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四十年，伴隨著現代經濟學引入中國並與中國的經濟發展實踐相互作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2016年首屆中國經濟學獎獲得者錢穎一在長期的求學、研究和任教工作中，與多位世界知名經濟學家有過密切合作與交往。這些學者對現代經濟學有舉足輕重的貢獻，其學術思想對中國改革有多種層次的重要影響。
我們從錢穎一教授的《現代經濟學與中國經濟》（中信出版社，2017）一書第九章「經濟學家的思想」中選取十篇文章，推出《思想的力量·錢穎一筆下的十位經濟學家》系列，每周三為讀者展示錢穎一教授筆下的一位經濟學家。
本期經濟學家讓-雅克·拉豐（Jean-Jacques Laffont），法國經濟學家，他是法國土魯斯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創始人，也是新規制經濟學創始人之一。拉豐教授在2004年去世，年僅57歲。拉豐教授是一個極其勤奮，因而高產的學者，生前出版了12本專著和300多篇學術論文，他的學術貢獻為他在經濟學界贏得了極高的聲譽。拉豐不僅對經濟學研究貢獻重大，而且是上個世紀後20年在歐洲推動現代經濟學教育的先驅者。拉豐教授作為學者取得了燦爛的學術成就，作為教育改革的推動者成為傑出的經濟學教育家。
拉豐對經濟學和經濟學教育的貢獻
（2016年12月）
文/錢穎一
從2006年9月起至今，我擔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整整10年。這些年在推動教育改革中，我時常會想到一個人，因為在我心中他一直是我的榜樣。他就是法國經濟學家讓-雅克·拉豐（Jean-Jacques Laffont）。
拉豐英年早逝，在2004年去世時年僅57歲。他不僅對經濟學研究貢獻重大，而且是上個世紀後20年在歐洲推動現代經濟學教育的先驅者。2007年4月8日，在我剛剛擔任清華經管學院院長後不久，我到史丹福大學參加一個本科生組織——斯坦福中美交換論壇（Forum for American/Chinese Exchange at Stanford, FACES）的活動，我在那天的開幕晚宴的發言中曾經這樣說：
如果你能做一件改變世界的事，這件事是什麼？許多人都這樣回答：改變中國的教育體制，或者說高等教育體制。眼下，我還沒有那樣的雄心壯志，但是我可以集中精力在一所學院——清華經管學院。這並不容易。我的好友、法國著名經濟學家讓-雅克·拉豐，在上世紀70年代中獲得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後回到法國。他曾告訴我，他的一生夢想就是要改變法國的教育體制。他經常訪問斯坦福和中國，我們在斯坦福還一起合寫了一篇論文。三年前他去世了，留下了未圓的夢。這些年來，拉豐的榜樣一直都激勵著我全身心地投入中國的教育改革。
拉豐對經濟學的貢獻
我最初認識拉豐是從他與梯若爾（Jean Tirole）合寫的論文開始的。拉豐與我的導師馬斯金（Eric Maskin）在上個世紀中期同時在哈佛讀博士，他們兩個人既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羅（Kenneth Arrow）的同門弟子，也是同住一個宿舍的好友，而梯若爾則是馬斯金在麻省理工學院任教時的第一個博士生。拉豐和梯若爾同是法國人，經常在一起合作寫論文，他們寫的論文是以Laffont Tirole命名的。梯若爾獲得了201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2014年12月8日，梯若爾在斯德哥爾摩大學發表諾貝爾獎演講「市場失靈與公共政策」，這個題目腳註中的第一句話就是：「此演講是為了紀念讓-雅克·拉豐。」在這篇演講所引用的36篇論文中，其中有8篇是梯若爾與拉豐合作寫成的，足以看到拉豐對經濟學的貢獻。再加上201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只頒給了梯若爾一個人，難怪經濟學家們普遍認為，如果拉豐多活10年，這個諾貝爾經濟學獎很可能就是梯若爾與拉豐共同獲得。
拉豐的主要貢獻是在信息經濟學，特別是激勵理論以及與此相關的公共經濟學、產業組織、規制經濟學、政治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等領域中的應用。他一生發表了200多篇論文，出版了十幾本著作，包括《激勵與政治經濟學》（Incentives and Political Economy）(2000)、與梯若爾合著的《政府採購和規制中的激勵理論》（A Theory of Incentives in Procurement and Regulation）(1993)和《電信競爭》（Competition inTelecommunications）（1999），以及與馬梯芒（David Martimort）合著的《激勵理論：委託代理模型》（The Theoryof Incentives: The Principal-Agent Model）(2000)。令人可惜的是，本來計劃與馬梯芒合作三卷本巨著，只完成了第一冊，第二冊只完成了一部分。
為了很好地理解拉豐對現代經濟學的貢獻，還要從20世紀70—80年代微觀經濟學的演變歷程說起。1971年，阿羅和哈恩（Frank Hahn）出版《一般競爭分析》（General Competitive Analysis）一書，這是在完全信息、完全競爭之下的一般均衡理論的集大成之作。同樣是阿羅，在60年代就引入了不完全信息的基本概念，比如「道德風險」（moral hazard）和「逆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這是他從保險業的術語中引進的。在70年代，對不完全信息的研究獲得了一系列突破性進展。最早的貢獻者有在1996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莫裡斯（James Mirrlees）和維克利（William Vickery），在2001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斯賓塞（Michael Spence）和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值得一提的是，在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頒獎典禮上，由於維克利獲獎三天後不幸去世，應該由他做的諾貝爾獎演講改由拉豐來做。拉豐曾說「這是一個非常尷尬的經歷」，但經濟學界都知道，這無疑是一種榮譽。到了2007年，赫維茨（Leonid Hurwicz）、馬斯金（Eric Maskin）和邁爾森（Roger Myerson）又因在不完全信息下機制設計理論方面的成就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2014年，梯若爾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因為他成功地將不完全信息理論應用於產業經濟學、政府規制（regulation）等方面，其中的很多研究工作正是與拉豐合作的。至此，阿羅—馬斯金—梯若爾弟子三人獲獎。正值本文撰寫之際，2016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哈特（Oliver Hart）和霍姆斯特朗（Bengt Holmstrom）由於他們對合同理論的重要貢獻而獲獎。
正如梯若爾在諾貝爾獎演講中所說，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和80年代初期，作為研究必備的兩種工具，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取得了一系列突破。這就為研究產業組織問題，即建立反壟斷和規制理論，提供了機會。正是使用這些分析工具，現代產業組織理論誕生了，由此也對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論基礎。這些突破都是使用數學模型的。這些數學模型對我們理解市場結構，以及制定相應的規制，都是必要的。理論模型的建立是為了簡化，聚焦最重要的問題。
下面舉一個例子來說明構建數學模型的意義。由拉豐和梯若爾建立的不對稱信息模型是一個經典模型。在這個模型中, 合同是完備的, 但信息是不對稱的。所謂信息不對稱, 就是合同的雙方中，一方比另一方掌握的信息更多。比如被監管的企業比政府監管當局的信息更多，再比如企業管理者比投資者的信息更多，等等。這是顯然的。但是如何深入研究呢？拉豐和梯若爾通過建立一個簡單的數學模型，揭示了信息不對稱時在資源配置決策中面臨的一對矛盾，就是為有信息的一方提供信息租金（從而提供激勵）和資源配置扭曲之間的矛盾，以此為切入口，就可以用模型來分析許多經濟問題。
很多問題，比如公司治理和電信管制中，都存在這一矛盾，而這在信息對稱的情況下是不存在的，因為價格調節就可以達到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不會產生扭曲。但是當信息不對稱時，為了給掌握信息一方足夠的激勵做出正確決策，沒有信息的一方就不得不故意在一定程度上扭曲資源配置。這是為了提供信息租金從而提供激勵，讓掌握信息的一方把真實信息披露出來。以這個模型為基礎，就可以研究在信息不對稱情況下的很多問題，推導出最優或次優的規制政策。以此為基礎，還可以擴展到動態情況。比如人們熟悉的「棘輪效應」或稱「鞭打快牛」就在這個模型中完全被解釋了。從中又引出「可信承諾」（credible commitment）的效率意義，得出「反直覺」的結論，比如，在限制一個人的權力之後，反而可以增加他的收益，而不是減少，因為承諾變得可信了。如果沒有數學模型，這些深入的研究就不可能。
拉豐對法國和歐洲經濟學研究和教育的貢獻
1975年，拉豐獲得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並獲得威爾斯(Wells)獎，這是哈佛大學經濟系授予的最佳博士論文獎。作為一個法國愛國者，他獲得學位後立即回到法國。在法國服完兵役之後，開始在巴黎的大學教書。為了他的學術理想，面對法國僵化的教育和學術體制，他不得已而參加並通過了法國的國家考試，成為國家認可的教授。而不少法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包括梯若爾在內，都由於沒有參加國家考試，所以都不是國家認可的教授，而只是當地大學的教授，這也是當年拉豐常常哀嘆的一件事。
在巴黎任教的經歷，讓拉豐意識到法國官僚體制的頑固性，他感到在巴黎推動大學教育改革無能為力。於是他毅然決然回到了他的故鄉，位於法國南部的土魯斯（Toulouse）。對很多人來講，土魯斯以空客飛機的總部所在地聞名。在當地，拉豐家是一個非常有名望的家族，他父親是一位著名的數學教授，可謂家學淵源。在土魯斯，拉豐開始了他傳奇的學術生涯和經濟學教育使命。起初，因為當時法國的經濟學教育非常落後，甚至沒有合適的法語經濟學教材，他不得不花費了很多時間編寫教材，這些教材後來都被翻譯成英文，由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出版。之後，由於法國的體制無法與現代經濟學教育相容，他開始了一系列試驗，先後創建了幾個不同性質的研究機構，有的在大學體制內，有的是完全獨立的，其中最著名的是於1990年創建的，既與公立的土魯斯大學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又完全是私立的「產業經濟研究所」（Industrial Economics Institute, IDEI）。他憑藉自己的學術地位和個人魅力，通過各種方法創造條件吸引人才。其中最典型的也是讓拉豐最為得意的是成功說服梯若爾放棄麻省理工學院的終身教職回到法國，來到他創辦的產業經濟研究所工作。經過10年的發展，到2000年，這個研究所已經聞名全球。2006年，在這個研究所的基礎之上又成立了「土魯斯經濟學院」（Toulouse School of Economics），由梯若爾擔任第一任院長。今天，拉豐從零開始建立的土魯斯經濟學院，已經成為歐洲乃至全球頂尖的經濟學研究和教育機構。
很多經濟學界同人不僅敬仰拉豐驚人的學術成就，更加敬佩拉豐在經濟學教育實踐方面的成功。在拉豐回到法國之前，法國的現代經濟學研究，除了與法國優秀的數學傳統比較密切的計量經濟學和數理經濟學等少數領域外，其他領域都比較鬆散且不規範，更談不上成體系。拉豐通過一己之力，把現代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和博士培養模式從美國傳到法國。土魯斯不僅產生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梯若爾，而且成為歐洲大陸培養經濟學博士的重鎮。拉豐的學生馬梯芒就是在法國理工畢業後在土魯斯獲得的博士學位。現在清華經管學院任教的白亞來（Alexander White）也是在那裡獲得的博士學位。
拉豐在法國的影響不僅局限在土魯斯，甚至波及整個歐洲。傳統上，歐洲經濟學研究重鎮主要集中在英國，在倫敦經濟學院、劍橋大學、牛津大學，但是現在歐洲大陸的經濟學教育開始具有世界競爭力。在拉豐和土魯斯榜樣的影響下，我在哈佛的同學、比利時人德瓦特裡龐（Mathias Dewatripont）從哈佛獲得博士學位後回到比利時，於1991年在布魯塞爾建立了「歐洲經濟學高等研究中心」（European Center for Advanced Research in Economics, ECARE）。我在哈佛的另一位導師馬斯-克萊爾（Andreu Mas Colell）辭去哈佛大學的終身教職，於2006年在西班牙創建了「巴塞隆納經濟學研究生院」（Barcelona GraduateSchool of Economics, BGSE）。2006年在巴黎成立的「巴黎經濟學院」（Paris School of Economics）更可以看作是巴黎學界或者說法國傳統領地對土魯斯經濟學院崛起的直接反應。參與創建巴黎經濟學院的經濟學家中就有皮凱蒂（Thomas Piketty），他擔任了首任院長。他的《21世紀資本論》在近年成為全球暢銷書。這些研究機構已經成為歐洲大陸經濟學研究和教育的重要陣地，吸引歐洲流失到美國的人才回到歐洲。
拉豐在美國，特別是在歐洲的經濟學界非常有影響。由於他對經濟學的開創性貢獻，他被選為美國經濟學會的榮譽會員（1991）、國際計量經濟學會主席（1992）、美國藝術與科學院外籍院士（1993）、歐洲經濟學會主席（1998）等。值得一提的是，在1993年，他同梯若爾一起獲得了歐洲經濟學會與芬蘭的一個基金會聯合首次頒發的於爾約·楊松獎（Yrjo Jahnsson Award）。在美國，克拉克獎（John BatesClark Medal）是美國經濟學會從1947年開始每兩年頒發一次給40歲以下對經濟學做出顯著貢獻的美國經濟學家（自2009年起每年頒發一次）。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在1947年獲得首次頒發的克拉克獎，在1970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與此相對應的，歐洲經濟學會自1993年起，每兩年頒發一次於爾約·楊松獎給45歲以下對經濟學做出顯著貢獻的歐洲經濟學家。在梯若爾同拉豐一起獲得首次頒發的於爾約·楊松獎的19年之後，梯若爾在200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拉豐對中國經濟改革政策和經濟學教育的貢獻
拉豐第一次到中國訪問是在1990年。那一年在北京的奧林匹克飯店舉行了紀念頤和園研討班10周年學術研討會，拉豐作為國際計量經濟學會的當選主席，應邀來中國參加此次研討會。早在1980年，在鄒至莊和劉遵義等華人經濟學家以及此後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萊茵（Lawrence Klein）的組織和在福特基金會的支持下，在頤和園龍王堂舉辦了計量經濟學講習班。這是改革開放後現代經濟學最早系統性地被介紹到中國，是以數學和統計學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形式引入的。這在當時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為從數學和統計學切入現代經濟學可以避免意識形態之爭。我記得1984年，社科院數量經濟研究所邀請赫維茨來北京在北京友誼賓館講學也是講數理經濟學，就是他的機制設計理論。我那時在美國讀研究生，夏天回國休假，為他全程做翻譯。雖然那時我剛剛開始學習經濟學，但由於我是數學出身，所以他講的數學我還能聽懂並能翻譯。
拉豐在這次研討會上做了有關新計量經濟學理論的發言。由於他當時還不是很了解中國聽眾，所以他的演講充滿了數學公式，估計當時能聽懂的聽眾寥寥無幾。但從此之後，拉豐結下了他的中國之緣，經常來中國做學術訪問，並且越來越深入地參與中國經濟改革和經濟學教育實踐。1994年初，他第二次來中國訪問，當時他正承擔一個OECD研究中國改革實踐的項目，同時他的新規制經濟學著作也剛剛出版。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國，拉豐安排了長達兩個星期的訪問時間，在清華、北大、社科院、電信研究院等機構舉行學術講座，通過訪談了解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經濟學教育情況。正是通過這次訪問，拉豐結識了社科院的張昕竹。當時張昕竹剛結束在史丹福大學的訪問回國，根據社科院的安排參與接待他。通過兩個星期的密切交流，張昕竹給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並成為他最終選擇的研究合作者。在拉豐的積極推動和幫助下，張昕竹於1995年去法國土魯斯留學，正式成為他的博士研究生，也是他唯一的中國弟子。
1996年8月31日至9月2日我參與組織的「現代企業理論與中國經濟改革國際研討會」由中國社科院數量經濟研究所主辦在北京召開。這個會議參加者除了拉豐以外，還有馬斯金、霍姆斯特朗、穆爾（John Moore）、博爾頓（Patrick Bolton）、羅蘭（Gérald Roland），他們都是活躍在微觀經濟理論和應用前沿的經濟學家。應該說這是90年代在國內召開的學術水平最高的微觀經濟學研討會。正是在這次會議上，馬斯金宣講了他與梯若爾合作的挑戰不完備合同理論基礎的著名論文的初稿，而穆爾作為長期與哈特合作的不完備合同理論的創始人之一，做了精彩回應。有趣的是，在這次會議召開的整整20年之後的2016年10月，哈特與霍姆斯特朗一起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在會議期間，我同拉豐有不少交流。他對參加會議的一些中國經濟學界的學者型官員印象非常深刻，其中包括周小川、樓繼偉、郭樹清、李劍閣等。他說，中國的經濟學界虛心學習現代經濟學，對中國經濟改革有歷史使命感，是這個國家的希望。他還特別拿中國的情況與俄羅斯的情況做了對比，他感到俄羅斯政府官員和經濟學家就非常不同，雖然當時他們也在推進向市場經濟的轉軌。
正是在這次會議上，他向我介紹了他在法國土魯斯辦學的經歷。他特別談到中國改革、文化和現代化歷程。從他的經歷可以看出，他把美國先進的經濟學研究和教育引入法國和歐洲，同時，他又是一個具有愛國主義情懷的歐洲人，並不想照抄美國的一切。他對中國的文化非常尊重，結識了不少知名的中國畫家和文化名流，並收藏了一些中國書畫。他同我說，中國是非宗教的文化傳統，在這個傳統下搞現代化不同於宗教傳統下的現代化。但他相信是可以走出來的。他希望我能推動中國的經濟學教育事業，並邀請我去土魯斯訪問。
中國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全面建立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到了90年代末，正值中國即將加入WTO之際，在全球化和放鬆管制浪潮的背景下，中國藉助開放為推動力，加速了改革的步伐。2000年，在朱鎔基總理的主導下，中國開始對壟斷行業進行系統改革，在電信、電力、鐵路和航空等行業，通過以「打破壟斷，引入競爭」為基本思路的改革，試圖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新的規制框架。作為中國壟斷行業改革試驗田的電信業是當時改革的突出案例。
電信業是一個傳統的「自然壟斷」行業。但是，隨著技術進步的變化，特別是80年代美國的AT&T（美國電話電報公司）被拆分，電信行業面臨重組，其中有很多經濟學的道理都是在改革實踐中發展起來的，而拉豐正是這個領域的國際頂尖的經濟學家。他那時非常關注和關心中國的電信改革，並想以電信改革為例來推動中國建立市場經濟中的規制制度。而那時在中國的經濟學界，對電信行業改革的爭論大多停留在政府壟斷還是自由市場的主張，沒有深入到政府如何監管和規制這個層面。拉豐和梯若爾的著作《電信競爭》的英文版在1999年由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出版。這本書的中文版在2001年出版後，立即成為國內的熱銷書，電信業的政府官員和企業管理者當時幾乎人手一冊，有點像去年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熱潮中熱銷的《從0到1》一樣。那時正是一個電信改革的火熱時代和黃金年代。
2000年，在社科院舉辦頤和園研討班20周年紀念會時，拉豐又一次來到中國。針對中國當時的改革實踐，他向時任社科院院長李鐵映建議，加強規制方面的研究，並願意提供幫助。正是在他的推動下，世界銀行啟動了幫助發展中國家建立規制新框架的一系列資助計劃，使得中國也被納入這個計劃，獲得了世界銀行贈款和技術援助。
2001年，拉豐又一次來中國訪問。他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做了一場學術報告，之後又訪問了武漢大學。他再一次深感中國經濟學界對現代經濟學基礎理論認識的欠缺，並萌生了要系統地為中國學生和青年老師講一門激勵理論課程的想法。2002年夏季，在鄒恆甫的安排下，他結束在非洲的訪問後來到武漢大學，連續講了四個星期的課，其中前三個星期面向全國的學生和教師講授激勵理論，包括安排一周講解文獻並討論；最後一周連續五天，面向全國電信行業的官員和企業管理者講授規制理論，全程由張昕竹翻譯。正是在那段緊張的講課期間，他還同張昕竹合寫了一篇論文，後來發表在2004年《發展經濟學雜誌》（
在武漢大學講課結束時，拉豐發現身體有些不適。他顯得非常疲憊。這似乎有些異常，因為他從來都是效率奇高、身體超棒的人，幾乎沒有人懷疑他的身體會出什麼問題。非常不幸的是，在拉豐此次訪問結束回到法國後，不久就被查出患了癌症。但即便如此，他在開始治療的同時，並沒有放下研究工作和事業，仍然一如既往地高強度工作。
在拉豐患病期間，他還一直惦記著中國的電信改革和中國經濟學教育事業。那時，中國電信改革正好如火如荼，長期困擾中國電信行業的互聯互通問題開始得到治理，中國電信業規制的新框架開始搭建。拉豐多次表示非常高興看到中國的改革走到這一步，也很得意當初的努力開始看到效果。非常遺憾的是，他再也沒有機會回到中國來了。在被查出患有癌症之後不到兩年，他就於2004年5月1日在法國家鄉去世。
2014年6月，為紀念拉豐逝世10周年，馬斯金、梯若爾、張昕竹組織在南昌的江西財經大學舉辦了一次規格非常高的研討會，不但邀請了很多世界頂尖的知名經濟學家蒞會，還邀請了被認為當今世界最有前途的一些青年經濟學家。我未能參加，深感遺憾。馬斯金後來告訴我，這是一次非常好的會議。在這次會議的4個月之後，梯若爾獲得2014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
拉豐對我的教誨
20世紀90年代我在史丹福大學任教時，拉豐經常來訪，我們在那裡相識。但是與他比較多的接觸，還是在1997年訪問土魯斯。在拉豐的邀請下，我於1997年8月30日至9月7日期間訪問土魯斯。那時，他所創建的產業經濟研究所已經有6年了，並聚集了不少一流的經濟學家，包括克萊默（Jacques Cremer）、雷伊（Patrick Rey）、梯若爾以及拉豐在那裡培養的博士生馬梯芒等。我在那裡訪問的幾天中，與這些經濟學家有較多接觸，讓我切身感受到，拉豐付出了多大努力，在歐洲的一個地方，用美國的經濟學研究和教育方式，創造出一個「特區」的發展。
在那期間，我目睹每天他的辦公室前都有見不完的學生在等待，每天都有見不完的資助者和來訪客人。他說他的白天時間全部去做行政管理，包括籌款。他與法國電力、法國電信、巴黎銀行等法國國有企業有很好的合作關係，這些企業也對他的辦學提供很多長期穩定的支持。在繁忙的行政管理工作之外，他只能利用晚上時間做研究。他說每天只有晚上8點到11點這三個小時，才是自己不被打擾的研究時間。正是每天這三個小時和令人難以置信的高效率，使得拉豐做出了驚人的研究成果。他因繁忙的行政工作少寫了一些學術文章，少出了一些研究成果，但他一直認為這樣做是值得的。他同我講了不少法國教育體制的問題。法國的教育體制非常集權，一切都要經過教育部。這也使我意識到，與法國相比，中國的教育體制在某些方面倒顯得靈活些。
我在那裡有機會與他的學生張昕竹長談。張昕竹是中國社科院數量經濟研究所的研究人員，當時正在那裡攻讀博士學位，也是最早在西方學習政府規制的中國經濟學者。我其實早就認識張昕竹。他1992—1994年在史丹福大學做訪問學者，我在斯坦福經濟系任教。在拉豐的幫助下，他1995年到土魯斯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師從拉豐。他是第一個在土魯斯大學用英文寫博士論文的學生，為此拉豐付出了很多努力，需要與很多教育部門周旋，打破當時法國教育當局規定的博士論文只能用法語完成的規定，這也是拉豐推進法國大學改革和國際化的一個例子。後來，在1997年底博士畢業的時候，我是他的博士論文外部評審人之一。1998年，張昕竹學成回國，在土魯斯和中國經濟學界之間，特別是拉豐和梯若爾與中國的關係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199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與世界銀行發展學院聯合成立「規制與競爭研究中心」， 張昕竹擔任主任，對規制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特別是電信改革上，做出了貢獻。
拉豐一直對中國的經濟改革和政治經濟學有很強烈的興趣。我們在斯坦福的時候，就開始一起討論中國的經濟改革問題，特別是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來分析。在土魯斯的時候，我們一起合作完成了一篇短論文，後來發表在《歐洲經濟評論（論文集）》。
「The Dynamic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A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with Jean Jacques Laffont)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and Proceedings, April 1999, 43, pp.1105-1114。這本來是我們一個長期研究項目的開頭，可惜在那以後我們沒有時間繼續研究下去。
我最後一次見到拉豐是2003年初在伯克利。那時我在伯克利加州大學經濟系任教，他到斯坦福和伯克利訪問。他告訴我他已經到南加州大學任教。他對他在土魯斯的成就感到滿意，認為可以由其他人接班了。但是，他也向我感嘆，他無法改變法國的教育制度，儘管他可以讓土魯斯在經濟學教育上崛起。他同我講了他在武漢大學講課的情況。我也告訴他我在2002年組織了一批海外華人經濟學者到清華經管學院系統性開設現代經濟學課程的情況。他對我的這一工作非常肯定，希望我能夠堅持下去。當時他已經查出癌症，但是他對自己的康復很有信心。我沒有想到的是，這是我們的最後一次見面。
我自2002年開始在清華經管學院擔任特聘教授，講授現代經濟學課程，主要講授本科一年級的《經濟學原理》。我於2006年9月起擔任清華經管學院院長，至今已經10年。拉豐在土魯斯創建產業經濟研究所，從1990年到2000年也是10年。我想他如果活到今天，看到我在中國推動教育改革的工作，一定會感到欣慰。在拉豐去世之後，我曾經試圖在清華經管學院建立一個以拉豐命名的講席教授席位，但遺憾的是此事至今一直未能實現。
作為經濟學家，拉豐對信息經濟學和公共經濟學等很多領域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這些貢獻足以讓他分享諾貝爾經濟學獎。作為法國經濟學家，他在法國土魯斯創建的經濟學研究和教育機構已經成為歐洲現代經濟學的重鎮，從那裡培養造就了世界級的經濟學家。作為關心和投入中國經濟改革和經濟學教育改革的經濟學家，他對中國經濟改革政策的影響，對現代經濟學在中國傳播的貢獻，儘管不太為國人特別是經濟學圈外人所知，但是值得我們感激和珍惜。他對我本人而言，更是長者加摯友，在我研究現代經濟學，在中國探索經濟學教育改革，推動大學改革的徵途上，他都是我永遠的激勵和榜樣。
經濟學家簡介
讓-雅克·拉豐
讓-雅克·拉豐(Jean-Jacques Laffont)，法國經濟學家，是法國土魯斯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創始人，也是新規制經濟學創始人之一。拉豐不僅是傑出的經濟學家，而且為改進法國的高等教育做出了開創性貢獻。
拉豐教授於1972年獲得巴黎大學的應用數學博士學位，後來成為經濟學大師肯尼斯·阿羅（Kenneth Arrow）的學生，僅用一年多的時間就獲得了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其學位論文獲得了最優論文獎——威爾斯(Wells)獎。作為激勵理論的開創者之一，他與梅爾森（Myerson）、馬斯金（Maskin）等人奠定了激勵理論的基礎。拉豐教授獲得博士學位後，毅然放棄了在美國大學任教的機會，懷著振興法國經濟學的使命，回到了法國。他回到了自己的家鄉土魯斯大學，於1990年創辦了產業經濟研究所。
作為一個傑出的經濟學家，拉豐教授在機制設計理論，公共經濟學，激勵理論和新規制經濟學等領域的突出貢獻和成就已經獲得經濟學界的公認，為此他被推選為世界計量經濟學會主席(1992年)，歐洲經濟學會主席(1998年)，美國經濟學會榮譽會員(1991年)，美國科學院外籍榮譽院士(1993 年)，並於1993 年第一個獲得歐洲經濟學會的Yrjo-Jahnsson 獎(該獎與美國經濟學會的克拉克獎齊名)。
生平著作：
《激勵與政治經濟學》（Incentives and Political Economy）(2000)、
《政府採購和規制中的激勵理論》（A Theory of Incentives in Procurement and Regulation）(1993)（合著）
《電信競爭》（Competition in Telecommunications）（1999）
《激勵理論：委託代理模型》（The Theory of Incentives: The Principal-Agent Model）(2000)（合著）
作者簡介
錢穎一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
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
生於北京，祖籍浙江。1977級清華大學數學專業本科畢業。畢業後留學美國，先後獲哥倫比亞大學統計學碩士學位、耶魯大學運籌學/管理科學碩士學位、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之後任教於史丹福大學、馬裡蘭大學、伯克利加州大學。2006年9月起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
學術榮譽包括：2012年當選為世界計量經濟學會（The Econometric Society）會士（Fellow），2018年當選為清華大學首批文科資深教授；獲得2009年度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獲得2016年度首屆中國經濟學獎。研究領域包括：比較經濟學、制度經濟學、轉軌經濟學、中國經濟、中國教育。擔任《經濟學報》、《清華管理評論》、《教育》主編，《經濟研究》編委會委員。
中文書著包括：《現代經濟學與中國經濟》（中信出版社）、《大學的改革》（第一卷、第二卷）（中信出版社）、《現代經濟學與中國經濟改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老清華的社會科學》（與李強共同主編）（清華大學出版社）、《走出誤區：經濟學家論說矽谷模式》（與肖夢共同主編）（中國經濟出版社）、《轉軌經濟中的公司治理結構》（與青木昌彥共同主編）（中國經濟出版社）。
論文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
往期回顧
肯尼斯·約瑟夫·阿羅（Kenneth J. Arrow）
現代經濟學理論的奠基人
羅納德·哈裡·科斯（Ronald H. Coase）
關於企業、市場與政府邊界的學說
道格拉斯·諾思（Douglass North）
經濟史中的制度與制度變遷
奧利弗·伊頓·威廉姆森（Oliver Eaton Williamson）
將交易成本引入制度經濟學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
信息經濟學革命
埃裡克·馬斯金（Eric Maskin）
機制設計理論與經濟體制轉型
奧利弗· 哈特（Oliver Hart）
基於不完備合同的企業理論
原書責編：包敏丹
本期責編：時曼琳
本期審核：張曉雪
本期編輯：韓小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