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人們可以通過很多視角去了解一個國家。在過去，有無數文章向讀者介紹一個真實的德國，闡述德國政治、經濟，教育，文化，歷史以及德國人的特徵。其中的確有不少很優秀的文章。但更多的文章反而增加我們對德國的誤解。總的來說，我們對德國的理解依舊是不透徹的。
今天，我想在眾多視角中再增加一個: 疫情下的德國。此次疫情起源於中國武漢(不帶任何批判性色彩)，至今已經快兩個月了。我們看到很多中國式的解決方案。很多人都在稱讚中方執行力，「世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做到同時隔離數千萬人「，表示這是中國體制優勢的最好證明，是西方國家不可能做到的。我們也看到類如「武漢加油「的標語，各國華僑感人的援助行動以及國內同胞的各種物資支援或捐款等。
今天，新型冠狀病毒也在德國蔓延。我想跟大家討論的是，德國是如應對疫情的？首先，我們要接受一個現實，中德體制在很多方面都很不一樣。我想嘗試著指出，中德制度差異具體體現在哪裡？由於制度、體制或社會結構不同，德國不可能向中國「抄襲作業「。德國體制難道就沒有自身優勢可言嗎？我們逐步來分析下面幾個因素。
德國是一個聯邦制國家，分16個州。衛生跟教育一樣，都屬於各個州的管轄範圍。德語統稱Ländersache。聯邦衛生部不能直接插手。換句話說，聯邦衛生部的權限是有限的，不能想幹啥就能幹啥。聯邦衛生部的權力被《基本法》套在權力的籠子裡。身為聯邦衛生部部長的權力範圍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教育領域，各個州的教育部長和聯邦教育部部長通過協商達成宏觀政策，最終由各個州的教育部按照自己的特殊性落實具體教育政策。為什麼德國至今都沒有統一「高考「(einheitliches Abitur)？因為聯邦教育部部長的權限很有限。為什麼聯邦教育部被禁止資助某所公立大學？因為法律上禁止。
以此類推，衛生領域也大同小異。聯邦衛生部根本沒有權力對各個州的衛生部發號施令。我給大家舉一個具體案例。近幾天，聯邦衛生部部長斯潘恩和聯邦內政部部長澤霍夫(注: 澤霍夫在1992年到1998年也曾出任過聯邦衛生部部長 )召開了聯合緊急新聞發布會。其中就包括是否取消在柏林舉行的全球最大旅遊展(ITB)。兩位聯邦部長表示，他們只能建議取消，但最終做決定的是柏林市政府，而不是聯邦衛生部或內政部。這裡有一個細節值得關注，柏林Wilmersdorf區政府表示，「對於我們而言，沒理由取消ITB「。這是為什麼？因為ITB的展會地點就在Wilmersdorf。該區是受益者。但是，區政府畢竟是區政府，它做不了主。最終柏林市政府決定，臨時取消ITB。
這裡還有一個細節值得關注。柏林市政府沒有下達取消命令，而是大幅度提高對舉辦方的門檻。舉辦方不可能做到，只能宣布臨時取消。但如果舉辦方一意孤行，它將承擔一切後果。雖然無奈，但為了安全起見，還是取消吧。理論上而言，柏林市政府可以不聽從聯邦衛生部的建議。但在這個節骨眼上，柏林市政府做出了明智的判斷。
延續第一個話題。既然聯邦衛生部不能直接幹預，各個州的衛生部(Gesundheitsministerium des Landes)承擔首要職責和義務，比如進行合理的資源分配，協調工作和事態評估。如果涉及到另外一個州，必須要還要跟它進行跨州協調。按照各個州的人口或面積，每個州的衛生局數量和規模都不一樣。人口只有70萬的不萊梅怎麼可能跟人口超過1700萬的北威州相提並論？
北威州由31個縣(Kreis)和22個縣級別的城市(kreisfreie Stadt)組成。疫情重災區是北威州的Heinsberg，總人口約26萬，總面積約628平方公裡(柏林總面積約900平方公裡)，人口密度每平方公裡405人(相對比: 武漢的人口密度是5400人，北威州人口密度最高的縣級別城市是Herne，每平方公裡3041人)。Heinsberg(注: 他是德國最西邊的縣，距離法國很近)縣的重災區是一個叫Gangelt的小地方，總人口12000人，總面積48平方公裡，人口密度: 每平方公裡255人。
德國最西邊的縣，Heinsberg
北威州第一位傳染病患者就來自這個Gangelt。他們是一對夫妻，曾在2月15號參加Gangelt的狂歡節。據當事人稱，他們接觸過「很多很多人「。參與那次活動有大約300來號人，其中有幾十人被傳染。300多號人加上他們的孩子一共約1000多人。這一千多人已經在家進行自我隔離。據北威州衛生部部長Karl-Josef Laumann表示，針對Heinsberg災區已經成立了一百多人的緊急隊伍。第一線的具體工作操作跟聯邦衛生部沒有直接關係。這首先是北威州衛生部的事。
有報導說，北威州這兩位初期患者之前跟家人在位於布蘭登堡州的Tropical Island的室內遊樂場度過了幾天。據媒體報導，當地衛生局已經針對Tropical Island所有員工進行檢查。這也跟聯邦衛生部部長沒有直接關係。
德國和歐盟體制有一個鮮為人知的原則，輔助性原則(„Subsidiaritätsprinzip「)。由於上下級分工明確，在固定管轄範圍內，上級不能對下級發號施令。但如果事態已經超出下級的能力或資源範圍，需要上級援助，上級才可以介入。要不然算上級越線，可能會受到法律制裁。輔助性原則是德國體制中非常重要的一條。只要是屬於下級行事範圍內的事，不需要先獲得上級批准，而是自己就有主動權。
延續第二個主題。由於上下級分工明確，實行問責制。因此在這種大環境和體制下很難出現李文亮事件。因為人人都可以是李文亮。在正常情況下，不僅不需要上級要求，反而上級會要求下級積極匯報真實數據。當然，德國也會出現下級向上級隱瞞數據的現象，但很數，不是常態。
斯潘恩在很早之前就提出建議，假如診所或醫院醫生發現任何疫狀，要立即向當地衛生局(不是聯邦衛生部)匯報。斯潘恩只能建議，不能強迫。
很多人都把Christian Drosten看作是德國版的鐘南山，因為他敢說實話。其實，德國有很多鍾南山。比如漢堡的病毒專家Jonas Schmidt-Chanasit和哈雷市大學病毒學教授Alexander Kekulé等。
Drosten
Jonas Schmidt-Chanasit
Alexander Kekulé
Drosten早在世衛組織是否考慮針對中國提出衛生應急之前就向《南德意志日報》的一次採訪中說到，寧可多提一次衛生應急也不能少提一次。德國華人對他頗有好感，因為他曾經是首次發現Sars病毒的專家之一，也是此次疫情首次研發出快速診斷新型冠狀病毒測試法的德國專家。他在北威州出現被傳染者之前就說過，德國醫院以及醫療體制已經做好了充分準備，尤其是他所在的柏林Charité醫院。然後他又說，疫情的蔓延很有可能不可控制。如果德國被傳染者數量短期內暴增，德國醫院會很快就會面臨各方面的嚴峻挑戰。說到危機意識，他應該比世衛組織更有危機感。
說來很有意思，當某些國外專家建議世衛組針對中國宣布衛生應急時，很多國內網民表示，這是西方勢力有意在搞垮中國經濟。今天，這位德國版鍾南山說到德國醫院或許真的還沒有做好面對此次疫情爆發後的全方面為準備時，卻獲得很多德國華人網名的支持。
在他之後，有更多德國病毒專家對媒體發表意見，比如上面所說的Jonas Schmidt-Chanasit和Alexander Kekulé。另外還有羅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 Koch Institut，文中簡稱RKI)主席Lothar H. Wieler和副主席Lars Schaade在北威州疫情爆發之前都表示，疫情沒有那麼嚴重。之後又稍微改口，說疫情比流感更危險。副主席Lars Schaade依然認為，在日常生活中不需要佩戴口罩或消毒液，因為沒有科學依據證明它們有效。只要用水和肥皂勤洗手就夠了。
Lothar H. Wieler
德國病毒專家在面對疫情問題上的看法比較一致。他們給出的意見也大同小異。比如在現階段都表示疫情蔓延不可控。最主要的是要儘快切斷傳染連(Infektionskette)，減低病毒的蔓延速度、要重視，但不能陷入恐慌，因為恐慌更難治。
一位來自北威州診所醫生表示，最佳的遏制辦法就是斷崖式方案，既封城。但所有其他專家都不支持封城。對此，Kekulé教授說得最詳細。他認為，一旦宣布封城就意味著承認為時已晚。Kekulé還說道，隔離是把被傳染者跟非傳染者隔離，而不是把他們都放在一個空間，到時候健康的人也會被傳染。一旦某個德國城市被封，很多健康的人會意圖逃出隔離區，因為他們不想跟被傳染者關在一起。這只會增加被傳染的概率。
說到封城，應該由誰去執行？地方警察、聯邦警察還是德國防衛軍？大家都知道，德國是一個缺少警察的國家(這是導致近幾年德國治安下降的一個重要因素)。各大城市的警務人員原本就不夠。2015年出現難民潮後，管控邊境的任務由聯邦警察承擔。德國防衛軍(Bundeswehr)幾乎不怎麼參與境內發生的事(對內安全主要由聯邦警察、聯邦總檢察院、聯邦刑事局和聯邦憲法保衛局負責)。比如上世紀70年代的「黑色秋天「(Schwarzer Herbst)恐怖事件就右聯邦刑事局和總檢察院負責。2003年發生的易北河洪水也沒有出動防衛軍。真正意義上調動防衛軍發生在1962年的漢堡水災(導致315人死亡)。時任漢堡市內政部部長是施密特，後來的德國總理。很難想像聯邦衛生部部長可以調動防衛軍來封城。它涉及到德國體制或治國的另外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則，相對原則(Verhältnismäßigkeitsprinzip)。它是指，面對一個問題，只能以相對的措施應對，不能過度。相對原則在司法界很常見。犯什麼罪，就要接受相關量刑的懲罰，不能過度。以此推論，德國疫情還沒有嚴重到那種地步，因此措施也不能過度。
此次遭到華語媒體批評最多的是聯邦衛生部部長斯潘恩。很多人都認為他低估了德國疫情的風險，以輕描淡寫的態度對待疫情、批評他過於自信，把更多的時間用來競選基民盟新一輪領導人。
問題是，情況真的這樣嗎？不一定！現在下這種結論視乎有點言之過早。假如他有失誤，這個鍋不是那麼輕易就被甩的。假如他在現階段有失誤，今後可以彌補。假如他現階段表現得不錯，今後還是有機會把事情搞砸。畢竟群眾的眼睛是雪亮雪亮滴。
首先我們要弄清楚幾個結構性的事實。
在德國出任內閣部長不一定自身具備專業知識。歷來如此。顧及到斯潘恩目前間接參與四月份基民盟新黨魁之爭，此次疫情是對他的一個政治考驗。如果搞砸了，會直接影響到他今後的仕途，給人留下一個失敗的危機管理者的標籤。但如果處理妥當，他的仕途更是前途無量。這絕對是一個機會。一般人還沒有。他每走一步都會考量其後果。在很多人看來，他可能給人一種有點猶豫不決，沒主見，沒有河北省委書記這般雷厲風行的特立獨行的作風。對於他本人而言，謹慎行事是最保險，也是當下最妥當的處理方式。
他不像58年前的施密特那樣，可以任性地調動軍隊(更何況沒到那個地步)。目前處境也沒有當時那般迫在眉睫。他也沒權力調動聯邦警察。面對當下疫情，衛生部部長很難以一己之力將其克服。他的權利範圍很有限。他需要，甚至依賴跟其他內閣部門合作，比如內政部。恰好現任內政部部長曾經也是衛生部部長。
左邊: 斯潘恩 右邊: 澤霍夫
Kekulé批評衛生部以及德國政府沒能拿出一套全國性的統一方案。對於衛生部而言，聯邦衛生部原本就有一套現成的國家流行病計劃(Nationaler Pandemieplan)以及各州有自己的流行病計劃。前不久，斯潘恩已經通知各州衛生部，隨時準備啟動流行病計劃。但是，開啟德國流行病計劃要符合一個先前條件，世衛組必須事先宣布已經出現流行病。這就意味著，一旦世衛組宣布，德國聯邦以及16個州會自動開啟流行性計劃。德國從2005年首次頒布國家流行病計劃，每隔兩年更新一次。上一次更新時間是2017年。它的主要內容如下，給大眾提供最新信息、實施義務性匯報(哪裡出現疑似患者，立即匯報，這一點已經在做了)、關閉公眾場所如幼兒園(Gangelt已經在做了，到3月6號)、學校、禁止集會、禁止大規模活動(柏林每年一度的旅遊展已經被叫停)、隔離措施、對公眾場所的消毒、增加醫院病房(推遲常規手術，據最新信息顯示，也已經在做了)、設立危機小組(流行病計劃裡有明確規定，它由聯邦衛生部和聯邦內政部聯合負責，這也已經落實了，僅僅25萬人口的Heinsberg縣也成立了100多人的危機小組)、對現狀的觀察和即使評估、根據實際情況調整流行病計劃(巴登弗爾騰堡州在三天前已經做出調整)、危機小組的專業顧問由RKI、Paul-Ehrlich-Institut和聯邦藥品和醫療器械研究所 (Bundesinstitut für Arzneimittel und Medizinprodukte )擔任。
國家流行病計劃不是針對此次疫情而準備的。它是現成的，放在抽屜裡已經15年了。每個州都有。按照實際情況會做出適當調整。比如，德國此前只有把中國到德國的遊客列入風險群體(Risikogruppe)。現在，德國把風險群體擴展到韓國、伊朗和義大利。對於中國，還明確把湖北省，尤其是武漢，浙江省的溫州、金華和杭州都列入風險群體。
很多人嘲諷斯潘恩，說他的自信心到底是怎麼來的？是天上掉下來的嗎？情況明明已經很嚴重，居然還這樣輕描淡寫？是為了維穩嗎？眾所周知，他本人不是這方面的專家。除了德國版鍾南山Christian Drosten曾經多次表示以外，Marburger Bund (注: MB是一個德國醫生協會，成立於1947年，它代表了德國11,6萬名醫院醫生，總數是16,3萬，是全歐洲規模最大的醫生協會) 也認為，德國醫院針對此次疫情蔓延已經做好了準備。據該組織主席Susanne Johna說到，德國醫院有明確的結構，一旦發生流行病，大家都知道該做什麼。但她又補充道，假如流行病蔓延無法控制，對傳染連不知情，將會成為一個大問題。Drosten還說道，德國針對肺炎如此次新型冠狀病毒的準備工作做得非常好。
Susanne Johna
此外，聯邦德國地方政府協會常務理事Gerd Landsberg表示，德國不是在新型冠狀病毒爆發之後才開始做準備的。即便德國目前出現很多被傳染者，但沒必要恐慌。據德國醫院協會表示，德國一共有28000張重症監護病床，大部分都佩戴呼吸技術設備。但最多只能提供10%到15%的病床給新型冠狀病毒患者。這也相當於3000張重症監護病床。如果說德國醫院在面對此次疫情已具備一定能力，是有依據可尋，不是斯潘恩獨自瞎編的。
斯潘恩前幾天在羅馬參加歐盟衛生部部長會議時曾發表過意見，疫情發展在下周很有可能發生新的變化，將面臨一個全新的局面，我們正處於流行病初始階段。如果仔細聽他說得話，他並沒有淡化問題的嚴重性。他只是一再強調，不要恐慌。面對疫情，小心和謹慎跟恐慌不能相提並論。難道非要讓他說，"大家儘早逃離德國，都到中國避難"，才能顯示問題的嚴重性嗎？
已故醫生李文亮生前說，「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應該只有一種聲音。「 德國的社會剛好相反，存在太多不同的聲音，導致我們無法分辨，誰對誰錯。如何在雜音中做出客觀和理智的判斷，只能依靠每位讀者的分辨能力。
的確，能夠隨時封一個千萬人口級別的城市不是所有國家能做得到的。但別忘了，第一，世上壓根就沒有那麼多千萬人口級別的城市，歐洲和美國都沒有。第二，封城不見得就是最好的措施。很多國家壓根就不需要走這一步。如果你相信上面所介紹的這位德國專家所說得話，可能你會支持他的觀點，封城就意味著承認為時已晚。「為時已晚「在任何情況都不應該成為最佳措施。
德國政治家的執行力或權力沒有一人能比得上中國任何一個省的省委書記，包括德國總理在內。因此，類似於省委書記這種強人在德國就沒有，因為體制不允許。這種對比沒有太大借鑑意義。如果想借鑑，必須先廢除德國《基本法》。這個似乎更不靠譜。
德國衛生部部長的職位或許很弱，權限處處受限制，但這不是決定性的。當下德國不推崇強人治國，而是以合作型的制度治國為導向。即便由其他人出任衛生部部長，他的措施或許也大同小異，不一定比斯潘恩做得更出色。斯潘恩在表達和描述疫情真實狀況以及事態進展和避免引起恐慌之間做平衡。他的用詞會很謹慎。他並沒有給大家畫餅，打出德國必勝之類的空虛口號。實事求是地講，看完很多他的視頻後，他沒有給我一種「不知所措，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做「的感覺。他應該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他也知道接下來 -假如事態發生變化時 - 該做什麼。
簡單地說，聯邦衛生系統的結構(聯邦、州和地方)和分工很清晰，大家在其位謀其職。這樣會縮短應對時間。在抗疫情面前，時間往往能起到決定性作用。
養兵千日用兵一時，被更新六次的國家流行病計劃此次必定會派上用場(部分其實已經派上用場了)。在人命關天時刻，真實數據很重要，時間更重要。
德國還有一個聯邦民事保護與抗災組織局(Bundesamt für Bevölkerungsschutz und Katastrophenschutz)，在其官方網站上還能下載一份專業的自救指南。一旦發生災難，每人需囤積大約10天的糧食，比如20公升飲用水(每人每天兩公升)、3,5公斤穀物、麵包、面和米、4公斤蔬菜、2,5公斤水果、2,5公升奶制產品以及0,357公升食油。https://www.bbk.bund.de/SharedDocs/Downloads/BBK/DE/Publikationen/Broschueren_Flyer/Buergerinformationen_A4/Checkliste_Ratgeber.pdf?__blob=publicationFile
到最後，我還想向大家說三個真實小故事。
1.） 疫情下的詐騙行為
一群來自布蘭登堡州的犯罪團夥想詐騙一位85歲的德國退休老人，說自己是他兒子，現在正接受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治療，需要22000歐元。於是這位老人通知了當地警局。
2.）疫情下的欺騙行為
一位29歲的男士為了避免杜塞法院的上訴，然後稱自己已被隔離。當檢察院向當地衛生部門諮詢的時候，紙始終包不住火，謊言立馬被揭穿了。
3.）疫情下的「隔離天使「
圖由於Gangelt小鎮有上千人自我隔離。她，一位47歲的女士在臉書上成立了一個名為「Gemeinsam stark gegen den Virus「的群。三天內就有300多人入群。他們主要負責給被隔離群體購買食物，放在他們家門口。
PS: 有時候，想了解一個國家，不一定要看政客都說了什麼，而是觀察那些普通老百姓是怎麼做的。例如，假如Gangelt是德國版武漢，德國人如何看待被隔離的群體？是歧視還是辱罵，或者有其他表現？再例如，據很多網友表示，很多德國商店的消毒液和口罩斷貨了。同時，周六的德甲還是踢得不亦樂乎，上萬人的球場爆滿。這可屬於大規模的聚眾活動啊。為什麼沒被禁止？德國人真那麼傻X嗎？
PS: 德國疫情還會在繼續蔓延。希望德國華人保持警惕，多關注新聞報導，不要恐慌。恐慌不能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