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面對來自國際社會一些政客的歪曲和指責，面對國內不斷有人發表言論，主張放棄我國的政黨制度，我們有必要進一步研究和明晰我國政黨制度的特點，清楚地看到它的優勢所在，以不斷堅持和完善我國的政治制度，不斷鞏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
每個國家在發展過程中所呈現出的共性是相對的，而個性是絕對的。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社會分層結構、歷史文化傳統等千差萬別，所以不能要求每個國家的政黨制度採取一個模式。即使是西方發達國家，其政治制度包括政黨制度也都各不相同，各具特色。所以，應當力求發展適合本國國情的政黨制度，這才是政治發展的正確方向。我國實行的是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這在和平時期，在百姓期待穩定、期待發展、期待和諧的環境下，是一種符合實際，能夠解決問題、形成共識、推動發展、保持穩定的最優選擇。
我國的政黨制度代表性更廣泛，執政的合法性更突出
在政黨制度問題上，我們可以借鑑世界上一些國家政黨建設的好經驗。但是，從根本上講，政黨制度的確立和建設要從歷史出發，與國家現實情況相結合。因而我國絕不搞多黨制，而是根據自身國情，毫不動搖地堅持和發展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這種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地擴大公民政治參與的範圍，集中全社會的意志和智慧，使政黨的代表性更為廣泛，合法性更為突出。
西方的政黨制度是在基督教文化、天賦人權思想、法治理念以及反對封建制度、確立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上逐漸發育而成的，其最大的特徵就是實行多黨制，少則十幾個政黨，多則幾十個政黨，通過普選制進行激烈的競爭，以達到上臺執政的目的。實行多黨制顯然存在這樣的問題，即政黨代表範圍具有相當明顯的局限性，每一個政黨只代表一定的社會階層和社會群體，這在全球化時代，在信息傳播方式日益增多、新媒體不斷湧現且對社會成員有越來越大的影響力的背景下，其弊端是顯而易見的，不適合時代發展的新要求。
在傳統社會和工業化時代，政黨行為及其代表性方面存在的弊端很難迅速地為公眾認清並形成普遍的共識，公眾或許主要是根據自身的體驗，如購買力的上升還是下降等來辨別執政黨能力的大小和政策的好壞。而在當今，時代環境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一方面，公民的文化、科學、政治素質不斷提高，其對政黨政治活動的自我分析判斷，在能力上和水平上都有顯著提高，政治參與的深度也非過去所能比擬；另一方面，海量訊息可以通暢地傳達到每一個人，今非昔比的新媒介使傳播渠道異常方便發達，一個政府的言行可以在瞬間傳遍整個國家，甚至是整個世界。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執政黨必須很好地整合社會意志，整合公民意願，整合各階層力量，使執政黨的公共政策、對外政策、社會政策以及經濟政策等能夠為全社會多數民眾所理解、支持和接受。但是，這樣的要求對於實行多黨制的國家來說，絕對是勉為其難的事情，也是無法實現的目標。兩黨或多黨之間的爭奪，常常使得一項於國於民有利的政策無法實施。
所以，我們經常會看到西方國家出現這樣的情況，一黨贏得大選上臺執政，新領導很令公民期待，支持率也很高，但過不了多久，多則兩三年，少則一兩年民調就會直線下降，就會為多數公眾所拋棄。無數的事實反覆證明，西方國家的政黨輪替總也不能為大多數公眾滿意，這到底說明了什麼呢？
但是，由於秉持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的觀念，認為西方政治文化具有普遍意義，認為西方文化優於、高於非西方文化；或者認為人類的歷史是圍繞西方文化而展開的，因此，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常常在全世界宣揚本國政治制度包括政黨制度的優越性，這顯然是不能令人信服，也不能讓人接受的。
我國採取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使政黨的代表性更為廣泛，合法性更為突出。新中國建立之後，各民主黨派參加了人民政協的工作，這是我國統一戰線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國的政黨制度逐步發展的標誌之一。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礎上，各個民主黨派和社會團體以及無黨派人士所代表的群體、階層不同，所爭取的權利也不盡相同，他們可以通過政治協商制度，為各自所代表的社會群體爭取權益的實現。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之間相互尊重、相互監督，通過不斷的努力，通力協作，成功地取得了鞏固國家政權、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和實現改革開放等歷史性成果。中國共產黨本著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在讓所有社會群體表達自己利益訴求的同時，協調各方、綜合考量、統籌安排、凝聚共識，以大多數群眾的根本利益為依據來決策、施政，這是我國人民民主的真正體現，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優勢所在。
我國的政黨制度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
縱觀當今世界，凡是經濟發展、政治穩定、人民生活水平較高的國家，其政黨制度相對來說都比較成熟、有效、符合國情，都有其深厚的歷史淵源和特定的文化傳統。只有這樣，其政治制度才能紮根於國家、民族的深厚土壤之中，才能在國家生存和持續發展的過程中，成為穩定社會、維繫國民共識的正能量。
中國政黨制度的形成與我國的傳統文化有著深刻的聯繫。中華和合文化源遠流長，早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就已出現和、合二字；《國語·鄭語》中就記載了至今被奉為至理名言的史伯有關和、同的著名論斷：「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孔子對此思想也有過闡述，他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的社會政治理想可以冠之為「天下為公」，實現小康社會；道家創始人老子提出了「萬物負陰而抱陽，衝氣以為和」的思想；墨子認為：「離散不能相和合」，把和合看做是處理人與社會關係的根本原理，有離散之心必至天下不安定。至近代，康有為寫作《大同書》，孫中山倡導「三民主義」，其一生奮鬥所堅持的理念就是孔子所說的「天下為公」思想；現代國學大師、著名思想史家、臺灣學者錢穆認為，天人合一的大理想，「這是中國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個特性」。他認為西方文化似乎衝突性更大，中國文化則調和力量更強，中國文化的偉大之處，乃在最能調和，使衝突之各方兼容並包，共存並處，相互調濟。錢穆以他自己的眼光考察了歷史和現實的中西方文化性格和國民性格，指出：「西方人好分，是近他的性之所欲。中國人好合，亦是近他的性之所欲。……全世界的中國人，這都喜歡合。」
由此可見，和合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內容，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對我國的政治發展、文化傳承、國民意識包括政黨制度等都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同樣是經過長期鬥爭成為執政黨，蘇共在奪取政權後取締了除共產黨之外的所有政黨，而中國共產黨則採取了不同的做法。毛澤東指出：「我們黨同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的政策，必須在全黨思想上和工作上確定下來。」新中國成立六十多年來雖歷經風雨，但我國的政黨制度一直堅持下來，並成為我國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這是為了中華民族根本利益的政黨之和，是存黨派之異齊心協力為國家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之和，是被實踐證明適合國情且行之有效的政黨之和。
中國的政黨制度具有自身的特點，它不是哪一個人，也不是某個集團自己確定的，而是從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進程中走出的，從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化中滲透出來的，是從人民大眾自身的不斷選擇中走出來的，它具有內在的發展動力、堅實的合法性和歷史的邏輯性。我們可以借鑑世界上其他國家政黨建設經驗，但我們不會照搬，也沒有任何必要照搬，我們要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發展道路毫不動搖地走下去。
（作者為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中國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