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08月27日 08:51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李曉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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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嘉慶年間是清代經學最為發達的時期。乾嘉學者反感宋明理學家玄談義理，他們崇尚漢儒重視文獻、講求證據的樸實學風，以輯佚、校勘、文字、聲韻、訓詁等考據方法，闡明經書中的聖人之意。考據學是乾嘉時期乃至有清一代最具代表性的學術流派，但關於乾嘉考據學是否具有義理的爭論卻始終存在。
乾嘉漢學無思想性之說
義理和考據是傳統儒學常用的概念。考據是以訓詁、文字、音韻等方法對經書內容進行考察。義理則側重闡明經文中的思想性內容，如發掘人倫秩序、倫理道德的依據和意義等。
乾嘉學者主張以訓詁等考據實學疏通六經典章制度，進而追尋經文中的聖人之意。部分近現代研究者認為乾嘉考據學沒有思想性內容，他們主要從經世和義理兩方面對乾嘉學術進行考察。
清末及民國學者大多認為，乾嘉考據學只在經書中鑽研考索，沒有經世致用的志向。研究者多將這種學風與清代文化政策聯繫起來。如梁啓超認為清中期「文字獄」頻興，學者為自保故不敢講習觸及時諱之學，轉而從事「於世無患、與人無爭」的詮釋訓詁究索名物之學。因此，梁啓超認為，清代學派運動乃「研究法的運動」而非「主義的運動」。錢穆也認為，乾嘉學術已經與清初「不忘種姓，有志經世」的風氣大為不同，「一趨訓詁考訂，以古書為消遣神明之林囿」。
另一些研究者則側重強調乾嘉考據學沒有義理的追求。如臺灣學者陸寶千稱：「清儒之學，瑣屑纖細，乃其本色，並無宗旨之可言也。究其本質，是術而非學。」漆永祥則認為乾嘉學者將「述」聖人之意作為自己的歷史使命，因此多將自己視為文獻學家。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中談及清代哲學，認為清前期和中期的思想只是宋明道學家的繼續，漢學家的貢獻僅在於對道學家的問題予以不同的解答、對道學家所依據的經典予以不同的解釋。此說是從哲學史角度否認乾嘉漢學具有獨特的義理。
以經世義理為旨歸之說
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漸漸意識到乾嘉學者雖從事名物考證的專門之學，但他們的考據工作亦以經世和義理為志向。
漆永祥在《乾嘉考據學研究》中專章討論乾嘉考據學的思想，認為義理是乾嘉考據學者的理想境界，乾嘉學人往往寓義理於考據之中。乾嘉學者分為吳、皖、浙東三派，分別以惠棟、戴震、錢大昕為代表，三人治學均以義理為最終目標。戴震在《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中闡明自己的治學思路是：「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理義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可見戴震通過小學功夫解經的最終目標是揭示經文中蘊含的聖賢理義。這也正是惠棟的為學思路，惠棟是乾嘉漢學的「旗手」，雖然不滿宋人鑿空說理之風，但他的漢學研究仍以經書理義為最高追求。惠棟還提倡學者在生活實踐中遵循先儒正己修身之學，特書楹聯「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以自勉。錢大昕精研考據和史學，其治學思想強調經以明道，明體致用。孔門弟子不高談義理，說明後儒者也是務實的明體致用之學。
周積明認為，《四庫全書總目》對歷史上經世學風的褒揚以及重視與國計民生密切相關的農學、水利、醫學等，均顯示出乾嘉學者的經世意識。臺灣學者張壽安討論清代禮學研究的興起時指出，在崇禮風氣的影響下，清儒參與和領導鄉約、整肅、賑災、恤貧等社會自治也越發增多。儒者的行動往往與他們的學術工作互為表裡，如胡培翬自述撰寫《儀禮正義》的用世價值在於：「其中冠婚喪祭，切於民用。進退揖讓，昭明禮意。若鄉邑中得一二講習之士，使眾略知禮讓之風，即可消兵刑於未萌。此翬所以急欲成書也。」說明以經書經世致用匡正時俗是乾嘉學者的著述動力。
持此說的研究者認為，乾嘉考據的學術工作看似繁冗瑣碎，但卻以明晰聖賢義理、實踐經世致用為至高目標。雖然乾嘉學者並不能人人做到由考據上求義理，但由小學通義理的治學思路卻得到當時大多數學者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