不能與科幻、奇幻、愛情這些描述電影類型的詞語等齊觀之。說燒腦電影是一種類型不免為時過早，或者永遠都不能。但站在實用角度，「科幻動作燒腦力作」這樣的組合在營銷的語境中，卻是能夠理解的。
電影營銷以實現電影收益的增量為主要目的，其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為自己所服務的電影作品尋找到正確的受眾群，進而精準覆蓋、精準投放。
具有文化屬性，同時又更多作為區分人群的標籤而存在的「燒腦」一詞，成為一部影片的營銷點，也就成為一件理所應當之事。
諸如主打故事情節的《看不見的客人》《海市蜃樓》《調音師》，雖然成片質量不俗，然而它們既屬於內地市場上票房天花板原本不高的小語種電影，其從導演到主演的創作團隊又缺少能在內地觀眾中間帶動觀影熱情的面孔。
這種情況下，這些影片在營銷過程中對於「燒腦」標籤的強調，也就成了一劑快速見效的良藥、一種雪中送炭級的手段。
它首先能保證將「燒腦」標籤下的亞文化圈層人群帶入影院，進而通過這些人群的討論、表達，形成以「燒腦」為基礎的口碑效應，製造增量。
最終，這三部「燒腦電影」分別取得1.72億元、1.1億元和3.25億元的票房成績，在彼時可以說是相當亮眼。
不過，我們需要注意的是，燒腦作為一種文化，其所包含的元素和想像空間是十分廣闊的。在《看不見的客人》《調音師》之類影片之外，擁有燒腦元素、燒腦特徵的影片不在少數。例如同樣涉及時間旅行的《復仇者聯盟4》當然也可以劃入到燒腦作品的範圍之內。但這類配置極高的重工業影視作品，並不會將「燒腦」當成自己的營銷賣點。
畢竟「燒腦電影愛好者」之外，還有另一部分觀眾。他們數量更為龐大。「看見『燒腦』這個詞就頭疼」則是這部分觀眾的真實感受。
作為營銷點的「燒腦」有些情況下是良藥，但它卻不是萬金油。對於作品的市場表現而言，這一標籤是會化朽為奇，還是會成為拖累，這其中的種種關鍵，頗有值得玩味與拿捏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