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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不高興」是所謂「投機」還是「建言獻策」，它是否就能夠代表第二次「中國可以說不」浪潮？或許這些都並非重點，關鍵在於，崛起的中國人究竟應該對中西方關係交出一份怎樣的答卷
我不知道風朝哪邊吹
徐志摩詩裡這種迷惘的心緒，在這個春天有了新的對應物，它就是時下被輿論炒得火熱的《中國不高興》。
今年3月出版的這本新書，一問世就吸引了國外媒體的關注。美國《時代》周刊在3月20的報導中這樣定義：「這是繼1996年不滿西方尤其是美國對中國影響的一部民族主義暢銷作品。」
而打開這本被《時代》視為「《中國可以說不》續集」的《中國不高興》目錄，類似的觀點頗具「衝擊力」：
持劍經商：崛起大國的制勝之道
該由西方正視中國「不高興」了
中國對西方：「有條件地決裂」
……
這樣極具殺傷力的標籤式主題，迅即引發國內外從網際網路到傳統媒體的一輪激辯。
震動西方世界的「小平頭」
對於出身與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人來說，這樣的文章應該並不陌生。1996年，隨著一本名為《中國可以說不》的圖書的誕生，「說不」風靡國內，當時的青年學子幾乎人手一本。這是一本在政治、經濟、外交等多方面評述中美關係、中日關係和臺灣問題的談話錄。
張小波等五位當年被季羨林稱為「小平頭」的青年作者，也成為了西方媒體眼中中國民族主義的「領軍人物」。在張小波的印象中，之所以寫《中國可以說不》，是在讀了日本出版的《日本可以說不》譯本後「受到刺激」的結果。「那年有個輿論調查的結果是，中國人最討厭的國家是美國，最嚮往的國家也是美國。我思考這是為什麼。這是寫書的契機。」張小波說。
另一個契機是「中國威脅論」在美國的興起。在1995到1996年間，由於臺海危機，美國國內掀起了對華政策的大辯論。加上1997年香港回歸在即，美國知識界擔心在臺灣和香港兩個問題上中國將威脅民主和和平，於是有了「中國威脅論」。
這些都促使一部分青年學者對美國的觀念開始轉變。而「說不」的出現，抒發了中國人積壓在內心多年的憤怒，中國國內的民族主義浪潮由此爆發。
「《中國可以說不》引發的民族主義思潮在西方世界也受到極高關注，」作者之一的宋強，自稱來自民間的草莽知識分子，他也是《中國不高興》的作者。
1998到1999年間，美國又掀起了新的中國威脅論熱潮。此後幾年裡，民族主義成為中國社會的焦點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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