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坊是古代官方的稱呼，老百姓俗稱為牌樓。是封建社會為表彰功勳、科第、德政以及忠孝節義所立的建築物。也有一些宮觀寺廟以牌坊作為山門的，還有的是用來標明地名的，其作用：點綴風景，引人入勝；點綴城市，古色古香；留作教材，成為歷史標本。
「九達天衢」牌坊是古城德州的標誌性建築，既是德州古城所處交通優勢的真實寫照，也是德州的著名景觀，當然也是德州地域文化研究的重要內容。記載「九達天衢」牌坊的古籍為光緒年間馬翥等人編寫的《德州鄉土志》和1935年成書的民國《德縣誌》，從兩書成書時間看，馬翥《德州鄉土志》應是最早記載「九達天衢」牌坊的古籍。值得注意的是，兩書記載「九達天衢」牌坊的信息過於籠統，以致於近年來大家對它建立的時間、地點、楣額文字書寫者以及消失的時間、原因等都是眾說紛紜。現將各種觀點綜述如下：
關於「九達天衢」坊的初建時間有4種說法。一是明代說。1986年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地區史志辦編纂的《德州風物誌》說：「不知在明朝哪個年代，在德州大西門迆北的官道上修建了一座騎道牌坊名為『九達天衢』坊」。據對德州舊城研究有較深造詣的原德州國棉廠退休職工馬慧彬先生講：「（牌坊）扒下來的那些物件不管是石頭的還是木頭的，都是明代的無疑。 」據稱，他本人是文史研究工作者中唯一一位見證過九達天衢牌坊物料的人。二是明永樂說。1992年齊魯書社出版的《德州史話》一書說：「明成祖定都北京後，疏浚了大運河以利南糧北運，並於德州城西北設置『遞運所』以備陸運。此時，德州已有『神京門戶』之稱，『九達天衢』的騎道牌坊也矗立在大西門外的官道上。 」三是明嘉靖說。老一輩文史工作者孫壽昌「德州九達天衢牌坊及傳說」一文和2006年聶興一、田貴寶主編的《古邑史蹤》一書，持此觀點。德城區文聯名譽主席紀慎言在《齊魯晚報》發表的「德州九達天衢牌坊舊事」一文中也講：「大約自明代嘉靖年間起，就有了這座雄偉壯麗、氣勢恢宏的九達天衢牌坊。 」四是清雍正以後說。民間文史愛好者徐劍明認為「九達天衢」坊修建於清雍正以後。五是清嘉道說。舊志整理專家潘友林根據乾隆《德州志》及之前德州舊志均無「九達天衢」坊的記載，猜測「九達天衢」坊應是清嘉道年間所建。六是光緒《德州鄉土志》記載為明代尹綸所修。尹綸是州人御史尹禧之子，因孝行顯著，天順年間受到朝廷旌表，崇祀鄉賢祠。與「九達天衢」坊同為尹綸修建的東關「孝子」坊，時間是天順年間，即1457～1464年，可以猜測「九達天衢」坊也應是天順年間所建，要早於嘉靖（1522～1566）年間六七十年以上。因為官紳校定本《德州鄉土志》成書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正是朱啟鈐剛剛完成九達天衢坊的修葺後成書的，估計是重修時人們看到或發現了什麼東西，才斷言是尹綸創修。目前來看，此說是唯一明確見於舊志的記載，準確性最高。
關於「九達天衢」坊的地點爭論，主要集中於此坊是建在橋上還是建在路上。一是橋上說。徐劍明認為牌坊是立在一座「九達天衢橋」上的。二是路上說。德州市政協所聘文史專員田國良先生則根據民國《德縣誌》的記載認定「九達天衢」牌坊立於大西門與小西門之間的大路上。紀慎言在「德州九達天衢牌坊舊事」中稱：「（牌坊）就坐落在舊時德州城「聚秀門」（俗稱「大西門」）外古驛道（今米市街）上。」馬慧彬先生講：「九達天衢坊位於廣寧橋（又稱九達天衢橋）南3米處，所以不少人就說是位於橋上的。」根據光緒《德州鄉土志·州之橋梁》記載，九達天衢橋與廣安橋（又稱廣寧橋）不是一座橋，「九達天衢橋」在回龍壩西，而廣安橋則在小西門外。事實上，九達天衢坊應是位於「九達天衢橋」南3米處。
□張明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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