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大學是近代中國教會大學中的佼佼者, 曾為中國培養了大批人才, 也對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如何正確接收、處理舊中國遺留下來的文化教育事業, 成為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必須解決的難題和重要使命。隨著國內外環境的複雜多變, 中共開始著手對燕京大學等教會大學展開一系列改造。
1951年2月12日, 燕京大學被正式接管為公立大學;1952年10月4日, 在全國範圍的院系調整中, 燕京大學被撤銷。中共改造燕京大學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及文化價值, 多角度分析對燕京大學的改造, 有利於進一步加深對中共高等教育政策的理解, 準確把握中共在建政初期的基本方略。
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 1949年似乎還是教會大學研究的一道鴻溝。 1 學界關於燕京大學的研究成果雖然較為豐碩, 但大部分為回憶性論著, 專門研究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共改造燕京大學的成果較少, 檔案及相關資料也未得到有效運用。 2 本文在充分查閱1949—1952年燕京大學檔案的基礎上, 參考相關研究著作、報刊資料、回憶錄等, 對改造燕京大學的政治經濟背景及原因進行較系統的梳理, 力求全面考察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共改造燕京大學的多維面向, 以此說明對燕京大學的改造, 既有客觀環境的深刻影響, 也有燕京大學自身的主觀原因, 而推動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共對新政權的鞏固與發展是終極要義。
一、中美關係的惡化
中共逐步接收、改造燕京大學與其所處的國際環境及施行的外交策略密切相關, 中美關係的親疏程度成為影響燕京大學命運走向的重要因素之一。
蘇聯是世界上最早承認新中國的國家, 這自然令當時在國內外均面臨嚴峻形勢的中共喜出望外, 更加堅定地倒向了蘇聯社會主義陣營。反觀美國, 在新中國成立前長期支持國民黨, 與中共在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等諸多方面存在衝突, 加之新中國堅持「一邊倒」的外交政策, 中美關係進入「冰封期」。顯而易見, 「新中國在選擇了社會主義並堅決倒向蘇聯之後, 將不會再給國內的任何一種親西方勢力留有絲毫的生存空間, 更不可能允許它們與西方世界保持頻繁而密切的聯繫」 3 。韓戰爆發後, 中美關係急劇惡化, 中美雙方互相凍結對方在本國的財產, 燕京大學被改造已在所難免。
燕京大學師生在抗美援朝運動中逐漸認清了美帝國主義的真實面目, 積極投身到各種形式的反美活動中。1950年9月27日, 燕京大學師生組成「金日成大隊」, 參加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遊行示威活動, 積極支持朝鮮的反侵略戰爭。 4 燕京大學還召開會議, 就美國的帝國主義性質及韓戰展開討論。討論的題目主要有:司徒雷登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 美國人到底為什麼拿錢辦燕京, 韓戰勝利的世界意義, 今後國際形勢發展前途如何, 等等。 5 此外, 燕京大學制定了《燕大同人抗美援朝公約》, 明確指出:「1.擁護各民主黨派聯合宣言, 積極參加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運動。2.加強政治時事學習, 堅定敵視美帝思想。3.用一切方式, 擴大宣傳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意義。4.不聽美國之音, 不聽臺灣廣播, 提高警惕, 粉碎特務陰謀。5.加緊業務工作, 提高業務水平。6.節約物資, 支援抗美援朝鬥爭。」 6 全國範圍的反美示威運動對燕京大學等教會大學帶來了一定的衝擊, 但並未動搖燕京大學在新中國存在的根基, 其命運的真正改變發生在中國派出志願軍參加韓戰之後。
1950年10月, 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赴朝參戰, 中美關係急轉直下。燕京大學師生積極參與到抗議美國侵略行徑和支援朝鮮人民的偉大鬥爭中。11月5日, 燕京大學舉行集會對美軍的侵略暴行進行控訴, 當場就有100餘名學生報名參軍, 以實際行動支持朝鮮。燕大公會第十九小組孫書元在志願參軍決心書中表示:「我堅決的志願到朝鮮參戰, 打倒美國帝國主義, 決不能再讓它侵略和汙辱我們愛好和平的人民, 堅決把它打出亞洲去。」 7 11月28日, 聯合國安理會美國代表奧斯汀在演講中, 將美國對中國的文化侵略說成是「中美人民的友誼」, 並對美國給予中國的「支持」與「幫助」作出詳細說明, 引發中國人民的強烈不滿。12月13日, 北京各教會團體、學校、醫院及留美學生2萬人舉行愛國示威大會及遊行活動, 以抗議奧斯汀11月28日在聯合國安理會上的演講。燕京大學校委會主席陸志韋、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 以及趙承信、雷潔瓊、嚴景耀教授等, 擔任示威大會主席團成員。陸志韋首先對奧斯汀的演說進行了批評指責, 強調:「今日的示威大會及遊行, 就是站起來的中國人民對於美帝國主義侵略者的有力回答。」 8 燕京大學學生會主席夏自強也在會上作了發言。大會一致通過抗議奧斯汀無恥讕言的宣言、致聯合國安理會的電文及上毛主席書。當日下午2點開始的示威遊行, 陸志韋、趙紫宸、雷潔瓊等均在先導隊伍中。12月16日, 美國政府宣布對中國在美國的財產進行管制。作為回應, 12月28日, 中國政府發布《關於管制美國在華財產凍結美國在華存款的命令》, 對美國在中國的財產進行清查、管制, 凍結其在中國的一切公私存款, 中美關係徹底破裂。
自1951年起, 中共著手從美國手中收回教育主權之時, 試圖將美國政策與個別美國人的行動區分開來已不現實, 被稱作「美帝文化侵略堡壘」的燕京大學成為被重點改造的對象。儘管燕京大學認真配合改造工作, 希冀能夠在中國繼續留存, 但因教會大學的性質及其與美國的關係, 已難以得到中共的真正信任。
二、「蘇聯模式」的影響
新中國成立初期, 蘇聯在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中起著重要的引領、示範作用。在「一邊倒」政策的影響下, 中共逐漸將蘇聯當作「最好的先生」, 在政治體制、經濟建設、文化發展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加以借鑑與模仿, 在高等教育方面則出現了照搬照抄蘇聯教育體制的現象。
早在民主革命時期, 中國的高等教育就存在忽視理、工科的現象。1932年國際聯盟的一份報告指出, 中國超過一半的學生選擇法律、政治或文科作為其學習方向, 6%的學生選擇教育為其專業, 學習理科的學生不足10%, 學習工科的有11.5%, 此外還有3%的學生學習農科。 9 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經濟基礎較為薄弱, 恢復和發展經濟成為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 各項事業都要服從於經濟建設的大局, 這就需要大量的專業人才。高等教育體制忽視科學技術, 攻讀理、工科的學生數量過少, 對經濟建設大局極為不利。1950年6月, 教育部部長馬敘倫在第一次全國高等教育會議上指出, 中國的高等教育要與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國防建設等密切結合, 首先是要服務於經濟建設。此後, 錢俊瑞在《高等教育改革的關鍵》中, 具體指出了高等教育應為新中國培養的人才數量, 即「在今後五六年內全國高等學校必須為祖國培養出工業、農業、交通運輸、醫藥等方面的高級建設幹部十五萬至二十萬人。否則, 我們的高等教育, 就不能說是很好地為國家建設服務」 10 。
為使高等教育更好地實現為經濟建設等各項事業服務的目標, 中共引進有利於培養專業人才的蘇聯高等教育模式, 旨在培養更多畢業後可以直接投入新中國建設的專業人才。中共積極借鑑蘇聯高等教育的相關經驗, 派遣國內專家、學生等赴蘇聯進修學習, 組織人員編譯蘇聯的教材, 制定教學計劃。蘇聯專家阿爾辛節夫在第一次全國高等教育會議上發言, 介紹蘇聯高等教育發展的歷程與經驗, 並提出新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方向:「大學應負責培養的, 不是大而無當的博學通才, 而是具體的專才。大學應培養一般學科的專門人才, 例如:化學、物理、生物、以及歷史、語文等等。」「必須成立新的高等學校, 首先是高等技術學校。」 11 傑西·格·盧茨認為, 在使教育為國家服務這方面, 中共想要做到的比過去任何一個政權都有過之而無不及。 12 在國家經濟形勢發展需求及中共的號召下, 選擇學習理、工科的學生逐漸增多。攻讀技術和工程學科的學生從20世紀40年代末期學生總數的約20%, 上升到1952年的35%。到1953年, 主修理、工、醫、農專業的學生已達到當時在校大學生總數21.2萬人的63%。 13
燕京大學的教學內容及人才培養模式與新中國經濟發展的需求存在矛盾。燕京大學一直奉行通才教育模式, 注重對學生道德的提升及基本知識、基本技能的培養, 這有利於學生的全面發展, 但顯然不能滿足新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對專業技術人才的迫切要求。此外, 長期以來燕京大學將英語作為其教學語言, 也使得其培養的人才在建設新中國過程中一時難以有效發揮作用。在全面借鑑「蘇聯模式」的影響下, 為更好地服務於國家經濟建設大局, 改造燕京大學便順理成章。燕京大學響應新中國發展經濟的號召, 在沒有美國託事部資金支持的情況下, 主動尋求中共的幫助, 設置培養專業技術人才的工學院。
三、新中國宗教政策的變化
宗教問題事關新中國的政權鞏固與社會整合, 是中共必須妥善處理好的問題之一。眾所周知, 中共堅定地信奉無神主義, 在本質上與主張唯心主義的宗教存在不同之處。鑑於此, 新中國建立初期, 許多基督教人士對中共的基督教政策產生懷疑, 對中共統治下基督教的發展前景表示擔憂。中共開始並未對宗教信仰多加幹涉, 但中共領導人很快意識到「基督教在新中國最大的問題, 是它同帝國主義的關係問題」 14 。基督教中有很多西方傳教士及神職人員, 其中不乏有個別人充當帝國主義辯護人, 而辨別西方傳教士中何者為敵人、何者為朋友並非易事。此外, 基督教勢力不斷發展, 給新中國的社會穩定及國家安全等帶來了較大的威脅。隨著國內外形勢的變化, 中共對基督教等宗教的耐心逐漸減少, 「自從介入韓戰以後, 全面的危機感已經迫使當局根本無法容忍這種關係再有片刻的存在」 15 。中共逐步變革其宗教政策, 竭力肅清美帝國主義對中國進行文化侵略的影響。
中共積極支持基督教和天主教的「自治、自養、自傳」革新運動, 致力於推動基督教、天主教在中國的本土化進程。誠然, 基督教的傳入促進了中國文化、社會、宗教等領域的發展, 但基督教在中國一度與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相聯繫, 並且在中共建政初期充當美國破壞新中國建設與發展的重要工具。吳耀宗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表示, 要用盡力量, 「把宗教裡面腐惡的傳統和它過去與封建力量, 帝國主義的關係, 根本剷除」;不僅要在宗教裡面「消毒」, 還要將宗教的積極作用發揚光大。 16 吳耀宗、劉良模等基督教人士在對中國基督教情況進行調查後向周恩來作了匯報。周恩來提出, 宗教團體應竭力肅清帝國主義的影響, 努力創建自治、自養、自傳的教會。此後, 吳耀宗等人繼續推動基督教三自革新運動的發展, 基督教在中國的本土化進程不斷推進。
中共無產階級政黨的信仰與基督教教義本質上的衝突在20世紀50年代初逐漸凸顯。這種衝突在燕京大學的辦學工作中, 得到越來越多的體現。基督教大學是西方傳教士為在中國宣傳基督教福音而嘗試採取的主要載體。燕京大學作為一所由西方教會在中國組建的基督教大學, 在其發展過程中宗教傳播功能逐漸被教育功能取代, 但仍難以完全擺脫宗教的影響。新中國成立前後, 中共主張對教會發展不多加幹涉, 「根據信教自由的原則, 中國解放區容許各派宗教存在。不論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 只要教徒們遵守人民政府法律, 人民政府就給以保護。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們的自由, 不許加以強迫或歧視」 17 。新中國成立前後, 燕京大學的宗教活動可以正常進行, 但部分教師對在中共執掌政權後能否繼續維持其宗教自由表示過擔憂。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在1949年曾坦言:「基督教目前遭受嚴重的考驗, 弱點盡行暴露, 優點難以發揮。」 18 「教堂是死了, 並且一定要被刷出去的。」 19 悲觀情緒盡顯。
隨著中美關係惡化, 中共逐漸將教會視為鬥爭對象, 教會大學自然難以逃脫中共及中國人民的質責。1950年8月19日, 中共對基督教、天主教問題作出指示, 其中提到:「教會學校應遵守政府法令設政治課為必修課, 同時在教會辦的高等學校中亦得設宗教課為選修課。教會學校內不舉行宣傳宗教的或反對宗教的展覽會、群眾集會等。教徒學生與非教徒學生在信仰問題上不應互相攻訐, 甚至有侵犯人格之行為, 應當團結起來, 一致反對帝國主義和特務分子。」 20 此外, 自1950年起相繼頒布的一系列教育政策中對宗教也有所涉及。6月1日至6月9日, 第一次全國高等教育會議召開。會議指出, 教會學校的必修政治課須與公立學校相同, 容許宗教課為選修課, 並且強調在教學中應避免刺激宗教情緒。此後, 相繼通過的《私立高等學校管理暫行辦法》《關於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文化教育救濟機關及宗教團體的方針的決定》《接受外國津貼及外資經營之文化教育救濟機關及宗教團體登記條例》等文件, 就高校對待宗教的基本原則及方法作出了規定。
改造燕京大學等教會大學僅僅是中共祛除西方宗教影響的重要一環。中共的基督教政策走向對於燕京大學的宗教活動乃至最終命運影響深遠, 燕京大學必須時刻關注新中國的宗教政策變化, 適時作出相應調整。
四、主要經費來源的中斷
新中國成立初期, 經費問題成為改造燕京大學的重要原因。中共適時地改造燕京大學, 一方面有助於其渡過難關, 另一方面也為該校的最終命運埋下了伏筆。
燕京大學有「貴族學校」之稱, 各項支出十分巨大, 多變的政治環境使得其經費來源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解放前, 燕京大學歷年經費來源主要由六部分組成: (1) 19 學生所繳的學宿費、實驗費等; (2) 20 國民政府教育部協助8%以上 (通貨膨脹時每以透支方式為變相之補助, 故近二三年來實在補助之數遠超過10%) ; (3) 21 平津工業界協助工業教育費10%; (4) 22 西籍教員由各委派機關支薪10%; (5) 23 基金收入45%—50%; (6) 臨時募款3%以上。北平解放後, 其經費來源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其中, 第1項經費僅佔2%;第2項經費由於國民黨的垮臺而無著落;第3項經費因平津地區工商界尚在恢復期, 不能抱太大希望;第4項和第5項經費較為穩定, 是燕京大學經費的主要來源。 21
教會大學籌集基金、規劃預算及管理投資和財政等由美國託事部負責, 故而, 燕京大學的正常運行離不開美國託事部的資金支持。北平解放之時, 常年戰亂及國民黨的貪汙腐化使燕京大學陷入嚴重的經濟困境。一方面, 燕京大學繼續向美國託事部申請經濟援助。1949年5月31日, 陸志韋在寫給燕京大學全體同人的信中表示出對經費來源的擔憂:「明年度的經費怎樣, 原則上他們已經決定竭力維持燕大, 可是維持到什麼程度呢?」「我們無法編造預算, 並且無法向別方面請求補助。」 22 陸志韋等人為燕京大學的財務焦心, 並坦言這種焦心與1948年8月和12月不同。陸志韋在寫給司徒雷登的信中提到:「如果紐約在二三周之內沒有信來, 我們將只有兩條路可走, 或是解散整個機構, 或是轉交給政府。」 23 另一方面, 燕京大學也向中共申請經濟援助, 以期渡過難關。1949年, 燕京大學多次向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華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員會等提出借現金、借學生食糧等請求, 以解燃眉之急。從1949年開始, 中共每年給予燕京大學1.5萬美元的資助, 這一優惠政策在全中國的私立學校中只有燕京一所。儘管有來自中共方面的補助, 但燕京大學的主要經濟來源仍是美國託事部。陸志韋曾坦言, 美國託事部的慷慨撥款可以使燕京不必迫切得到中共經濟方面的援助。
美國託事部將燕京大學視為其在華高等教育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 並未因中國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而終止對燕京大學的經費支持, 但提出對燕京繼續進行經濟援助的條件是燕京大學「被允許有充分的宗教和學術的自由, 並起著基督教大學的作用」 24 , 提出不願意支付唯物論等政治課程的費用, 他們認為如果擔負了這些課程的費用「那就違背了良心」 25 。
美國託事部對給予燕京大學的經費額度及是否繼續對其提供經費支持的態度不是一成不變的。北平和平解放後, 中共忙於恢復、重建被戰爭破壞的經濟、政治、文化等事業, 對教會大學的態度較為溫和, 沒有立刻收回教會大學, 甚至認為可以藉助美國的經費來推動教會大學的發展。燕京大學夏自強回憶道:「周總理在當時財政經濟相當困難的情況下, 提出只要美方不在原則上幹預我們, 以『盜泉之水可以養魚』為由, 主張可以繼續接受私人捐款。」 26 1950年中期後, 中美關係日趨惡化, 美國託事部對於是否繼續給予燕京大學經費支持也產生過遲疑, 但是直到1950年11月都聲稱會繼續給予燕京大學經費支持, 甚至出現增加撥款額度的現象。1950年10月, 燕京大學教授範天祥在其日記中提到, 他收到紐約董事局對未來一年的財務報告, 「很驚訝地見到這班忠誠可靠、激勵人心的友人, 在今個財政年度批給本校運作的撥款比起任何一年都更多」 27 , 並且將燕京大學目前運作的原則稱作「以德報怨」。1950年12月, 中美兩國關係進入「冰封期」, 美國託事部仍未放棄對燕京大學進行支援。陸志韋1952年回憶道:「美國的匯款果然凍結了。託事部幾次來電問候款項假若能用變通方法匯來, 燕大能不能接受。」 28 然而, 由於接洽不成功等原因, 燕京大學難以繼續得到美國託事部的經費支持, 其主要經費來源被切斷, 面臨嚴重的生存危機。
經費是燕京大學的重要生命線, 美國託事部作為燕京大學的主要經費來源, 在一定程度上為燕京大學曾經的繁榮提供了重要基礎。在中美關係日趨緊張的環境下, 燕京大學主要經費來源的切斷, 也預示了其在中國歷史舞臺上謝幕的最終命運。
五、結語
新中國成立後, 中共在高等教育領域一方面忙於收回教育主權, 構建自己的教育體系;另一方面希冀借力於高等教育推動新中國的政權鞏固及經濟發展。改造作為近代中國教會大學「執牛耳者」的燕京大學, 對收回教育主權、創辦中國自己的高等教育, 具有重要的引導示範作用。意識形態、宗教信仰、人才培養模式等方面的差異, 使燕京大學在接受一系列的改造之後, 最終被裁撤。燕京大學的最終命運是近代中國教會大學的一個縮影, 在1952年的院系調整中, 教會大學在中國大陸無一留存。中共在對燕京大學等教會大學進行改造的過程中, 逐步形成、發展了新中國的高等教育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