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黨爭」的是與非

唐朝的牛李黨爭，鬥爭長達40餘年。牛李黨爭中的「牛」指的是牛僧孺，「李」指的是李德裕。他們是兩派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對於「牛李黨爭」的性質、是與非，史學家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的認為是科舉出身的「新興階級」與「魏晉以來的舊士族」之間的對立；有的認為是在對待藩鎮或對外問題上的主戰派與主和派之間的對立；有的認為是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的對立；還有人認為，這只不過是統治階級內部的權力鬥爭，無所謂誰對誰錯，狗咬狗一嘴毛。智者見智，仁者見仁，說法五花八門。

針對科舉出身的「新興階級」與「魏晉以來的舊士族」之間的對立一說，日本學者礪波護做過深入研究。他列舉出了具有朋黨活動的63人員名單，其中「牛黨」41人，「李黨」22人。據他考證，牛黨中郡望出身的20人，佔牛黨總數49%。這20人中進士、制科雙及第者7人，僅中進士舉者12人，蔭庇當官者1人。牛黨非郡望出身者5人，其中進士、制科雙及第2人，僅進士舉出身2人，胥吏1人。牛黨出身不詳者16人，其中進士、制科雙及第3人，僅進士舉出身7人，入仕不詳者6人。李黨22人中，屬於郡望子孫者12人，其中進士、制科雙及第4人，僅進士舉5人，蔭庇2人，僅中制舉者1人。李黨非郡望出身者7人，其中進士舉4人，武人出身1人，入仕不詳2人。李黨出身不詳3人，均為中進士舉者。日本學者的研究，用數字說明兩黨各種身份出身的人都有，不存在什麼科舉出身的「新興階級」與「舊士族階級」之爭，這一觀點不能成立，本文不再贅述。

行為是品質的外在表現。究竟怎麼樣看待牛李黨爭？讓我們從牛李黨爭的產生說起，看看兩黨主要代表人物的行為表現吧！

                           

唐朝安史之亂以後，藩鎮割據成為一大頑症。他們擁兵自重，在軍事、財政、人事方面不完全受中央政府控制，尤其是河北三鎮的範陽節度使、成德節度使和魏博節度使。他們分別統轄著範陽(又稱幽州或盧龍，即今日河北省北部，北京、保定及長城附近一帶)、成德(幽州以南和山西接壤的地區，即今日河北省中部)、魏博(後改稱天雄，渤海灣至黃河以北，即今河北省南部、山東省北部)的地方。對於這些桀驁不馴的節度使，有作為的皇帝和宰相都主張削藩加強中央集權。

李德裕的父親李吉甫，是地理學家、政治家、思想家，學問、功績、名氣都很大。他兩度為相，深明時政，力主削藩，是唐憲宗時有名的宰相。唐憲宗李純元和元年，四川節度使劉闢發生叛亂，朝廷久攻不下，李吉甫出主意讓安徽、江西、湖北的精兵順著長江而上，猛攻三峽，分散叛軍兵力，很快平息了叛亂。他提出將四川分東川、西川由兩個節度使分而治之，互相制約，避免了再次發生叛變的事情。

唐朝自唐德宗李适以來，對藩鎮一直採取姑息遷就的態度，很多節度使終身任職，擁兵自重，尾大不掉。李吉甫在地方工作十多年，深知節度使貪婪恣肆，為相後奏請憲宗皇帝，讓節度使下屬各郡刺史獨立為政，禁止刺史擅自謁見本道節度使，禁止節度使歲末以巡檢為名向管轄的州、縣苛斂賦役。鎮海節度使李錡叛亂，李吉甫力主平叛，斬殺了李錡。他還改革節度使制度，在一年的時間裡調換了三十六個節度使主帥，使他們不能長期有效地控制一個地方。李吉甫任相期間還進行了政務改革，裁汰冗雜官員八百餘人、冗吏一千七百餘人，減低官員俸祿，以節省國家開支。還廢除了僧侶的免稅特權，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在他的力主之下，加強邊防，建立驛站，快速傳遞軍情，防禦回鶻，安撫党項族，邊境比較安寧。他在地方任官時，修建富人塘、固本塘，在今江蘇高郵修平津塘等水利工程，灌溉農田近萬頃，還免去了當地百姓百萬擔欠糧。他以功績封贊皇縣侯（侯爵），徙趙國公。

李吉甫不僅功績大，而且著書豐厚，著寫有《元和國計簿》十卷(已佚)，匯總了全國方鎮、府、州、縣之數與戶口、賦稅、兵員之狀況。他著寫的《百司舉要》一卷(已佚)，闡述了職官源流職掌。他寫的《元和郡縣圖志》為地理名著，深為後世學者所稱道。

唐朝繼承隋朝的制度，科舉取士。唐憲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在長安舉行「賢良方正能言直諫科」考試，選拔人才。唐朝的考試分「常科」和「制科」兩種。「常科」每年定期進行考試，由禮部主持，又叫「禮部試」。「制科」由皇帝委派策士官主持考試，考什麼不一定，有時候題目很大，問國家的大政方針；有時候題目很小，問些具體事情，聽取應試人的意見。應試的人以「策文」的形式回答。皇帝有時候親自來考試，叫「殿試」或「廷試」。這種考試要求應考者發表意見和看法，提出自己的主張，是「應詔直言」。所以，參加應考的人，都想發表自己的高見，希望自己論述的意見能有所震動，引起皇上和考官的重視，往往能「切時弊，觀政事」「指病危言」，言辭比較尖銳激烈。

這次制科考試，舉人牛僧孺、李宗閔在策問的考卷裡以極其尖銳的語言批評朝廷的政治，特別是削藩等政策，主張對藩鎮進行安撫，矛頭對著宰相李吉甫。考官認為兩個人的策論文章寫得不錯，將牛僧孺擢為中等上，將李宗閔擢為中等，把他們推薦給唐憲宗。李吉甫受不了這兩個人的尖銳批評和無端指責，去找皇帝，哭著在唐憲宗面前陳說理由，批評他們的觀點，揭露他們的短處，並說，牛僧孺、李宗閔與考官有私人關係。唐憲宗也主張削藩，下旨，把幾個考官都降了職，牛僧孺和李宗閔也沒有受到提拔任用。朝中有不少反對李吉甫削藩等政策的大臣，加上一些同情考官的人起鬨，朝野譁然。不少朝官爭著為牛僧孺等人鳴冤叫屈，譴責李吉甫嫉賢妒能。唐憲宗是個糊塗蟲，反對派一起鬨，迫於壓力，就將宰相李吉甫貶為淮南節度使，把這場考試的複試官、被貶出的翰林學士裴垍（ji）任命為宰相，平息紛爭。從此，朝臣之中明確地分成了兩個對立派，一派主張削藩，一派主張安撫，黨爭由此產生。這時候李德裕還沒有出仕做官。由於其父李吉甫結怨於保守落後的安撫派，特別是牛僧孺、李宗閔懷恨在心，將要在李德裕身上報復，種下了牛李黨爭的種子。

唐憲宗死後唐穆宗李恆即位。他還在東宮做太子的時候，就素聞李吉甫的賢名，也聽人說過他的兒子李德裕學識淵博，因此特別器重李德裕，召入翰林院充當學士。《舊唐書·李德裕傳》有言，「禁中書詔，大手筆多詔德裕草之。」這句話就是說當時朝政的號令和大典冊大都由李德裕起草。不僅如此，唐穆宗還多次召見李德裕，商討國家大事，李德裕都能從容答對，受到唐穆宗的讚賞，賜紫衣和金魚袋官服和佩飾。皇上賞賜金紫衣袋，這在當時是很高的榮耀。而且，平時，唐穆宗對他的賞賜和獎勵十分優厚。他在翰林學士任上才一個多月，就改升為屯田員外郎。對唐穆宗的倚重，李德裕很感激，便以國事為重，大膽諫言。

唐穆宗從公元820年當皇上到824年就死了，只活了二十九歲，當了五年皇帝。在位期間，他遊幸無常，好擊球奏樂，沉於酒色，久不視朝，把國家政事忘在九霄雲外，朝政比較腐敗。許多與唐穆宗有親戚關係的人，通過各種關係爬上高位，與朝臣相互盤結勾通，幹涉國事，甚至控制朝政。李德裕對這種外戚幹政現狀深為憂慮，向皇帝建議說：「從前制度規定，禁止駙馬都尉和朝廷要官往來。開元年間，尤其嚴厲，嚴禁大臣不能交接皇親國戚。現在一些皇親卻公開地到宰相和大臣的家宅去，這些人沒有其他才能，只會洩漏宮中機密，勾通宮廷內外。請他們今後有公事到中書省見宰相，不要總是去宰相私宅。」唐穆宗有所醒悟，十分贊同，將李德裕晉升為中書舍人。

中書舍人，在唐朝雖然是個沒有什麼油水的官，但這個職位很重要，必須是翰林學士中資歷很深的人才能擔當。授予這個官的人，說明皇上非常重視，他們是宰相的後備人選，往往是幾個月就會被任命為宰相。最遲也不會超過一年時間就會被任命為宰相，是一個很榮耀的官。

李德裕得到唐穆宗的器重，快速提拔，仕途順暢，前途一片光明，也逐漸掌握了朝廷的一些權柄，大家都很看好他。就在他將要出任宰相，實現自己遠大抱負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事情，禍起蕭牆。事情的緣由是因為他說了真話，被卷進了所謂的牛李黨爭的旋渦。這次，又是由考試引起的。唐穆宗長慶元年(公元821年)，牛黨的禮部侍郎錢徽主持進士科考試，右補闕牛黨楊汝士為考官。這次考試，發生了考場舞弊案。李宗閔在唐憲宗能言直諫科考試以後，開始沒有使用，主張安撫藩鎮的保守派得勢後，他被起用了，這時候他也做了中書舍人的官，很受唐穆宗重用。在這次進士考試中，李宗閔的女婿蘇巢﹑考官楊汝士的弟弟楊殷士以及宰相裴度之子裴撰等都因為賄賂主考，打通關節中了進士。蘇巢還高中了第四名。紙包不火，在此以前任過宰相的段文昌向唐穆宗奏稱禮部貢舉不公，錄取的人都是走過後門，通過「關節」的。唐穆宗詢問翰林學士李德裕、元稹、李紳，他們也都說段文昌所揭發的是實情。唐穆宗派人複試，結果原來中榜的十四人，僅三人勉強過關，獲得進士及第。高中第四名的蘇巢複試落榜了。錢徽、李宗閔、楊汝士都因此被貶了官。

李德裕、元稹、李紳，這三個人都是大才子。李德裕以文才著稱；元稹是與白居易齊名的大詩人，後人號稱「元白」；李紳也是當代大詩人，是千古傳誦的《憫農》詩「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的作者。他們當時都是翰林學士，很受皇上重視，當然要據實而言，說了真話，是對的，無可非議。有文章說，「李德裕多次向皇上反映考試走門子，託關係。」這種說法謬誤，別有用心。段文昌因自己的關係人沒有中榜，心懷怨恨，已經向皇上強烈反映了，還要李德裕多次向皇上去說嗎？皇上知道後，反過來問他們，也可能問了多次，他們都如實回答，是合情合理的事情，李德裕有必要多次向皇上反映嗎？這種說法，是有人硬要把李德裕往黨爭中拉，給他扣上黨爭的帽子。李德裕一身正氣，說了實話，無端中槍，陷入黨爭的漩渦完全是被動的，身不由己。

牛僧孺。《新唐書·牛僧孺傳》說，唐穆宗時，牛僧孺以庫部郎中官職主管擬制詔令。長慶元年(公元821)，宿州刺史李直臣犯貪贓罪判死刑，李直臣賄賂有權勢的宦官為他申辯，牛僧孺堅持執法不改。唐穆宗讚揚牛僧孺嚴守法紀，當面賞賜他金紫衣袋。大臣韓弘和他的兒子都去世了，朝廷派人查閱他的家產簿冊，只有牛僧孺的官銜旁用紅筆寫著：「某月某日，送牛侍郎財物若干，他不收，全部退回。」唐敬宗時，牛僧孺任武昌節度使，原來修江夏城用草袋裝土壘城牆，侵吞修城款年復一年，他去後改成用土坯壘，杜絕了侵吞的事。從這幾件事看，牛僧孺是比較廉潔的人，應該給予肯定。

從關乎國家大政方針、核心利益看，牛僧孺和李宗閔都是主張安撫藩鎮，反對削藩的。唐文宗時，範陽兵變，楊志城趕走忠於唐王朝的節度使李載義，殺了莫州刺史張慶初。唐朝是群相制，牛僧孺當時是宰相之一，對唐文宗說：「這不值得煩勞聖上憂慮。範陽的得或失，不關係到國家的安危禍福，自安史之亂以來，翻來覆去都是這樣。」範陽，在今天北京、河北保定市北部。安祿山原來就是範陽節度使，從此起兵反唐。牛僧孺主張對範陽的叛將楊志城進行安撫，只要他們能抵擋匈奴，承認事實，任其存在。司馬光是這樣評價的：「像牛僧孺這樣的處置辦法，不過是姑息藩鎮，以求苟且偷安罷了，怎能說是作為國家的宰相而輔佐天子治理天下的正道呢？」

唐文宗李昂太和五年（公元831年），吐蕃派駐於維州（今四川汶川西北）的守將悉怛謀主動向任西川節度使的李德裕請降。維州南接江陽，西邊是岷山，連綿一直向西，一眼望不到邊；北望隴山，積雪如玉；東眺成都，如在井底；背倚孤峰，三面臨江，是西蜀控制吐蕃十分關鍵的要地。唐肅宗至德年(公元756～757)以後，河右、隴西被吐蕃攻佔，僅維州尚存。吐蕃覺得維州險要，對它有利，將一婦女嫁給維州守城門的人。二十年後，這個婦人所生二子長大成人。待到吐蕃軍攻城，婦人所生的二個兒子做內應，開城門迎接吐蕃軍，維州因此失陷。吐蕃得到維州，稱其為「無憂城」。唐德宗貞元年間(公元785～804)，韋皋鎮守蜀州，經管西山，用盡計謀仍無法奪回維州，一直到現在，都被吐蕃佔領。這次悉怛謀派人表示歸附投誠，這是天大的好事。李德裕開始懷疑有詐，派人送錦袍金帶給他，假託說是要聽候皇帝決定。悉怛謀一片誠心，帶領全郡人眾歸附成都。李德裕這才派兵鎮守維州，使淪陷42年之久的維州城重新回歸唐朝。他向朝廷上奏，陳述維州的重大戰略意義，並提出用兵方案說：「如派羌兵三千人，出其不意，燒掉十三橋，直搗其心腹要地，就可達到降服吐蕃的目的了」，主張乘機出兵討伐吐蕃。

當時，牛黨把持朝政，宰相牛僧孺，對李德裕心懷仇恨，置國家利益於不顧，從私人恩怨出發，向唐文宗進言說：「這種議論不對。吐蕃的疆域，四周萬裡，丟失一個維州，無損於它的勢力。況且吐蕃派遣的修好使臣董勃義剛回去，我方使臣劉元鼎還未到，近來兩國修和，約定停止用兵。中國防禦西戎，應以遵守信義為重，軍事對敵在次。而今一旦失信，西戎就能以此為口實用兵。聽說吐蕃首領正在茹川一帶牧馬，蟄伏在秦、隴附近。如若他向東襲擊隴坂，直奔回中要道，不用三日即抵達鹹陽橋。如果我朝派兵抗拒，勢必使京都震駭。事情如若到此地步，縱然得到一百個維州，又有何用呢？」當時吐蕃經過內亂，已經衰弱，自顧不暇，根本不可能在茹川一帶牧馬，蟄伏在秦、隴附近，向唐朝出兵。在他的說詞鼓動下，唐朝廷以唐朝剛與吐蕃結盟而不宜毀約失信為藉口，多次強令李德裕將悉怛謀和維州城交還給吐蕃，還派專人去督辦。結果，交還之後，悉怛謀及其所部將士及家屬小孩，皆被吐蕃殺害在邊界，哭聲震天，慘不忍睹。

維州，原為大唐鎮守之要地，吐蕃奪去，現在還給大唐有何不可？牛僧孺卻以合約為名非要還給吐蕃，就連吐蕃人都恥笑。當代及後世讀者對於這件事，無不痛心疾首，罵牛僧孺心胸狹窄，挾私作祟，不顧國家民族利益，禍國殃民。清末史學家李嶽瑞先生評論此事說：「未有奸臣在內，而將帥得成功於外者……奸佞之徒，窺之熟矣，乃利用人主疑貳之衷，以成其排擠忠良之計；僧孺之傾衛公（指李德裕，曾封衛國公），其計畫正如此耳。」

唐文宗曾問宰相：「天下什麼時候能夠太平，你們是否也有意向這方面努力？」牛僧孺回答說：「太平沒有固定的標準。現在，周邊夷蠻族不至於來侵犯，百姓不至於流離失所，雖非天下大治，也可謂小康了。陛下如果還不滿足，在此之外追求什麼太平，那就不是我們所能考慮到的了。」作為一個宰相竟然這樣回答皇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司馬光是這樣評價他說的這些話的：「在唐文宗和宰相討論什麼是天下太平的時候，宦官專權，在宮廷中脅迫皇上，卻未能黜貶流放。藩鎮叛亂，在朝廷外凌辱皇上，卻未能討伐制服。士卒驅逐殺害主帥，抗拒朝廷命令而自立為節度使，卻未能嚴加斥責。戰亂連年不斷，徵稅天天緊急。原野中橫遍男人的屍骨和鮮血，村莊裡不見女人的蹤影。牛僧孺卻認為這就是天下太平，難道不是在公然欺騙嗎！當唐文宗孜孜不倦地勵精圖治的時候，牛僧孺身為宰相，被擢拔時苟且偷安，阿諛奉迎以便竊取宰相的職位，辭職時又欺騙皇上，誣衊時事以便盜取名聲，他的罪行實在是太大了！」

此次朝對之後，牛僧孺大概也自感慚愧，下朝後給親信說要辭相。《唐書·牛僧孺傳》說：牛僧孺請求返回自己的封地任個閒職，屢屢奏請，「心在塵世事務之外，不把小事放在心上。在洛都的歸仁裡建造了府第。在淮南任職期間，他就在庭院亭臺間，布置美樹奇石，房舍居室清幽美麗，竹叢樹林幽雅深邃。常和詩人白居易在這裡吟詠詩歌，不再有仕途進取的意念。」這些話都說得非常明白，牛僧孺只圖安逸，心中毫無國家大事，更談不上憂國憂民了。

牛僧孺雖然清廉，執法如山，但胸無大志，貪圖安逸，沒有遠大抱負，私心重於公器，置國家核心利益不顧，朋黨為奸，喪權辱國，欺騙皇上，罪大惡極。

李宗閔，是皇族鄭王李元懿的後代，屬皇室貴胄。《唐書·李宗閔傳》沒有任何政績記載，也看不出他做過什麼好事。相反，記載的劣跡比比皆是。他和牛僧孺一樣都主張安撫藩鎮，反對削藩。他為其女婿蘇巢考試走後門，被告發後記恨李德裕等說真話的人，多次排擠李德裕、元稹、李紳。唐文宗李昂太和三年（公元830年），徵召李德裕入朝任兵部侍郎。裴度向皇帝推薦說李德裕有宰相才能。唐文宗正準備用李德裕為宰相。當時，宦官勢力很大，控制、左右著皇帝，李宗閔結交大宦官王守澄等人，受到他們的支持，被任命為宰相。他當了宰相，引薦牛僧孺再度當了宰相，二人相互呼應，不僅將李德裕再次趕出朝廷，凡和李德裕親近的朝官，政見相同的朝官，也一一被趕出朝廷，外放做官。早在唐憲宗元和十二年（公元817）時，宰相裴度徵討吳元濟，曾奏請朝廷委任李宗閔為彰化軍觀察判官，對李宗閔有提攜之恩。李宗閔知恩不報，嫉妒裴度推薦李德裕為相，與牛僧孺一起使用手段，依靠大宦官，鼓動皇上將裴度也罷了相，外放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他與壞人李訓、鄭注沆瀣一氣，為所欲為。京兆尹楊虞卿阿附權奸，與李宗閔同黨。李宗閔待之如骨肉，朋比為奸。當時京城盛傳皇帝煉不老丹用小孩心肝，經查此話出自京兆尹府，楊虞卿被逮捕下獄。這年七月，李宗閔出面，極力解救，引起唐文宗的不滿，怒斥其為妖人。

李逢吉。唐穆宗時，通過賄賂宦官梁守謙、劉弘、王守澄向皇帝說情，由地方官回朝當了兵部尚書。接著，他用「一石二鳥」之計，散布謠言說宰相元稹要派人刺殺另一個宰相裴度。朝廷調查，雖然元稹與裴度有矛盾，但派人刺殺的事查無實據，只是風傳。朝廷免了元稹與裴度兩人的宰相。李逢吉在大宦官王守澄的幫助下，當了宰相。穆宗死後，唐敬宗李湛即位，有人告訴他，說他被立為太子，是李逢吉之力，因此，他對李逢吉更好。李逢吉為相，獨攬大權。《唐書·李逢吉傳》說他生性忌妒別人超過自己，陰險狡猾詭計多端。他造謠陷害才子李紳，將其趕出朝廷，貶為端州司馬。他把對李吉甫的怨氣撒在了他兒子李德裕的身上，先是將李德裕從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貶為御史中丞。當時，李德裕和牛僧儒都有可能拜相。李逢吉想讓牛僧孺當宰相，害怕李德裕當道，於是又再次對李德裕進行打擊排擠，貶為浙西觀察使，趕出了京城。牛僧儒被授予同平章事、拜為宰相。李逢吉為相，廣結黨羽，依附他的朝中官員有十六個人，其中張又新等八人是核心黨羽。有求於李逢吉的人必須先經過這八個人，先過他們這一關。只要行賂，什麼事情都能辦成，沒有不如意的。所以，人們稱他們是八關十六子。

唐文宗李昂即位，是個庸主，有治國之心，無治國之術，行事昏庸，不懂用人之道，「薰蕕莫辨，艾蘭同升。」李逢吉這時以太子太師為洛陽留守，給有劣跡的侄子李訓百萬金錢讓去京城活動，想再當宰相。李訓結交大太監王守澄，通過王守澄的活動受到唐文宗的重用。李訓和同樣依附太監的鄭注坐大之後，野心勃勃，陰謀誅殺宦官，獨霸朝綱。但，兩個奸佞小人私心過重，各懷鬼胎，造成歷史上著名的「甘露之變」，使宦官大開殺戒，殺了一千多朝臣及家屬，從此，唐文宗失去了人身自由，成為宦官的囚徒和傀儡。這個事件追究起來由李逢吉始，唐文宗曾痛心地說：李逢吉是個毫無才能的人。

關於李黨主要代表人物，有兩種說法：一說為李德裕、裴度、李紳；一說為李德裕、鄭覃。

李德裕，出身名門，家學深厚，從小受到良好的家風家學的教育以及祖父、父親的薰陶影響，有著強烈的「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胸懷天下的高尚情操。他被排擠，做浙西觀察使，遠離朝堂，時刻關心著國家大政，朝廷的動向。唐敬宗即位，一味追求享樂，十分地荒唐，根本不把朝政當回事，整天光顧著玩，遊樂無度，一個月也難得上朝兩三次。李德裕心急如焚，專門派遣使者向唐敬宗獻上自己寫的《丹扆（yi）六箴》的奏摺，談古論今，引經據典，苦口婆心，勸說唐敬宗，希望他改邪歸正。唐敬宗下旨要浙西進貢20件金銀做的梳妝匣子和織造可幅盤條繚綾1000匹，李德裕為了不加重人民負擔，多次上奏，引經據典，予以抵制。唐敬宗深受佛、道的迷惑，尋仙訪道，祈求降福延年，下詔讓李德裕派軍車送騙子周息元進京。李德裕以見識深遠、篤守正道的言行，又苦口婆心地勸說唐敬宗，不要搞這些荒誕不羈的事情。

他先後三度出任浙西觀察使，在任上興利除弊，關心民間疾苦。為穩定浙西財政枯竭、軍隊供養不足、尋隙滋事的混亂形勢，他力行節儉，克己奉公，自己帶頭，不吃肉，穿粗布衣服，以身作則。將本州財賦上繳後的留用部分，全部供養軍隊，還上奏朝廷抵制下達的不合理攤派，逐漸扭轉了財政枯竭的狀況，穩定了軍心，百姓的生活也得到改善。他非常重視對老百姓的教育，移風易俗，凡損害老百姓的舊習俗，都儘量革除，除掉了許多陋習。

李德裕辦案如神，在浙西流傳著許多故事。有個甘露寺的寺主，控訴前任知事僧移交時，吞沒了一些黃金，並讓以前幾任知事僧作證。他們一任接一任地往下移交，有文書帳簿，都說已經向下移交了。新卸任的前任知事僧也已經承認了盜取黃金之罪，就是還沒有落實這些錢做什麼用了。李德裕懷疑他說的不是實話，就重新審問新卸任的知事僧人。那僧人訴冤說：「住在寺裡的僧人，樂於做知事。多年以來，移交的分兩個文書，都是空的，其實早就沒有黃金了。眾僧人因為我孤立，不親近他們，想藉此陷害我。」李德裕說：「這事不難查明。」便備了幾乘便轎，命令有關的僧人，到衙門來對質。讓他們坐在便轎裡，轎門都朝著牆壁，互相之間不得見面，也不能說話，各給一些黃泥令他們捏出先後交付下一任知事的黃金形狀，用以作為憑證。結果，他們捏出的黃金形狀都不一樣。於是，揭明了他們都是在誣陷，新卸任的執事並沒有貪汙，眾僧人一一認罪。

安史之亂後，大唐中央集權的權威崩塌，原來歸附的一些少數民族也趁機造反或者宣布自治不服從唐朝廷管理，甚至對唐的邊地進行騷擾、侵犯。李德裕改遷劍南西川節度使後深入基層，親自了解西南地區錯綜複雜的邊境形勢，做到了知己知彼，採取改革兵制，精簡羸弱，訓練民兵，改良兵器等多項措施，在大渡河沿岸險要之地，與南詔、吐蕃交界之處，修建大批軍事要塞，設重兵防守，築起抵禦南詔與吐蕃侵犯的堅固屏障。震懾之下，南詔、吐蕃均表示友好，主動歸還被抓捕的邊民和侵佔的土地。在解決邊患的同時，李德裕還很重視民政管理，明令禁止賣女作妾的陋習，下令拆毀管轄內和尚私宅幾千處，把土地還給農民，使蜀地民風大變，農業生產得到長足地發展，百姓安居樂業。

他兩次入朝為相，行政積極，多有善政。唐武宗時，他的政治才能得到充分發揮，成股肱之臣。唐朝安史之亂後有四大頑症：邊患、藩鎮割據、宦官專政和佛教泛濫。李德裕運籌帷幄，採取果斷措施，均逐步予以解決。

他對外敵剿撫並用，對侵略者，堅決回擊，徵調六鎮兵力，奇襲烏介可汗等回鶻，奪回太和公主等，使邊境安寧達30餘年。

他採用分化瓦解的方略，徵調成德、魏博、河東等藩鎮兵馬，合兵平定澤潞之亂，繼而又平定了幽州之亂、太原之亂，藩鎮紛紛上書，表示完全擁護朝廷，接受朝廷的管轄。

他抑制宦官，提出「政歸中書」，提高相權；同時又認為宰相在位時間不宜過長，建議限制宰相任期。他恢復了中書舍人參與臺閣常務的權力。他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商議，不許監軍宦官幹預軍政，並限制其衛兵人數。終武宗一朝，宦官始終不能干政。

他整治佛教，拆毀正規寺院4600座，招提、蘭若、精舍、齋堂4萬餘所，被勒令還俗的僧尼達260500餘人，外國僧還俗2000餘人，釋放寺院奴婢15萬人，沒收寺院土地千萬餘頃，拆毀寺院的銅像、鐘磬，所得金、銀、銅一律交付鹽鐵使鑄錢，鐵交付本州鑄為農器，全國的納稅戶數達495.5萬戶，比唐武宗初即位時的211.5戶增加了一倍多，比唐憲宗時期增加了兩倍多，國家的財政收人達到了「安史之亂」後的最高數額。他精簡機構，提高行政效率，裁減州縣官吏，罷斥冗吏兩千餘人。他還改革科舉，建議設置備邊庫等，政績十分突出，幾乎讓大唐中興，被後世譽為萬古良相。

他以國事為重，不以黨派劃線。他和元稹、李紳等人證實考試有徇私舞弊走後門，說的是事實，並不是專門針對李宗閔等牛黨人士，所謂的李黨代表人物裴度的兒子、鄭覃的弟弟都在其列，都是走了後門的。李德裕為相，沒有像李宗閔為相時那樣將所謂李黨人士一概趕出朝廷而驅趕牛黨人士。而且，他還以德報怨，苦苦向皇上求情，救了皇上要殺的牛黨代表人物楊嗣復、李珏（jue）。牛黨人士白敏中還是他向皇上推薦的，並對白敏中和另一牛黨人士令狐腍十分優待。長期以來把李德裕作為「牛李黨爭」的魁首，劃入黨爭範疇是歷史的誤解。

裴度，比李德裕大20多歲，與李德裕的父親李吉甫、武元衡同朝為臣，都是主張削藩的。《唐書·裴度傳》說，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唐憲宗派裴度出使魏州宣布解說朝廷旨意。他宣傳正義和朝廷的威德，在當地官員田興居所的牆壁上寫下題文，記述田興的謙卑奉法，又到各地傳達皇帝的詔書旨意，魏博的人十分感激。有個縣令裴寰依法懲治為非作歹的奸吏，反而被誣告到唐憲宗那裡，皇上派人將其抓捕，要處罰裴寰，宰相武元衡向皇上解說，皇上怒氣不消，還要處罰。裴度去見皇上，與皇上論理力爭，裴寰第二天就被放了。裴度奉旨出使蔡州行營，回朝推薦李光顏「深明大義、能幹勇為，終將有所成就」。不幾天，李光顏向朝廷報捷，在時曲大破吳元濟反叛賊軍，唐憲宗嘆服裴度的知人之明。裴度為人剛強正直，而且能言善辯，尤其擅長把握施政要領，凡是他陳情講述的事，總能感動人心。

 

裴度以平定藩鎮的逆賊為己任。李吉甫死後，武元衡任宰相，裴度任御史中丞。當時的唐朝，藩鎮割據，各地節度使擁兵自重，這個反那個叛，按下葫蘆浮起瓢，朝廷被弄得焦頭爛額。飛揚跋扈了幾十年的淮西（今河南汝陽）節度使吳少陽有不臣之心。元和九年吳少陽病死，兒子吳元濟不向朝廷上奏就自領了軍務，儼然當起了節度使。他還暗地聯合一直對朝廷陽奉陰違的平盧節度使李師道，成德節度使王承宗發動叛亂要奪取中原，和大唐平分天下，鼎足而立。李吉甫在世時主張發兵削藩。武元衡接替他的宰相職位，和御史中丞裴度都是李吉甫削藩政策的堅定支持者。朝廷派大軍徵討淮西藩鎮吳元濟，叛軍頑強抵抗，效果不明顯。朝臣中主張安撫的人又開始起鬨，尤其是給事中、太子侍讀李逢吉等人，一直主張安撫政策，反對李吉甫、武元衡、裴度等人的削藩政策。他們心胸狹窄，妒忌心極強，勾結藩鎮節度使，採取暗殺的手段，發生了震驚朝廷內外的刺殺主張削藩大臣的唐朝第一大案。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六月三日，宰相武元衡天不亮就騎著馬，僕從們打著火把，從他所居住的靖安坊小區東門出發，行進在前往朝廷的大路上。突然，面頰上被飛來的利器狠狠地釘了進去，直鑽入腦袋裡面。他疼痛難忍，大叫一聲從馬上摔了下來。還沒等僕從們徹底反應過來，一夥蒙面歹徒殺了過來，把火炬全部擊滅，持刀在武元衡身上亂砍，然後割下他的腦袋揚長而去。就在同時，御史中丞裴度也正從自己的住處通化坊向朝廷走來，準備上朝，他也在半道遭到歹徒襲擊。裴度頭部受傷，掉入溝中，多虧帽子裡有氈墊撐著，沒有摔死，僥倖撿了一條命。他的貼身侍從王義死死抱住一個歹徒高聲大呼。歹徒砍下了王義的胳膊，又跳到水溝要殺裴度。這時候，裴度身邊已經聚集來了幾個侍從，刺客看無法得手，天氣也漸漸明亮起來，一聲呼嘯，幾個蒙面傢伙穿街越巷消失的無影無蹤。在京城刺殺大臣，如此肆無忌憚，這還了得？朝廷嚴查，開始懷疑是成德節度使王承宗所為，後來查明，是平西（河南中南部）節度使李師道所為。

謀反的藩鎮節度使派人刺殺武元衡、裴度後，盜寇群起違反法紀，京城內驚擾四起，朝野一片驚恐。武元衡死後三日，皇上委任裴度繼任武元衡為宰相，制誥下達，人心很快安定，認為他必定能消滅盜寇。從此誅除盜賊的計策，裴度日日都有進獻，調兵遣將愈益緊急。他堅決反對李逢吉等奸臣安撫藩鎮，阻止出兵討伐的言行，在朝廷出兵平藩不利的情況下，自請領兵出戰，大獲全勝，平定了淮西等地的叛亂。他還說服鎮州、冀州的王承宗等藩鎮節度使投降朝廷。

裴度為人執著，不改稟性，忠心皇室，常對朝政失誤極力進言，曾力勸皇上殺了在京城為非作歹的五坊使楊朝汶。唐穆宗時裴度多次上奏陳述奸黨危害，要皇上重用賢臣，並積極為平定藩鎮叛亂出謀劃策，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他與宦官王守澄等人密謀，殺了害死唐敬宗的宦官劉克明，擁立唐文宗即位，推薦李德裕，說他有宰相之才。甘露之亂後，他為一些朝臣辨言，救了不少人的性命。文宗時，宦官專權，裴度無奈，在洛陽常與白居易、劉禹錫唱和，安度晚年。

《舊唐書》評價裴度：「裴度開始由一書生憑辭章辯才、對答策問考中制科，數年之間，幾經浮沉，獲得清貴、接近皇帝的官職。適逢時局動蕩，而能奮發奏召決策機要，親身廣行討伐逆賊，成為人們崇仰的中興名臣。憲宗元和(公元806～820年)、穆宗長慶(公元821～824年)年間，眾亂臣賊子，積蓄了力量卻意氣衰頹，害怕的是裴度的聲威。裴度身材不超過中等，但風神俊爽、文採出眾，應口答對雄辯有力，觀者聽者為之震動。當時凡有出使極遠地區的使臣，東夷、南蠻、西戎、北狄的君長必定問裴度的年歲多大，形貌與誰相似，天子是否正任用他。他的威名傳揚到遠方、流傳於俗眾，中原、異邦對他都如此畏懼欽服。當時的威信名望、德操功業，與郭子儀並駕齊驅。進入、調出朝廷，以他一身維繫國家的安危，對時局有舉足輕重的影響達二十年。凡是委任將相，不論賢士還是不正派的人，無不首推裴度，他被士大夫愛戴推重到如此境地。即使是晉代的江左王導、謝安，在風雅之士與流俗之輩中安坐能起鎮定作用，但在大的謀略上，裴度又超過了他們。這是歷史的公論，裴度和李德裕一樣，都是一心為公、以天下為己任的賢臣，時人稱他如再造大唐的郭子儀。

李紳。《唐書李紳傳》說，李紳六歲喪父，母親盧氏教他讀書，生來矮小精明能幹，寫詩最有名，當時號稱「矮李」。元和初年，他考中了進士，被任命為國子監助教。他不樂意做這樣的官，就離職客居金陵。淄川王李孝同五世孫李錡喜歡他的才幹，任命他為掌書記官。李錡漸漸不守國法，陰謀叛亂，李紳多次勸告，他不聽。李紳想離職，他又不讓。李錡曾脅逼李紳寫奏疏，欺騙皇上，他坐在李錡面前，假裝害怕戰抖，以致不能寫字，被李錡關進監獄。李錡叛亂，和兒子李師回被唐憲宗腰斬後他才被釋放了出來。有人要把他的這次行為報告皇上，他說他是為了正義，不圖名，不讓報告。

唐穆宗時他被任用，於李德裕、元稹同事，並稱「三俊才」。皇上詢問科舉考試一事，他如實反映，說李宗閔等在科舉考試時走後門，徇私舞弊。後被李逢吉、李宗閔等陷害排擠，貶為外任司馬，後升刺史、節度使等官，為政有方，頗有政績。唐武宗時他被調回朝廷為官，入京拜相，與李德裕同朝輔佐唐武宗。李紳被看成李黨骨幹，唐宣宗時，牛黨反撲，白敏中挑唆吳湘哥哥告發李紳任刺史時錯殺吳湘，羅織罪名進行陷害，下旨奪去一切官爵，限令後代三世不得做官。從正史唐書李紳傳所述看，他也是個崇尚氣節，忠於朝廷的好官，是個才子、大詩人、賢臣。

鄭覃，前宰相鄭珣瑜的兒子，和李德裕一樣，都因門蔭做官。牛僧孺、李宗閔為進士出身，因此，一些人將他也列為李黨代表人物之一，便有了科舉出身的「新興階級」與「魏晉以來的舊士族」之間的對立一說。《新唐書·鄭覃傳》明確地說，「覃清正退約，與人未嘗串狎。」這句話用白話文就是說「鄭覃清廉正直謙讓儉約，和人相處不曾串通結黨」，說他不結黨。他初補授弘文校書郎，經多次升遷，任諫議大夫。

唐穆宗即位後，不憂慮國家政事，屢屢沉溺於放蕩之中。吐蕃當時正是強盛時期。鄭覃與崔郾等人在朝廷中對答說：「陛下新近即位，應當盡力勤奮於政務，而不是在內沉浸於宴飲嬉戲，在外遊樂打獵。現今吐蕃就在邊境上，伺機襲擊中原，假若有什麼急事，臣下不知道陛下在哪裡，不是耽誤大事了嗎？臣等身為諫官，非常擔憂害怕，希望陛下稍微減少吃喝玩樂，多留心政事。臣又聽說陛下白天黑夜和歌舞雜技藝人在一起，對身邊的人，賞賜過於豐厚。遊樂所費用的金銀絲綢，本來就是百姓的膏脂血汗，可以使沒有功績的歌舞雜技藝人而濫受賞賜嗎？希望陛下節約開支，將所結餘的財物充作邊防費用，不要再叫有關部門加重百姓的負擔了，這是天下人所希望的啊。」皇帝讚揚他們說：「這是忠誠的表現。」當時，在中奏事廢除已久，他們敢於這樣做，又得到皇帝的讚揚，士人相互慶賀。
      

唐文宗時，他被召入翰林院任翰林侍講學士，進任工部侍郎。鄭覃在經術方面知識完備精深，而且忠厚篤實恪守正道，皇帝尤其推重他。鄭覃曾從容上奏說：「經籍中的文字如果有脫漏或錯誤，博士以訛傳訛，就難以改正。請求召集學識淵博精通經學的儒士，校勘訂正《六經》典籍，依照後漢的做法，在太學立石鐫刻經文，讓人們根據石刻來糾正典籍中的缺誤。」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鄭覃主張求實，厭惡文人的輕薄。他曾對皇上進言說：「挽救時世的弊政，首先在於求實。近來人們都不處理職事，……是安逸帶來的結果。」當牛黨惡意攻擊李德裕時，他多次仗義執言，褒揚李德裕的政績，在皇帝面前為李德裕美言。 鄭覃生活儉樸， 任宰相時，所居住的宅邸不加修飾，家中沒有侍妾。他不結權貴，把孫女嫁給九品衛佐崔皋為妻。他任侍講時，每每以厚風俗、黜朋黨向天子再三陳說，因而後被任為宰相。他性格剛直，所憎恨的多不能容忍，奸佞小人多有畏懼。

唐文宗李昂曾臨朝感嘆地說：「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李德裕被召入朝，曾和他論起朋黨，回答說：「朝廷只有邪和正兩種途徑，正必去邪，邪必害正。然其正反言辭都可以接受，希望陛下慎審取捨。否則，兩者並進，即使是由聖賢來治理國家也無法成功。」唐武宗時，李德裕再次入朝為相，他明白，要實行自己安天下的宏圖大志，必須取得皇帝的完全支持，所以，一入朝就一如既往地對皇帝直言進諫，勸戒皇帝用忠臣，斥小人。他說：「要分辨邪正，專一委任，而後朝廷才能太平。這些話我曾對先帝說過，但沒被採用。正直人指出小人為非作歹之後，小人也指控正直人作惡，怎樣辨別其真偽呢？請允許我借物來做說明。松柏之為樹木，獨立生長，強勁無比，無所依附。蘿蔦（niao，一年生蔓草）則不然，柔弱不能獨立，必然要依附其他樹木。所以，正直的人一心事奉君主無需相助，邪惡的人必然結為黨羽，互相遮蔽欺騙。君主能根據這個道理來分辨正邪，就不會被迷惑住。」李德裕的這些話已經把朋黨的是與非說得很清楚了。

通過上面對幾個主要代表人物的行為陳述分析，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牛黨的三個代表性人物，除了牛僧孺還有廉潔、執法如山的好的一面外，其餘言行，都是私心膨脹、妒賢嫉能、陷害他人、禍國殃民的不齒行為。歷史名人範衝淹、司馬光、梁啓超、李嶽瑞等人說他們是一群奸佞小人，把他們定性為奸黨。歐陽修論朋黨說，「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他們是以同利為朋，心黑手辣，整起人來不擇手段，欲置之死地而後快的奸黨。李德裕、裴度、李紳、鄭覃等人以國家利益為重，出以公心，一心為國為民，只是同道而已，並沒有結黨行為，無論如何不能將他們說成結黨營私的朋黨？李德裕無黨，裴度無黨，李紳無黨，鄭覃無黨。要說「朋黨」，只有一個禍國殃民的奸黨，就是牛僧孺、李宗閔、李逢吉之流。

李德裕等人和姦黨之間的鬥爭，並不是現在的一些浮躁的學者說的什麼統治階級狗咬狗的內部鬥爭，無所謂誰對誰錯。其性質，正如一些有見地的史學家所說，是主戰與主和之爭，是革新與保守之爭，是正義與非正義之爭。按說，唐朝的進士是很難取得的，牛僧孺、李宗閔都是進士出身，李逢吉做過皇帝的侍講、太子的陪讀，都是飽學之士。特別是牛僧孺，個人清廉、執法如山，是很好的品行，為什麼在國家大事上如此糊塗？難道他們不懂得愛國愛民嗎？細細考究，除了他們本身人性的惡，利益的驅動，核心的問題是儒家文化的「仁、恕、禮、義、信」對他們的影響至深。在他們看來寬容藩鎮，進行安撫，與吐蕃信守合約，是仁、恕、禮、義、信的道德行為，沒有錯，是對的。當時不少朝臣都持這樣的觀點。現在，不是還有人說牛僧孺信守與吐蕃的合約，遣返投降的人，歸還維州是對的嗎？

讀史使人明智。研究牛李黨爭，我們會得出許多啟迪和教訓，十分發人深省。金一南教授說，他們在研究中國文化時感覺到大多是笑臉文化，缺少睜眼文化，缺少剛性。中華文化博大精深。自漢武帝獨尊儒術，特別是自宋理學盛行以來，儒家文化被統治階級推崇，影響深遠。雖說儒家文化對家庭和睦、社會穩定、社會發展有一定的作用，但講仁，講寬恕，講以德報怨等修己安人成份，以及佛教文化宣傳的佛陀割肉餵惡鷹等的副作用，洗腦著一代又一代的文化人、中國人，消磨了「犯我大漢天威者，雖遠必誅」的豪氣、剛性，歷朝歷代，都出現過類似於牛黨的奸佞之輩。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文化自信，繼承和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黨的十八大提出全面推行依法治國，我們在繼承優秀傳統文化、擯棄糟粕、砥礪奮進、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道路上，發揚大無畏精神，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銳意進取、苦幹實幹，努力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上創造新的時代輝煌、鑄就新的歷史偉業。

（作者簡介：王天成，陝西臨潼人，出版學術著作：《職稱的由來及沿革》（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歷史這樣說》（人民日報出版社）、《中國八大依法治國名相》（美國學術出版社）及長篇小說《轉折》《路》（太白文藝出版）、《股惑》（中國經濟出版）、《西京軼事》（三聯中文出版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