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手稿
浙江在線01月25日訊（錢江晚報記者 陳淡寧）在我說想要採訪一位總編時，無論是曾經在《當代》做過編輯的吳玄，還是現在《當代》的社長孔令燕、副社長楊新嵐，還有社長助理石一楓，幾乎一致推薦了周昌義。
「老周最能說。喏，那個戴帽子的就是他。」
順著他們指的方向，在王蒙、賈平凹、劉心武、鐵凝、阿來等作家中間周旋的，正是《當代》總編周昌義。
1985年進入《當代》做編輯的周昌義，一編就是30年。他是《塵埃落定》(阿來作品)的責編之一。
終於在會場一角逮著他，關於《當代》的故事，周昌義只是笑了笑：「你去一趟我們編輯部就有了。那個樓一進去，裡頭都是故事。」
北京市朝陽門內大街166號，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所在地，也是《當代》編輯部的所在地。
穿過一樓幽暗的樓道，走上二樓，一扇木框玻璃門，門兩邊貼著紅色的對聯：「向陽門第春常在，積善人家慶有餘」
這裡就是創刊已經35周年的著名純文學雜誌《當代》的編輯部。
錯過《平凡的世界》
200平米，七個辦公室，走道上只能並排站下兩個人。編輯們說，也不需要多大的地方，算上社長總編一塊兒也就七八個人，就是書堆不下。
走廊盡頭的書架，看上去年代悠遠，上面一捆捆的稿件和信札，都是讀者來信、來稿。
地上擺著一些摞好的手稿，紙張已經泛黃。俯身一看，藍色墨水的字跡留在紙面上卻依然清晰：布禮、王蒙、一九五七年、八月。
而像這樣的手稿，除了作家本人之外，大概也只有像《當代》這樣的編輯部才能尋得出來了。
周昌義說，這麼多年，經過他手的稿子多到已經記不清了。但人總就是這樣，對錯過的念念不忘。
他說的錯過，指的是路遙的《平凡的世界》。這部在1991年評上第三屆茅盾文學獎的作品，與周昌義失之交臂。
周昌義說，雖然路遙最知名的兩部作品《人生》和《平凡的世界》都不是在《當代》刊出，但《驚心動魄的一幕》和《在困難的日子裡》，卻都是發在《當代》上。如今，《當代》仍留有路遙寫給老主編秦兆陽的信，信上說，自己的這部中篇(《驚心動魄的一幕》)已經被多家刊物退稿，寄給秦主編，是想請文學聖堂《當代》做最後裁決，如果《當代》也退稿，就說明它的確毫無價值，他就將付之一炬。
這是網上流傳「路遙給《當代》寫信，說如果不發就再不創作」的故事的真實版本。
《驚心動魄的一幕》刊發，路遙和《當代》建立了不錯的關係。但這，卻成了錯過《平凡的世界》契機。
「在《當代》，我分管西北片，看西北五省稿件。那年春天，我去西安組稿，當然是奔著幾個見過來稿，沒見過真人的青年作者去的。」周昌義說，「當時，陝西省作協有位副主席，告訴我路遙新寫成了一部長篇，問我有沒有興趣看。我說，當然有興趣拜讀。我去西安，原本只希望聊出一兩篇中短篇，突然得到路遙的長篇小說，那不是天上掉餡兒餅？那位副主席說，路遙新作，是寫底層生活的，很多人不一定理解。但路遙相信我能夠理解，因為我也出身底層。尤其重要的是，路遙新作寫有煤礦生活，而我，恰好就是礦工子弟。」
之後這位副主席還轉達了路遙的一些希望。如果《當代》要用，希望滿足三個條件：第一，全文一期發表；第二，頭條；第三，大號字體。
周昌義說，其實這些要求一點都不苛刻。有的作家還會提「一字不改」。然而，正是路遙的這三個希望，給了周昌義退稿的「臺階」。
「當天下午，在陝西作協的辦公室裡，和路遙見了一面，寒暄了幾句，拿著路遙的手稿回到招待所，趴在床上興致勃勃地拜讀。」
在周昌義手上的，是路遙《平凡的世界》的第一部，三十多萬字。
可周昌義讀著讀著，興致沒了。他感覺慢、羅嗦，故事一點懸念也沒有，一點意外也沒有，全都在自己的意料之中。
周昌義說，現在想想，當時的中國人，「飢餓」了多少年。讀小說，都是如饑似渴，不僅要讀情感，還要讀新思想、新觀念、新形式、新手法。那時候的文學，肩負著思想啟蒙，文化復興的任務，不滿足讀者標新立異的渴求，就一無是處。
得知路遙為了創作《平凡的世界》，是住到了煤礦裡每天通宵達旦地寫，真正是嘔心瀝血。周昌義的退稿理由是：《當代》積稿太多，很難滿足路遙的三點要求。
這並非敷衍，而是實話。在周昌義去西安組稿前，《當代》的正發稿和待發的長篇都不少，有張煒的《古船》、柯雲路的《夜與晝》、陸天明的《桑那高地的太陽》等等。
後來，《花城》得知路遙有長篇新作，立刻就飛西安，把《平凡的世界》帶回了廣東，不僅很快刊登，還在北京舉辦作品研討會，然而在《花城》發表了第一部之後，居然就沒發表以後的部分。直到幾年以後，才在《黃河》上登出來。
就算是被評上了茅盾文學獎，《平凡的世界》依然命途坎坷。有傳言說這次獲獎是路遙「活動」的結果。就是在這樣的謠傳裡，路遙突然去世了。
周昌義說，路遙是死於肝病，陝西的朋友說起路遙都嘆他的心事重，而他的心情當然跟《平凡的世界》的遭遇有關：「假如我當初把稿子帶回《當代》，假如《當代》分兩期刊登，人民文學出版社自然會出書，自然會送選茅盾文學獎，同樣會得獎，而且不會有活動的傳說。但這種假定沒意義。」
很多年後，周昌義在去外地出差的路上，帶了《平凡的世界》，重讀之時突然發現，跟當年的感覺不一樣了。「身為編輯，退掉了茅盾文學獎，退掉了傳世經典，怎麼說，也是錯誤。我個人不可能超越時代，再給我一次機會，我還會犯同樣的錯誤。」周昌義說。
他說，自己退稿《平凡的世界》的事，不是為了炫耀，也不是為了檢討。「嚴格說，跟我個人得失無關，跟我自己的好惡也無關。我只是作為一個見證人，講述一部經典名著在文壇的命運。」
文學期刊不要跟時代扛
就像周昌義認為《平凡的世界》的顛沛流離其實是命運一樣，《當代》有自己的命運。
「從1979年到上世紀80年代末，那是《當代》的第一階段。那個時候的文學期刊有很多共性，大家都奔著一個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的目標。在創作風格方面還沒有體現出明顯的區別；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是文學共振的時代，其實那時先鋒文學已經開始沒落，但『先鋒文學』的概念卻在興起。文學期刊也開始朝不同的風格方向分化，作家們也在努力學習先鋒的形式。但對《當代》來說，我們始終堅守著現實主義。在概念上，現實主義是傳統、落後、保守的，而『先鋒』是個時髦的名詞。文學開始與大眾拉開了距離。這種情況持續到了90年代末；再來就是21世紀後，『先鋒』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羞澀地往現實主義回歸。這兩年回到了文學要講故事，所以大家也會感受到，先鋒作品與《當代》往往無緣，馬原、莫言、餘華這樣的作家與《當代》的歷史是脫節的。但這恰恰體現了《當代》的風格，我們不歸類，也不管哪個思潮，但像王躍文、閻真這樣堅守現實的作家還是不斷湧現出來的。文學有啟蒙、宣洩、消費和娛樂的功能。但《當代》一直相信文學現實主義始終貫穿著我們的現實。」
周昌義說，這正是《當代》第一任主編秦兆陽，定下的辦刊方向。也是《當代》一直保留的傳統。
時至今日，編輯部裡依然留著秦兆陽坐過的沙發和用過的桌，這些桌椅依然被使用著。就像秦兆陽留下的那句「磨稿億萬言，多少悲歡淚。休雲編者痴，我識其中味」傳統一樣，如今，《當代》的編輯們依然履行。
關於如今《當代》的徵訂數量，周昌義沒有報出具體的數目，但卻明確地說，數量雖不及最輝煌的50萬，但相較前兩年是在上升的。
「總有一個止跌。文學期刊不要跟時代扛。時代在進步，總會有新的載體不斷出來，以後連書報攤子可能都不會有了。而文學期刊也肯定會成為記憶。但無論在什麼時候，文學還是會被需要的。它可能在別的載體上永遠地繁榮下去，而不一定是在紙上。文學是多層次多寶塔式的，但總有一個塔尖，那裡承載著閱讀文學的人們的願望。我們也會嘗試做一些新載體的努力，但並不那麼看重結果，有個精神引領就夠了。」
周昌義說，文學進入好萊塢時代，是必然的，但象徵性的期刊依然會存在。有了這樣的心理準備，就不會怨天尤人。「文學的啟蒙意義消失，進入情感宣洩的階段。等到社會不公越來越少，法制越來越健全的時候，文學在這個階段的任務也可以放下了。在娛樂時代、消費時代，文學並不是不需要了。命運會讓我們做好自己的事兒。」
這是一個從業30年的老編輯的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