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按：本文在《咬文嚼字》1997年第6期發表時，編輯部特為寫了一段「編者按」，茲轉錄如下：
最近報上有兩篇關於「譚」和「談」的文章，引起了語文愛好者的關注。一篇見於《光明日報》（轉載，原出處未考），題為《〈天方夜譚〉為何不用「談」》；一篇見於《周末》，題為《「譚」與「談」通用始於何時》。前者認為唐武宗名李炎，「談」字右半邊為「炎」，唐人因避武宗諱，將「談」改寫成「譚」，以後相沿成習，「談」和「譚」就相通了。後者認為早在西晉時代，「譚」已經可通「談」，並非到唐武宗時代才通用的，由此可見和避諱無關，但作者只是摘引辭書中的書證，未說清譚、談相通的來龍去脈。為此，本刊特請編委金文明先生作了番考證，現將金先生的看法刊登於下，供讀者朋友參考。《光明日報》和《周末》兩文也摘要一併刊出。
「談」、「譚」二字，現有的甲骨文和金文研究著作均未見著錄。《說文》收有「談」字：「談，語也。」語，可作兩種理解，一為動詞，即：說，談說；一為名詞，即：言論，言辭。這兩種意義，都可以從先秦文獻中找到許多例證，茲不贅引。《說文》雖未收「譚」字，但《邑部》有「𨝸」：「𨝸，國也，齊桓公之所滅。」清段玉裁注認為：「𨝸」就是「譚」，「𨝸」和「譚」為古今字。按《詩經·碩人》云：「譚公維私。」陸德明釋文：「譚，國名。」孔穎達疏：「譚，子爵。」《左傳·莊公十一年》：「冬，齊師滅譚。……譚子奔莒。」魯莊公十一年正是齊桓公三年，《左傳》說的「齊師滅譚」，同《說文》說的鄆國為「齊桓公之所滅」，實際上是一回事，因此，段玉裁論定「𨝸」和「譚」為古今字是有充分根據的。《萬姓統譜》卷六十六「譚」姓下說：」譚子之後，國在齊平陵縣，為齊所滅，後以為氏。」說明「譚」的本義是國名，後人以國為氏，又引申出姓氏義。
通過以上論證可知，「談」和「譚」本來是形、義截然有別的兩個字，它們各司其職，互不相干。但是到了戰國時代，情況便開始出現了變化。
「談」和「譚」聲符不同，其上古音也有差別，一屬談部，一屬侵部（李珍華、周長楫《漢字古今音表》擬音，「談」讀dam①，「譚」讀dəm①），但兩者聲紐和韻尾相同，讀音十分接近，具備了通假的條件。如《莊子·則陽》：「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成玄英疏：「譚，猶稱說也。」陸德明釋文：「譚，音談，本亦作『談』。」這是先秦文獻中「譚」通「談」的唯一的用例。純粹是音近通假，與避諱毫無關係。
到了西漢前期，出現了因避諱而改「談」為「譚」的例子。《史記》作者太史公司馬遷的父親叫司馬談，因此司馬遷在寫作時必須避開「談」字而改寫它字。據後人考證，他避改的字有兩個，其一是改「談」為「同」。如《戰國策·趙策》有張孟談，《史記·趙世家》作「張孟同」；漢武帝有宦官趙談（見《漢書·爰盎傳》），《史記·季布傳》作「趙同」，《漢書·司馬遷傳》引《報任少卿書》又作「同子」，顏師古注引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子。」其二是改「談」為「譚」。如《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有新陽侯呂譚，清梁玉繩認為其人本作「呂談」，司馬遷因「避諱改書」才將「談」寫成「譚」的（見《史記志疑》卷二十一）。班固無需避諱，所以在《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中又將「譚」回改成「談」。宋孔平仲《孔氏雜說》云：「太史公父名談，故《史記》無『談』字。」這一觀點無疑是可信的。但據《史記索引》統計，今本《史記》中還保留了18個「談」字，尤其是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兩次寫到其父名諱，竟然都直書為「談」，顯然有悖於情理。我認為這些「談」字應當是後世繕寫者以意回改的結果。
漢代以後，「談」和「譚」的分工基本上還是明確的。「譚」通假為「談」的情況雖較前略有增加，但算不上頻繁或常見。作為「談話」或「言辭」的意義，用「談」還是用「譚」帶有隨意性，主要取決於作者的習慣或好尚，並無規律可循，更與避諱無關。例如三國無名氏所作《管輅別傳》有句云：「此老生之常談。」劉義慶《世說新語·規箴》在引用時對「常談」二字完全照錄，但陳壽在寫《三國志·魏志·管輅傳》時卻將「談」改成了「譚」。又如「美談」一詞，最早見於《公羊傳·閔公二年》：「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昭明文選》所載東漢、魏、晉、南北朝八位作家的文章，凡用此詞時都作「美談」，唯獨《三國志·吳志·孫鄰傳》寫成「美譚」。更有甚者，在《吳志·張溫傳》中，「譚」字竟先後出現了四次，如：「為之譚論」；「亢臧否之譚」；「玄默者非其譚」；「亦有燕譚之義也」。這四個「譚」字都是「言談」之義，寫作「談」也許意思更顯豁一些，但陳壽就是全部寫成了「譚」。看來他似乎對「譚」字情有獨鍾。然而就《三國志》全書來說，卻又並非一律排斥「談」字，如《魏志·郭嘉傳》：「[劉表]坐談客耳。」《蜀志·秦宓傳》：「[王普]即宓第宴談。」這種「譚」、「談」隨意並用的現象，除了與資料來源及作者的用字習慣有關以外，是沒有多少道理好講的。
下面再舉兩個例子：
《舊唐書·賀知章傳》：「性放曠，善談笑。」
《新唐書·賀知章傳》：「性曠夷，善譚笑。」
兩篇傳記，資料來源只有一個，而用詞卻作了變動。《舊唐書》為五代劉晌等所撰，《新唐書》則出自北宋文章大家歐陽修等的手筆。後者將「談」改為「譚」，作為宋人，總不至於要去避什麼唐武宗的諱吧？如果一定要找原因，無非前者用詞比較通俗，而後者修飾得稍為典雅一些而已。
最後說說書名用字。據我所知，書名中可以用「談」而不用卻特地選用「譚」字的著作，最早當數三國末年蜀人何隨的《譚言》。據《華陽國志·後賢志》載：「何隨，字季業，蜀郡郫人也……著《譚言》十篇，論道德仁讓。」後世凡筆記雜談之類的文言著作，書名中用「談」或用「譚」的都有，完全任作者自選而無所限制，大體是「談」多而「譚」少。從《中國叢書綜錄》所收書目來看，這類書約有150餘種，而書名中用「談」與用「譚」者之比約為7:1。前者如《談助》《閒談錄》《香天談藪》《夢溪筆談》《雲蕉館紀談》等；後者如《譚誤》《枕譚》《記小譚》《古今趣譚》《丞相魏公譚訓》等。有時同一部書經過不同書商的刻印，書名中還出現「談」「譚」兩種不同的字樣，這就更可說明其用字因人而異的隨意性，如宋吳子良撰有《荊溪林下偶談》（見《四庫全書》本），而宛委山堂本《說郛》收錄時題名為《林下偶譚》；明張鳳翼撰有《談輅》（見《叢書集成初編》本），而《五朝小說》本收錄時題名為《譚輅》。
由此可知，舊譯外國文學名著中的《天方夜譚》和《十日談》，一作「譚」，一作「談」，完全由譯者當初隨意而定，讀者諸君大可不必勞神費心去猜測其間是否有什麼深意在焉。
（原載1997-06）
連結一：《天方夜譚》為何不用「談」
膾炙人口的文學名著《一千零一夜》在我國的舊譯名叫《天方夜譚》，即「夜談阿拉伯的故事」之意。「夜譚」是夜間說話、講故事的意思，其實就是夜談。那為什麼不直接寫「夜談」而寫「夜譚」呢?這就得說到我國古代的一種習慣——避諱。
在封建社會裡，說話寫文章時，如果遇到皇帝或尊親的名字或與他們相關連的字，都不能直接說出或寫出，必須用別的字來代替，這就叫避諱。例如說皇帝死，則稱「駕崩」。「談」字所以要避諱，是因為唐朝武宗的名字叫李炎。從他當皇帝那天起，人們說話和寫文章，凡遇有兩個火字相重的字，用其他字來代替。於是就出現了「譚」字代替「談」的怪現象，後來相沿成習，「談」和「譚」就相通了。——摘自《光明日報》1996年4月14日。（黎靜音）
連結二：「譚」與「談」通用始於何時？
《教育導報》刊出一篇小文，講了《天方夜譚》（此為舊譯名，今譯作《一千零一夜》，系阿拉伯文學作品）被譯成中文時「譚」字不用「談」，是因為避諱的緣故。
因為唐武宗的名字叫李炎。從他當皇帝那天起，人們寫文章時，凡遇到「炎」字或含有「炎」字的字，都要避諱，而用其他字代替。於是就出現了以「譚」代「談」的怪現象。
其實此說謬矣!查閱一下《辭海》「譚」字詞條就可知道，早在西晉，「譚」與「談」就已經是同一個意思了，並不是到了唐武宗時代才開始通用的。1989年版《辭海》第459頁「譚」字條目下這樣寫道：「同『談』。《三國志·魏志·管輅傳》：『此老生之常譚。』」《三國志》系西晉人陳壽的名著。西晉之後，經歷了東晉、南北朝、隋朝，到唐朝，再到唐武宗時代，其間已相隔四五百年的時間。由此可見，上述「掌故」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摘自《周末》1996年12月28日。（春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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