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源浩，思源十期學員
清華大學2010級新聞與傳播學院本科生
2014級公共管理學院碩士
牛津大學2015年訪問學者（清華輔導員海外研修）
芝加哥大學2017級社會科學碩士（全獎）
現為西北大學kellogg商學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為institution, knowledge, network,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2020年的美國在川普領導下格外艱難，不止有失控的新冠和分裂的兩黨，還有夏天此起彼伏的警民族裔衝突。在微信微博上，經常看到對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BLM）的討論，使用著「黑命貴」這樣帶調侃意味的簡稱，配著放火打砸和推倒雕像的圖片，講著開除持不同意見記者和教授的新聞。
這樣的場景很容易讓我們聯想起一些中國記憶——去年的香港和40多年前的動亂。這些記憶對比現在新冠大治、社會穩定、經濟發展的中國，加之很多人切身經歷或目睹了從農民孩子變城市居民的階層流動，難免會問：我們國內中國人這麼苦都靠自己艱苦奮鬥走過來了，你們有美國這麼好的基礎怎麼現在鬧成這樣？我們海外華人在美國無權無勢，自己打拼出了那麼多成功企業家、教授、醫生、工程師和律師，你們政治聲音這麼大，怎麼生活還不如華人？我想從我了解的情況，簡單講講美國黑人運動的過去、現實，特別是支撐當下行為的想法和邏輯。
我之前也不太了解美國人在歷史中沉澱下了什麼記憶，就像很多美國人也不了解同時期中國沉澱下的抗戰記憶。而這些記憶很重要，它不僅影響現在的體制和文化，而且容易讓人有真實的感情共振。遠的歷史不說，我們從1937年的一首歌開始。歌名叫「Strange Fruit」，歌詞是這樣的：
Southern trees bear a strange fruit
Blood on the leaves and blood at the root
Black bodies swingin' in the Southern breeze
Strange fruit hangin' from the poplar trees
Pastoral scene of the gallant South
The bulgin' eyes and the twisted mouth
Scent of magnolias sweet and fresh
Then the sudden smell of burnin' flesh
Here is a fruit for the crows to pluck
For the rain to gather
For the wind to suck
For the sun to rot
For the tree to drop
Here is a strange and bitter crop
這首歌唱的Strange Fruit，是掛在樹上的黑人的屍體，染紅了樹葉和樹根。感興趣的同學可以看看耶魯美國歷史公開課了解背景[1]。這首歌反映了美國南部黑人的境況，而美國黑人當時大多住在南方，1900年時只有8%的黑人不住在南部，1970年則有53%不在南部[2]。1937年的美國，已經經歷了南北戰爭，解放黑奴和一戰，並正在經歷從南到北的黑人大移民。向北移民和戰爭帶來的勞工壓力已經迫使一些南方州改善黑人待遇。那時候，現在有雕像的二戰英雄們已經登上了歷史舞臺，但是南方黑人的情況還是很慘。這首歌影響力很大，成為了美國的歷史記憶。2016年川普勝選，計劃舉辦勝選典禮，邀請Rebecca Ferguson來表演，結果Ferguson說，她會接受邀請的條件是演唱「Strange Fruit」。
在這個歷史時期以及之前，美國黑人經濟、政治和文化資源匱乏，雖然他們得到了一些熱心白人的幫助，得到了政治機構和法律文本的一些承諾，也在1867年就有了自己族裔的大學，但是黑人總體受到的各種歧視和壓制遠遠多於得到的幫助。而在三四十年代，他們得到了歷史的助推，趕上了二戰、民族解放和共產主義運動。這些歷史機遇，為他們的「自助」積攢了條件。
三四十年代，在經濟和戰爭的壓力下，美國工業組織代表大會（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被迫開放了更多勞動權利給黑人。此前黑人是被禁止從事很多技術工種和管理崗位的，只有白人被允許。華人也長期受到各種歧視政策的約束，羅斯福因為戰爭需要改變了一些。政策改變的直接結果體現在經濟上。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黑人從事管理崗位的人數翻倍，貧窮線以下的黑人家庭比率從1940年的87%，降低到1970年的30%。政治上，黑人有了更多機會加入工會，影響勞動政策，組織自己的社團。
二戰結束後，民族解放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在全球如火如荼，美國國內政治也受到了影響。當時蘇聯提供的敘事包括——反對種族壓迫，反對剝削，爭取平等自由，支持勞工。這對很多美國人也是有吸引力的，特別是黑人。美國在大蕭條和二戰已經建立了一些社會主義經濟元素，戰後為了應對蘇聯的挑戰，更要大力塑造燈塔形象，努力講性別，種族平權，工人權益。此時，黑人運動積極自助和互助，它和婦女運動，工人運動，學生運動，LGBT運動，環保運動互相支持，有常設的會議，一起協調，共同進退，切實的爭取到了很多權利。今天美國社會的很多精英，特別是政治家，律師和學者，很多參與過民權運動。
美國政治應對環境壓力，重新自我建構的極致，就是甘迺迪。甘迺迪之前，黑人大多支持共和黨，畢竟林肯就是共和黨人，而南部白人則支持民主黨。甘迺迪在1960年的競選中，迫於選舉壓力承諾了改善黑人權益的政策，但他上臺後民主黨還是南方白人把持，甘迺迪也就沒有積極推動黑人權利。但甘迺迪一出手就搞出了「豬灣事件」，聲譽大跌，又遇到古巴飛彈危機，拉美和越南的共產主義運動高漲，外交壓力極大，他急需在內政有起色。1963年，甘迺迪豁出去了，選擇了堅定的支持民權運動[3]，民主黨自此左轉。而後來，借著迎合美國白人保守選民上臺的尼克森也修改了共和黨的方向。甘迺迪和尼克森的改變奠定了當下美國的政治格局。從此總統大選，多數黑人會投民主黨，而南部白人、古巴裔美國人會投共和黨。這一轉向的另一個後果是兩黨遺留了很多中間派，老民主黨人很多偏右，新民主黨人偏左，共和黨反之。而今天，隨著代際更迭，立場跨左右的中間派都已經老去，美國兩黨政治精英的極化徹底失去了黨內緩衝[4]。
政治家可以做一個決定就轉變方向，但是美國社會轉向沒有這麼快。民主黨推動黑人民權的直接後果是白人保守主義運動興起，例如KKK等組織會對黑人運動開展針鋒相對的countermovement。這種對抗到今天也依然存在，當民權運動提出「BLM」，立刻又有人提出了「Blue Lives Matter」,「White Lives Matter」,「All Lives Matter」來和「BLM」對抗，其中「All Lives Matter」不同人的理解不同，比如我們的發言人華春瑩在弗洛伊德事件中要表達對黑人的支持，卻用了「All Lives Matter」的標籤。不過「All Lives Matter」這個口號在美國的語境，經常是在直接或者間接地反對和緩衝「BLM」。因為所有人都知道人命應該平等，BLM只是想爭取黑人的命和白人的命平等的權利，而不是要超越其他人命，但是「All Lives Matter」的旗號經常被美國保守右派用來曲解BLM的主張。
在countermovement中還有一個敘事和中國人關係很大，就是模範少數族裔「model minority」。這個詞最初主要是來自對日裔美國人的觀察，現在擴展到大多數亞裔。聽起來是在誇亞裔，但它的潛臺詞是其他族裔如果過得不好，那不能怪美國體制，因為你看人家亞裔就能通過教育在高收入職業找到工作，過奉公守法的好生活，所以你過得不好就是你的問題。這個敘事一方面分化了亞裔和其他少數族裔的關係，另一方面製造了對亞裔的刻板印象：亞裔在性格上就應該是nerd, 事業上就應該從事某些職業，在社會責任上則是缺失的，只關心自己職業成功，不關心社會問題。這種敘事，在美國的語境下，對包括亞裔在內的所有少數族裔都產生了傷害，所以使用時要謹慎，因為別人可能會聽出種族歧視的味道。
經歷了冷戰和民權運動，當代黑人運動的思想邏輯吸收了很多元素，其中馬克思主義的元素非常重要。Mary Jackman 就是一位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左翼學者，她的學說很有代表性。有些人看到歐巴馬都當選總統了，美國黑人還在鬧，覺得黑人太不知足了。一些白人出來說自己是特權階層，應該向黑人道歉，也會被罵「白左」。Jackman的理論一定程度上能幫我們理解當代「白左」的思想。
Jackman理論[5]起點是：一個制度要長期維持，不能只依靠暴力，必須要有配套的制度和敘事，讓壓迫者沒有道德負擔，讓被壓迫的人感受不到被壓迫。制度的作用是大家只要遵守制度，按規則操作，就能維持資源的流動對統治階級有利。敘事的作用則是使得壓迫變得溫情脈脈。比如西方很多國家長期存在男女不平等的問題，但是同時又有騎士精神、貴族精神這種尊重女性的文化，這兩者是如何共存的？Jackman認為，一方面制度上男性掌握資源分配的優勢，一方面敘事上男性對女性的優待是一種conditional love。Conditional love是指女性一定要按照特定標準行事，才配得到騎士和貴族的禮遇，否則就是蕩婦，不是好女人，要被dehumanize。所以雖然看起來是紳士文化，但其實紳士一直控制著敘事和篩選的權力，能夠定義什麼是淑女，抹除其他敘事，並有資源進行獎懲。所以，從Jackman以及其他相似的美國左派理論出發，只有物質資源流動的機制和評判話語的權力平等，才是真平等，否則就有風險存在系統性歧視（systematic discrimination）。而如果只是遵守這個社會分類體系，雖然主觀上沒有惡意，但是客觀上成為了維繫體系平穩運行的幫兇。
美國左派所說的這種系統性歧視不是通過直接壓迫，而是通過給社會分類，然後把社會分類放到一個潛在層級結構中，處於某些分類會天然的被直接或間接的受損。比如在美國，一方面強調生而平等、自由奮鬥，一方面社會現實是白人繼承了比黑人多的資源，天然享有競爭優勢[6]。在強者越強的系統裡，最後資源分配會自然變成冪律分布[7]。再比如在職場，一方面鼓勵員工進行個人選擇，另一方面女性卻被社會文化賦予更多家庭責任，最終結果就是女性通過個人選擇犧牲職業發展，看起來完全是女性自己的錯[8]。還有一些歧視機制更加微妙，僅僅靠在個體心理層面起作用就能自我實現，催生自我否定，比如關於女生不擅長理工科的敘事[9]。
與系統性歧視理論配套，是打破這套歧視，它需要受助，自助，助人。因為系統性歧視定義了社會分類和身份，積極起背後的結構，所有作為處於不利地位的個體，他們往往只有兩種改變的選擇：第一、是受助和自助，自我奮鬥，改變自己的身份，加入高等級的身份。這種方式美國黑人有天然劣勢。在中國，被歧視的農村出來的「鳳凰男」，可能個人奮鬥一代，下一代子孫就能去掉這個身份標籤，但黑人只能代代是黑人，哪怕你是歐巴馬，川普依然可以質疑你的出生地。第二、是助人，改變社會，改變社會不平等的分類體系。這是美國黑人運動和其他左翼努力去爭取的，而很遺憾，亞裔往往被看著會選擇第一種路徑，而在系統歧視的理論框架下，做旁觀者並不高尚。
系統性歧視理論的一個困難是你無法評判conditional love的好壞，潛臺詞是只要是conditional love就不是真love。Jackman也直接用了「paternalism」這個詞並舉了父母管教孩子的例子。但是我們知道，人總是要社會化的。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中，最會出現conditional love的場景。單純的unconditional love，可能對人的成長並不總是正面的。
這個時候怎麼辦？之前美國社會的認識是通過社會主流價值觀來教育人，就是融入同化（assimilation）。但是系統性歧視的視角本身是批判既有系統的，既然批判，怎麼能讓老系統來同化所有人？而且憑什麼是白人文化同化其他所有文化，而不是其他文化來同化白人文化？所以在美國，融入同化，漸漸也變得可能有歧視色彩。後來有人提出社會不要進行顏色判斷（color blind），但是也有很多人批評color blind的結果只是鴕鳥式迴避現實，因為現有體系是不平等的，主張color blind是自欺欺人。於是有了現在最政治正確的文化多元主義（multiculturalism），主張要尊重不同文化，特別是照顧弱勢文化，而且儘量少去批評弱勢的文化。因為每一種評價總是有對應的評價體系，評價體系會受到現有制度和強勢文化的影響。只是文化多元主義其實也不能解決問題，它最多只是承認這個現實是不平等，我們要照顧弱者。
系裡有老師是主張多元文化主義的方向，我就在課上問她，We all know that we have different cultures and we should respect different cultures, but what if there is right and wrong? 她也沒有答案。我想找到這個答案，或許是我們這一代人必須要面對的挑戰。
文中所引內容出處：
[1]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oFkuO2gfas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Great_Migration_(African_American)
[3]McAdam, D. (2015, June). 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The ironic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ivil rights struggle and today's divided America. In Sociological Forum (Vol. 30, pp. 485-508).
[4]McAdam, D., & Kloos, K. (2014). Deeply divided: Racial politics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post-war Ame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Jackman, M. R. (1994). The velvet glove: Paternalism and conflict in gender, class, and race relations.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6]Stephens, N. M., Markus, H. R., & Phillips, L. T. (2014). Social class culture cycles: How three gateway contexts shape selves and fuel inequality.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5, 611-634.
[7]Adamic, L. A., Huberman, B. A., Barabási, A. L., Albert, R., Jeong, H., & Bianconi, G. (2000). Power-law distribution of the world wide web. science, 287(5461), 2115-2115.
[8]Stephens, N. M., & Levine, C. S. (2011). Opting out or denying discrimination? How the framework of free choice in American society influences perceptions of gender inequality. Psychological science, 22(10), 1231-1236.
[9]Steele, C. M. (1997). A threat in the air: How stereotypes shape intellectual identity and performance. American psychologist, 52(6), 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