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的蔣經國
著名學者許倬雲先生是蔣經國基金會的美洲辦事處人文組召集人。2004年，美國亞洲研究學會頒給許倬雲「終身貢獻獎」。許倬雲表示，這個獎是屬於蔣經國基金會的：「如果要頒獎給我，要說明這是因為許倬雲主持基金會在美國的事務而得獎。」
早在上世紀60年代，許倬雲就多次和蔣經國面談，這段因緣促使二十年來許倬雲樂於為蔣經國基金會服務。談到臺灣的政治人物時，許倬雲說：「臺灣人民評價幾個『總統』：蔣經國八十多分，蔣介石六十分，李登輝四十分，陳水扁二十分。」
屬於被史達林打擊的託派
時代周報：在上世紀60年代，你回到臺灣後，如何開始了解蔣經國的辦事風格？
許倬云：我從美國一回臺灣，老朋友胡佛、李亦園就找我，大家成立了「思言社」。這個社宗旨是替中國找一條路。我們第一次成立大會，來了二十多個人，都是中堅分子，是當時三十來歲的各大學教授。國民黨一看慌了。第二次大會，一下進來四十多人，進來的都是國民黨有關教授，我們是開放的團體，不能拒絕有意入會的人。好在我們沒有不可告人的事。
我當時在臺灣大學和「中央研究院」工作。「中央研究院」是「總統府」直屬單位，凡是學術涉外事項，「院長」王世傑自己不願辦，就讓我去辦。60年代時，蔣介石已經把權力交給兒子了，王世傑不願意跟蔣介石談話，也不願意跟蔣經國談話，他跟蔣介石鬧翻了，又覺得蔣經國是小輩，不願意屈尊見蔣經國。據道理就派我們總幹事去辦，當時總幹事是我的好朋友李亦園，王世傑說涉外事項不用李亦園管，由我來代表他。所以，我這個副研究員，去和「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 蔣經國打交道，怪不怪？後來蔣經國的位置逐步升高，我還是跟他打交道。這也有好處，後來特務單位攻訐我很厲害。特務報告都到蔣經國桌子上了，蔣經國說：「 這個人我常常接觸，他不是你們講的那樣。」
時代周報：在面對面的接觸當中，你覺得蔣經國是什麼樣的人？
許倬云：老實講，我佩服蔣經國。這個人在當時蘇聯的管轄之下，讀了許多書，對蘇聯共產黨的情況很清楚。但他是託派，屬於被史達林打擊的對象。所以他被貶到西伯利亞的工廠裡，從小工做起，做到副廠長。他太太是女工。他一個中國青年，在西伯利亞工廠裡可以組織報紙，組織小集團。史達林很氣他，但不敢殺他，因為殺了他，會得罪蔣介石。後來，他回到中國，思想裡還有不少社會主義的成分，自由民主思想是沒有的，可是有為人民服務的觀念。
蔣經國的生活非常平民化，人很聰明。他跟你講話，兩手交握，眼睛看著你，不插嘴，聽了一段，問：「還有呢？」他有時候會反駁：「我不是這麼想，我有不同的意見。我跟你講吧……」他講不同的意見反駁我，可他也聽我的意見。除了公事之外，我跟他討論的問題相當雜，他問我民主制度好處在哪裡，壞處在哪裡；民主的意義，自由的意義。關於民主、黨外運動，我們也談過。我解釋，一個水壩，拼命往上築高，壩堤一決，水一衝擊，誰也受不了。壩降低，水流緩下來，鬆弛堤後面的壓力，這個是好事情。
至於海峽兩岸的事情，開放老兵探親，是他自己的主意。這一招相當高明，一方面開放臺灣內部的黨禁，一方面跟大陸重新建立聯繫。蔣經國開放報禁黨禁，可是頑固分子跟特務一次一次上呈，請他同意抓人和阻擋，他一言不發，一字不批。
蔣經國跟我的幾次談話，在某種程度上增進了互相了解。蔣經國不大相信書本，我不能同意他的很多意見，他也不同意我的很多意見，能談談話已是很不錯了。所以，我在他死了以後，願意在蔣經國基金會服務，紀念這一位有彈性的人物。
對「東廠」漸漸有了警覺
時代周報：臺灣開放黨禁，有什麼樣的社會背景？
許倬云：蔣介石統治時期是白色恐怖時代。上世紀60年代末，白色恐怖還沒結束。另一方面，民主的呼聲從不斷絕，像《自由中國》一直在倡導民主自由。到了70年代，臺灣經濟逐漸好轉，可依舊是管制經濟與自由經濟並存。「中央研究院」的五個院士勸告政府，不實行自由經濟的話就沒有發展的可能。那時候是管制匯率，兩個匯率，一個是官價，一個是牌價。待遇也不平等，公務人員和學生有配給的糧食，一般百姓卻必須按市價買糧。經過五個院士的勸導，蔣介石接受了。經濟立竿見影，立刻好轉了。
當年提出改革的口號是廢止萬年國會。不能有國民選舉的代表，哪能算是國會？我也曾經寫文章談論：國家的壽命跟人的壽命不是旗鼓相當的。人壽有限，國祚無疆，怎麼能讓國命依附在人的壽命上面呢？這種情形，必須要改變。
時代周報：蔣經國在開放黨禁上發揮了什麼樣的作用？
許倬云：蔣介石晚年不管事情，由蔣經國來管。蔣經國慢慢就放鬆了壓制。可是，動亂卻應聲而起。美麗島事件的動亂，規模跟1946年至1949年間大陸的學生運動不能比，可是草根性很強。我們也呼籲政府，應該放手，開放政權，爭取經濟發展，社會安定。國民黨當局也認為只要社會穩定，許多要求都可商量解決。
在蔣經國生病時，成立了一個代號「劉少康辦公室」的機構，就由王升帶頭，不單是查民間叛亂，也意在奪取權力。不到半年，蔣經國警覺了，這不就是「東廠」嗎？於是，蔣經國廢除了「劉少康辦公室」，把王升外放到烏拉圭做大使，不讓他呆在臺灣。這個轉折，使特務的力量一下子垮下去了。
臺灣海外留學生很多，保釣運動號稱保護國土，實際上向左轉。不少臺灣留美的學生，都參加過釣魚臺運動，尤其外省籍的學生更多。這些聲音傳回臺灣去，逼得國民政府手忙腳亂。學生們愛國，國民黨不能不愛國，手忙腳亂之餘，也給了當地族群鬥爭內外呼應的機會，逼迫政府改革開放。
時代周報：在開放報禁方面，蔣經國時代又有什麼樣的發展趨勢？
許倬云：當時，輿論不用政府培養，他們單單靠商業廣告，就夠過日子了。《中國時報》餘紀忠與《聯合報》王惕吾不是一無所用的老闆。
兩家報紙的篇幅有限。經濟起飛，需要多一點市場和經濟的消息，報紙立刻就起來了。而且他們言論的尺度寬，敢冒險，開始接受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稿件。他們跟當年《大公報》一樣，從小罵大幫忙開始，到大批大罵。臺灣幾家報紙大了，政府不能不讓他們存在。第一步是開放副刊，第二步是開放社會新聞的篇幅，然後到沒有限制。當時大家對臺灣的民主開放非常期待，非常興奮。我懷念那個時代。
這兩家報紙太強大了，把臺灣《中央日報》也擠出了市場。這麼一來，國民黨就把《中國時報》和《聯合報》兩家老闆邀請到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做「中常委」，讓他們在裡面有發言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