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嘉時期，在群星璀璨的學術隊伍中有一位耀眼的明星學者，他就是戴震。戴震治學廣博，文字、音韻、訓詁、測算、天文、地理都精通，這些學術領域分別被他的諸多弟子繼承。繼承其小學的有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父子，因此乾嘉時期的語言文字學被稱為戴段二王之學，繼承其測算之學的有孔廣森，繼承其典章制度之學的有任大椿，這些弟子都是乾嘉學界的一時翹楚，而戴震是他們的老師，所以戴震是當時宗師級的學者，被梁啓超、胡適稱為中國近代「科學界的先驅者」。戴震涉獵如此多的學術領域並且還都取得了突出的學術成就，他的治學理念和方法有很多值得我們借鑑。
學術導向遠紹兩漢，敦厚質樸
清初的學者反思宋明理學的偏誤，認為宋明學者「束書不觀，遊談無根」，在「空疏」中談性說理，所以戴震主張恢復漢學傳統，提倡紮實的樸學作風，從傳注章句中發現經書義理才是學術正統。比如「理」是宋明理學的重要概念，是理學、心學哲學的核心。北宋理學代表人物程顥、程頤「二程」主張「天人一理」。陸九淵說：「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王陽明認為：「物理不在吾心之外，離開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戴震在《孟子字義疏證》中從語言的角度對「理」進行解釋說：「曰理者察之而幾微，必區以別之名也，是故謂之分理。在物之質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則有條而不紊，謂之條理。」這種從詞義引申的角度進行的分析才是落於實處的、可以把握的釋義。江藩在《國朝漢學師承記》中將戴震列為皖派宗師。章太炎將皖派的學風歸納為「分析條理，皆全密嚴瑮，上溯古義，而斷以己之律令」。通過細密嚴謹的文獻處理，從中提取具有最大公約數的學術規律，再根據這條規律判斷古人的正誤。段玉裁校訂《說文》，王念孫刊定《廣雅》，處處體現了這種思想。在兩漢樸學傳統的指引下，清代學者往往窮幾十年之功研究一部著作，解決了許多流傳上千年的疑難問題。
治學思想「求理」「明道」，博學兼綜
段玉裁在《戴東原集·序》中引述戴震的觀點說：「有義理之學，有文章之學，有考核之學。義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義理，而後能考核、能文章。」戴震所說的「考核」我們今天叫做「考據」。他的治學思路是「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他畢生致力的文字、音韻、訓詁、測算、天文、地理等專門學術都屬於考核的範圍，將考核的義理通過辭章表達出來，才是完整系統的學術研究。戴震並不覺得自己僅僅是語言學家、數學家、天文學家、地理學家，他更願意承認是一位經學家，他說：「六書、九數等事，如轎夫然，所以舁轎中人也。以六書、九數等事盡我，是猶誤認轎夫為轎中人也。」文字音韻訓詁、測算、天文領域的精準考核都是工具、手段，是轎夫，而義理才是轎中人，轎中人又指引著轎夫的方向。雖然這種思想也被人詬病，認為在先驗的義理指導下的專門性研究會影響學術的客觀性，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沒有科學思想指導下的研究確實也容易迷失方向。雖然隨著科學的進步，出現學科分工是客觀實際，社會現實需要學者進行「窄而深」的尖端研究，但是博學兼綜的文化底蘊同樣不可忽視。孔子提倡「和而不同」，「不同」是有分類、有分工，而所有的「不同」要統一到「和」的框架之下。戴震的這種統一思想指導下進行綜合系統研究的觀點有著極其重大的方法論意義。
學術研究理論先行，惠利實踐
傳統的語言文字學常常被認為屬於語文學，因為研究的對象是儒家經典文獻，而且重視一字一詞的考證，所以又被譏笑為「原子主義」。但中國學術並非疏於理論建設，只不過這些理論探索淹沒在浩繁的文獻材料的整理之中，缺乏類似西方哲學、美學的集中的理論表述而已。戴震非常重視理論建設，在他的理論框架之下，段玉裁、王念孫、孔廣森等人分別進行研究，都取得了重大學術進步，體現了戴震作為學術領袖的高屋建瓴的學術眼光。例如傳統語言文字學的「六書」理論從東漢許慎提出定義、例字，歷代多有解說，戴震對其中「六書」的次序、定義等都有自己的獨到見解。他對「轉注」的解釋是當今學界三個主要觀點之一。他對「假借」的解釋直接指導了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的詞義分析，至今仍然可以指導漢語語義研究。肇始於先秦的聲訓，歷經東漢劉熙的《釋名》、北宋王聖美的「右文說」不斷發展，一直到戴震才明確提出了「義由音出」「因聲而知義」「故訓音聲，相為表裡」的原則。後來段玉裁提出的「學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義，得義莫切於得音」、王念孫提出的「訓詁之旨，本於聲音」與之一脈相承。這些理論的提升對清代遠超前代的學術成就有著直接影響。
學術作風實事求是，不枝不蔓
梁啓超在《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歸納了清代學術的十條優秀經驗，其中有一條是「所見不合，則相辯詰，雖弟子駁難本師，亦所不避，受之者從不以為忤」。戴震作為學術領袖，親身踐行了這一經驗。他是研究古韻的大家，提出九類二十五部的體系，而他的弟子段玉裁建立了十七部的系統，在古韻分布上提出「脂支之」三分的觀點，戴震起初不同意，但研究了四年之後，戴震承認了段玉裁觀點的正確。在這一過程中，段玉裁沒有因為自己是學生就盲目遵守「師承家法」，而戴震也沒有因為自己是老師就要維護師道尊嚴，兩人在學術上摒除了其他因素的幹擾，同時選擇了真理。戴震的做法也影響了他的弟子們，後來又出了一位音韻學家江有誥，王力先生指出：「這種實事求是的、百家爭鳴的精神，也是非常可貴的。這種勇於辯論，勇於吸取別人優點，以學術為天下公器的優良學風，也是推動清代語言學向前發展的因素之一，是不容忽視的。」
戴震自幼聰敏，過目成誦，對於《十三經註疏》，他自己說：「不能盡記，經及注則無不能倍誦。」但是戴震作為「前清第一人」（梁啓超語）的成就與地位卻是從學術實踐中來的。崇尚漢學而不迷信漢學、思想貫穿行動、理論指導實踐、作風優秀求實，這些都是戴震取得巨大成就的經驗。這些經驗不僅影響了有清一代的眾多學者，對於我們今天很多學術建設都有積極的實踐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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