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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一 發自 易丘藏書閣 -
▋公眾號 EQbooks
第一次在網上看到「公知」這個詞語時，它便已經不是原來的它了。
剛開始挺困惑的，批評就批評，是什麼人就是什麼人，為什麼要詞不達意，將「有才無德，崇洋媚外，醜化中國政府和人民，美化外國制度和文化，聲稱國人在一些方面有劣根性，與境外反華勢力勾結，陰陽怪氣影射國內社會矛盾，擾亂國家社會秩序，以此從中獲取私利的人」稱為公知呢？真是浪費了這樣一個挺好的詞語。即便是為了總結歸納，也不該如此，多少有些對知識分子的不尊重。
而現在看來，當它含貶義時，便只能是一個標籤化的負面詞彙。
▋公知（公共知識分子）含義發展線
開啟民智，引導輿論，著書立說；如伏爾泰、盧梭，如羅素、愛因斯坦，如馬丁路德金等。
起源：自從有公共媒體以來，就有公知（公共知識分子）的存在。
國內第二次大規模形成公知群體，就到了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在文革中被普遍打壓的知識分子重新凝聚起來。
國內早期公知諸如清末民初的梁啓超，民國的魯迅、胡適等。
但「公知」精神，則是中國國內的媒體首先提出並倡導的。國內大範圍使用「公知」這一名詞始於2005年《南方人物周刊》推出的「影響中國公共知識分子50人」。
美國法學家波斯納提出並批評了在當代美國和西方社會出現的「公知」現象。
2005年，《光明日報》發表了《警惕「公共知識分子」思潮》的文章，認為公共知識分子以「意見領袖」和社會「牛虻」自居，其實沒有真正的獨立性，也沒有價值中立的批判精神。
光明日報：「其實質是要通過宣揚所謂的知識自主性來與我們黨和國家爭奪'話語權'，不利於國家的改革發展和穩定」。
2004年6月19日，《羊城晚報》發表文章指出，198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作為一個「公共」的獨立性的社會群體，已經開始出現雛形。
21世紀初，人們呼籲知識分子重新進入公共領域，關注公共事務，不希望這些受過精英化教育的群體在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面前集體失聲。
形成貶義：2011年以來，公共知識分子在網際網路開始被簡稱為「公知」。在網上，一些人有目的性引導輿論或自以為是地發表不成熟的批判言論，並自詡為「公共知識分子」，使「公共知識分子」的形象受到了顛覆,「公知」一詞開始包含貶義。
2005年，英國《前景》雜誌聯合美國《外交政策》雜誌在網絡上舉行了一次「百大公知」讀者投票，評選百位健在且積極參與公共生活的知識分子。
自此，很多語境中，「公知」成為有才無德，崇洋媚外，醜化中國政府和人民，美化外國制度和文化，與境外反華勢力勾結，擾亂國家社會秩序，以此從中獲取私利的代名詞。
據查，公共知識分子（The Public Intellectual)簡稱公知，原指參與公共話題討論，具備跨學科性，對自己專業之外的公共話題發言，有專業背景具有權威性及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
精確定義是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是進言社會並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
只是後來，在中國社會的生產生活實踐中，在包括自詡公知群體在內的各種勢力參與下，終於使得「公知」這個脆弱名詞的社會聲譽以直線下降的趨勢演變為一個負面詞彙，一個顧名無法思義，而是既視便可達意的貶義詞彙。
在當前的社會大環境下，不知何時「公知」才能恢復其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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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說到「公知」詞不達意，浪費詞彙，那麼用哪個詞彙才能準確描述這一群體呢？
百年前，魯迅給了答案。
當下，那些活躍在公共空間中、有能力影響主流輿論的知識分子所表現出來的思想傾向，表面上看是符合魯迅對知識分子的責任的標準的。但是，魯迅對知識分子的剖析不止於此，1908年他曾在《破惡聲論》一文中通過分析知識分子的精神結構，並提出了一個重要命題:「偽士當去， 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
副標題：魯迅《破惡聲論》《吶喊·自序》講稿
何謂「偽士」？
《破惡聲論》作於魯迅「棄醫從文」後不久。在尋求強國夢的過程中，當時很多知識分子從西方學習和引進各種理論和學說，也有一些人努力從中國傳統中發掘思想資源，所以當時的中國存在各種各樣啟蒙的聲音。
但魯迅看到的，是一個「寂漠為政」、萬馬齊喑的中國，是一個「萬喙同鳴，鳴又不揆諸心」、了無新意的虛假思想繁榮，他期望打破這種包裹在「惡濁擾攘」的表象下的死寂。
魯迅設定了一個判定聲音真偽的標準，即觀點是否來自內心的信仰，是否是「內曜」和「心聲」的表達。
「心聲」 能夠讓我們遠離「詐偽」，「內曜」 則可以破除我們自身的黑暗，只有遵從內心的召喚，發出自己的聲音，才能實現「人各有己」，進而實現「群之大覺」，即從個體的覺醒擴展到民族的覺醒。
有一些知識分子，內心沒有自己的信仰，隨波逐流，扮演啟蒙者的角色，什麼時髦宣揚什麼，其本質是「掣維新之衣，以蔽其自私之體」，這種人便是「偽士」。
他們表面上也裝作有信仰，但他們所秉持的卻被魯迅稱之為「敕定正信」，即強勢者所規定的意識形態觀念。這裡的強勢者，不僅指政府，也包括強國所代表的強勢文化，可以理解為利用認知差包裝自己。
相對應的，魯迅將迷信視為是「古之先民」對形而上的需求的產物，是發自內在的「心聲」的表達，也是「一切睿知義理與邦國家族之制」——即理論認知和社會制度的基礎。而扮演啟蒙者的「偽士」們以進步的名義攻擊迷信，就造成了一方面沒有帶來真正的思想，另一方面使得中國固有的傳統資源趨於「新絕」，這才造成了「寂漠為政」的局面。總之就是那群人「打破舊的和現狀，卻沒有給出實實在在的適合我們的新藍圖。」
從本質來看，在今天這樣一個人人皆可在網絡專屬社區、社群發言的自媒體時代，有些人缺乏專業領域的知識卻仍要發言，「公共知識分子」也就成了「姿勢分子」，腦子歪了，嘴自然就歪。
在這一點上，「公知」和「群眾」其實都有責任。網絡與網友先是讓這個概念火起來，又讓它汙名化，幾乎失去其原意。這是時代的不理智，因為如今的社會處在一個各種新問題顯露而又沒有得到完美解決的時期，再加上世界各國階段不同、國情不同，不免生出各類「奇言怪論」。
另外，不論是「偽士」，還是「公知」，我們對他們的「討伐」體現了一定的階段性。我們可以回顧，在「公知」現象更甚的八九十年代以及本世紀初，人們普遍還沒有這個概念。
舉個例子，王小波，上個世紀的自由知識分子、作家、公認「有趣的靈魂」的代表人物，無論男女，均喜歡者多。但他也有被歸隊的時候——「用中國人的身份，站在西方人的視角，來俯視中國。」
《紐約時報》有一次對知識分子下了個定義，我不敢引述，因為那個標準說到了要「批判社會」，照此中國就沒有或是幾乎沒有知識分子。
——《中國知識分子與中古遺風》王小波
——《我看國學》王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