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將山東大學改造成「新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大學，20世紀50年代初期山東大學開展了持續不斷的政治學習和思想改造運動。事實證明知識分子政治學習和思想改造，在山東大學重塑過程中既起到了相當的積極作用，但是也遺留下一些令人深思的問題。
政權更替與大學重塑
20世紀50年代初期山東大學思想改造初探（上）
□徐暢
（本文原載於《中國歷史評論》第四輯）
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改革開放以後中央才不再使用該術語，如同全國其它高校，山東大學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時斷時續，事實上持續到文革結束。但是一般而言，「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特指1951年9月到1952年秋，黨中央在全國知識分子中開展的有組織、有計劃、大規模的政治學習和思想改造，運動雖然涉及整個文化教育界，但重點是高校。本文所謂「20世紀50年代初期山東大學思想改造」，泛指1949－1955年華崗擔任山東大學校長期間教職員和學生的政治學習和思想改造，改造的對象雖然包括學生，但主要指教職員，尤其是教師。
近年來，關於建國初期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發表了100多篇論文，著作若干種，以及大量回憶性論著，研究內容涉及知識分子政策、思想改造運動原因和過程、思想改造運動中的人物、知識分子心理變遷、運動評價等方面。就高校知識分子思想改造而言，研究較少，不過崔曉麟的研究值得注意，她概括性地梳理了建國初期高校思想改造運動的原因、過程和影響，但沒有涉及山東大學。關於山東大學知識分子思想改造，主要有孫麗的碩士論文《山東大學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研究》，該文大致梳理了1951年11月至1952年7月山東大學的思想改造運動，但存在以全國代替山東大學、線索不清、論證薄弱等缺陷。此外有關著作也有所涉及，但均系零星論述，未成系統。
【讀稿隨筆】1949年7月，在中共中央《關於爭取和改造知識分子及對新區學校教育的指示》中指出，「爭取和改造知識分子，是我黨重大的任務」，「我們應依靠其中較進步的分子，從思想上去說服教育改造他們」。1949年9月29日公布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教育為新民主主義的，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應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養國家建設人才，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為主要任務」。《共同綱領》不僅對新中國的教育作了性質上的規定，而且也確立了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的依據。
上圖為毛主席在全國政協第一屆二次會議期間與無黨派知識分子的合影。合影者視點的「散漫」，頗具時代性。這似乎是一個隱喻：要建設一個統一強大的新中國，知識階層應該凝聚於「共同綱領」之下，政權的更迭與大學的重塑勢在必行。
山東大學思想改造分為1949年7月－1951年9月、1951年11月－1952年7月和1953年9月－1954年12月三個時段，但本文以第二、第三階段為討論重點，分析思想改造的背景和原因，梳理思想改造的內容和方式，評價思想改造的效果，並進而探討思想改造對山東大學重塑的作用。
自1951年秋天全國開展有組織、有計劃、大規模的思想改造運動後，山大也積極予以響應，1951年11月－1952年7月是山大20世紀50年代初期思想改造的高潮時期。
（一）運動緣起
起始於1951年秋天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源於北大。1951年6月l日，馬寅初出任北大校長，在就職典禮上他表示「教育者必自己先受教育」。馬寅初曾在北大任教，深知北大教師自由散漫的習性，不能適應新政治形勢下的教學，必須改革。更為重要的是，時代變化了，教師必須跟著改變，「要學習，使主觀思想與客觀條件相一致」，跟著「時代向前跑」。為此，馬寅初在北大設立了「暑期學習會」，組織職員學習40天，學習方法是聽報告、讀文件、聯繫本人思想和學校情況，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
1951年8月22日，周恩來在為全國18個專業會議代表和中央人民政府各部負責人所作題為《目前形勢和任務》報告中，提出知識分子「要為新中國服務，為人民服務，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聽了周恩來的報告之後，北大湯用彤、張景鉞、張龍翔等12位教授自動發起組成「教師學習會」，並希望通過馬寅初邀請周恩來等領導人來校講演。9月7日，馬寅初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信中說北大決定「敦請毛主席、劉副主席、周總理、朱總司令、董必老、陳雲主任、彭真市長、錢俊瑞副部長、陸定一副主任、和胡喬木先生為教師」。9月11日，毛澤東在馬寅初給周恩來的信上批示：「這種學習很好，可請幾個同志去講演。」接著，教育部根據周恩來的指示開會討論，認為高校政治學習非常重要和必要。會後教育部專門成立了學習委員會，馬敘倫部長和錢端俊副部長分任正副主任，北大、清華、南開等19所院校設立學習分會，組織教師進行政治學習，待取得經驗後再向全國推廣。
1951年9月29日，周恩來應邀在京津高校教師學習委員會作《關於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的報告》。報告長達5個多小時，周恩來講了知識分子的立場、態度、為誰服務、思想問題、知識問題、民主問題、批評與自我批評等7個方面的問題。在報告中周恩來指出，知識分子「要決心改造自己，不論你是怎麼樣從舊社會過來的，都可以改造好」。報告不僅使聽講者深受震動和感動，增強了思想改造的自信心，同時也推動了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的開展。
1951年10月23日，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發出繼續抗美援朝、增產節約、思想改造三大號召，並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現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同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認真展開高等學校教師中的思想改造學習運動》的短評，高度評價了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進一步推動了運動的發展。11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大中小學教職員和高中以上的學生中普遍開展政治學習運動。以此為契機，全國高校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並確定其最低標準是「分清革命與反革命，建立為人民服務的觀點，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式，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拋棄原來反動的或錯誤的階級立場」，最高目標是使每個教育工作者都成為馬克思主義者。
在這種背景之下，山大知識分子政治學習和思想改造運動由此展開。
華崗在1952年《文史哲》雜誌第一、二、四期連續發表了一系列關於思想改造的文章。
（二）基本過程
在全國範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山大的思想改造運始於1951年11月17日華崗所作《目前形勢、思想改造和學制改革》的動員報告，結束於1952年7月3日全校思想改造運動總結大會，歷時7個多月，大致可以分為「學習動員」、「批評與自我批評」、「清理總結」3個階段，其間發生的「三反」「五反」運動也主要是作為思想改造來開展的，基本包括在「批評與自我批評」階段內。
1951年9－11月京津地區高校開展思想改造運動後，山大也積極行動起來。為了運動的順利開展，山大做了一系列學習動員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華崗的兩次報告。
1951年11月17日，華崗為全校師生作了題為《目前形勢、思想改造和學制改革》的政治學習動員報告。在報告中，華崗回顧了兩年來山大思想改造的情況，指出思想改造中存在3種人，「第一種是願意參加並在實際上進行了不同程度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第二種是以兩面派的態度對待思想改造，第三種是反對自我改造，」並認為第一種人佔最多數，第二種人次之，第三種人最少。華崗說新中國需要培養大量的技術人員和管理幹部，要完成這個任務，就「必須充分和合理運用現有力量，適當調整院系，改革課程內容，改善教學方法，防止人力浪費，提高工作效率。但要徹底實現這些改革，就必須首先清除存在大學教師裡面的壞習慣和壞思想，如個人主義，本位主義，宗派主義和保守主義等。如果高等學校的教師不清除歐美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就不可能為新中國培養新後代。如果不克服本位主義，宗派主義和個人主義，就不可能順利地進行院系調整和課程改革，即使做了，也會流於形式」。華崗還指出「這次學習運動的目的，就在於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來武裝自己，改造自己的思想，提高自己的思想，提高自己的政治覺悟，肅清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反動思想，批判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確立革命的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新人生觀，以便徹底改革舊教育」。
為了進一步推動山大政治學習和思想改造，同年12月8日華崗又為全校師生作了《思想改造問題答問》的報告。華崗在報告中正面解答了老師們的疑問，諸如毛澤東說「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是否與「存在決定意識」的原則衝突？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的一部分，《共同綱領》既然承認了他們的合法地位，為什麼還要對他們進行思想改造」？《共同綱領》第五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有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宗教信仰的自由」，為什麼「現在又要實行思想改造，剝奪我們的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等等？
華崗的兩次報告，使山大師生「進一步認識了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與重要性」，也明確了「思想改造運動中的具體要求，端正了學習態度」，為運動的開展打下了思想基礎。
1951年12月中旬以後，山大思想改造運動進入檢查工作、檢查思想、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階段。為了配合思想改造，深挖學者們「封建的、買辦的、資產階級的腐朽思想」，學委會充分利用山大當時影響最大的輿論陣地——《新山大》，開闢「努力改造思想，做一個新中國的人民教師！」專欄，先後刊登上百篇從講師到知名教授談學習體會和自我批評文章，其中有陸侃如的《思想改造與課程改革》、楊向奎的《改造我的思想》、郭貽誠的《檢討我的資產階級教育思想》、童第周的《改革教育應先肅清資產階級思想》、張亮的《我在教學上所犯的錯誤》、張健的《正視自己的錯誤，決心改造思想》、鄭鶴聲的《檢討錯誤，努力前進》、周北屛的《批判我資產階級的腐朽思想》、王志超的《認識了崇美思想的危害性》、曲漱蕙的《檢查我在教學中的錯誤思想》、胡倫積的《清算我腐朽的資產階級教育思想》、丁履德的《我初步批判了舊思想和舊作風》、吳富恆的《檢討我的教育思想和工作作風》、陳瑞泰的《清除我教育思想上的汙毒》、黃嘉德的《徹底清除我反動的買辦思想》，等等。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做出開展「三反」運動的決定後，山大黨委也召開全體黨員幹部大會，黨委書記劉宿賢作關於開展「三反」的動員報告，號召各單位幹部帶頭檢討，深入發動群眾，高贊「改造思想、改革教育與精簡節約的學習運動，正與反對貪汙、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運動緊密結合起來，大張旗鼓、雷厲風行地、首長帶頭逐級深入地在全校展開」。同日，《新山大》也發表《放手發揚民主發動群眾為深入開展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而鬥爭》的社論，向廣大師生說明貪汙、浪費、官僚主義對國家的危害，以及開展「三反」運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這樣，原有的學習計劃改變為結合「三反」運動深入開展思想改造運動，學委會號召教職員工與學生以主人翁的態度，大膽地公開地檢舉和揭發一切貪汙、浪費、官僚主義行為。1月22日，學校又召開全校教職員工民主檢查大會，校領導「充分發揚民主，讓群眾本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精神，針對本校存在著的舊型正規教育思想、貪汙浪費、官僚主義行為予以大膽的揭發和批判」。
1952年2月後，山大「三反」以反貪汙為重點。在運動中，通過校領導負責、層層帶頭、民主檢查、物資清理、坦白檢舉大會等一系列措施，用事實說明貪汙浪費對於教育事業的危害。通過4個月的「三反」運動，到1952年5月，發現全校（包括醫院等附屬機構）浪費累計達81億元（舊幣，相當於新幣81萬元，以下類推）左右，有貪汙行為而尚不能作為貪汙分子論處者338人，佔全校總人數的23％。「這些人經過反覆教育，都已深切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並決心改正錯誤，已由各個單位分別情況宣布照常工作，未受處分，或只受輕微處分。」除犯過貪汙行為的分子由各單位自行處理不計外，另外發現貪汙1000萬元以上的大小貪汙分子，並經反覆查對材料業已確實證明者共計24人，貪汙數目共計20億元左右，最後交由人民法庭處理。
1952年2月3日，山大學生舉著「三反」標語遊行。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做出開展「三反」運動的決定，次年，山大進行了為期3個月的「三反」運動，隨後的工作全面轉入思想改造運動。（圖片來自山東大學檔案館）
1952年5月13日山大召開全體教職工大會，總結「三反」工作，布置進行工作人員思想總結，學委會認為「展開對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全面的批判，從而樹立工人階級領導思想，提高業務，改革教育，發揮組織效能，已成為當前運動的主要目標」。5月21日，華崗對山東大學師生員工作了《本校三反運動總結與全面轉入思想改造的意義和方針》的動員報告，鼓勵山大師生，糾正錯誤，鞏固成績，認清資產階級的本質，劃清與資產階級思想的界線。至此山大「三反」運動基本結束，轉入全面思想改造階段。
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在《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的指示》中指出，要「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清除學校中的反動遺蹟，使全國學校都逐步掌握在黨的領導下，並逐步取得與保持其革命性」。就全國而言，從1952年3月開始，思想改造運動轉入組織清理階段，各地普遍開展了「忠誠老實運動」。5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高等學校中批判資產階級思想運動和準備進行清理中層的指示》，要求各主要大學暑假前大體完成清理「中層」的工作。山大的「組織清理」工作是在「三反」結束，即1952年5月中旬以後開始的。
1952年，山東大學的思想改造運動進入高潮期，《新山大》在頭版以大篇幅的報導和評論製造輿論聲勢。
在中央精神和學校領導的號召和鼓勵下，山大教職員和學生紛紛向組織忠誠老實地交代自己的歷史，檢舉自己所知道的反革命分子，寫思想總結，爭取在各級組織和群眾中過關。據華崗1952年6月11日在全校師生員工大會上所作報告稱，儘管只有6周時間，但是教師思想總結已有三分之一在小組通過，二分之一以上正在檢查中，說明組織清理工作「尚稱順利」。
1952年7月3日，全校師生員工3000餘人舉行了思想改造運動總結大會，華崗作《思想改造運動總結和今後努力方向》的報告。在報告中，華崗總結了思想改造的主要收穫、基本經驗、今後的努力方向。他說「『三反』」運動結束後，便轉入全面的思想分析和批判，這個工作經六周之久，作為一個運動來說，大體上已基本結束」。他還說思想改造作為一個運動雖然結束了，但「並不等於說思想改造已經完畢」，廣大的教職員應該系統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進行業務學習和課程改革，迎接和完成院系調整，將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和互助方法運用到教學及其它工作中去。
（三）運動中的「洗澡」與「搓背」
「自我批評」即「洗澡」，「批評」即「搓背」。「洗澡」和「搓背」是1951－1952年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人們談論最多的議題，那麼山大的情況如何呢？
在運動期間，山大教師發表了大量的自我批評、自我檢討的文章，檢討者大多從家庭出身、所受教育、在舊社會所從事的工作等方面出發，結合所學文件和新中國成就，嚴厲解剖自己的思想，痛批自己「腐朽反動的」封建思想、買辦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下面我們略舉數例，以觀其一斑。
文學院院長吳富恆教授說：「由於我多年受了資產階級教育的麻醉和影響，脫離政治，脫離實際，我雖然參加革命四五年，我的進步是緩慢的，我的階級覺悟還是不高，戰鬥性還不強，不能隨時隨地站穩立場，為著保衛工人階級的利益，向一切敵對的言論和行動進行不調和的鬥爭，這表現在我在文學院的工作上，就是沒有強調樹立工人階級的思想，容忍資產階級的思想滋生和發展，為人民教育事業造成損失。」
圖為1952年8月山東大學教務處編輯的《山東大學思想改造文集》（上下卷）。
農學院副院長陳瑞泰認為自己的本位主義思想在解放前十分嚴重，解放後程度雖然有所減輕，但「殘餘思想仍然存在」，本位主義「在教學和行政上，必然形成『山頭』和『割據』；在教學上不能團結同仁們發揮集體力量；在物資使用上，不能互通有無，形成積壓浪費，致使有用之物，不能充分發揮它們在教學上應起的作用」。他還說：「脫離政治的教育思想，是腐朽的舊思想。教育脫離了政治，教育還有什麼內容呢？在理論上我對此觀點是認識的，但只是膚淺的理性認識，並未變成具體行動，在許多實際問題上我忽略了政治。如我對教育部的指示，用兩種辦法處理：一個是送各系傳閱；一個是提交院務會議報告。對有關的重要指示如教學研究指導組及教學小組等，我從未組織全院的人進行討論。」
工學院丁履德教授說：「我是一個典型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主導思想是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是狹隘的愛國主義，殘餘的封建意識，個人主義，結合著機械唯物論和行為心理學所形成的一種混亂的思想，表現在處世態度上就是假清高，不滿意舊社會而又不敢正視問題，所謂『潔身自好』，憤世嫉俗而又希望舊社會能夠一點一滴的改良，對於個人的一點點教學上的成就是孤芳自賞，而又不願意沽名釣譽。」
醫學院內科主任兼皮膚科主任穆瑞五教授說：「我存在著嚴重的崇美思想並做了洋奴，對於祖國人民特別是對青年一代所造成的危害是難以計算的」，「我半世的研究成績」「很明顯的完全是替美帝作了文化侵略的幫兇。我是中國人，但我的學術對祖國人民有什麼貢獻呢？相反地卻危害了人民。我完全喪失了民族的立場，做了人民的罪人，這是多麼痛心的事！」
外語系教授黃嘉德說：「過去二十多年，我在帝國主義的經濟文化侵略據點的上海居住，又在美帝教會所辦的聖約翰大學服務。這就使我有著極端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和親美崇美的嚴重的買辦思想。這兩種思想支配著我的言論行動，使我在過去二十多年中走上迷途，危害了祖國和人民，現在檢討起來，真是感到萬分慚愧，萬分痛心！」
植物系曾呈奎教授在《清算我的崇美買辦思想》中，對自己1947—1949年時間裡時常追懷和留戀在美國的生活，想回美國當教授的想法，表示懺悔，說：「這種喪失民族立場的思想是多麼的可鄙可恥啊！」
歷史系教授張維華說：「我的思想的本質是封建思想和買辦思想的結合體，所以表現在教育思想和作風上，是嚴重的自私自利個人主義的名利觀念。同樣我也是把神聖的教育看作是商品交易。『比貨色』『抬高貨價』的思想是常有的。過去每到一個新學校，頭兩周總是大吹大擂地炫耀一番，拼命地炫耀自己學問的淵博，存貨多，貨色好，以期達到譁眾取寵的地步」，認為「二十餘年來在教育界中的惡劣作風，毒害了教育界，毒害了青年」，並且說現在的反省還只能看作自己極不深刻的初步檢討，以後願意隨時作進一步的檢查。
此外，農藝系副教授丁巨波說自己「存在舊的正統和保守思想，因此研究如何進行課改的過程中，就用盡了理由替過去的課程制度辯護」；數學系主任李先正說自己「夢想把山大數學系造成一個數學中心，向腐朽的資本主義國家爭門面，向國內大學爭地位」；地質系副主任胡倫積說自己「主導思想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教學設備「一味向美國資產階級大學的物資設備看齊，把美國的規格標準拿了出來。更嚴重的是對祖國的工業產品不相信，對外國貨盲目崇拜竟到了迷信的程度」；化學系副主任閻長泰說「在教書方面，總是主觀的認為我講的材料如果不能與英美的課本看齊，則不夠標準，同時，也顯不出我的學問來」；病蟲害系主任王清和認為大學生努力的動機「是靠個人名利」思想而不是其它；動物系副主任曲漱蕙說自己「買辦思想也是很嚴重的，盲目的崇信外國貨，喜用原文書，看見能說洋文的人就認為是能幹，我自己也拿它嚇唬學生」；醫學院解剖科主任沈福彭認為「自己的課程是內容豐富，完整一套，毫無可改。解剖學教的是人體結構，難道新的解剖另有一套構造不成？歐美資產階級的教育思想，在我的腦子裡根深蒂固，統治了一切」。
思想改造運動中雖有教師互助組，但是教師之間的相互批評並不熱烈，「洗澡」主要來自「三反」運動中各系學生「三反」學習代表團的批評。在運動中，各系學生紛紛撰文，批評教師在教學中存在的「理論與實際脫離」、「個人主義」、「超階級」、「純技術」、「不負責任」等「錯誤思想」，其中影響大的有歷史系學生「三反」學習代表團的《把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樹立起來》、地礦系學生「三反」學習代表團的《資產階級腐朽的教育思想是我們的大敵》、土木系「三反」學習代表團的《腐蝕學生的資產階級思想必須清除》、物理系「三反」學習代表團的《決不允許資產階級教育思想再存在物理系》、外語系「三反」學習代表團的《把外語系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禍根挖出來！》等。這裡我們節錄歷史系學生「三反」學習代表團對本系教師批評，以觀其一斑：
趙〔儷生〕先生講歷史唯物論，主要內容「階級」與「國家革命」不講，空洞的「緒論」與「唯心唯物鬥爭史」則講了一個學期的三分之二的時間。
許〔思園〕先生講「辨證唯物論」，用他自己都懂不透徹的愛因斯坦「相對論」來解釋「時間」與「空間」的相互關係，結果同學們都不懂，但趙〔儷生〕先生與童〔書業〕先生卻大聲歡叫：「好啊！好啊！」問他好在什麼地方，他說：「講的真深奧啊！」
趙〔儷生〕先生給一年級講社會發展史不把它當政治思想課來教，只是當作「知識傳授」。而且為了表現自己，說：「報章雜誌所宣傳的愛國主義是很庸俗膚淺」的，還說：「愛國主義它過去被人混亂過的，是個很複雜的東西，目前來結合它與理解它那是最不容易的。」
陳〔雲章〕先生因他本身就是一個不法資本家，所以他教的政治經濟學，完全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來講書，強調資產階級的發展，並宣傳個人主義思想，如告訴同學為什麼要研究政治經濟學呢？陳〔雲章〕先生說：從中國革命形勢來看可以學，因為民族資本主義還有發展的前途，好像同學們學習政治經濟學，目的在於中國建立資本主義社會。
許〔思園〕先生不但不實事求是地宣揚中國文化，以提高民族自尊心，反說中國的長城比不上羅馬的「大道」。引導同學們漠視祖國人民的偉大創造。
許〔思園〕先生告訴張同學說：「還是不要進步太快了。」而且對系內先生亦說：「童先生！不要進步太快吧！年輕人進步是正常的，中年以上的人進步，是假的，是反常的！」
王〔仲犖〕先生平時亦是對同學宣傳唯心論的東西。說O型血的人，就是領導人物，又認為司馬懿就是O型血的人，這樣的結果，有些同學不安心學習，真的跑到附近醫院驗血，奢望自己是個領導人物的血型。
趙〔儷生〕先生則喜歡用歷史類比法，如說：「中世紀的宗教支配封建政府猶如今天政委對解放軍的作用一樣。」
陳〔同燮〕先生講世界現代史時，空想的社會主義革命家歷史講得很多，而革命領袖馬克思、恩格斯的歷史則一字不提。給同學們這樣說：「他們的歷史你們比我懂的更多，我就不講他們了。」
「中國通史」，其實是引導同學鑽牛角，教給同學目前不需要的東西。……如韓〔連琪〕先生講的「甲骨文整理過程」，丁〔山〕先生講的「鐘鼎文研究」，王〔仲犖〕先生講的「敦煌文化」，系主任〔楊向奎〕自己則講文獻學，……二年級的「中國通史」，在一學期才講完夏、商、周，又一學期才講完秦漢，……新民主主義社會，則浮光掠影，一個半禮拜就講完了，這些進度，都是具體地說明中國近代史教學重點沒摸著。
教「世界史」的陳〔同燮〕先生與教「中國通史」的莫〔東寅〕先生，把教務處指示的重點複習，把考試題告訴同學，……王〔仲犖〕先生對於畫分數，更表現了敷衍教務處與欺騙學校的行為：如有位同學還未交「魏晉南北朝史」的考試報告，王〔仲犖〕先生就先給他畫了「七十」分交上了教務處，……如陳〔雲章〕先生開的「西洋經濟史」，他因事請假，一學期只上了兩周課，系裡不考慮把他停開或者叫先生補課，期終考試時竟叫同學抄個報告，每人畫九十多分就交給了教務處。……尤其趙〔儷生〕先生對分數更是認識不夠，把分數拿來當作達到個人目的的一種工具，如他對個別同學認為是「英才」，考試時給他一百分。對個別同學有成見，就以分數去「壓迫」他，撕毀他的考試報告，又勒令系行政要他另補一份，否則以不及格論（後給可六十分）。
許〔思園〕先生教「西洋哲學史」時，有同學說：「你再講一遍，我還不懂。」許〔思園〕先生不但不接受意見，反罵該同學沒有「禮貌」。說什麼「你！」「你！為什麼不稱一句先生？我的學說國際上都有名，郭沫若還稱我先生……」罵了一頓，還不到下課時間就氣洶洶地下了班，以致引起系領導停開了這門課，使同學學習受到了很大的損失。趙〔儷生〕先生亦同樣存在這樣的惡劣作風，如「中國古代史」課，同學們對這門課提了一些意見，趙〔儷生〕先生就以「拒絕上課」來對付學生。……如有同學這樣錯誤地認為：「趕快好好地學習吧！學好了本事，我亦可以像趙先生一樣拿拿勁。」
或許我們無需去分析，從上文學生針針見血的批評中，我們就可以想見山大教授們「思想上存在問題」的嚴重性！也可以想見被「搓背」後山大教授們當時所承受的巨大精神壓力！還可以想見當時師生關係緊張之程度！
圖為1952年3月29日《新山大》所刊登歷史系學生「三反」學習代表團整理的《把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樹立起來》一文，這篇文章後來發表在《文史哲》1952年第5期。
（四）本階段思想改造運動之評價
從1952年11月到1952年7月轟轟烈烈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有成就，也有失誤，同時也給當事人和研究者留下了困惑。
1.從總體上看，運動還是取得了相當的成績，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雖然這是山大官方的表達：第一，通過政治學習和思想改造，「劃清了敵我界限，給了封建思想、買辦思想與法西斯思想以嚴重打擊，擊退了不法資產階級的進攻和侵蝕。」一些學生的政治覺悟大大提高，有的學生還主動揭發自己家庭違反政策行為。第二，通過運動，教師初步拿起了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個人主義、本位主義、宗派主義，純技術觀點與做客思想及僱傭觀點，樹立了新的勞動態度。「進一步打擊了親美崇美思想」，在思想上支持了抗美援朝。第三，通過運動密切了黨群關係與國群關係。例如許多思想總結中這樣說：「過去聽到喊『毛主席萬歲』與『共產黨萬歲』時，心裡就不舒服，通過改造後，從思想到感情都有了很大改變，而感到喊『毛主席萬歲』特別親切。過去很『刺耳』，而今天很『親切』，從刺耳到親切，這是一個階級立場轉變的表現，沒有思想上的真正認識，感情上就不會有這個顯著的變化；同時，如果沒有階級感情的改變，思想上的認識也就無法鞏固和貫徹。」正因為有了從思想到感情的變化，對於「中國共產黨與毛主席有了比較深切的認識」，所以大家紛紛要求入黨、入盟和入團。第四，由於提高了政治覺悟，樹立了主人翁態度，所以「提高了工作的責任心，鼓舞了工作的熱情和積極性，出現了許多新氣象」。「過去中文系有少數先生上課遲到早退幾成習慣，由於這種作風造成中文系時間上很大的浪費。通過思想改造，這種現象已大為減少，基本上克服了遲到早退現象。」馮沅君參觀三反展覽會後說「中文系教師們因請假和其它原因而浪費的時間的數字（二萬五千多小時）使我觸目驚心」，所以「幾個月來，對於上課和備課，我較以前格外地注意、努力。」第五，積累了思想改造、政治教育的經驗。華崗說「從運動中我們深刻的體會到：思想改造必須是自覺自愿與互相啟髮結合，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思想改造不能強迫進行，必須在一定的覺悟程度上，使其認識到思想上的錯誤，從而，在這個基礎上再加以互助啟發，對錯誤思想加以恰當的分析批判，並找出改正錯誤的方法，才會收到思想改造的效果」。這種認識雖然並不新鮮，但是對於政治運動風起雲湧20世紀50年代的山大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第六，思想改造過程中，由於校長華崗的理性領導，運動是溫和的。在華崗的支持下，山大學委會制定了思想改造必須遵守的四條紀律：（1）第一、不準追逼戀愛問題及生活細節，應多注意根本問題的重點解決。（2）第二、不要幹涉宗教信仰自由，因為《共同綱領》有明文規定，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因此我們不能加以幹涉。對於政治思想的不同意見，應該根據政治思想的原則來解決。（3）第三、不能使用組織手段來解決思想問題，思想問題只有用思想方法，即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來解決。（4）第四、未經領導批准，不準開鬥爭會，在思想改造的運動中，除了原有的小組會以外，如果需要召開其它會議，要經過慎重考慮後再行召開。未經審查批准，不許開鬥爭會。
雖然由於特定的歷史原因，組織清理過程中一些知識分子受到衝擊，但總體來看，當時的組織清理是寬大的，與此後歷次運動相比較而言，可以說是最為溫和的一次。運動過後，師生基本上仍能夠安心地繼續從事原有的工作和學習，享受原先的各種待遇。正是因為華崗既倡導思想改造，又注意講求方式方法，所以總體看來20世紀50年代初期山大教授們基本上還是心悅誠服地去學習馬列主義、接受馬列主義。
2.思想改造運動也仍然存在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在思想認識和組織處理兩個方面。
關於思想認識，思想改造運動仍然存在如下幾種偏差：第一，有人對運動不夠積極，自覺性不高，存在應付態度，水漲船高，隨潮流走。第二，有人具有自滿情緒，認為自己雖然不算很進步，但比自己落後的還有的是，何必急於改造？第三，有人互相比錯，認為大家都有錯，半斤八兩，都沒有批評的資格。第四，有人存在各種各樣的顧慮，不敢暴露真實的自己，尤其不敢暴露自己的歷史和真實思想。第五，有人避重就輕，盡談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第六，有人明明存在著「堅定的反動階級立場和政治思想問題」，卻不肯檢討自己的階級立場和政治思想，而只願檢查學術思想。第七，不願開動腦筋，或者說不敢開動腦筋，不認真考慮自己的思想問題，僅把別人所提意見，一攬子包下來，冀希達到過關的目的。第八，自暴自棄，認為別人對自己抱有成見，檢查再徹底還是通不過，索性不再檢討了。第九，有人認為自家有病自己知，不願聽別人的意見。一言以蔽之，總起來說就是嘴上改了，心底並未見得改。這方面或許趙儷生教授的一段話，頗有代表性，也頗值得深思，他說：
在理論上我完全明白個別人物只能對歷史起一些促進或延後的作用，但不能起決定作用，歷史首先是人民群眾的歷史。在課堂上，我也能把這上套理論闡發一番。但在實際行動方面，卻是在系內外對同仁同學一貫地表現高傲自大，脫離群眾，輕視群眾，甚至敢於惡劣地對抗群眾。這一個例子，就有力地說明了我教的是一套，思想行為是另外一套。自然，在理智上所能夠接受下來的東西對於自己也不能說沒有一點影響和滲透，但這影響和滲透究竟是太少太少了。我也會說「馬列主義是行動的指南」，但卻不拿它來指導自己的行動；我也會說，「馬列主義是改造客觀世界與主觀世界的武器」，但卻根本不想拿這武器來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思想。
組織處理方面，儘管華崗一則總是千方百計地把政治運動限制在思想領域，二則是對受到衝擊的教師儘量保護，極力反對「武器的批判」，但是在思想改造過程中，尤其是在「三反」「五反」運動，仍然出現了一些過火行為。
例如在「三反」運動中，醫學院生物化學專家陳慎昭教授被打成「貪汙分子」。據趙淮清回憶說：這件事情的主要領導者是當為副書記劉宿賢，黨委書記華崗則明確反對，他說：「教桌上哪來的『老虎』（指貪汙分子——引者注）？」明確指出，「不要怕別人說我們『右傾』，只要我們實事求是就行了；對陳先生首先應該解除隔離，在未拿到確鑿證據前，還是一邊教學，一邊審查為好。」但劉宿賢「消極對待華崗的指示，對陳慎昭繼續實行禁閉逼供」。因不堪心理重負，陳慎昭教授最終服氰化鉀自殺。這就是當時在山大影響極大的「陳慎昭事件」。事件發生後，華崗極為憤怒，批評劉宿賢說：「這樣的人才千金難買，萬金難求，陳教授的死損失太大，影響極壞，真是豈有此理！」
3.雖然總體上看山大思想改造運動比較溫和，但是對知識分子來說仍舊經歷了煉獄的過程，其經歷是極其痛苦的。
山大思想改造雖然是「根據自覺自愿與不追不逼的原則來進行」的，但是畢竟「輔以必要的和適當的互助啟發」，雖然華崗說「幾乎全體師生員工都能自覺自愿的下水洗澡，互相搓背，每人自己都做了檢討，不同程度地暴露了自己的反動思想和錯誤思想，加以教師互助組與學生代表團的積極幫助，根據個人不同情況，經過一次到數次的檢討，做了實事求是的分析批判，找出了錯誤根源和改正方法，最後才在小組會上通過了個人的思想總結。在運動中間，極大部分人都以認真嚴肅及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精神來參加，經過檢討以後，大家精神都感覺到很愉快」。但是運動過程中畢竟還是有相當大的強迫的成分，而知識分子在這種環境之下，其心境非能為外人所能體會。例如思想改造運動中，童書業就是這樣一位，據1956年3月山大有關組織編寫的《童書業補充鑑定材料》有如下敘說。
思想改造運動中作過九次思想批判，但未被通過，情緒上煩躁。經耐心幫助，自己反覆鬥爭，才寫出了較為接觸思想的思想小結，主要批判資產階級的學術思想，最初他是陳獨秀經濟史觀的信徒，並依此寫了春秋史，後來自己獨創「三合史現」，認為經濟、地理、民族性三者為歷史的重心。後又放棄「三合史觀」，主張地理、經濟史觀。這些東西都是屬於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史學體系的。在考據學方面則批判了他一向崇拜顧頡剛、胡適的實驗主義，同時也初步批判自己為反動報刊寫的反動性的文章，如「雙十協定」前後污衊我黨無和平誠意等。
實際上，思想改造運動中有很多教師像童書業教授一樣，既想深刻反省又不敢、不願反省，既想接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又心存保留，既有濃厚的「原罪」情節但又難以真正從心靈深處進行「贖罪」，既為新中國的成就感到歡欣鼓舞又似乎感覺難以跟上時代潮流，既真心實意想進行思想改造又害怕難以脫身，……總之，他們是矛盾的、痛苦的、驚慌的，某種程度上是六神無主的。
《中國歷史評論》聯繫方式：
電話：0531-88364974
傳真：0531-88564974
電子郵箱：chr@sdu.edu.cn
地址：山東省濟南市山大南路27號，山東大學中心校區知新樓歷史文化學院《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郵編：250100。
歡迎大家向《中國歷史評論》雜誌和本微信投稿，敬請儘量使用電子稿件賜稿。除手寫稿外，其餘紙稿一般不予退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