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貼吧上一個「賈君鵬」的帖子，能有幾十萬條回復;魔獸遊戲停服，能讓幾百萬人陷入無聊;戒除網癮中心，能有幾千萬元的利潤。每周上網40小時，就可能被看做「網癮患者」，每個城市的網吧裡都聚集著大批青少年，用10塊錢消磨一夜。青年一代沉迷於網路遊戲、社區交友，於是，他們被認為是「最愚蠢的一代」。
憂心忡忡的長輩們擔心，網際網路和技術的發展，讓年輕一代沉迷於娛樂，沉迷於自娛自樂，而不是思考和創造，他們沒有求知慾，沒有感受複雜狀態的能力，沒有更好的想像力和表達能力。如果這些判斷不對，至少還有一個疑問值得深究：他們真的很好地利用了技術的發展嗎?
法國小說家馬丁·佩奇，生於1975年，他的第一本小說就叫《我怎麼變愚蠢的》，書中的主人公25歲，是個阿拉姆語言的學士，貧窮，不快樂，孤獨，並且認為自己的不快樂與自己的智識生活有關——他相信，有知識有智慧，只能讓一個人更痛苦，更孤獨。他想成為一個酗酒者，想做大腦手術，想方設法要變得愚蠢。這本小說出版後被翻譯成了20多種語言，但從未得到一個獎項，直到德國大學生將自己設定的一個圖書獎頒予作者。這本小說提出的問題是——我們是否必須愚蠢，才能在這個社會裡成為快樂的一員?
「數字原住民」和「數字移民」之間的技術鴻溝似乎超越了當今世界上的一切文化差異。如今的大眾文化已經造就了一種「顛倒的勢利」，唯恐冒犯了大眾基於日常生活和個人經歷所形成的洞見，力圖將這些平庸的東西賦予文化和意識形態上的意義。
「無聊經濟」——愚蠢一代造就的信息洪流
記者◎朱步衝
利用一份課餘時間完成的青少年媒體消費習慣報告，15歲零7個月的英國摩根史坦利少年實習生馬修·羅伯森一夜之間成了名人：他為那些渴望打開孩子們的錢包而始終不得其門而入的成年「麻瓜」開啟了一扇窺探前者消費定式的小門——從來不看報紙，除了八卦小報和消費資訊密集的免費DM雜誌。網絡不僅是他們社交關係的基本構架，也是信息接收的主要渠道，如果感覺新鮮有趣，他們甚至會對瀏覽頁面彈出的廣告仔細瀏覽。音樂已經從某種藝術品鑑淪落成了青少年專注於其他活動時充當氛圍製造的背景聲效(BGM)。他們喜好任何帶有觸控螢幕、網絡連接功能、音樂播放和高解析度液晶屏幕的電子玩意兒，討厭所有有線、笨重、電池工作時間少於10小時的產品。這些數據和信息似乎確鑿無誤地印證了《最愚蠢的一代：數字時代如何讓美國年輕人變愚笨而且威脅到我們的未來》作者馬克·鮑爾萊因的種種論斷：無聊文化和愚蠢一代相輔相成，共同在把人類帶向一個災難性難以估量的未來。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家庭生活研究中心負責人、社會學家艾利諾·奧克斯在一項統計中，發現在8至18歲的美國青少年中，平均每天耗費在形形色色的數字媒體前的時間大約是6.5小時。一句話，「數字原住民」和「數字移民」之間的技術鴻溝似乎超越了當今世界上的一切文化差異。更糟糕的是，40%以上的青少年在網絡即時通訊中傳遞的都是「無意義信息」，似乎虛擬存在本身就具備某種終極意義。輕鬆地混淆了自我和遊戲、現實和仿真的界線，「現實不過是屏幕上眾多彈出窗口中的一個，而且不是最好的一個。總之，無所不在的信息媒介提供了注意力短暫停留的駐點，其間被植入了無數無用信息，而駐點與駐點之間可能會連接成一條注意力鏈條，使人類離自己原先制定的目標越來越遠，直到產生斷裂」。根據美國網際網路產業統計企業comScore提供的統計數字，開心網的用戶，在6月已經達到4200萬，幾乎是中國網民人數的1/10。在這種前提下，人類對駐點和鏈條產生生理學層面的依賴，社會交往也成為某種可被消費的符碼效應，一旦與這種「同時進行模式」出現暫時與輕微的脫離，就會產生無比的焦慮。美國亞利桑那大學人類學家布賴恩·米克維生動地將那些平均每天接受超過100個電郵與手機簡訊的日本青少年稱為「拇指族」，而1996年森田芳光那部紅極一時的《春天情書》，則可以看做「拇指族」所代表的社會交往模式崛起的先聲。
信息無用化與形象視覺化似乎是一對孿生兄弟。日本明治大學語言文化研究所所長四方田犬彥生動地將日本青少年亞文化戲稱為「大頭貼文化」：原本無意義的凝視瞬間由於模糊了拍攝者與窺視者的界限，以及人為附加的卡通形象與臺詞，便被賦予了某種敘述性內涵。這種趣怪的藝術，與Y時代青少年在藉助手機簡訊、電子郵件與其他網絡即時通訊工具流通的無意義信息中，以卡通形象來表達自己心緒與狀態的行為十分合拍。按照克裡斯丁·羅森的論斷，形象泛濫的後果就是：「這些不斷閃現的要點、圖像和資料碎片掩蓋了他們的無知，青少年越來越習慣於面對不連貫的形象的洪流，然而缺乏一個共享的語言和詞彙內核來解釋這些形象，來交流他們對看到的形象的理解。」
「對差異的崇拜正是建立在差別喪失的基礎上。」鮑德裡亞在《消費社會》中這樣說。憑藉「無聊信息」的傳播與再造而蓬勃發展的無聊經濟，也許其存在的根本意義在於後工業時代我們對自身身份和存在性的不確定。自從模擬人生之父威爾·懷特製作的網絡養成遊戲《孢子》6月17日上線以來，玩家已經在這個虛擬自然世界中，創造了超過200萬種隸屬於170萬個不同物種的生物。受到《孢子》成功的鼓勵，EA也在任天堂Wii和NDS上推出可以聯機合作交換資料的探險遊戲《模擬動物界》。為玩家搭建社交虛擬社區，遊戲局限不大、目標性模糊的「沙箱遊戲」，是用著Facebook或YouTube成長的新一代網絡2.0時代青少年的新寵，比如即將在Xbox360上推出的《Banjo-Kazooie3》。
這種對於「差異」近乎病態的偏好，促使以幾何速度萌生、碎化的最小公共文化(PICC)進化成了秋葉原與原宿的「壁龕文化」：這一詞語最初來源於動漫與電器專賣店內設立的每月租費低至2000～2500日元的透明儲物櫃，其用途是供玩家陳列自己的私有藏品，如果發生交易行為，店主將從成交額中抽取手續費。「壁龕文化」以其高度的私密性、排他性以及封閉性為特徵——其繁瑣艱深的內在符碼一旦脫離自身依託的狹隘環境，立刻會淪為無用信息。在「勇者鬥惡龍6」中炫耀自己擁有「3隻金屬史萊姆」的遊戲玩家，熱衷於收集全套口袋妖怪扭蛋玩具的「御宅族」，或者醉心於南美角蜥蜴等稀有動物飼養，其學養不亞於動物學家的「寵物控」，都屬此列。為何「無聊經濟」從一開始就摒棄了任何宏大敘事與社會實在依託?曾著有《宮崎駿的世界》、《日本風景論》的日本著名文化批評家切通理做分析說，生於70年代左右的日本「Junior Boomer」一代，與他們的先輩不同，缺乏諸如「二戰」、核爆、美國佔領、激進學生運動、經濟復甦等共同記憶，日本文化急劇的分裂和層次化，使得他們唯一的共識在於日本經濟豐裕帶來的大規模消費，這種消費的最終具象化就是動漫及其衍生產品。
需要強調的是，「無聊經濟」與「無聊文化」的濫觴，給本來已經岌岌可危的精英文化造成了更加致命的一擊。正如弗蘭克·富裡迪在《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一書中所悲嘆的那樣，如今的大眾文化已經造就了一種「顛倒的勢利」，唯恐冒犯了大眾基於日常生活和個人經歷所形成的洞見，力圖將這些平庸的東西賦予文化和意識形態上的意義。從2004年春季開始，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人類學系正式開設了一門名為「城市流行語言」的課程，這門新興人類語言學的研究對象是一直被中產階級所不齒的黑人說唱音樂——從「50分」、「吹牛老爹」到「艾米納姆」。同年，紐約愛樂樂團宣布在演奏華格納和勃拉姆斯的時候，試驗用15英尺×20英尺大小的屏幕投射演奏員和指揮的形象給觀眾。鼓勵這個項目的管弦樂團管理人對《紐約時報》坦率講述了他的動機：「我們想增加音樂會聽眾的數量，改變現在人少的現狀。」因為「年輕一代對視覺信號更容易做出反應」。確實，根據comScore提供的數字，大約有74%的中國網民年齡在13～34歲，而美國網民中這個比例只有35%，這也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為何2009年上半年騰訊依靠QQ秀、交友服務和網路遊戲就可以輕鬆拿到53.82億元的收入，以及中國網絡文化所體現出的不可逆轉的簡單粗暴趨勢：似乎一個「頂」，或者一個「踩」字就可以囊括對一切問題的態度。
當然，自從誕生起，「無聊經濟」自身的危機也不可避免地因自身的特點而存在。缺乏核心意識形態的視覺饕餮與頭腦糖果無法保證它的偏好者何時會突然厭倦：在過去兩個月中，MySpace已經流失了400萬用戶，即將被搬上百老匯舞臺的音樂劇《蜘蛛俠》預期只能上演10場，它們毫無疑問地將被另一波無聊的無意義信息洪流所淹沒。而我們最終面臨的問題是，將不得不身處一個有大量形象卻沒有記憶的社會，每分鐘都往前看，迫切希望知道最新發生的事情，卻沒有人停下來努力將那些真正的文化傳給下一代。
我們正進入另一個黑暗和無知的時代
——專訪《最愚蠢的一代》作者馬克·鮑爾萊因
美國埃默裡大學的英語教授馬克·鮑爾萊因寫了《最愚蠢的一代》，就得罪了8700萬美國年輕人。
在書中，他提出一個讓美國教育界困惑不已的問題：在整個人類歷史上，知識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普及過：圖書館、博物館、大學、歷史頻道、維基百科、《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一切都在你的滑鼠下，但我們沒有看到年輕人，至少是美國年輕人，包括高中生和大學生，在歷史知識、公民意識、閱讀成績、國際競爭力方面的提高。為什麼?
「因為他們把時間都花在了社交網站、IM和手機簡訊上了。」在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鮑爾萊因說。
記者◎陳賽
馬克·鮑爾萊因(Mark Bauerlein)對Facebook尤其深惡痛絕。尼爾森的調查數據顯示，年輕人最常去的10個網站中，9個是社交網站，「一個人成熟的標誌之一就是，明白每天發生在自己身上的99%的事情對於別人而言根本毫無意義」。
但是，將這樣的罪名完全歸結到數位技術身上，是否過於粗暴和簡單化呢?
「其實，我的想法很簡單，年輕人需要在自己的生命中保留一個空間，可以與歷史、與藝術、與公民理念相遇。」鮑爾萊因說，「如果他們24小時膩在一起，這點要求也變得越來越困難了。」
三聯生活周刊：老一代人鄙視新一代人很正常，但很少會用到「愚蠢」這個詞，您為什麼選擇這樣一個帶有侮辱性的詞來形容美國的年輕一代呢?
鮑爾萊因：我知道這個詞很刻薄。我的書出版前，我妻子勸我換一個，但我說「不」，我必須用「愚蠢」這個詞，就因為它的攻擊性，就因為它侮辱了8700萬美國年輕人。我是一名老師，我的目的不是批評，而是想讓他們變得更聰明、更淵博。很多老師不願意冒犯年輕人的文化，因為他們不願被稱作「老古董」，但很多時候，玉不琢不成器，如果一個年輕人讀了這本書以後感覺受了侮辱，這是好事，說明他們在思考，想為自己辯護，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也在學習。我希望的是，每個年輕人都足夠生氣，來證明我是錯的。你不知道我希望自己是錯的，我渴望每一個負面的評價，這就是我選擇「愚蠢」這個詞的用意。
三聯生活周刊：「愚蠢」到底是指什麼?
鮑爾萊因：「愚蠢」並不是指這一代人的智力有什麼問題，而是在於他們有最好的機會和資源成為最聰明、最博學的一代，卻沒有善加利用，反而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裡。
三聯生活周刊：您的指責有根據嗎?
鮑爾萊因：我可以給你一些數據：今天，55%的美國高中生一周花在作業上的時間不超過1小時，大學生則每周少於10小時;1/3的年輕人(18～24歲)不知道美國副總統是誰;52%的學生以為美國在「二戰」中的盟友是德國、日本或義大利，而不是蘇聯。這樣的例子我還可以給出許多，數據來自美國教育部、人口調查局、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全國藝術基金會……都是權威機構。有一些調查是我自己在美國教育部時親自負責的。並非我誇大其詞，美國年輕人的無知程度超出你的想像。
三聯生活周刊：您認為，這是一個全球現象，還是就美國如此?
鮑爾萊因：我認為是全球性的，只不過美國的情況更嚴重。因為年輕人的日子過得太舒服了，他們不需要工作，有很多自由時間、很多朋友，最重要的是，他們的零花錢比誰都多——每周100多美元。他們生活在這樣一個國家，政府執政了200多年，他們從來不用擔心軍事政變，不用擔心敵國侵略，不用擔心健康危機。他們為什麼要關心外面的世界?為什麼要關心中東發生了什麼?朝鮮發生了什麼?他們關心的是派對、遊戲、籃球明星，在Facebook上給朋友發照片。
這一切聽起來好像很負面，但事實上，我喜歡年輕人，我希望他們長大。我希望他們了解歷史、政治、藝術，了解他們的公民權利，了解他們的政府的運作。
三聯生活周刊：您還記得自己年輕的時候是什麼樣子嗎?如果當時有網際網路，您覺得自己會和今天的年輕人不一樣嗎?
鮑爾萊因：哦，我會和他們一樣。15歲的時候，我就是一個白痴。這不是他們的錯，只是這些工具太誘人，太好玩了，讓一個15歲的孩子難以拒絕。
這是年輕人的本性，正是構建自己身份的年齡，他們思考性、死亡，他們孤獨、害怕，他們必須尋找同盟，他們必須穩固自己，通過模仿別人。
他們需要社交，而數字工具前所未有地強化了這種需求。比如，一個15歲的孩子一個月發了5000條簡訊，父母說，夠了，你太費錢了，他們沒收了他的手機。對父母來說，這不過是個玩具，但對那個孩子來說，卻是「你毀了我的生活」。
15歲的時候，我也上學，和朋友聊天、打籃球，但晚餐的時候，我會回家，會一個人做作業。一天裡至少有一段時間，我不是和15歲的人待在一起，而是獨自一人，讀書、思考，或者和父母在一起，聽他們談話，關於外面的世界，關於政治、金錢，或者看電視新聞，聽克朗凱特談「越戰」。
但現在，有了網際網路，年輕人幾乎每時每刻都膩在一起，晚上22點鐘還在聊天、分享照片、發簡訊。他們沒有分開的時候，這才是問題所在。
你知道「同輩壓力」(Peer Pressure)嗎?就是朋友之間要做同樣的事情，說同樣的話，穿同樣的衣服，遵循同樣的規則。
你知道一個18歲的男生為什麼要上Facebook嗎?因為他的朋友上了。你知道16歲的女孩為什麼要在肩膀上文身嗎?因為她的朋友文了。你知道，如果一個年輕人沒有博客，沒有Facebook帳號，會面對怎樣的壓力嗎?
一個17歲的年輕人，最害怕的是什麼?被別的17歲隔離。對他們來說，沒有比孤立更糟糕的感覺，這就是青春期的本質。這就是為什麼他們要花這麼多的時間在一起。
一項調查顯示，美國年輕人平均每周要發2272條簡訊。為什麼?因為他們的社交生活是多變的，也許一節課上完，就發現自己收到了分手簡訊。你能相信嗎?現在的年輕人都是通過簡訊分手。所以，他們沒法坐在椅子上，安靜地讀一本小說，他們必須隨時查看朋友們在做什麼，否則就精神緊張，無法集中。很多年輕人並不喜歡這樣，他們厭倦了，但不能出來。因為一旦出來，就失去了社交生活。所以，他們需要老人們的聲音，告訴他們，這個世界上還有更重要的人、更重要的事。否則，他們永遠是孩子，永遠不長大。
悲哀的是，當他們30歲的時候，一定會追悔莫及。他們會想，為什麼在高中時代，我不學學歷史呢?為什麼不在我可以純粹讀書的時候好好讀書呢?現在一切都太晚了。老婆、孩子、柴米油鹽、生活的種種壓力，我再也不可能讀小說了，我看看電視就上床睡了。一切都結束了，這是很悲哀的。
三聯生活周刊：您理解年輕人嗎?
鮑爾萊因：不理解。我年輕過，也愚蠢過，但現在年輕人的很多東西，我完全不明白。我不明白一個人為什麼對自己的照片那麼著迷，我不理解一個人為什麼要寫一個關於自己的博客。
三聯生活周刊：也有人認為，博客和社交網絡促進了另一種形式的書寫和交流能力?
鮑爾萊因：社交網絡的交流僅僅發生在年輕人之間，所以它很難讓你有什麼進步，更好的詞語、新奇的句法、機智的風格、複雜的想法……它只讓你保持在青春期水平。
我一直認為，信息的加速度一定會帶來內容的膚淺化，很多時候，更多的交流意味著更少的意義。
鮑爾萊因：也許吧。技術在改變，行為在改變，學習方式在改變，而我陷在舊的思維方式裡，這是有可能的。不過，我還沒聽說過有這方面的研究。事實上，我不認為這樣的研究能有任何結果。因為在數字時代，無論技術，還是人的行為，都變化太快了，你根本來不及圍繞它展開研究。為了研究一種行為及其影響，你必須有一段持續的時間可以進行研究，你要設計方案、申請資金、組織研究、搜集收據，至少要兩三年的時間，當你的研究結果出來的時候，你研究的技術或行為也許已經不存在了。比如Twitter，兩年前還沒有Twitter，兩年後Twitter也許就沒人玩了，你要怎麼研究這個東西呢?誰知道，10年後人們又會為什麼技術著迷?
三聯生活周刊：您認為一個年輕人在青春期最應該學的是什麼?
鮑爾萊因：我相信每個人在年輕時都應該多讀書，學習更多的知識。網際網路的危險在於，它的知識與信息資源過於豐富龐大，人們以為再也不需要將這些知識與信息內化為自己的東西。Google一下就出來了，何必花時間去記呢?
但是，毛澤東只是一個名字嗎?「二戰」只是一個標註了時間和地點的事件嗎?盧梭在瓦爾登湖邊想了些什麼，哈姆雷特關於生命意義的冥想，真的與你無關嗎?
不，這些都是構建一個正在發展中的思維和人格的原材料。你必須意識到，它不只是信息，而是包含著深層的道德、心理和哲學的價值，它從內部塑造你的精神，而不是你需要的時候調用一下的外部材料。就像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講，如果你只記住了優美的詞句，那是不夠的，但如果你從中領悟到民主的真意、關於美國起源的解釋，那才算真正懂了，而這些不是從網上迅速瀏覽就能立刻得到的。
我總是讓我的學生背詩，不管他們多不喜歡。為什麼?首先，是積累你的詞彙量;第二，它讓你慢下來。他們平常讀得太快，寫得太快，需要有一些東西讓他們慢下來，把注意力放在語言上。在背詩的時候，你得假設自己是另外一種身份。你必須是惠特曼，才能真正理解他的詩，這是一種很美好的體驗，暫時離開你的小世界。
三聯生活周刊：為什麼讀書這麼重要?
鮑爾萊因：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書本扮演的是一種精神性的角色。我來告訴你讀書為什麼重要。首先，讀書訓練你的記憶力。當你閱讀一段比較長的文字時，你必須記住一部分內容，才能繼續讀下面的內容。網上那些短小快速的文本，不可能像書本那樣鍛鍊你的記憶力。
第二，讀書鍛鍊你的想像力。沒有圖像，沒有視頻，你必須在自己的頭腦中想像這些角色的形象。最重要的是，如果不讀書，你有什麼可以作為替代的呢?哲學、政治、小說，你必須通過讀書才能消化。馬克思的思想，除了厚厚的書本，你還能從哪裡學習呢?就像你們中國人學武術一樣，如果要達到某種境界，沒有捷徑可尋。就知識而言，書本仍然是第一媒介。
三聯生活周刊：您對數字時代感到恐懼嗎?
鮑爾萊因：是的。我們不知道技術要往哪裡走，不知道後果會是什麼，不知道我們遺失了什麼。
三聯生活周刊：關於年輕人的問題，有什麼解決方案嗎?您在一次採訪中說，讓每個年輕人每天讀書一小時，這樣就夠了嗎?
鮑爾萊因：當然不夠。事實上，這個問題沒有解決方案。唯一能做的，是讓父母把對閱讀的熱愛傳遞給他們的子女。但這恐怕也是註定要失敗的，因為另一方的力量太強大了——數位技術與青年力量的合謀。
我想我們正進入另一個黑暗和無知的時代。人類延續了數千年的知識、理性的傳統，也許就這樣結束了，剩下的只有娛樂和成功。像我這樣的人，一心要維護書本和閱讀的價值，在這個時代只會顯得越來越奇怪，不是錯誤，只是不合時宜、古怪，但我仍然不斷嘗試。■
Google殺掉了常識?
◎苗煒
7年前，在伯明罕，看萊德杯高爾夫球比賽，大家都坐大巴到球場，散場的時候，再排隊等大巴，1萬多人排隊，秩序很好。陪同我們看球的是一個賭博公司的高管，他忽然提議：我們來互相問問題吧，你問我一個你知道答案而你又認為我不知道答案的問題，然後我問你一個我知道答案而我認為你不知道答案的問題。我完全暈了，經過翻譯再三解釋，我算明白過來，他要大家玩一個常識測驗，這位英國紳士雙手抱在胸前：「你先問吧。」
那是我第一次見識英國人對常識的熱愛，後來知道，英國酒吧、餐廳等場合經常能看到測驗問卷。英國人對知識測驗(Quiz)的熱愛是一項文化傳統，全英國目前流行的測驗門類大概有2000多種，涵蓋了一個受過教育的人應該具備的大多數「常識」。
「二戰」期間，一位英國皇家空軍軍官在德國的戰俘營裡度日如年，他每天要面對的三個問題是「你的姓名、軍銜、戰俘編號」，除此之外，再沒人多問他什麼。「二戰」之後，他成為一個電視製片人，為了報復那段只能回答三個問題的日子，他開創了一個名叫「Mastermind」的測驗節目，把英國人流行的「測驗」變成了一場秀。1972年，第一場比賽在利物浦大學舉行，BBC管理人員認為，這個節目太過「高眉」，安排在深夜播出，但結果收視率驚人。最近幾年，這個「常識測驗」節目受到「誰能成為百萬富翁」、「最薄弱的一環」等問答遊戲的衝擊，但依然保持本色——沒有獎金，4人或5人對決，回答問題得分最多者獲勝。2006年獲得比賽冠軍的是一位程式設計師，他獲勝輪迴答的問題是關於世界盃歷史的。2005年獲得比賽冠軍的是一位律師，他回答的問題是關於小說《飄》的。曾經有一位倫敦計程車司機獲得過「Mastermind」的冠軍，他隨即成為電視明星，他決賽輪的問題是關於倫敦著名景點倫敦塔的。
最近，這個「高眉」的電視節目捲入一場有趣的對抗，一位冠軍選手連同幾個參賽選手面對同樣人數的一個「黑莓小組」，前者憑藉頭腦，後者可以用黑莓手機上網Google，回答同樣的「常識問題」。結果是，「黑莓小組」輸掉了。其中一個成員不解地問：「他們怎麼能贏呢?他們怎麼做到的?」這個問題可能是隨口一說，但也可以被拿來當做罵年輕人愚蠢的證據——他們似乎不知道，有許多事情就是憑藉腦子做到的。
一年前，美國科學作家尼可拉斯·卡爾提出問題：搜尋引擎是不是讓我們變傻了?他在發表在《大西洋月刊》的這篇文章中說：「我不再像從前一樣思考了，尤其是在閱讀的時候。從前，全身心地融入一本書或長篇文章是很容易的事情，可現在已不是這樣了。」這位作家說網絡上的信息讓他煩躁，注意力很難集中。愛因斯坦曾經對讀書有過這樣一個建議：「別費神去記那些你能查找到的東西，把腦子留出來從事創造性的思考。」但是，尼可拉斯·卡爾並沒停留在閱讀與信息這些問題上，他認為，機器既然改變了人們的閱讀方式，也就改變了人們的思考方式和表達方式，尼採在使用打字機之後，寫作風格就從雄文變成格言了。
據說，愛因斯坦發明相對論之後，好多制表匠就不再做手錶了，因為時間被重新定義了。人們或許真的不再需要手錶，但對其他機器的依賴更嚴重了。斯賓塞家，就是黛安娜王妃的娘家，有個姑娘最近鬧了個笑話，她要去倫敦的斯坦福橋看一場切爾西隊的比賽，上了計程車，司機拉著她就去了約克郡的斯坦福橋，150英裡之外，開了兩個多小時，斯賓塞家的姑娘居然沒有發現，她當然錯過了切爾西隊的比賽。這個逸聞被認為是人們過度依賴GPS導航、過度依賴機器的愚蠢行為。有個英國人在網絡上留言：我10歲的時候，乘大巴車去倫敦，經過約克郡的斯坦福橋的時候，我問我爸，切爾西隊就在這裡比賽嗎?全車的人哄堂大笑，這讓我感覺到恥辱，但也是我地理常識的轉折點，從那以後，我發奮學習地理。
布萊恩·卡思卡特(Brian Cathcart)，英國金斯頓大學(不是加拿大的金斯頓)的教授，他提出了一個地理問題：在今天能輕鬆搜索的年代，我們是否還有必要教給孩子們，哥倫比亞的首都在哪裡?英國教師協會負責小學教育的主任大衛·范恩(David Fann)先生明確地回答：「孩子們不必學習全世界那麼多國家的首都都在哪裡，法國首都是巴黎，這個要學習，但哥倫比亞首都是哪裡沒有學習的必要。孩子們要學的是怎麼使用地圖。我們在很長的時間內都在教授那些基礎知識的課程，現在更需要發展技能培訓的課程。現在入學的這些小孩子，可能在2024年才會離開學校進入社會，那時候的科技是什麼樣子很難預料，現在他們每個人都有電腦，都會使用網際網路，我們要教會他們更好地使用這些工具。」
1997年曾經獲得「Mastermind」冠軍的安娜·阿什赫斯特現在已經70歲了，她認為現在的教育已經大不如前：「我們很小就接受教育，真的教育，學校裡可不讓我們玩。家庭作業經常要寫讀書報告，每年夏天都會有一個『常識考試』。現在的孩子們學的都是怎麼通過考試，這真是羞恥。」另一個「測驗高手」加斯科因則認為：「現代教育在很多方面都更好了，比如教育孩子們去思考，但學生們要系統地學習常識就發現沒有那麼多的時間了。」
英國《經濟學家》雜誌有一本增刊名叫《智識生活》，布萊恩·卡思卡特在這本雜誌上發表文章提出了三個常識問題：哪一位哲學家在1781年完成了著作《純粹理性批判》?哪位作曲家於1905年在伊斯特本住過，帶著他懷孕的侍女，而他的妻子剛剛自殺?哪個古羅馬的護民官倡導改革，結果公元前133年被議員們用椅子給砸死了?答案分別是：康德，德彪西，提比略·格拉古。這三個問題都出自1969年的一篇文章，歷史學家羅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在那篇文章中說，每個受過教育的人都應該有「最小限量的常識」，什麼是「最小的限量」呢，「他即便不懂科學，也應該聽說過孟德爾和克卜勒;即便他是個音盲，也應該知道點兒德彪西和威爾第;即便他是一個社會學者，也應該知道點兒希臘古羅馬神話，知道康德和蒙田，知道提圖斯·奧茨(Titus Oates)和提比略·格拉古」。
問題在於，常識總是在變化的，知道一個古羅馬的護民官比知道歐巴馬更好嗎?卡思卡特教授說：「儘管我的學生在我看來好像腦子裡缺少點兒什麼，但他們肯定知道許多不同的東西——我根本一無所知也無從問起。」
網際網路到底是否貶低了常識的價值?卡思卡特教授將這個問題提給了BBC的一位節目製作人——約翰·勞德，他是另一檔「測驗秀」節目「QI」的創作者，他給出的回答也具備「QI」特色：「去看看埃及神話中智慧之神透特(Thoth)的故事吧。」透特負責守護文藝和書記的工作，據說他曾經給埃及王獻上有關記憶與智慧的長生不老秘法，但埃及王對這東西很是抗拒——這東西讓人更健忘，只是一種智慧的假象。勞德說，這個故事有2400多年的歷史了，而人們對常識與媒介的上一次爭執是15世紀印刷術發明時。
凱文·阿什曼先生也回答了這個問題，他曾經拿過英國多項測驗比賽的冠軍，據說溫徹斯特當地舉辦「測驗比賽」的小酒吧都不太歡迎這個人。他說，年輕人的問題是總把「我不需要知道這個」放在嘴邊。阿什曼和勞德先生都說，網際網路其實有更大的教育的潛力，現在可以很方便地接觸到大量信息了，這給人們很多機會去擴充自己的常識，在你離開大學之後，網絡依然可以作為知識的源泉來使用。
三聯生活周刊：有沒有可能是年輕人的學習方式改變了，而您不理解這種變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