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穎一 :比起批評者,我更想做建設者

2021-02-25 清華大學研究生教育


錢穎一 圖/王瑾

"錢穎一是世界一流經濟學學者,在中國最好的大學裡高考分數最高的學院做了十年院長,雖"做事情累得要命",卻依然相信"要改的實在太多了"

 

2015年10月的一天,Facebook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講授了一堂公開課,用的是他只學過一年的中文。他一字一頓,語調常拐到古怪的地方,專注地聽上一會兒難免讓人疲憊,但臺下沒有人分神——這類頂著巨大光環的人身上總有些能暗暗牽動你的東西。

結束時,清華經管學院院長錢穎一跨步走上講臺,像鼓勵一個剛剛完成第一次演講的新生那樣,大力拍了拍"小扎"的肩膀。錢穎一慈祥地笑著,"小扎"也樂呵呵地鬆了口氣,額間滲出細密的汗水。光環好像消失了。

幾個月後,我們在清華經管學院接待室聊起這件事。錢穎一是那種不知不覺地釋放出氣場、卻又不會讓人感到壓迫的學者,正是他一力說服了扎克伯格用中文授課。解釋這麼做的用意時,錢穎一把一隻手比在下顎處,另一隻手抬過頭頂,用以描述扎克伯格實際的中文水平和最後展現的中文水平。他認為這30分鐘完美地示範了一個人的勇氣和潛能。


2002年4月28日,清華大學校長王大中為錢穎一頒發特聘教授聘書

"聽聽人家扎克伯格,外國留學生還有什麼理由不學好中文?"他突然變得有些嚴厲,像在訓導一個偷懶犯錯的學生。"這時你就會發現,一堂聽不懂的課對你教育最大。"

作為一位教授,同時是全中國最好大學裡最具影響力的學院的管理者,錢穎一有種出人意表的機敏與率真。這或許部分源於個性,部分來自他的專業——經濟學。他在經濟管理教育改革的一線奔走,頻頻與學生互動,理解年輕人的驕傲和困惑,適時為他們展示榜樣、指點迷津。

在中國,體制內外對高等教育的批評聲不絕於耳,但錢穎一鮮少流露無力之感。當然他也會感嘆:"做事情累得要命啊!"可一轉身,他又啟動了下一項改革,因為"要改的實在太多了"。

"有用"與"無用"

2016年是錢穎一擔任清華經管學院院長的第十年。做院長之後,他把原本三行之長的學院"使命"濃縮為16個字:創造知識,培育領袖,貢獻中國,影響世界。在他看來,這是一個與清華大學和建設世界一流經濟管理學院相一致的定位。

和世界上許多商學院的使命一樣,它有種氣吞山河的野心。然而清華經管可能是國內最有資本發此宏願的學院。在過去這些年中,清華經管學院成為各省狀元和高考分學生扎堆的地方,每年錄取的狀元都在20個左右。2009年,錢穎一推進以"通識教育,個性發展"為核心的本科教育改革,有人笑說:"你這學院改革多容易啊,全是狀元。"錢穎一卻搖頭:"恰恰相反,我們是最難搞這個改革的。因為想報經濟管理專業的人,很難沒有功利性!"話裡一半玩笑,一半認真。

錢穎一在許多場合發表過對於"功利"的看法。比如他認為中國教育的問題之一是"短期功利主義"盛行。"現代經濟學就是建立在結果主義(consequentialism)和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哲學基礎之上的。功利主義在中文中具有貶義,但在英文語境裡比較中性。作為一種哲學,我們不能批判功利主義,但值得警惕的是『短期功利主義』。"錢穎一解釋道。

和大多數的本科教育一樣,過去的清華經管本科培養重技能、高度專業化。而按照改革後的培養方案,經管本科生在四年內(通常是大一、大二)需要完成24個學分的"通識教育核心課程"。這套課程在經管學院開設,分為8個課組,包括"中國文明"、"西方文明"、"批判性思維與道德推理"、"中國與世界"等,學生在每個課組中至少選修一門課。

2015年春季學期,錢穎一請來清華政治學系的劉瑜講授"中國與世界"課組下的一門課——"比較政治轉型"。當時正讀大三的李琳佳在一次課上遇到錢老師(學院師生都稱錢穎一為老師,而不是院長)來旁聽。課下她收到錢穎一的郵件,向她索要劉瑜開的書單。她記得其中一本是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再見面時錢穎一問,"你們讀了嗎?"多數人搖頭。他有點不高興,"你們沒讀?我都讀了。"

"中國與世界"課組下另一位鼎鼎有名的老師是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弗格森(NiallFerguson),他也是錢穎一幾經周折邀請來的。

"真有點像西南聯大時那種大師雲集的感覺。"大四學生陳嘉證說。他重點談到了"批判性思維與道德推理"這門課,課程涉及一部分邏輯學,一部分道德哲學,從康德到密爾再到羅爾斯。他正在申請美國幾所頂尖大學的法學碩士,他認為清華經管強調的邏輯思維能力、領導力和溝通力,都為他的跨專業申請打下了基礎。當然,擔任院學生會主席的經歷無疑讓他更接近目標。"每門課都給你一個新的描述世界的視角,"他帶著興奮和自信總結道,"你進到一個學院來,是閉著眼睛一條道走到黑,還是能有主動性,能選擇,區別是非常大的。"

並非所有人都理解錢穎一推行通識教育的初衷。有學生抱怨人文課程對找工作、找實習沒幫助,不如多開一些會計課、金融課。於是錢穎一就轉述畢業校友的話,耐心開導:"等過幾年你會發現,人文知識對你的思維幫助很大"、"到時數學公式全忘了,但歷史哲學精髓記得最清"。有老師抱怨通識課不好教,深淺難易無從拿捏,學生評分低,錢穎一就一個個去聽課,與老師們溝通,給予安慰。

通識教育的理念與實驗在中國高校並不新鮮。北大的元培學院、復旦的復旦學院、中大的博雅學院等,都試圖打破專業壁壘,卻也都在推行中遭遇了與傳統體制的艱難角力。

錢穎一仍然選擇激流勇進。在他看來,通識教育的目的還不是開闊眼界,也不是為專業學習打基礎、作補充,而是培養學生的思維方式和世界觀,為人的一生做準備。

在2012級本科新生開學典禮上,他發表了一篇演講,題為"『無用』知識的有用性"。他也在許多別的場合提到一些美國商界成功人士在本科時讀的是"無用"的專業:投資銀行高盛的CEO勞埃德·布蘭克費恩在哈佛的本科專業是歷史,私募基金黑石的CEO史蒂夫·施瓦茨曼在耶魯的本科專業是文化與行為,網上支付公司PayPal聯合創始人和前CEO、《從0到1》的作者彼得·蒂爾在斯坦福的本科專業是哲學——誰能想像在普遍被認為最"有用"的經管學院,還有人這樣鄭重其事地談論"無用"的價值呢?

世界一流的顧問委員會

清華經管學院接待室的牆上,掛著前三任院長的照片。第一任院長朱鎔基笑容可掬,牙齒微露。這張照片是錢穎一在朝陽公園一個民間金融博物館裡意外發現的。"朱院長的照片一般都比較嚴肅,我一看,誒,這張好啊!"錢穎一眼神發亮。

2000年,清華經管學院顧問委員會在時任院長朱鎔基的主導下成立。美國前財長、高盛前CEO亨利·保爾森在《與中國打交道》(Dealingwith China)一書中提到了那段歷史的一個細節:"1997年秋天,我和朱鎔基碰過一次面,那時高盛剛剛幫助中國移動完成重組和上市。他敦促我設法為類似的中國公司培育管理人才。『我們的管理太落後了。』朱用他一貫的坦率說。"

2001年,朱鎔基辭去清華經管學院院長,在告別演說中他提到,之所以成立顧問委員會,是為了"把世界上最優秀的管理者邀請來","希望對經濟管理學院的成長有幫助。"

如今的清華經管學院顧問委員會,雲集了像保爾森這樣的世界級政商領袖,陣容比起哈佛商學院這樣的頂尖商學院的顧問委員會更加耀眼。委員們來清華開年會、提建議、像扎克伯格那樣走進課堂、為學院引薦重要的人和機構,以及捐助教育事業。概言之,貢獻他們的見識、人脈,和資源。

外國顧問委員反映學生英語口語水平低,講英文聽不懂,錢穎一就推進英文教學。一年之內,經管學院一百多門本科課中用英文授課的就從七八門變成了五十多門。國內顧問委員反映學生中文水平低,文書寫不好,錢穎一就在一年級增加了中文寫作課和中文溝通課。

聲音被聽取,多少加強了顧問委員們的角色感和參與熱情。可說到底,外國顧問委員們為什麼願意來?

"他們也渴望了解中國下一代領導者在想什麼。"錢穎一說。

學院合作發展辦公室原主任潘慶中每年都陪錢穎一拜訪顧問委員,"世界各地跑了好多地方"。高通創始人歐文·雅各布是顧問委員會最早期的委員之一。2013年,錢穎一和潘慶中代表學院第三次拜訪他。在加州LaJolla的濱海別墅裡,這位波蘭裔猶太人和他的太太接待了遠道而來的中國客人。告別前,客人掏出一本精美的相冊,裡面印著夫婦兩人在清華參會和授課的照片。適逢他們結婚60周年,這是頗為貼心的禮物。

相冊封面上,幾片星星狀的貼紙透著點拙樸的童趣。那是前一天,突然發現年份寫法不合英文規範時,兩個中年男人的急智之作——他們在異鄉的小商店裡買剪子、買膠水、買貼紙,嘁裡喀喳忙活一通,才用小星星遮住了字母。錢穎一把這段插曲講給雅各布夫婦聽。

雅各布當場承諾為清華經管學院捐設一個講席教授席位。建立講席教授席位這項機制使得學院在有限的大學薪資之外,能以較高薪酬從海外聘請學者。2004年,留美經濟學家李稻葵和白重恩從香港回到清華經管學院任教,就是得益於AIG(美國國際保險公司,保險業巨頭)前總裁霍頓·弗裡曼先生捐贈的講席教授基金。

拜訪每一位委員之前,錢穎一都會把對方的背景資料細細整理、列印,反覆琢磨,坐飛機坐車也不肯放鬆。前往美國東北部的一個偏僻小鎮拜訪霍頓·弗裡曼時,他們乘坐的螺旋槳飛機又小又舊,發動機震天的聲響中,潘慶中只聽清錢穎一說了一句話:"我有什麼本事啊,就是比別人勤奮一點。"

幾乎所有和錢穎一接觸過的人都談到他的勤奮與執行力。2007年錢穎一啟動MBA改革,現任院黨委書記高建時任院長助理,他印象中的錢穎一總是火急火燎的,常常一個任務布置下去,兩三天內就要督促完成。也是在2007年前後,《財經》雜誌主筆馬國川曾經為寫作《風雨兼程:中國著名經濟學家訪談錄》約訪錢穎一,當時正值顧問委員會年會期間,他對錢穎一的忙碌和事必躬親記憶深刻。

顧問委員會年會每年在清華召開。短短不到兩天時間,除了領導人會見、大小會議之外,錢穎一還要為學生安排值得翹首的環節。2014年,他同蒂姆·庫克對談。2015年,他與埃隆·馬斯克對話,還請扎克伯格講課。這幾位顧問委員都是年輕人中極具號召力的偶像。


錢穎一對話特斯拉執行長埃隆·馬斯克

"馬斯克的談話中有兩點值得挖掘。一是物理學第一原理對他影響很深。物理學第一原理不是定理,而是一種思維方式,是說凡事要刨根問底,回到最原始的假設。他造火箭就是靠這種思維。二是他認為量子力學很重要,因為它反直覺(counter-intuitive),卻是正確的。創新也常常是反直覺的。這跟賈伯斯講的think different(不同的思維),彼得·蒂爾講的contrarian thinking(逆向思維),是類似的意思。無獨有偶,扎克伯格女兒出生時網上流傳一張照片,他們夫婦抱著孩子拿著一本書,書名就叫《嬰兒版量子力學》。"

"這些人的相同之處就是,都是與眾不同。"錢穎一如此歸納。他似乎有種迫切的希望,希望學生看到這些頂尖的人物是如何思考自我、思考世界。

結緣清華經管學院

自加入清華經管學院後,錢穎一從沒帶過博士,偶爾給本科生講《經濟學原理》,常常回答學生關於個人發展與人生道路的提問。有些問題他認為太細節,不值得過分關注,比如"投行怎麼面試?"有些問題他認為重要,應當現身說法,比如"我不喜歡現在的專業,可研一了,換專業成本會不會太高?"

錢穎一就不止一次地換過專業。高中畢業的他在北京密雲縣鄉下一邊幹農活,一邊自學英語和數學,度過四年插隊時光。1977年恢復高考,他考入清華數學系。之後赴美留學,他先後轉了3個專業方向,先取得兩個碩士學位(哥倫比亞大學統計學和耶魯大學運籌學),最後在哈佛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我剛到哈佛的時候,跟我一起出國的同學博士都快畢業了,"和學生聊天時,錢穎一也反問他們,"你說這成本高不高?"

當代青年在看似豐富的選擇前踟躕,那一代學人則像月夜行船,小心翼翼地摸索航向。1983年,在耶魯讀運籌學的錢穎一第一次接觸到現代經濟學,其中的數學部分他遊刃有餘,但經濟學部分卻異常艱深——計劃經濟環境下成長的一代,根本不知市場中的供給和需求為何物。適逢曾任社科院研究員的吳敬璉在耶魯做訪問學者,錢穎一和他多有交流,並深受啟迪。當時,中國的改革開放浪潮洶湧,經濟問題複雜而嶄新,這讓大洋彼岸的錢穎一立定志向,投身經濟學。

1990年起,錢穎一先後在史丹福大學、馬裡蘭大學和伯克利加州大學的經濟系任教。從那時起他就頻頻回國,在北大講課,與人民銀行、財政部、中央財經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等財經部門溝通交流,提供改革政策建議。在90年代,1993年的宏觀調控(市場經濟體制確立後的第一次宏觀調控),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匯率並軌和銀行商業化,90年代末為加入WTO的準備等若干影響中國經濟發展進程的大事件相繼發生,中國的市場經濟框架逐漸成型。

錢穎一的研究集中以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框架探討中國經濟改革中的根本性問題,比如企業改革中的"產權"問題,金融改革中的"激勵機制"、市場經濟的"法治"基礎等,同時引介國際上相關的經濟學說,包括諾獎得主、幾位"信息經濟學"奠基人的學術成果(其中喬治·阿克爾洛夫是錢穎一在伯克利加州經濟系的同事,其妻子、時任伯克利加州經濟系教授、現任美聯儲主席耶倫則是招聘錢穎一入系的委員會主席)——由此集結的、在2003年出版的《現代經濟學與中國經濟改革》一書成為當時國內最前沿的轉軌經濟學著作。

在這本書出版13年後的今天,當被問及中國經濟的"轉軌"(指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是否完成時,錢穎一這樣回答:"這是一個一直在進行的過程,要看你以什麼標準去衡量。如果談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經濟、談公平的市場競爭、談明晰和安全的產權,那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2001年,當時的清華經管學院院長趙純均找到錢穎一,請他幫忙引進海外經濟學人才。當時和錢穎一同批留美的經濟學者中,一些人已經獲得美國高校的終身教職,立即辭職回國任教的可能性甚微。在錢穎一的建議與聯絡下,清華經管學院在2002年採用"特聘教授"制度,聘請了包括他在內的15名海外經濟學學者,利用美國高校學期短的特點,每年來清華授課3個月。十多年過去,如今這15人中,有12位正在或曾經擔任國內經濟相關學院的院長,國內的經濟學教育事業藉此開枝散葉。


2002年,特聘教授項目開創了海外學術人才引進的新模式,為後來國家的"千人計劃"提供了範例

2006年,錢穎一出任清華經管學院院長。十年間,他每年主抓一個教學項目,完成了從本科、碩士、博士到MBA、EMBA各個項目的改革。"賈伯斯說過,人生不能事先把一個個點連接到未來,只有回過頭來看,才能把這些點連上。我也是一樣,改革並不是都是事先計劃好的。某個時候有機會了,我就做,並把它做成。"

他還是喜歡引用賈伯斯的故事,就像他喜歡引用扎克伯格、馬斯克,以及一切優秀人物的故事一樣。他讓你想起那句諺語,並覺得信服:教育的本質不是把籃子裝滿,而是把燈點亮。

人物周刊:為什麼國內高校的經濟和管理專業,有的分開在兩個學院,有的合在一起?

錢穎一:商學院或管理學院在國外有兩種叫法,二戰前成立的大多叫BusinessSchool,二戰後成立的大部分叫School of Management。在美國,經濟系不在商學院,通常在文理學院或社會科學學院。在中國前20的大學中,大約有一半是經濟學院和管理學院分開的(比如北大、復旦、華中科技大學等),而另一半是經濟和管理合併在一個學院的(比如清華、上交大、武大等)。

人物周刊:合在一起有什麼好處嗎?

錢穎一:管理學研究企業內部如何有效經營,而經濟學研究社會如何有效配置資源,企業是其中的一個單位。經濟學家科斯的貢獻是認為企業和市場的邊界其實也是一個變量,到底什麼應該在企業內部交易,什麼又應該在市場中交易,是由交易成本決定的。比如特許經營制就是一種中間模式。麥當勞是一家企業嗎?它不是傳統的模式,因為它的每一家分店都是獨立的,但又是加盟的,總部要收專利使用費。可口可樂也是一樣。這類問題既是經濟學問題,也是管理學問題。把經濟學和管理學結合在一起,會有新的理論突破。

人物周刊:在中國是否還有國情原因?

錢穎一:對。我們是從計劃經濟走過來的。在計劃經濟下,經濟和管理不分,企業都是國有的,管理經濟和管理企業是同一個問題。即使在今天,在我國,政府對經濟的管控能力遠大於其他市場經濟。所以,中國的企業家不僅要懂管理,也要懂經濟,還要懂政治。美國企業家也要懂經濟,懂政府政策,但他們可以通過聘用律師來解決法律問題。但在中國就沒有這麼簡單了。這就是為什麼中國有那麼多論壇,企業家都去聽。他們希望更多地及時了解經濟、政策、法律的變化。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創業創新的熱潮?

錢穎一:我們的習慣思維是,創新是政府的事,是專家的事,是從上而下的,比如"兩彈一星"的成功,就是舉國體制。去年提出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是一個思路上的變化,就是在創新上,要相信老百姓的創造力。賈伯斯如果在我們這裡,他連高級工程師的職稱可能都評不上。

人物周刊:這種創業環境下,高校應該站在什麼位置?

錢穎一:高校的使命是教育,是人才培養。清華經管學院在2013年就創建了"清華x-空間"(清華x-lab),這是一個為學生搭建的創意創新創業的教育平臺。我們從一開始就明確,我們不是以項目為中心,而是以人為中心的,以人才培養為中心。學生創不創業不是關鍵,關鍵是培養創造力,培養一種意識、一種思維,讓他們終身受益。你說我現在是在創業嗎?我是在大學,是在國有事業單位。我在學院裡面搞改革,也是在做創新的事。

人物周刊:在你看來,供給側改革的要旨是什麼?

錢穎一:幾年前我和吳敬璉討論中國經濟增長問題時,都認為用"三駕馬車"作為理論基礎來思考經濟增長不對頭。消費、投資、淨出口是凱恩斯的需求方模型中的要素,這個模型是針對短期經濟波動的。而經濟增長是長期的,應該使用供給方的增長模型,代表人物是諾獎得主羅伯特·索洛。什麼是供給方要素呢?是資本、勞動力、教育程度、改革開放,還有技術進步、創新等。

 

本刊記者|許禕  編輯|張歡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公眾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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