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歲末，高華教授的去世給中國學術界帶來了一種特殊的衝擊，這讓不少人覺得有點意外，包括我自己。我與高華並不熟識，雖然在華東師大的會議上遇見過，後來還曾有難得的機會與幾位共同的朋友一起瀏覽過黃浦江（那時他已生病），彼此卻並沒有深入地交流過各自的研究。可是前一陣，我一次次地跟我的學生們提及高華的去世、說起他的研究的意義，難以自抑。
除了對高華的學術成就由衷敬佩外，我想，許多學者可能跟我一樣，由高華的學術品格和研究歷程，照見了自身的歲月及心跡，想到了中國知識界正在經歷的蹉跎，不能不感慨系之。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歷史學曾是中國大學文科中的顯學，「中國近現代史」更曾得時勢之寵。雖然那以前的三十年中，史學界曾是「革命」的重災區，如一位著名的歷史學家所控訴的，「每次政治運動來臨，就拿歷史學家開刀祭旗」。然而意氣風發的年輕學子們，多不以為歷史還會再演，而相信自此以往，執史學之器，可解有關中國社會的迷與惑，更能接遞文化學術之薪火。
可是形勢比人強。80年代的風雲，讓人們意識到了，社會並不存在自然而然的發展軌道；與此同時，面對各種新思潮、新方法的湧入，思變求新，成學界一時風氣。正是在那時候，理科背景的金觀濤和劉青峰，破門而入，以一部《興盛與危機——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給史學界帶來了極大震蕩。猶記得，為了了解陌生的科學哲學和社會科學，當時的史學研究生們找來「老三論」（系統論、控制論、資訊理論）、「新三論」（耗散結構論、協同論、突變論）等等，生呑活剝，呀呀學新語……
潮漲潮退，水落石出。在經歷了80年代的外來文化衝擊、80年代末的政治風雨摧折，以及那以後國家對學術體制的再統制後，當人們以為有志於中國現當代政治史研究的那一代學人早已飄零四散的時候，大家卻看到了高華以及其他幾位學者的出色成果！
筆者自己，雖然也曾在那個時代修學於中國近現代史專業，但作為77級中的小字輩，懵裡懵懂，對於那些帶著沉重歷史感和強烈的思考衝動的大同學、以及那些具有學術自覺的學界新進們，既缺少了解，也無法共鳴。但是，卻於80年代末90年代初與不同年齡層的許多學者一起，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那種焦躁不安。悽惶之中，再難維持自己的專業興趣，終於轉向社會科學。
今天來看中國學術界，那個時代成長起來的一代學者，無論在國內或國外，依然堅守在中國近現代史以及當代史領域而成就斐然的，不乏其人。但許多人已經與時俱進，轉向諸如社會史、新文化史等領域，如高華等人那樣堅持在現當代政治史、特別是中共黨史，且執著於艱難的歷史真相追尋的人，少之又少。我有時不免會想，像這樣的研究，研究者即使具備持之以恆的學術使命感、以及非凡的政治道德勇氣，他們又是以什麼樣的能力，去超越理論、方法等等的各種障礙或誘惑的呢？
我們可能不難理解，在當今中國大陸，學者倘以獨立之精神，去從事現當代政治史或中共黨史研究，會面臨一些什麼樣的政治壓力和條件限制。但是我覺得，高華的研究的難得，還不止於此——在學術界，還有另一些東西會對學者構成難以抵擋的壓力和限制，如來自於學術共同體的對於方法論的質疑，以及觀點/理論創新對於學者的誘惑，等等。如果沒有對這些問題的自覺意識和超越能力，那麼，歷史學家或社會學家等等即使是在學術自由的環境中，即使是在較少政治禁忌的研究領域，也未必真能以「揭示真相」為始終不渝的學術使命。這就是為什麼即使是在中國大陸以外的學術圈，高華的研究成就依然那麼引人注目的原因所在。
「生活在二十世紀後半葉的歷史學家是不幸的。科學及科學規範毫不留情地佔據、切割著歷史學研究的固有陣地。」 在金觀濤和劉青峰合著的《論歷史研究中的整體方法》一文中，兩位作者的第一句話就直接道破了新時期中國史學研究者所面對的困境所在。這其中，既包含了開眼看世界的中國學者希望掌握新理論、新方法的緊迫感，也包含了他們要解密中國社會演化規律的使命感。時至今日，我們似乎可以說，對西方科學規範和各種新史學、以及社會科學的新理論新方法，中國的學者、特別是更年輕一代的學者，早已不再陌生。但非常遺憾的是，「揭示真相」逐漸成了不少人避而遠之的過時理念，或者被一些人視作為落後於時代的「傳統史學」。也有的學者認為，所謂「現當代」，本身就很難超越政治而被納入史學的範疇。
對這些，高華又是如何面對的？這幾日我在網絡上尋找高華教授的學術信息，讀到了他對自己的研究領域及其思考問題的一些闡釋，讓我對他的史學觀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在一次訪談中，高華談到，年鑑學派史學家馬克·布洛赫曾說過，在他年輕時，他的高中老師曾對學生說過這樣一番話：「1830年以後已無歷史學可言，一切都是政治學。」這樣的觀點，也被不少歷史學家所認可。對此，高華認為：
如果站在一個長時段的角度來審視，這些話都不無道理，距今較近，治史者受到各種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寫出「信史」的難度確實很大，況且對距當下不甚遠的過去，史家也需要一個沉澱思考的過程，所以我一般把自己研究的時限放在四、五十年前或更久遠的過去。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文章合為時而著」，古代、近代、現代、當代，又都是相對的時間的概念，它們構成了源源不斷，生生不息的歷史之流，治史者感時閱世，青燈黃卷，上下探究，所得所獲，用一定的規範和格式表達出來，即所謂「歷史學」或「歷史編篡學」。歸根到底，歷史學終究去不了敘述者的主觀性，所以歷史學乃人文學，非「社會科學」也。學者應該忠實於內心的道義準則和學術理念，突破方法及資料條件的限制，去探究社會及其歷史的奧秘。在今天到處充斥著浮躁的「為了理論的研究」以及「有形無魂的學術」的學界，高華教授的史學觀對於同時代和年輕一代的學者，無疑具有及時的警示、啟迪意義。
我在這裡想到說這些，部分的原因，是由於最近正在重新拜讀高華教授的《身份和差異——1945-1965年中國社會的政治分層》（以下簡寫為《身份和差異》），從中獲得了一些新的啟示。
高華：《身分和差異：1949-1965年中國社會的政治分層》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2004
《身份和差異》是本薄薄的小冊子，與《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相類似，出版在香港（由香港亞太研究所列於USC Seminar Series No.17，2004年）。我是2006年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訪問研究時得到這本著作的，後來，又有一位有心的年輕朋友自香港回上海時帶給我一本。據作者自己介紹，2001年3至4月，他「以《『階級出身論』和1949-1965年中國社會的政治分層》的題目，申請前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服務中心做訪問研究，利用該中心收藏豐富的當代中國史資料，對自己原有的研究文章進行曲了修改、充實，最後完成了這項研究。」這本書由
前言
「階級出身論」的社會和歷史根源
區分敵、我、友：以「政治分層」重建社會（1949-1953）
強化革命專政和政治分層的細密化（1953-1956）
追求全面『純化』的新世界（1957-1965）
結論
這幾個部分組成，共69頁。從題目、結構和內容含量來看，當初這很可能是高華教授另一本大著的框架設想和初步成果。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相關的手稿或研究筆記留下，但覺得，這項研究對我們了解當代中國社會及政治系統的運行有極重要的意義，對我們了解高華的學術實踐，也是個不可忽略的角度。
雖然高華曾說過，「歷史學乃人文學，非『社會科學』」，但在這項研究中，高華實際上以他的方式，面對並處理了社會科學與人文學之間的關係問題。「社會分層」是社會學重要的分支領域，也是今天中國社會學主流學術的最重要的議題之一。這個領域的研究多以宏觀的制度分析或數理統計為方法特徵，且以國際比較為重要的分析手段。有關中國的社會分層狀況，包括1949年以來的社會分層制度的演變脈絡，今天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國內外許許多多的研究成果了。但是，一些被迴避的問題始終存在：如果我們不能將「身份」——包括戶籍身份、職業身份和政治身份——在當代中國的社會分層制度中的性質、地位以及形成機制以及它們對中國社會的影響講清楚，又如果我們不能將社會主義時期社會分層系統背後的政治邏輯說明白，我們真能夠對當代中國社會的階級/階層狀況作出恰如其分的說明嗎？
高華教授在他的《身份和差異》中，以史家的敏銳和真誠，直接切入中國社會分層制度中最為特殊、也最黑暗的深層：政治身份歧視制度在當代中國的形成脈絡和機制。有關這項研究的學術發現及意義，讀者們自會有各自的解讀和理解。對我而言，這本著作讓我意識到，學者固然要受到規範與格式的束縛，但規範與格式不應該構成學者逃避真問題的理由。對於隱蔽在「社會主義平等制度」背後的「身份制」，特別是被各種歷史敘事所覆蓋、且沒有什麼現成數據留下的政治身份歧視，如果我們以所謂規範的制度分析方法或統計方法為研究的方法前提，如果缺乏潛入歷史深處的勇氣和能力，那麼，研究者其實是很難將這些歷史事實建構為學術命題、並梳理出其脈絡和概貌的，即使人們對那些歷史事實擁有普遍的記憶。
在這項研究中，高華藉助了社會學的一些基本的概念理論和視角，卻並沒有囿於社會科學的方法束縛，而是秉持史家追蹤歷史真相的一貫理念，以他對現當代中國政治歷史以及中共黨史、蘇聯社會主義歷史等的研究積累和洞察力，有效地突破了支配性歷史敘事以及研究資料的限制。《身份和差異》為我們釐清了上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中國政治身份歧視制度形成和演變的基本脈絡，並對這一制度背後的歷史因素和政治機製作了深刻的剖析。這樣一種研究，我們單是從最後的注釋、文獻中，就可以一窺其「上下探究」之艱辛，其拼接、還原歷史之不易。
不僅如此，高華的這本著作，還讓我感受到了一種殊為難得的歷史切膚感。學者是否應該在學術研究中滲入、表達自己的價值或感受？對此，學界歷來有不同的觀點。高華教授的這項研究或許有助於我們對這個議題的思考和討論。他關於「歷史學終究去不了敘述者的主觀性」的見地，應該是有感而發。我們知道，高華教授本人曾是政治身份歧視的親歷者。在這項有關政治分層制度的研究中，作者無疑會傾入自己的情感。個人的歷史創傷體驗，或許會影響到研究者的立場和角度。但是，就像我們可以從猶太裔學者對納粹主義的研究中可以看到的那樣，學者自身（或相關群體）的受害記憶，不僅可以構成他們追究歷史的獨特的動力源泉，還讓歷史學以及相關社會科學有了另一種可能：讓人們在面對所謂客觀敘事的同時，可以感受到人類社會所演義的各種歷史的正義性或非正義性！這對於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研究，是何等的重要。
我們應該感謝高華教授——他的當代中國社會政治分層研究，讓我們在以模型、數據等為工具、以制度及功能等等為問題指向的有關社會分層的社會學研究之外，看到了另外一個無可替代的重要文本。這個文本可以成為被工具化的社會科學研究的解毒劑，也可被看作學者如何跨越人文學與社會科學之隔的重要參照。
(原文曾刊於徐曉、熊景明主編《史家高華》，《社會學家茶座》第42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