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視覺中國
文 | 黃西蒙日前，性別研究者何春蕤在第七屆中國性研究會議上發言，談到了聯合國「全面性教育」文件。[1]此文在澎湃新聞網刊登後，也引發了不少人對性教育的關注與爭議，「中國人缺乏性教育」的話題也再次興起。在輿論場上，對於兩性話題，持不同觀點的人，各自都有一套自洽的邏輯，很難形成穩定的共識。至於如今的性教育，雖然已經過了「談性色變」的階段，但依然有些敏感，性教育到底如何開展、甚至是否要開展，相關爭議依然充滿火藥味。
一提起「性」這個字，恐怕有人會腦補諸多畫面，就像魯迅先生那句十分經典的話，「一見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體......」他當時批評的是國人劣根性，但這種強大的「聯想能力」，恐怕是人性深處固有的東西。然而，對待兩性話題的過度敏感，其實並無助於理性分析問題，要想正視性與性教育之事，還是要把它當成一門科學，從歷史與現實的脈絡上進行學理式的分析。
不知從何時起，輿論普遍認為多數國人處於匱乏的性教育中，甚至長期處於性壓抑中，以至於著名電影《喜宴》時常被拿來證明中國有「幾千年的性壓抑」。這個判斷並非全無道理，但也不全對。中國傳統文化並非從一開始就強調「存天理，滅人慾」，起碼在宋明理學出現前，儒家思想也好，道家理念也罷，最多只是講究陰陽調和，不必過於沉溺情色，並未刻意壓抑人性。
至於先秦古人的兩性觀念，更是自然奔放，《詩經》裡不少關於兩性情愛的內容就是明證。比如那篇著名的《國風·召南·野有死麕》，就是後世虛偽的道學家們「瞧不上」的作品，卻十分生動地呈現出遠古先民的兩性觀念——「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即便是女性，在情慾來臨時，也如此主動，更何況在古代掌握兩性話語權的男性？經過孔老夫子刪改後的《詩經》，尚且能保留這樣「生猛」的文本，後世的各種「經典敘事」的文本對性問題反而「羞怯」起來。
不過，隨著宋代文化內傾性加強，的確出現了嚴重的壓抑人性的問題，性教育也出現了汙名化的現象，甚至各種「房中術」也逐年潛入地下狀態，各種所謂「誨淫誨道」的小說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這也從側面反映了潛在的民間層面與公開的官方層面在性問題態度上的矛盾。尤其是明代之後，
隨著皇權專制的加強，誘導個人慾念生發的東西，在某種意義上意味著對權力與體制的挑戰，「談性色變」的觀念逐漸形成。儘管如此，民間還是對性問題津津樂道，不少小說都在觸發著人們的敏感點。暫不說《肉蒲團》《痴婆子傳》等豔情小說（不是言情小說）影響巨大，即便《三言二拍》《金瓶梅》這些文學價值很高的經典文本，也充滿著各種如今看來電視上「不能播」的內容。與性觀念相關的性教育，在明清小說裡也有不少體現，但多數充溢著曖昧的說辭與隱晦的敘事，比如《紅樓夢》裡警幻仙姑跟賈寶玉共遊太虛幻境，暗指秦可卿對寶玉的性啟蒙，從夢中醒來後，寶玉還與襲人「初試雲雨情」，這段敘事看似「大尺度」，其實合情合理，還與堪稱全書主旨章節的「曲演紅樓夢」揉在一起，可見曹雪芹對其重視程度。耐人尋味的是，賈寶玉在接受這番性教育後，才開啟了後面與黛釵兩人的感情敘事，大觀園的故事也得以徐徐展開，或許在曹雪芹看來，寶玉的性啟蒙也是一種「開闢鴻蒙」，由此才有後面的「誰為情種」，進而上演「悲金悼玉」的諸多故事。
從晚清到20世紀初，西方的生理學和哲學思想逐步傳入國內，作為舶來品的性教育，與中國古代文學裡的性敘事，曖昧地糾纏在一起。比如民國著名的性學家張競生在《性史1926》中，只是作為一個「觀察者」來記錄敘述者的性觀念、性經歷。比如，書中有個化名「一舸女士」的敘述者，在《我的性經歷》中非常詳細地呈現了女性性意識的成長與變化，被張競生在按語裡讚賞為「誠實的性史」。不過，張競生的記錄，研究、探索的意味更重，那些已經被公認為「性常識」的知識，則在不少學者、作家的作品裡可以看到。
比如，在1909年到1948年之間影響知識界的《教育雜誌》，就刊登了不少有關性教育的文章。翻閱史料，我發現其中有些觀念，在今天來看依然準確、前沿。比如周建人在1922年8月發表了《性教育的理論與實際》，常道直發表了《美國中學校性慾教育大綱》，其中講到「性教育之目的」，首先就是為了「使少年人對於性慾的事件持一種健全的與尊重的態度」——如此表述，雖然文白纏繞，道理卻十分清晰，理性客觀看待性與性教育，而不滑入嘲諷或逃避的兩極態度，才是合理而必要的。
但是，這種理性態度在此後很長時間內，都沒能成為主流觀念。上世紀五十年代後，生理衛生教育層面上的「性教育」在教科書上保持了一段時間，但被政治話語影響的兩性話語逐漸發生劇變。在某個特殊時期，不論是官方宣傳還是影視文藝作品裡的女性形象，都變得男性化，真正的性問題反而被壓抑了。但是，人之本性是無法被壓抑的，它必然要尋求另一個突破口，在民間流傳的各種「手抄本小說」裡，不乏各種當時來看「過分」的內容，但即便最「過分」的《少女之心》（又名《曼娜回憶錄》），於今來看也不算什麼。另一個極端表達，則是新時期之後，王小波、張賢亮等作家對性壓抑的書寫。從當代文學史的脈絡上看，雖然「傷痕敘事」有不小的局限性，但在當時，的確起到了宣洩和控訴的作用，電影《廬山戀》等作品也終於開始展現接吻鏡頭，通過承認性意識來刺激全民對性壓抑時代的反思，進而實現文化、政治層面的思想解放，這個路徑十分清晰，也十分符合人性與社會的規律。
雖然思想解放在此後一度成為社會主潮，但很多人恐怕無法擺脫早年經歷的影響，原生環境的文化觀念會始終錘擊著後來的成長。因此，除了一些人倒向性開放的極端，更多60後、70後依然被童年時代的性壓抑觀念所籠罩，所謂「談性色變」的性教育，大多是80後、90後們對父母一代觀念的「概括」。因為
匱乏與壓抑造成的性教育缺失，的確傷害的不只是一代人，或許物質上的短缺可以通過一兩代人來消除，但文化觀念上的殘缺恐怕要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才能彌補。事實上，性教育涉及的問題，從來不只是「性慾/性行為」這類問題，與性別/性意識有關的觀念、文化都會被涵蓋在內。如今輿論場上的不少戾氣，或許都能從失敗或缺失的性教育上找到來源，比如各種性偏見和性羞恥。這類問題太過普遍，此處僅舉一例，比如，輿論對大齡單身女性的偏見很難消除，尤其是涉及到「處女」話題時，總是不乏一些惡意的聯想和妄測。
正如美國作家麗貝卡·特雷斯特在《單身女性的時代》一書中這樣說：「在高中或大學時，如果你沒有遇上心儀的性對象，沒有產生一種特定的性感應......如果你把你的激情揮灑在了藝術、醫藥、運動或者科學上面，你其實很容易發現自己在性方面的缺乏......」。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人可能在兩性情愛之事上缺乏必要的機緣，畢竟現實不見得都是浪漫的。作者用了個幽默的表達——它「並沒有像好萊塢夏季電影裡放得那麼頻繁」。[2]
更糟糕的是，如果大眾輿論開始在性別話題上對個體施加壓力，人很難不被外界環境的評價影響。事實上，在個體自由和尊重他人意志的前提下，個體對性的態度，很難成為一個公共話題，可惜，很多人並不能將性話題的個人性/社會性加以區分，並喜歡以個人偏見臆測他者。從某種意義上講，在性方面缺乏尊重意識，也是對人權的冷漠，正如性學家方剛曾強調，
「性教育的靈魂與基石是性人權和性別平等」，要讓這些常識真正成為「共識」，恐怕還有一個漫長的過程。注釋：
[1] 澎湃新聞網：《性教育是虛假需要嗎？——從聯合國「全面性教育」文件說起》，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4334779，2019-9-5.
[2]麗貝卡·特雷斯特：《單身女性的時代》，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5月第一版，第24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