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華裔羽毛球選手王蓮香點燃雅加達亞運會主火炬時，印尼人的愛國熱情和民族驕傲達到頂點。這位為國家贏得歷史上第一枚奧運金牌的運動員，在羽毛球王國具有崇高的地位。但作為少數族裔，她和以她為代表的華裔族群真正融入印尼社會，卻經歷了漫長而曲折的鬥爭。少數族裔與原住民族裔之間的相互融合，構成了印尼今天的樣子。
撰文/張蕾 發自雅加達
雅加達的唐人街看上去就像是珠三角地區的小號翻版——零食批發、中藥鋪子、港片碟店、黃曆書攤……音像店面前排著隊，唱機裡奏出「悲傷該如何全身而退」。往來之人說潮州話、客家話，還有印尼語。
賣滷羊蹄的楊水山看到我們，使足了勁兒說出了「CCTV4拍過（我）」。看書攤的赤腳老頭眼中透出難以捉摸的神色，用清晰的普通話問：「中國來的？」
所有的商品都很熟悉，「都是從中國來的啦，哪可能不從中國來？」陳冰泉說。除了華人，經常光顧唐人街的是當地的小零售商。
雅加達的唐人街的音像店
40歲的陳冰泉是印尼第四代華裔，他的父親陳明宗說，陳家世代經商，「天生就會做生意」。
唐人街盡頭是香火鼎盛的金德院。此前的火災使得一部分供奉不得不放在臨時建築裡進行，但絲毫不影響前來朝拜之人的虔誠。
「中國是我們的祖籍國，我們跟中國的關係是血緣關係，我們流著炎黃子孫的血液，可是我們效忠的，是印尼。」印度尼西亞《商報》總編輯、69歲的鄺耀章說。
印尼《商報》總編輯鄺耀章
「下南洋」的華人，依靠天生具備的做生意天賦安身立命，以勤勉回饋印尼豐盛的物產；也隨著印尼社會的整體命運一道，小心經營，努力傳承，維繫著經年式微的文化符號印記。
下獄的「雙重少數」省長和他背後的華裔情緒
「2018亞運會：亞洲能量」！
鼓舞人心的標語出現在公交車站、大型商場、由紅燈區改造而來的大公園、把荒地包裹起來的臨時牆壁等各種各樣的建築上。印尼人從賽會的舉辦中感受到國家崛起的力量，但城市交通、河道治理等方面的弊端卻被外界詬病。
雅加達為亞運新修了快速公交。
鄺耀章覺得，如果華人省長鍾萬學競選連任成功，雅加達辦賽，會有更好的觀感和體驗。
鍾萬學是近年來印尼政壇的炙手可熱的人物。佐科·維多多競選雅加達省長成功，鍾萬學是他的副手。後來，佐科競選總統成功，鍾萬學自2014年起執行省長職能，到2017年競選連任。
掌管雅加達期間，鍾萬學有超過7成的滿意度，但雙重少數（華裔、基督徒）的背景卻成為政敵攻擊的對象。2017年，鍾萬學競選失敗，並因「褻瀆《古蘭經》」獲刑兩年。他的支持者期待著他出獄後重返政壇。
「他像羅賓漢一樣，劫富濟貧。」鄺耀章說。鍾萬學對佔有大片土地的富人徵收更貴的土地稅，而減免窮人的土地稅；他為了整頓雅京的市容，禁示在禮賓大道上擺攤子或擺地攤，拆除大道上的違章建築物，禁止摩託車進入禮賓大道；重拾被擱置了30多年的地跌工程及其他基礎設施。
「比如亞運村門口的臭水溝，應該是把垃圾挖走，用海水灌進來，要這樣清理。鍾萬學執政的時候，就會把垃圾挖走。現在的省長已經好久沒有在挖了。」鄺耀章說。
為整治亞運村外的臭河流，主辦方竟用黑布把河封住。
鍾萬學曾雄心勃勃地表示，2018年整個雅加達將煥然一新、完全改觀，成為一個與其他先進國家城市一樣的智能城市。
鍾萬學此前步入政壇，且取得成就，很大地鼓舞了華裔參政議政的熱情。
印尼前工業與貿易部長Luhut B. Pandjaitan在2016年時曾有評論：「我希望印尼人民能夠接受多元文化的重要性，華人在我們爭取獨立時盡了很大的力量，我認為不應該再有種族或族群的歧視。現在印尼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內閣裡曾有數位部長是華裔人士，如前經濟統籌部長郭建義、前創意經濟與旅遊部長馮慧蘭。特別當今引起多方討論的雅加達省長鍾萬學，當初他被人詛咒，現在人們尊敬他，人們不再看他的種族、宗教、族群，人們看到的是他做得比別人更好，他做的事對光大的社會有益這才重要。」
但隨著鍾入獄，華人參政的疑慮重現：「鍾萬學事件給有意參政的華裔很大打擊，因為無論你做得再好，但不是回教徒或不是原住民，很難被接受或被認同。雖然會獲得一部分正義人士的支持，但敵不過大部分的回教徒。」鄺耀章說，「鍾萬學事件提醒印尼華裔，講話處事要小心，反華排華事件隨時會發生。」
歷史進程反反覆覆，但華人在政治方面參與的腳步沒有就此被阻擋。
作為棉蘭商界代表、印中商務理事會蘇北分會會長的陳明宗，除了「對政治保持建設性關注」以外，也「力所能及地支持和引導華社青年一代參與政治」，例如，支持醫生陳金揚競選棉蘭市市長。
佐科·維多多和陳明宗
「我跟他講，你要上進啊，不要跟人家要錢。」陳明宗說，「他說他們有很多補貼的。國會議員出差是可以做頭等艙的，他都坐經濟艙，省錢。」
「華人參政之後，華人的處境改善了嗎？」我問陳明宗。
「好一點了，他們講什麼東西，我們可以聽見了。」他回答說。
華人是「經濟動物」？也是無奈，「得過且過」
爭取參政議政的權利，是印尼華人在爭取平等進程中的一個環節。在印尼，由於歷史原因，華人曾經受到排斥，在職業選擇上不得涉及工商業以外的領域。
陳明宗出生的年月，印尼的獨立戰爭剛取得勝利，國內經濟落後，原住民與華人之間對立嚴重。
在困難時期，經商天賦和一貫的勤勉發揮了功效。陳家通過從事機電進出口貿易做到原始資本積累，進而進軍建築材料領域，從國外進口水泥、鋼絲、鋼筋在印尼銷售，還興辦工廠，家族生意逐漸在印尼站穩腳跟。
高中畢業，陳明宗考入共和大學，該校的創辦人之一蕭玉燦亦是印尼國籍協商會的主要領導。
「大學上了一個月，就亂了。」
1965年，印尼發生政變，蘇哈託上臺，華人的處境艱難。
在棉蘭，陳明宗每個月都會被警察找去「問話」。
「為什麼你們國籍協商會（LOGO）要放蓮花？」警察自問自答，「就是因為你們華人頭腦壞了，藕斷絲連啊！」
「他還會講中文，『藕斷絲連』，就是講得不好啦！」如今的陳明宗嘲諷地說。
面對權力看似恫嚇實為索賄的舉動，陳順從下來，「一直給錢。」
蘇哈託在位的32年中，政府對華人實行的政策是歧視性同化，除了取締華校、華文媒體之外，還令華人必須放棄中文名字，不得在公共場所舉行慶祝華人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的各種節日活動，與中華文化有關的各項祭祀儀式和活動只能在家庭或個人的範圍內進行。
雅加達的華人學校
華人受到的歧視體現在跟其他族裔、政治派別的日常交往中，「跟你握手他都怕，好像我們的手很髒一樣。」陳明宗說，「那個時候拿中文書被警察看見是抓你去坐牢的。」
唯有講話是沒辦法阻止的，「但是在他們在場的時候，我們不講的。我們就靜靜地，假裝啞巴。」
印尼華人在取得國籍證明書方面也是步履維艱。
著名羽毛球運動員王蓮香花費了7年的時間，直到2000年才取得印尼國籍證明書。除了支付正常的手續費外，還要額外付給政府部門有關官員一筆「勞務費」，「沒有『勞務費』，休想把事情辦妥。」
奧運會羽毛球男單亞軍葉誠萬也遭遇過類似的事情。他於2001年申請國籍證明書，幾經波折，都未成功。
司法和人權部行政司長拉姆利回憶，2002年5月，時任總統梅加瓦蒂在得知，葉誠萬夫婦還沒有領到印尼國籍證明書後，當即指示，要在一個小時內解決。結果，司法和人權部在幾分鐘內就籤發了葉誠萬夫婦的國籍證明書。
奧運會羽毛球男單亞軍葉誠萬
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限制，使得華人只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經濟發展上，歷經三十多年，也成為了一股強大的社會力量。
「他們說，華人現在變成經濟動物，只懂得賺錢，其實華人也是沒辦法。」鄺耀章說。
「蘇哈託來的時候，雖然我們覺得他不大好，但我們還可以做生意啊，得過且過。」陳明宗說。
華人在經濟領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又會引發社會的一種情緒，甚至傳出「華人控制了印尼經濟」的說法。
根據蘇漢迪納達博士所著的《華裔在印尼政治及經濟裡扮演的角色》（2009）一書，「1000萬華人中有26萬是小商人，6000名中等企業商人，及200名大企業商人。」
「華裔被認為控制了印尼的經濟是錯誤的想法，是前政府限制華裔在政治上活動及成為公務員的結果。其實，只有3%的印尼華裔是大中小企業家。」印尼前工業與貿易部長Luhut B. Pandjaitan說。
雅加達金融區街頭。
陳明宗的公司早在1990年就發展成為擁有3000多名員工的大型綜合建材企業。企業中，華人所佔的比重不高，大約為1/6，「只是管財政之類」，做工的多數是印尼人。在雅加達陳家經營的小酒店，陳冰泉是唯一的華人，當然，是老闆。
「印尼人當然會（有些仇富心理）了。我們華人一般在百貨公司什麼的，花費是比他們大。但是他們也知道，做工的也是印尼人，如果商店關了，也是印尼人沒有工作做了。」陳明宗說。
印尼的勞工保障完善，一般做工四五年，只要不做違法之事，僱主若要解僱，必須支付30個月的工資。僱傭關係中，偶有小的煩惱，比如在工廠，只能實行完成工作量即有補貼的正向鼓勵措施，完不成定額的懲罰措施無法推行。但整體來說，不同族裔之間因著共同的利益牽連，能夠和諧相處。
「（華裔和原住民現在）融合得比較好了。」鄺耀章說，「經過這幾十年，原住民的經濟狀況好轉很多，政府對他們有很多優惠保護，所以他們不會太窮。不像以前，他們很窮，華人因為很會做生意，很有錢，經濟上的隔閡使他們沒辦法融合在一起。」
老人家還總是想去泡廣州的菜市場，「我們當然要去夜店和海底撈呀」
在雅加達的酒店、場館和餐廳，不時就會有印尼工作人員用中文回應我們的英語詢問：「如果你不介意，我也會說中文的。」
鄺耀章觀察到，近來印尼社會出現了一種現象，華裔的年輕一代在學習外語方面，更傾向於選擇英語而非中文，因為前者更容易且應用廣泛。有些傳統華人家庭裡的孩子耳濡目染習得的中文，已經不具備書寫的能力。但在印尼原住民中，反而有一股學習中文的潮流，因為中國經濟實力增強，在商業交流中華語比較實用。
雅加達唐人街隨處可見的中華元素。
鄺耀章兒時在教會學校求學，只有那裡還保留著一本中文的書——《聖經》。
「因為印尼是比較尊重宗教的，《聖經》可以用中文來教。」
中學畢業後，鄺耀章去臺大念了機械系，回到印尼在工廠裡工作。等到中文解禁，要恢復華文報刊和媒體時，懂華語的人才已經很難尋覓，他被從工廠裡挖了出來。
數十年華文教育的斷檔，導致如今華文媒體讀者的主力軍是六十歲以上的老人家，以及中資企業、臺商、港商、新加坡商人等。媒體從業者也稀缺。印尼《商報》有員工70多人，分布在三層的小寫字樓裡，門面也並不顯眼。
「找不到大和尚，把小和尚找來當主持。」鄺耀章這樣描述自己被拉進媒體行業的原委，「一做就是二十幾年。」
世代更迭，年輕華人內心對本宗文化的親近感，已經隨著移民的年頭，流逝了。
對於祖籍國的文化印記，陳家還在竭力保留。
小時候吃飯，左撇子陳冰泉每每把筷子放到左邊，母親都要打他的手。爺爺覺得在印尼沒有華校讀是大事，帶著孫輩的孩子們連同印尼傭人，一起去了新加坡。如今的陳冰泉會說國語、閩南話、粵語、英文、印尼話——跟傭人學的。
老一輩人保持與宗祖聯繫的方式很多，經營宗親會，修建祠堂和廟宇等等。此前回到福建，陳明宗還大修了祖宅。只是回到老家安溪才發現，「我們的閩南話，夾了印尼詞，要慢慢慢慢說，互相才能聽得懂。」
上世紀70年代，陳明宗的父親陳荷蘭聯合朋友在香港買了兩棟公寓，免費供人短住。那時候很多華人從海外回國，必須在香港拿籤證，要等上兩三天。公寓就是提供給等籤證的華人暫住，減輕他們的經濟負擔。
2004年，印尼發生大海嘯，棉蘭距離受災中心班達亞齊較近，成為主要的救援站，陳明宗把自己的酒店免費提供給中國的救援隊使用。當中國救援食品在當地遭遇生產日期被當做過期日期的誤會時，陳明宗又充當了中印雙方溝通的橋梁，及時對當地澄清了兩國標註日期習慣的差異。
按陳冰泉的話說，陳明宗一年「可能五六個月都在中國」，多的時候，一年能回去福建老家10次，而他只跟父親回去過一次。
2009年，陳明宗回家鄉探親。
相比之下，他更喜歡「回廣州」，「他們老一代去那邊就是要泡在菜市場什麼的，我們哪裡要去？！我們要去夜店、海底撈，對不對？」
陳冰泉大學學習的是飛機技術，畢業後在澳大利亞工作，十幾年來「過得太舒服，沒有創業的精神」，遂決定回到印尼。跟老一輩不同，他對中國的認同並不來自於傳統的家族情感了，而是對效率和實用的追求。
「我們買做工廠的機器，機器有問題，你給洋人講老半天他們都不知道什麼情況。中國的（機器），你跟中國人講一半，他們就說，哦我知道什麼情況了。你晚上十點十二點打給他他也會回你，他有看微信和電腦，看到就馬上回你。」
陳明宗的六個子女中，只有兩個在做跟家族相關的生意，一家之長也都隨他們自由發展。他一把年紀還翻山越嶺下礦勘察，前幾日還到棉蘭東南部的海邊小鎮丹絨類東。
在當地，陳明宗發現，連酒店都沒有的落後漁村，卻把舜帝公廟和傳統節慶做得很隆重，錢款皆來自捐獻，多達16億盾（合人民幣80萬左右），有的人家裡只養幾隻小漁船而已，但捐款一出手就是1億盾。
「我們是為了子孫的，如果沒有拜神拜祖宗的廟宇，華人的文化就沒了。」當地華人說。
雅加達當地的華人寺廟
在丹絨類東，曬乾的小蝦米每公斤合人民幣15元，小蝦幹每公斤合人民幣50元，而加工過的蝦幹零食，200克可以賣到4美金。陳明宗看不得這樣的生意沒人做，特意去跟中國駐棉蘭總領事館提建議，希望他們能介紹投資商來小鎮，進行食品加工，「漁民受益的。」
當華裔羽毛球選手王蓮香點燃雅加達亞運會主火炬時，印尼人的愛國熱情和民族驕傲達到頂點。這樣的榮耀，所有國民值得共同享有。少數族裔與原住民族裔之間多元共存、相互融合，才構成了印尼今天的樣子。（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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