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職業教育從「層次」到「類型」的轉變，是新時期職業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對職業教育類型地位的質疑並非自古有之，它始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基於對德國、美國、日本、中國技能形成體制建設的觀察發現，職業教育內嵌於國家技能形成體制，其類型地位受到國家技能戰略、經濟生產體制與職業教育參與意願的結構性制約。職業教育類型地位的真正確立，離不開以夯實其經濟社會基礎為目標的國家技能形成體制再造。具體而言，包括重塑勞動光榮價值觀念，深化教育體制綜合改革；改善技能型人才就業環境，拓寬其生涯發展進路；試點區域協調性勞動力市場，培育成熟行業協會。
尋求職業教育從「層次」到「類型」的轉變，是二十一世紀以來我國職業教育改革的重要邏輯主線。只有實現了與普通教育地位的平等，才能充分發揮職業教育在技能型人才培養中的作用。2019年1月，國務院印發了《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作為一種教育類型存在的職業教育，首次在國家政策文件中得到明確肯定。方案開篇即言，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是兩種不同教育類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然而，僅僅在國家政策層面明確職業教育的類型地位遠遠不夠。近年來國家出臺的職業教育政策文件不可謂不多，改革力度也不可謂不大，但從實踐效果來看，似乎與政策預期總有一定差距。教育改革不僅涉及教育問題，而且涉及經濟問題、社會問題。對職業教育改革而言，更是如此。任何一項改革措施要想在實踐中生根發芽，必然離不開一定的經濟社會基礎，這是我們必須尊重的事實。
一、作為一種教育類型存在的職業教育：舊問題，還是新問題？
米爾斯認為，社會科學所處理的問題關乎人生，關乎歷史，也關乎他們在社會結構中的相互交織，要想充分說清我們時代面臨的問題，就不能不堅持貫徹歷史是社會研究的抓手的觀點，既要接社會學的地氣，又要有歷史學的關聯。由此，需要重新審視，作為一種教育類型存在的職業教育，到底是舊問題，還是新問題？亦即，職業教育的類型地位從未得到認可；又或是，在經歷了某種社會結構性動蕩之後，職業教育的類型地位急劇下滑，以至於不得不通過改革重新確立職業教育的類型地位。對於上述問題的回答，是探索職業教育作為一種教育類型存在本質的基本前提。
近年來，我國初步完成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頂層設計，即在學制層面初步建立起與普通教育等值互通的職業教育體系。然而，在學制層面確立職業教育的類型地位，卻並不一定帶來職業教育吸引力的顯著提高。新時代職業教育發展要著力破解的一個重大問題是，消解國家需求與企業需求、個體需求之間嚴重錯位所帶來的發展困境，即國家極為重視職業教育，作為產業主體的企業並不願意參與職業教育，作為學習者的個體也不願意接受職業教育。倘若作為一種教育類型存在的職業教育，既無法獲得技能需求方的認可，也無法獲得教育需求方的認可，那麼將很難「名副其實」。這是確立職業教育類型地位，深化職業教育改革，必須要回答的關鍵問題。
由此，職業教育類型地位問題可以進一步延伸為：企業參與職業教育意願(技能投資意願)不足到底是舊問題，還是新問題？個體參與職業教育意願(技能學習意願)不足到底是舊問題，還是新問題？回顧歷史，可以發現，無論是企業參與職業教育意願不足問題，還是個體參與職業教育意願不足問題都可以稱得上「新問題」。上述問題的出現，始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我國的逐步確立。在此之前，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無論是產業的發展，還是教育的發展，由於二者的「國有」屬性，實際上都接受的是政府計劃管理。彼時，中等專業學校主要由行業主管部門舉辦，技工學校主要由國有企業舉辦。教育事業就是產業系統的組成部分，因此，產教本身就是一體化發展的，學生的教學、實習等都可以在組織內部解決，而且學習內容也與產業發展高度相關。在當時，企業參與職業教育辦學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問題」，至少不是一個「難題」。而且，彼時，個體參與職業教育的意願也是相當高的，為了獲得體制內的「鐵飯碗」，優秀的生源會優先選擇中等專業學校，分數線也往往高於普通高中。技工學校畢業生雖然無法獲得幹部身份，但至少可以進入國有企業工作，因此，也同樣具有較大的吸引力。與普通教育相比，作為一種教育類型存在的職業教育在當時得到社會各界的充分認可。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進程的推進，產業與教育之間的天然聯繫逐漸被割斷。為了減輕國有企業負擔，激發國有企業運營活力，其「辦社會」的功能逐漸被剝離，教育功能也同樣被剝離。改革之後，不少國有企業變成完全意義上的經濟實體，不再承擔職業教育責任。同時，隨著一大批中專學校脫離行業，劃歸教育部門管理，其與產業之間的聯繫也逐漸疏遠。然而，職業教育畢竟是一種與產業發展密切聯繫的教育類型，這意味著職業教育辦學不能「閉門造車」，不能脫離產業辦學。此時，無論是中專學校也好、技工學校也好，不得不去外部市場尋找校企合作夥伴。而企業由於其經濟屬性，與學校之間的合作多是從短期經濟利益出發，導致校企合作常常無法深入、持續。至此，企業參與職業教育辦學開始變成真正意義上的「難題」。
20世紀末，國家教委、國家計委發布《關於普通中等專業學校招生並軌改革的意見》，提出鼓勵畢業生自主擇業，廢除中專畢業生就業包分配製度，「鐵飯碗」逐漸成為一種「過去式」。隨著高等教育的大規模擴招，學歷貶值效應日益凸顯，職業教育畢業生在勞動力市場中不再具有學歷競爭優勢。此時，職業教育逐漸淪為低於普通教育的「次等教育」，其作為類型教育的「合法性」屢屢受到質疑與排斥。職業教育對個體的吸引力不斷降低，招生規模也在21世紀初陷入低谷，高中階段教育普職比大體相當的政策底線受到極大挑戰。而且，由於通過考試分數強制將低分學生分流到職業教育體系，也間接增強了家長和學生對職業教育的牴觸情緒。
那麼，在這些紛繁複雜的現象背後，到底是什麼力量影響著企業對職業教育的參與？到底是什麼力量影響著學生對職業教育的選擇？以及到底是什麼力量在主導著職業教育類型地位的變遷？
更進一步說，職業教育發展是否受到某種社會結構性因素的制約?這些問題也將成為我們解開類型教育謎題的重要線索。
二、內嵌於國家技能形成體制的職業教育：類型教育何以可能？
作為人力資源的重要供給主體，職業教育承擔著為勞動力市場培養技能型人才的重要任務。而國家技能形成體制的概念範疇要遠大於職業教育，職業教育辦學形態往往會受到國家技能形成體制的制約。由於國家技能形成體制的差異，作為一種教育類型存在的職業教育也呈現出不同樣態。
(一)國家技能形成體制與職業教育類型地位的邏輯關聯
與國內學界習慣於就教育本身談論人力資源供給問題不同的是，西方學界多基於技能形成過程探討與其密切相關的產教制度安排。理解技能形成過程的核心是，理清政府、教育與培訓系統、僱主與勞動者之間的關係；在特殊的文化背景下，這些要素組合塑造出特定的技能形成體制。日本的技能形成過程通常被認為是以企業為主體，但是隨著工作技術水平要求的不斷提高，離崗培訓也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德國的技能形成經驗表明，勞動力市場變得比以往更加不穩定，不斷提高的技能需求使得更多青年人進入職業教育系統，雙元制職業教育系統也將承受更大的壓力。
從上述文獻可以發現，國家技能形成體制往往受到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因素的影響，尤其是經濟因素髮揮著最重要的影響作用，國家技能形成體制的差異從根本上源於與該國特定技能戰略相關的經濟生產體制。經濟生產體制的巨大差異使得職業教育辦學呈現為多種樣態，企業、個體的職業教育參與意願會存在較大差異，這也會間接影響到職業教育的類型地位。
如圖1所示，經濟生產體制特徵可以通過產業技能依賴性、勞資關係協調性與企業用工自由度反映。以國家技能戰略為參照點，可以發現各國具有不同的經濟生產體制。產業技能依賴性主要受到產業技能密度的影響，勞資關係協調性主要受到技能保護水平的影響，企業用工自由度主要受到市場技能積累條件的影響。職業教育參與意願則主要通過企業技能投資意願和個體技能學習意願反映。
就具體影響機制而言，技能密度、技能保護分別對產業技能依賴性、勞資關係協調性產生正向影響，技能積累對企業用工自由度產生負向影響。產業技能依賴性會對企業技能投資意願、個體技能學習意願產生正向影響，勞資關係協調性會對企業技能投資意願、個體技能學習意願產生正向影響，企業用工自由度會對企業技能投資意願、個體技能學習意願產生負向影響。企業技能投資意願、個體技能學習意願會聯合對職業教育類型地位產生正向影響。
(二)德國、美國、日本、中國的技能戰略與經濟生產體制差異
如表1所示，以德國、美國、日本、中國的技能戰略與經濟生產體制為例，通過比較分析發現，各國在技能密度、技能保護、技能積累、產業技能依賴性、勞資關係協調性、企業用工自由度等方面均存在較大差異。其中，德國、日本是高技能戰略的典型國家，經濟生產體制也更加強調發揮政府的協調作用。美國則是低技能戰略的典型國家，經濟生產體制強調發揮市場活力，激發市場主體的積極性，營造自由競爭的市場環境。與此相比，中國在技能戰略與經濟生產體制上與美國更為相似，但是隨著「中國製造2025」計劃的發布，中國的技能戰略已經開始轉型，但經濟生產體制的系統變革無疑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
1.德國的技能戰略與經濟生產體制
作為社會市場經濟模式的代表國家，德國長期執行的是高技能戰略，產業技能依賴性較高、勞資關係協調性較高、企業用工自由度較低。在德國產業結構中，電子、航天、汽車、精密機械、裝備製造、軍工等高技術製造業佔有相當比例，產品往往具有較高的技術附加值。德國企業以中小企業為主，高品質、異質性是德國企業生產的重要特點。產品結構的複雜性、技術獨創性等對勞動者技能提出更高要求，也使得企業對技能產生更高的依賴性。德國特別強調對勞動者技能的保護，生產技術與勞動者技能被看作互補關係，即隨著生產技術的提高，勞動者的技能並不會被弱化，反而會被提出更高、更多要求。技能保護還體現在對勞動者合法權益的保護方面，勞動者可以通過企業委員會、監事會參與到管理與決策之中，從而與企業構成命運共同體，最終促進良好合作關係的形成。而且，德國是一個高福利國家，即便是技工也具有較高的福利水平、薪資水平與社會地位。為了實現更高的技能積累，並推動技術進步與創新，德國逐漸建立起一個相對封閉、流動有序的勞動力市場。企業用工會受到行業部門的監管，用工自由度相對較低，這也反過來促進了技能積累的實現。
2.美國的技能戰略與經濟生產體制
作為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的代表國家，美國長期執行的是低技能戰略，產業技能依賴性較低、勞資關係協調性較低、企業用工自由度較高。在美國產業結構中，以知識型服務業為代表的第三產業佔有相當比重，商品製造業、農業比重較低。在美國，生產技術與勞動者技能被看作替代關係，隨著生產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對勞動者技能要求不斷降低，甚至在技術水平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可以完全擺脫產業發展對技能的依賴。與德國相比，美國對勞動者的技能保護水平相對較低，這也加劇了勞資雙方之間的對立關係。自泰勒科學管理理念在工業生產中得到廣泛應用以來，資方所獲得的管理空間不斷擴大，造成車間內技能型工人的數量不斷減少，甚至可以根據生產的需要肆意驅趕技能型工人。面對日益嚴重的失業率以及工資水平的不穩定性，工會開始組織工人罷工來維護自身權益，勞資關係由此陷入惡性循環。此外，美國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特別強調發揮市場在經濟運行中的主導作用，對技能積累的重視程度並不高，並具有較高的用工自由度，勞動力的僱傭與流動主要受市場價格機制的調節。面對國內高昂的勞動力成本，美國企業開始自發尋求大規模生產製造業的外包。在大規模生產轉移背景下，美國製造業的「產業公地」優勢開始喪失，由於研發與製造環節的分離，美國製造業的創新優勢遭到蠶食。即便美國政府也曾提出學習日本的精益生產模式，以及現如今倡導的「製造業回歸」政策，但由於政府在技能積累方面的長期缺位，短時間之內很難實現製造業的復興。
3.日本的技能戰略與經濟生產體制
作為政府導向市場經濟模式的代表國家，日本長期執行的也是高技能戰略，產業技能依賴性較高、勞資關係協調性較高、企業用工自由度較低。在日本產業結構中，製造業一直是其支柱產業，「日本製造」在國際市場競爭中也因其高品質而馳名全球。日本企業生產具有鮮明的「後福特主義」特徵，生產技術與勞動者技能同樣被看作互補關係，強調在精益生產模式之下，實現生產技術提高與勞動者技能成長的有機結合。與德國相比，日本同樣強調對勞動者的技能保護，這也使得勞資之間形成和諧的關係。日本企業工會不會像美國產業工會那樣激烈對抗資方，而是通過象徵性的「春鬥」來共同協商下一財年的員工薪酬和福利等。而且，日本實行年功序列制，在加薪和升遷時會注重考察學歷、工齡、年齡等，即實行論資排輩的人事評價制度，不同工齡的員工是前輩和後輩關係，基本不存在競爭，有利於企業形成良好的合作氛圍。在技能積累方面，日本政府一直有重視技能的傳統，即便是在勞動力短缺、企業開始大量使用機器人背景下，勞動者技能的重要性並沒有隨之被邊緣化，相反在良好人機結合之下開發出許多新技能，這也幫助日本企業在國際市場中贏得競爭優勢。在此背景之下，日本大多採用終身僱傭制，勞動力流動性相對較低。在終身僱傭制下，員工一般不會失業，會將自己的全部身心都獻給企業，參與生產過程中，如果發現任何技術問題，員工也更有動力去解決。
4.中國的技能戰略與經濟生產體制
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的代表國家，中國長期執行的技能戰略與美國相似，也是低技能戰略，產業技能依賴性低於德國、日本，但高於美國，勞資關係協調性較差、企業用工自由度較高。從產業結構上來看，中國製造業佔據相當比例，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產業的技能依賴性卻在不斷降低。由於長期執行的是「市場換技術」模式，在技術引進熱潮之下，勞動者技能不斷被邊緣化。與德國、日本相比，中國在技能保護方面做得也相對較差，這也間接造成了勞資關係的惡化。在勞資博弈過程中，勞動者處於明顯弱勢地位，生存空間不斷被擠壓，達到一定限度之後就會帶來衝突。勞資衝突主要以集體行動的形式出現，如罷工、上訪、集會遊行等，甚至會引發群體性事件或暴力事件。在技能積累方面，中國不斷推動「機器換人」步伐，以減少對勞動者技能的依賴，並未嘗試在自動化升級過程中通過勞動者的「再技能化」實現更好的人機結合。在此背景之下，勞動力市場具有較高的自由度，勞動力被看成是無差異的投入要素，用工彈性化、短期化也就成為一種常態。需要警惕的是，中國正處於一個發展轉型、多種生產模式並存的時代；如果中國陷入去技能化發展路徑，那麼將如同美國在過去三四十年的經驗一樣，不僅陷入製造業競爭力的長期衰退，而且還會形成突出的社會階層對抗。
(三)德國、美國、日本、中國的職業教育參與意願與類型地位差異
如表2所示，以德國、美國、日本、中國為例，通過比較分析發現，各國在職業教育參與意願(包括企業技能投資意願、個體技能學習意願)和職業教育類型地位等方面均存在較大差異。其中，德國、日本的企業技能投資意願和個體技能學習意願居於前列，職業教育類型地位也較高。美國的企業技能投資意願和個體技能學習意願相對較低，且職業教育類型地位較低。中國的企業技能投資意願、個體技能學習意願以及職業教育類型地位也相對較低，低於德國、日本，但高於美國。
1.德國的職業教育參與意願與職業教育類型地位
在德國，由於產業具有較高的技能依賴性，且由於技能學習的複雜性與特殊性，對這種高技能人才的培養，必然離不開企業的參與。德國企業對員工的技能要求主要表現為，企業產品質量要求高、工藝操作複雜，企業產品與工作任務的技術水平較高，企業員工勝任崗位需要較長的技能形成周期。雙元制是德國最為典型的職業教育辦學形式，它保留了傳統學徒制特點，學徒會先與企業籤訂勞動合同，然後通過校企聯合培養的方式進行技能學習。德國向來有重視勞動者技能的傳統，職業往往被看作是一項「神聖的使命」，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個體也更願意根據自身興趣、特長等選擇職業教育。而且，由於產業對技能依賴性很強，尤其對高技能人才有較大的市場需求，所以選擇職業教育也會有比較好的生涯發展前景。由於勞資關係協調性較好，企業更傾向於採用扁平式的生產組織模式，即以企業生產運作為導向，強調將對員工技能的要求融入直接創造價值的工作過程之中。如此一來，企業會不斷地對員工技能進行投資，期望員工通過更高的技能水平來提高生產效益。而且員工也能通過技能學習來提高自身實力、薪資水平等，這也間接促進了其參與職業繼續教育與培訓的積極性。在相對封閉的勞動力市場之下，德國企業的用工自由度較低，一方面，學徒畢業之後大多會留在企業；另一方面，員工的跳槽率相對較低，間接增強了企業技能投資的積極性和個體參與技能學習的積極性。可見，在德國，無論是企業還是個體，都對職業教育有較高的參與意願，這也進一步凸顯了職業教育的類型地位，職業教育更多地被看作培養技能型人才的手段，而非一種次於普通教育的低層次教育。
2.美國的職業教育參與意願與職業教育類型地位在美國，產業對技能的依賴性並不如德國那麼高。
究其根源，主要受到福特主義大規模生產思路的影響。福特主義格外強調勞動分工的不斷細化，通過標準化生產來減少技能水平差異對產品質量穩定的影響，通過流水線生產來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對企業而言，與改善技術相比，進行技能投資的積極性並不高。而且，由於技能學習並不會得到足夠回報，個體參與技能學習的積極性也不高。就勞資關係而言，在失去技能控制權之後，勞動者的工作強度不斷加大，而且由於參與感不足，工作積極性也受到了影響，甚至出現消極怠工、破壞生產設備的現象，生產效率也受到影響。反過來，為了提高勞動生產率，資方不斷地尋求以更高水平的機械化與自動化來替代勞動者的技能，而不是去投資技能。這就造成勞方的生存空間越來越緊張，失業現象不斷增多，工資也得不到有效保障，也間接影響到其參與技能學習的積極性。與德國相比，美國勞動力市場的用工自由度顯然更高，員工跳槽率也相對較高。在「挖人」所帶來的「界外效應」之下，企業很難有足夠的動力進行技能投資。對個體而言，如果想進行技能學習，則主要由個人承擔培訓成本，學習場所包括專門的培訓企業、社區學院等。因此，在美國獨特的技能形成體制之下，企業進行技能投資和個體參與技能學習的意願都不高，職業教育發展欠缺必要的經濟社會基礎，由此很難發展成獨立的教育類型。再者，隨著杜威普職整合教育思想在20世紀下半葉重新得到重視，生涯與技術教育概念在美國開始受到更多重視，並逐漸取代了傳統意義上的職業教育概念。在美國學制體系中，職業教育更多地以依附於普通教育的方式而存在。在教育單軌制下，美國並未形成嚴格意義上的教育分流，在初等教育階段主要實施的是職業啟蒙教育，中等教育階段、高等教育階段分別由綜合高中和社區學院承擔生涯與技術教育任務。
3.日本的職業教育參與意願與職業教育類型地位
在日本，產業對技能的依賴性較高。之所以產生如此高的技能依賴性，也跟企業的生產組織模式相關。以豐田公司為例。在汽車生產過程中，豐田雖然也引入了泰勒的科學管理理念，通過標準化作業的方式提高勞動生產率，但是作業劃分以小組為單位，而非以個體為單位，強調團隊成員之間的集體協作；而且，在引入流水線生產模式的同時，也融入了全面質量管理理念，力求在生產的每個環節控制產品質量；另外，豐田還倡導適時生產(零庫存)理念，強調在需要時生產必要的產品和必要的數量，從而減少不必要的浪費和不符合要求的產品。以上種種要求在無形之中對勞動者技能提出更高、更多的要求。強大的企業內培訓是日本職業教育最具特色的地方，企業更願意通過投資技能培訓，來間接提高生產效率。當然，培訓的重點往往是專用技能。這種類型的技能一般無法通用，且只對僱傭此類工人的特定企業有價值。在勞資關係方面，由於技能保護水平較高，日本勞方與資方並未形成獨立的關係。即便是隨著自動化水平的不斷提高，也並沒有降低人在勞動中的重要價值。機器仍然是以嵌入的方式融入生產過程之中，其功能主要在於幫助勞動者解決複雜的生產問題，因此，企業仍然有投資技能的需求。對個體而言，與德國類似，員工通過技能學習也通常能夠獲得更多的升遷機會與薪酬待遇，因此，學習技能的積極性也更高。此外，由於終身僱傭制傳統的存在，日本企業特別強調員工的忠誠度。即便是員工跳槽，短時間之內也很難獲得其他企業的認可。種種因素共同作用之下，日本企業的跳槽率維持在較低水平，這也給了企業更多投資技能培訓的動力，員工也會有在某家企業持續進行技能學習的積極性。由此可見，在強大的企業內培訓系統保障之下，日本職業教育的重點被放在職後階段，作為一種教育類型存在的職業教育，在日本具有很高的地位。
4.中國的職業教育參與意願與職業教育類型地位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歷程，中國產業對技能的依賴性呈現出下降趨勢。尤其是國企改制之後，在全球化與市場化的衝擊之下，標準化操作、精細化分工、低成本、定崗工作等成為中國企業生產組織模式的重要特徵，對勞動者技能要求不斷降低，大批半技能化流動工人(以農民工為代表)逐漸替代技能型體制內工人成為中國勞動力大軍主體。由於中國實行的是學校職業教育辦學模式，企業並無參與職業教育辦學的義務，因此，在自身需求並不強烈的情況下，很難產生足夠的積極性去投資技能。對個體而言，如果企業本身都不重視技能，那麼也將很難擁有持續學習技能的動力。而且，雖然國家提出加強新時期產業工人隊伍建設，同時卻又不斷拉大技能工資級差，增加技能工資溢價，忽視對基層產業工人的權利保護，這不但使技能勞工內部的兩極分化現象嚴重，而且還使基層產業工人淪為社會弱勢群體，基礎性技能崗位對年輕人越來越缺乏吸引力。在這種脆弱的技能保護與勞資關係下，從事基礎性技能崗位的工人很難獲得足夠保障，因此，這也間接影響到個體參與職業教育的積極性。此外，雖然國家提倡新時期要弘揚工匠精神、勞動光榮，強調技能創新，但是另一方面卻並不注重技能積累，市場用工的靈活性與自由度很大，這也間接挫傷了企業投資技能的積極性。以現代學徒制辦學為例，由於學徒難以長期留用，且師傅與學徒之間競爭關係的存在，使得企業很難有動力深度參與。對個體而言，如果企業本身都不注重技能積累，那麼員工很難養成工匠精神，也將缺乏精益求精的技能學習動力。可見，雖然國家層面極為重視職業教育，但是無論是對企業而言，還是對個體而言，其參與職業教育的意願都有待提高，因此，中國職業教育類型地位明顯低於德國、日本。
三、指向類型教育的中國技能形成體制再造：夯實經濟社會基礎
當前階段，作為一種類型存在的職業教育，仍然缺乏堅實的經濟社會基礎。要想將職業教育打造成「名副其實」的類型教育，必然離不開對國家技能形成體制的系統改造。
(一)重塑勞動光榮價值觀念，深化教育體制綜合改革
從本質上講，對職業教育的鄙薄，源於職業本身的不平等，尤其是對勞力型職業的鄙視。學校形態的職業教育誕生於西方，它不僅是工業革命的產物，而且是勞力階層爭奪公平受教育權的重要標誌。然而，教育公平權的獲得，卻並未帶來其與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即便職業教育一直尋求與普通教育的等值地位，但就世界範圍來看，作為一種教育類型存在的職業教育仍未普遍得到認可。在科學主義浪潮之下，人類越來越傾向於控制自然，擺脫自然束縛。從社會勞動分工鏈來看，與自然接近的職業為人所鄙薄，而社會屬性更強的職業則為人所景仰。相應地，勞力者與勞心者由於從事職業屬性的不同，會擁有不同的地位。
與西方相比，對勞動的這種鄙薄在我國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國自古就有「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文化觀念。
這種由來已久的「反勞動」傾向甚至影響到我國教育體系內部的多樣性與類型平衡，無論是在普通教育領域，還是在職業教育領域，學歷主義在與職業主義的博弈中長期佔據上風，職業教育很難與普通教育實現平等溝通。對學歷的盲目崇拜使得我國教育體系越來越往精英教育方向發展，大眾教育功能日益式微，與「適合的教育」漸行漸遠，職業教育地位的弱化在所難免。實際上，無論何種職業，在當今社會都擁有重要價值。如杜威所言，職業是一個人賴以生存和過有意義的生活的基礎，是人與社會相聯繫的紐帶，職業是個人實現自我價值和社會價值的途徑，每個人都應該意識到職業的重要性。我們沒有理由輕視任何一種職業，更沒有理由鄙薄職業教育。如果不能真正重塑勞動光榮的價值觀念，那麼將很難從根本上改變職業教育「低人一等」的社會形象。必須弘揚勞動光榮的社會文化，為勞動立言、為勞力者立命。教育不僅要「文明其精神」，讓學生做「精神上的智者」，而且要「野蠻其身體」，力求讓學生長得「粗壯、雄健」。要重新認識「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時代價值，重新審視理論與實踐、知與行在教育改革中的微妙關係，突破狹隘的職業教育範疇，加強職業啟蒙教育，甚至讓職業教育成為推動教育綜合改革的突破口。
(二)改善技能型人才就業環境，拓寬其生涯發展進路
一般而言，可以將勞動力市場分為主要勞動力市場和次要勞動力市場。在主要勞動力市場，可以獲得福利、提升機會以及社會保障的全職工作，而次要勞動力市場意味著低技能、低工資、無晉升機會、40工時/周、幾乎沒有福利、較為頻繁的勞動力流動。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在「先富帶動後富」政策理念下，市場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並成長起一批民營企業家，然而貧富差距並未因此縮小，主要勞動力市場和次要勞動力市場的界限反而愈加清晰。而學歷則是勞動力市場對人才進行篩選的主要工具，其作用遠遠大於職業資格證書。技能型人才由於其學歷劣勢，一般很難進入主要勞動力市場。與計劃經濟時期相比，技能型人才的就業環境並未得到有效保障，甚至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壞，企業管理者與基層勞動者的工資差距日益拉大，而且基層勞動者收入得不到有效保障，缺乏勞動安全感，車間工作環境普遍較差。此外，技能型人才的生涯發展空間也比較有限，基本很難獲得事業單位編制，在企業內部也很難獲得足夠的晉升機會。如果職業教育培養的學生註定進入次要勞動力市場，那麼將很難吸引家長和學生主動選擇職業教育，也就很難為我國產業轉型儲備充足的高素質技能型人才。
從德國、日本等職業教育類型地位突出國家的發展經驗來看，其職業教育之所以能具有如此高的吸引力，甚至成為與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教育類型，主要原因在於，國家設計有一套完善的技能型人才勞動權益保障制度體系，技能型人才通常能夠憑藉高超技能獲得較高的經濟待遇、社會地位等。與德國、日本相比，我國關於技能型人才勞動權益保障的制度體系仍然有待完善。為此，要進一步提升我國技能型人才的經濟待遇，鼓勵企業根據勞動者技能高低以及短缺程度等進行工資分配，並為技能型人才提供足夠的職務職級晉升機會與繼續教育機會。而且，為了進一步提升技能型人才的社會地位，還應該清除一系列對技能型人才的歧視政策，保證技能型人才在落戶、就業、參與機關事業單位招聘等方面的合法權利，並為技能型人才成長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此外，要進一步完善相關法律法規體系，加強教育部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等之間的統籌協調，引導地方政府根據《勞動合同法》《關於提高技術工人待遇的意見》等國家層面文件，嚴格制定相關政策落實細則，強化監督管理責任，密切跟蹤政策落實情況，努力將政策紅利落到實處，從而為技能型人才發展提供堅實的政策保障。
(三)試點區域協調性勞動力市場，培育成熟行業協會
從未來技能戰略和產業結構形態來看，我國無疑與德國、日本更為相似。參考兩國的成功經驗，無論是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還是日本的政府導向市場經濟模式，都強調發揮政府對市場經濟的協調作用。在這種協調性勞動力市場之中，勞動力流動的頻率得以控制，技能型人才的就業環境也能得到有效保障，企業會進行更多的技能投資，有利於製造業的技能積累。在我國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為了激發經濟活力，刺激經濟增長，我國曾長期採用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在追求經濟效率的同時甚至忽視了對技能型人才應有的社會保護。如今，產業的轉型升級要求我們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進行重新定位，即為技能型人才成長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保護技能型人才基本的勞動權益。當然，由於區域差異的存在，協調性勞動力市場的構建應該與區域產業結構(尤其是以製造業為主的產業結構)相匹配。
協調性勞動力市場的運行除了發揮政府的作用之外，還應該發揮行業協會等社會治理組織的作用。行業協會多是民間性組織，往往可以集中行業內最優秀的專家，調動行業內最優質的資源，因此通常具有較高的權威性。在政府「放管服」改革趨勢下，成熟的行業協會可以推動社會治理模式的轉型，對行業內的技能工資進行控制，對技能標準進行開發，對職業資格進行認證，而且可以有效控制企業之間過度的「挖人」行為，避免企業之間的惡性競爭，從而維持流動有序的區域技能生態系統。如果行業協會隸屬於政府，則容易受到政府的過多幹預，不利於其功能的有效發揮。我國雖然也有各種形式行業協會的存在，甚至可以稱得上規模龐大，但其總體上呈現出混亂無序、極不成熟的狀態，其主要業務也與協調勞動力市場秩序相去甚遠。因此，有必要引導與支持行業協會的發展，將行業協會培育為成熟的社會治理組織，發揮行業協會在規範職業教育產學合作中的中介作用。
四、未竟的思考：職業教育能夠改變社會嗎？
在《教育能夠改變社會嗎?》這本書裡，麥可 W 阿普爾提出一個極為嚴肅的問題，即教育到底是否能夠改變社會？亦即，教育改革的出發點應該是適應社會，還是改變社會？這不僅涉及教育在社會中的定位問題，而且涉及教育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問題。無獨有偶，我們需要思考的是，職業教育能夠改變社會嗎？職業教育的類型地位問題，到底是一個教育問題，還是一個社會問題？如果職業教育改革的根在社會，那麼我們將以何種姿態重構職業教育與社會之間的複雜關係？誠如保羅 威利斯在《學做工：工人階級子弟為何繼承父業》中所示，如果工人階級子弟註定繼承父業，教育當有何為？職業教育其實一直是一份偏於「保守」的社會事業，我們一直強調的是職業教育的「服務」功能，即為經濟社會發展培養所需要的技術技能人才，這甚至成為我們思考職業教育類型地位問題的前提「假定」。與此相反，我們很少會去主動思考，職業教育改革能否「先行於」社會？能否成為引導社會變革的「催化劑」？事實上，麥可 W 阿普爾所關注的重點遠不止於「能否改變」，更在於「從哪裡變」，教育改革也許註定前路崎嶇，但也正是這種「不自量力」的行動實踐在推動著社會的點滴進步。誠若如此，作為一種類型教育存在的職業教育，將不再只是職教人的「美好心願」！
來源丨蘇州大學學報2020年第4期
作者丨郝天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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