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原名張煐。
1930年，10歲的她進入小學時，因嫌「張煐」叫不響亮，遂根據英文名Eileen，隨便英譯了兩個字，改名為張愛玲。
再十四年後，她在散文《必也正名乎》中，嘲諷這個名字「惡俗不堪」，卻也不願再改。
這個名字自誕生後的90年以來，已然化為一道漂亮閃耀的光弧，而且絕不鄙陋，毫無媚俗。
擁有這個名字的人，在那個紛亂的時代裡，用一支筆創造了一個獨特的「傳奇」世界，成為了中國現代「文壇最美的收穫之一」。（傅雷語）
01
張愛玲具有一個天才女子的聰慧和高傲，有一種都市人的優越感，她天生就是一個文明襁褓裡長大的徹頭徹尾的現代女性。
她喜歡大上海，喜歡上海人，她能夠在近乎腐爛的上海大都會日常生活中，讀出「詩意」和「哲理」，從物慾橫流中揀出「人的成份」。
我甚至覺得她能容忍上海的一切，包括那些醜惡的東西。她覺得上海是傳統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的「一種奇異的智慧」的產物，是古中國廢墟上的一朵奇葩，她對此深感自豪。由此也形成了她特有的「上海人」視角，用上海人的觀點來察看中國。
她喜歡平凡，喜歡瑣碎，喜歡婆婆媽媽，喜歡嘮嘮叨叨，喜歡混亂中的有序，喜歡整齊中的不規則，喜歡平常謹慎生活中的「一撒手」，喜歡對生活中的一切不起眼的東西多看幾眼。
在《道路以目》中，她從一條日日走過的街道看出了一個充滿煙火氣的大千世界；從一個賣香糯的孩子生疏的叫賣聲中，她聽出了一種「美麗」，在張愛玲的眼裡滿是風景。
我有時候會想，張愛玲或許更喜歡「偷看」：
一個孤獨女人，住在高層公寓，躲在這種「最合理想的逃世地方」，喜歡站在窗戶邊「聽市聲」，這是她的生活。在這種生活中，她把體驗和觀察和諧地交織在一起，思考著人生，咀嚼出「長的是磨難，短的是人生」這樣的達觀和無奈。
她對生活，即便瑣碎、乏味，仍然一往情深；她對中國，即便髒亂、憂傷，仍然不離不棄；她善於從中發現可貴，發現讓她割捨不掉的情緣。這既是一種女性的寬容與慈悲，也是一種智者的宏達與平和。
她對生活有一種別致的理解：生活充滿大大小小的煩惱，生命即是麻煩。她的筆下的小人物總是遭遇著不如意，小煩惱，她把這些細細地描摹出來。
她強調生命，懂得生命之奇特，也懂得生命之短暫不易，尤其對於大變動時代眇乎小哉的生命予以厚意的凝視。
她筆下的人物雖然常常猥瑣、難堪、不明不白、難以理喻，而且屈服、失敗、死亡，但最終的境界「到底還是悽涼的」。這是張愛玲特有的富有同情心的批判意識的體現，愁腸百結卻又不留餘地、鞭辟入裡。
這並非是簡單的人性暴露，她所揭示的滬港百餘年來男男女女的悲歡緊緊地與整個時代粘連在一起。
張愛玲喜歡強調「背景」——人及其生存的空間和時代，喜歡強調「底子」——華靡文章背後的「素樸的底子」。她更關注的是人與時代的脫節，人與時代錯位。所以她會在《燼餘錄》中寫出：
「時代的車轟轟地往前開，我們坐在車上，經過的也許不過是幾條熟悉的街衢，可是漫天的火光中也自驚心動魄……我們只看見自己的臉，蒼白，渺小；我們的自私與空虛，我們恬不知恥的愚蠢——誰都像我們一樣，然而我們每人都是孤獨的。」
張愛玲善於從小人物身上發掘「時代的總量」，善於通過描寫人的自私、軟弱、怯懦、無情來揭示時代的駁雜與含混，而人又無法擺脫時代的蒼涼的底色，無法從時代的夢魘中醒悟。
在現代人的孤獨的心靈中，物質的貪慾與精神的蒼白雜糅其間。情慾的壓抑與奢侈的消費，軟弱的受欺與殘忍的報復，時代的嚴峻與個人的沒正經竟能和諧地集於現代人的身上。張愛玲不動聲色地講述著現代人一個又一個的故事，渲染著不安與恐懼的氣氛，悲從中來。
但張愛玲不是坐在壁爐溫暖的火光中講述宵夜的故事，打發無聊的光陰，她其實也在書寫歷史，只是用另一種形式進行歷史的重構。
她的歷史由一些「不相干」的事組成，這些「不相干」的事也構成了她人生的「生趣」。她的歷史甚至只是寫些男女間的小事情、小心理、小活動。她以為人在戀愛的時候，是比在戰爭或革命的時候更素樸，也更的，男女情事似乎更能揭示人生的全面。
在張愛玲的藝術哲學裡，似乎頗能體現明末清初文學家李笠翁的說法：人生就是戲臺，歷史也不過是戲臺，而且只有兩個人唱戲，一個男人，一個女人。
《傾城之戀》便是這樣一部將歷史濃縮在男女之戀中的小說。這部歷史不記載某月某日發生什麼戰爭，正義與非正義，誰戰勝誰，而是記載兩個防空洞裡生活的男女，戰爭對他們而言像頭頂上的槍炮聲一樣離得很遠又很近，給他們難堪的悲苦，也好像帶來難逢的快樂和悠閒的機會。
戰爭與和平，都是一種生存境遇，其中仍然延續著斷不開的生的「趣味」。張愛玲把它作為一種記憶寫下來，成為另一種形式的「歷史」，給予周圍的現實一個「啟示」——在更接近存在的原生態中人是怎樣地活著的。
落敗舊家庭出身的離婚女性白流蘇，遇上了生活優裕的富商之子範柳原，二人原本曖昧不清的關係，被一場突如其來的戰爭成全了。但是：
「在這動蕩的世界裡，錢財，地產，天長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
靠得住的只有人的奇蹟般的生命和身邊相親相依的愛人，在這兵荒馬亂的時代，他們做夢似地遇見了，做了一對平凡的夫妻。
白流蘇，這個平凡而又帶點神經質的女性，面對彈飛瓦落竟然想到了天荒地老，想到了整個人類的文明。但是：
「成千上萬的人死去，成千上萬的人痛苦著，眼看是驚天動地的大改革……流蘇並不覺得她在歷史上的地位有什麼微妙。」
一對愛情的「蒼涼故事」只是歷史的一個盲點，而無數的白流蘇和範柳原則構成了上海大都會的眾生相，正如夏志清先生所言：
「張愛玲是記錄近代中國都市生活的一個忠實而又寬厚的歷史家。」
02
在用歷史的眼光抒寫都市人生的同時，張愛玲也在以作家的秉性觀照文化。她所取的態度是「洋人看京戲的眼光」，她能夠在京戲裡看出人生的蒼涼，悟出悽寂的況味，並反思中國人的生存境遇，她甚至能夠在服裝的變遷演化中勾勒出一部民國心態史。
在《洋人看京戲及其他》裡，她說：
「只有在中國，歷史仍於日常生活中維持活躍的演出」。
這也許是張愛玲獨有的思維方式和哲學思考，雖然沒有縝密的邏輯，博大的氣勢，卻也並不偏頗、狹隘。
她的薄薄的一本小說集《傳奇》所描寫的世界，上起清末，下迄中日戰爭，長達百年的歷史，就是通過日常生活的一幕幕小劇活躍地演出開來，組成了中國近現代都市人心態史的畫卷。可謂深得《紅樓夢》筆法的神韻，臻至「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國」的境界。
張愛玲的審美個性鍾情於古典的「生活方式小說」模式，《傳奇》中絕大多數小說都秉承著這一傳統，其特徵是平淡，是安穩，既無驚心動魄的矛盾衝突，也無大喜大悲，有的只是日常生活的瑣屑，以及瑣屑中所流露出的人性。
她把中國古典的敘述模式和意境美蘊與現代西方心理分析技巧精美地加以融合，她的小說意象新奇疊出，語言極為鮮活，奔湧的感情把古典的詩意境界照得通體透明。其文字所迴環的氣韻格調總透出一種「原始的荒涼」，是充滿野氣的清新，精雕細琢，卻又似天成，平淡自然又襯之華麗繁盛。
她筆下的故事整個地被一種悽傷所籠罩，但又含而不露，仿佛閱盡了人間的悲與喜，雖有缺憾，卻不愁然；雖有悲劇，卻不哀怨，總是那麼冷靜清冽，慢條斯理，卻又有善和美，有愛和理解，最難得的是有寬恕。每一個故事都能使你掩卷而思，意猶未盡，盪氣迴腸。
儘管張愛玲的故事盡言他人之事，但絲絲縷縷總能牽動藏得很深的自己來。尤其在她所擅長的關於大都市舊式大家庭的小說中，如《金鎖記》《傾城之戀》《創世紀》《小艾》等，我們都能窺見張愛玲記憶深處關於「家」和父母的陰影，甚至可以說，她聰慧的頭腦，銳利機巧的目光，超世絕倫的感受力皆源於她的童年生活。
在她著名的散文《私語》中，就藏著許多可以讀懂她的線索。她說童年的經歷是「下意識的一部分背景」，是「不必去想，永遠在那裡的」。
出身名門的她曾經有一般少女沒有的優裕生活，有高貴典雅的家庭氣氛，有著發育良好的天性，但隨著父母的離異，她的童年分裂成兩個世界：
母親的世界是洋氣、光明、溫暖而富足；父親的世界則是腐朽、黑暗、冷漠而寂寥。父親及後母的家有著「古墓的清涼」，是衰敗世界的縮影，一個瘋狂的父親，一個病態的後母，使家庭中籠罩著不安的氣氛。
在後一個世界裡，張愛玲陷入一種被打罵、被侮辱，被懷疑，被遺棄的境地，在被監禁的空房裡，她凝望「樓板上藍色的月光，那靜靜的殺機」；因大病躺在床上的她冷靜地悲哀地想到了最可怕的一種死——默默地死亡——死亡主題也成為她後來小說中永恆的主題。
在小說中始終迴避自我的張愛玲，卻在散文中縱情寫著自我，坦誠地私語著，幽幽地靜靜地訴說她那過去的，伴隨著童年、少女的可愛而又可悲的歲月，沒有淚，只有輕輕的嘆息，像黑天裡那輪模糊不清的圓月，冷冷地，靜靜地，孤零零地划過，孤獨而悲涼。
這才是真實的張愛玲的表達，裡面藏著她太多的關於家庭的腐朽、專制、壓迫；關於婚姻的欺騙、虛偽、變態；關於人性的報復、仇恨、傾軋；關於世事滄桑的答案，足以傳奇！
這一切，又最凝練地，最完美地鑄成了她最受稱頌的中篇小說《金鎖記》，這也是張愛玲與生俱來的秉性，童年悽涼的感受和非凡的藝術天才結合得最好，發揮得淋漓盡致的一篇傑作。
貧苦家女子曹七巧嫁到顯赫的姜公館，為了一個喪失性功能的殘廢男人陪葬了青春，為了生存，她的青春和欲望牢牢地被金錢和財富鎖住了，壓下了，最終釀成她怪決、報復的病態性格。
她曾殘酷地扼殺了自己的情慾和希望，也不能容忍兒女的生命樂趣。她誘使兒女吸毒以求鎖住他們，她逼兒子供出之事折磨死媳婦，她不動聲色地向未來女婿暗示女兒的鴉片菸癮，毀掉了女兒的婚姻，七巧的變態的兇殘令人毛骨悚然。
《金鎖記》裡最令人觸目驚心的字眼是「欲望」，圍繞欲望的沉溺，張愛玲把人性的幽暗心理揭示得恐怖不堪，令人膽戰心驚。這是那個時代的恐怖，是人類古老記憶中的罪惡，是《金瓶梅》時代在近代中國可怕的延續，張愛玲為它打了一個漂亮的死結。
03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寫大家庭淪落的小說是一個重要的類型，張愛玲以其文化意蘊和心理深度卓然一家。
大都市裡的大家庭——現代文化中的傳統文化，這似乎本身就是一個歷史的大命題，是新文化運動所提出的諸命題中最嚴峻的一個。張愛玲成長在「五四」的背景裡，她用自己的方式思考時代和歷史的大課題，她曾在《憶胡適之》中說：
「像『五四』這樣的經驗是忘不了的，無論湮沒多久也還是在思想背景裡。」
「五四」以來，城市文明與鄉土文化是文人筆下兩條風格迥異的風景線，更多的文人是於兩條風景線的交匯、交戰與衝突的邊緣。
相比於牧歌般的鄉村，京派文人把城市看成是醜惡、畸形、萎頓，失去生命衝動的罪惡之源。即便是海派文人像通俗作家張資平、葉靈風等都相當程度上把筆觸探到了都市繁榮背後的蒼白，富足背後的空虛，文明背後的醜惡。
作為海派作家的旗幟，張愛玲也希望造成她的小說一種整體的「不安」氣氛，似乎很能說明問題，一種風雨欲來的恐懼與不安預示著海派文人對中國新文化現代性的警覺與深思。
不過張愛玲與其他海派文人作家略有不同，她是少有的對都市文明情有獨鐘的作家，只這一點，張愛玲可算得上現代中國最有代表性的「城市小說」作家。
不過，她的「海味」與以老舍為代表的「京味」，雖同為都市小說，卻南轅北轍，這不僅僅像魯迅所說的京派與海派在官場化與商業化中所形成的差異，我想更多體現在觀察的角度以及對「城與人的關係」，所採取的不同的表現形式。
老舍筆下的「京味」體現在對老北京人的世俗情趣，在溜鳥、唱戲、品茶中表現出老北京人在似無痛感的瑣碎行為裡把生活藝術化的苦澀，這是「京味」內在智慧的生活方式，有著濃重的舊帝都臣民的遲暮感。
而張愛玲的「市井人生」更多的是一種現代都市的「新感覺」，這種新感覺充溢著對都市人生，男男女女們的生存境遇的哲學體味，她把城市作為一種天然的搖籃，裡面掙扎的是各色的人等，每個人都有他的軌跡。
總有一天，「搖籃」本身也要被壞掉，這就是張愛玲小說處處流露出的對即將來臨的破壞的預感、恐懼與不安的氣氛，她在《自己的文章》中寫道：
「這時代，舊的東西在崩壞，新的在滋長中……人們只是感覺到日常的一切都有點兒不對，不對到恐怖的程度。人是生活於一個時代裡的，可是這時代卻在影子似地沉沒下去，人覺得自己是被拋棄了。」
這是一個過渡時代未成形的朦朧的「夢魘」，張愛玲通過描摹都市人生把時代的夢串結起來，留給人的不是悲壯的完成，而是蒼涼的啟示，不是驚天動地的啼哭，而是輕輕的嘆息。
最後：
張愛玲是一位任性率真的女性作家，在她那「清堅決絕」的宇宙觀裡，似乎並沒有那麼多使命感和責任感，也從不和自己為難，她甚至願意使自己甩掉高雅與酸氣，走向通俗。
她是一個商業化社會裡最懂得自我實現的人，她恐怕也沒想著有一天後世的文學史能有她一筆，她只是願意在都市書攤正暢銷的雜誌上連載她的故事，她有點像一個不俗的電影明星，以她高貴的氣質和精湛的演技贏得觀眾。
從這個意義上說，她是一個本份的小說家。現代文學史上能守得住本份的作家實在少得可憐。
有些作家除了被文學史家垂青外，他的作品恐怕永遠不會被一個普通讀者拾起來；有些作家不見得被所謂的史家所重視，可是無論哪個時代，翻出他的作品來，都會給讀者帶來一份驚喜。
張愛玲屬於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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