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來，中國經歷了兩次大的人口政策調整，先有鼓勵生育，後又提倡節制生育。除了上世紀50年代初期恢復性增長外，人口經歷了兩次出生高峰和一次低谷。
兩次人口政策調整的邏輯
第一個高峰期出現在1962-1970年，當時強調了人是「生產者」的一面。在「人多力量大」的理念下，中國迎來了第一個高峰期，期間人口出生率年均達千分之36.8。鼓勵生育的政策使得生孩子的撫養成本「外部化」。在當時的計劃體制下，多生孩有獎勵，吃的又是大鍋飯，孩子上學、就醫基本不要錢，且「公分」與口糧的多少取決於家庭的勞動力數量。這等於私人家庭生孩子由社會來撫養，且多生的收入也跟著增長。如此的制度安排下，給定一個家庭，能多生一定是多生的。這是人口政策上的「公地悲劇」了。
第二個高峰期出現在1982-1990年。實際上是第一個人口高峰期出現的自然結果。第一個人口高峰期出生的男女在20年後進入了婚育年齡。
上世紀60年代的經濟目標是「趕超」，目的在快速實現現代化。為此是重點投入重工業，投資源自農業結餘，來自農業稅和政策性壓低糧價。為了降低來自農民的抵抗，更低成本地徵收，後建立了人民公社制度，城鄉戶籍制度被進一步強化，市場被取締，消費變成配給制。但隨著人口的增加，城市人口的就業吃飯壓力越來越大，之後有了青年「上山下鄉」的運動。
給定當時的制度不變，財富增長受限，人作為「消費者」的一面開始凸顯出來，就業吃飯的壓力確是越來越大。「節制生育」作為一項政策被提了出來。
1980年9月，中共中央給全國的黨員和共青團員發表了一封公開信，號召節制生育。公開信講得坦誠、直白，說孩子在成人前要用錢用糧，不僅影響家庭的生活水平，也影響現代化資金的積累。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開始了嚴格的「一孩化」政策。在農村，通過徵收社會撫養費，「上環」、引產等政策大幅度提高了生孩子的成本，城裡則通過解除違規父母的公職等措施來引導。到上世紀90年代，中國的人口出生率迅速回落。去年中國的人口出生率為千分之12.1，遠低於人口數量正常的「新陳代謝」水平。
人口的經濟學含義
從上述兩次人口政策的調整可以看出，對人口「是什麼」的認知是一個重要的約束條件，會影響相應的政策調整思路。「人多力量大」是只看到人作為「生產者」一面，認為整個社會財富的增加有賴於人口數量的增加。這一觀點與馬克思的「勞動力價值論」不謀而合。在馬克思看來，「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的勞動時間，財富的多寡跟著就取決於勞動時間的總量了。
而「一孩化」政策則是看到了人作為「消費者」一面，所帶來的人口與資源的緊張關係。這源於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在西方被「羅馬俱樂部」推向極端，在中國則由馬寅初引入而「中國化」。屬「僧多粥少」的謬見，大意是在資源有限供給的前提下，必須控制人口數量，才能提高人均享有的資源量和生活水平。
人口是什麼？直到新古典經濟學時期歐文·費雪的出現，提出了更一般化的「資本」概念後才得到很好的解釋。人口是資產，與機器、廠房、資金等一樣。凡是能帶來收入的都是「資產」。從表面看，「人」這種資產不同於機器廠房，他要維持自身的續存，需要「消費」。但「人」確是人類社會最重要的資產，說重要，是說人所擁有的知識重要。從初民時代的茹毛飲血，到如今在太空中自由穿梭，人類的財富、生活水平不知增長多少倍，期間「自然」還是那個「自然」，山水沒變，唯一的變化是人類所擁有的「知識量」。
也就是說，人作為「資產」，其帶來的收入大小和財富的增加並不是取決於絕對的人口數量，而是人所擁有的知識量(通俗意義上講的「人力資源素質」)以及這知識是否受限於「制度」而能否得到應用發揮。「生產者」和「消費者」理論都只看到了「表象」，並進而得出了膚淺的政策結論。
財富及增長是「制度」的函數
在計劃體制下，曾發生過現在看似「笑話」的真實故事，國企賓館內補一個牆洞需要三個人，一人提水泥漿桶，一人拿抹刀，一人指揮；上世紀60年代為了解決就業問題，不得不將數千萬城市青年趕「下鄉」、趕「上山」，而現在的很多國企卻出現「招工難」，為了招到工人不得不出價更高；同樣是「人多資源少」的日本，其民眾收入水平還要高出中國幾倍；這些現象無疑都是對人口的「消費者理論」的有力證偽。
制度變，協調個人和社會從事生產和交易的成本大降，散落在個人身上的知識都能得到有效利用，社會財富大增，個體的生活跟著得到改善，個體更有動力投資於自身的知識累積。人口多不僅不再是「負擔」，反而能以其「規模聚集效應」，有助於財富的快速增長和累積。
斯密在《國富論》第一章中，即以造針廠為例，探討了分工與財富增長的關係。一個工人，若不是分工去做造針的一道工序，而是去做「銼鋒」、「鑽鼻」等18道工序，一天可能造不出一枚針，而通過分工的專業化運作，每人平均每天可造4800枚。產出大增。分工實際上是個體在單位時間內某一活動的頻次增加，使得累積「技巧」和「知識」的速度加快，產出跟著提高。通過交易，並由價格「星光」的指引，每個人可以集中於知識專長處，從而整個社會的產出大增。
跟著斯密又指出分工的深化受限於「市場的範圍」，這「範圍」除了交易的空間距離外，還包括在同一空間內，可交易對象的密度，即受制於人口規模。斯密是這樣寫的：
「有許多業務，就連是最下賤的業務，也只能插足在大都市。例如搬運夫，小村落，固不待言，就連普通墟市，亦嫌小了，不能給他不斷地工作。散落在蘇格蘭高原一帶荒涼孤寂的鄉村農夫，不論是誰，也不能不為自己的家屬，兼充屠戶、烙面師，乃至釀酒人」。皆因「市場過小，難以給人終身專一業務的刺激」。
也就是說，只要制度「對頭」，人口數量的增長不僅不會降低人均所享有的商品和服務，反而有增加的效果。通過分工的深化，社會總財富增加的同時，個體的生活水平也會得到提升。這也被中國近年來的經濟增長所證實。
人口規模的「聚集效應」
同時，中國近30年的高速增長不僅為斯密的分工深化理論，為人口的「聚集效應」做了最好的註腳，也從另外兩個方向進一步深化了這一理論。
首先是對於中國這類後發現代化國家而言，「學習效應」與人口的「聚集效應」相互促動，效率驚人，並引發了獨特的「集成創新」。現在對於「創新」有很深的誤讀，認為站在全球知識的「頂端」才算創新，否則就是「模仿」、「複製」。這是參照系選擇錯誤引發的「誤讀」。實際上，只要能找到比原起點更好的生產和交易方法方式，即為「創新」。當中國加工生產和貿易服務的知識與西方相比還有很大差距時，「學習」、「複製」即是最好的，成本最低的「創新」。知識是累積的，學生要變成比師傅更高的高手，先從師傅處學得絕技，是應走的程序與過程。
實際上，恰是被中國的市場規模(「人均購買一美元，即成10億美元的銷售規模」)所吸引，西方各國的廠商紛紛到中國投資設廠，或合資或獨資。中國人通過「打工」，學習了來自全球各地的加工生產和貿易服務的知識，然後再把這些「知識」匯集創新，成為比原單一來源地的知識更先進的「知識」，從而贏得了競爭力和市場。中國的「高鐵」、「智能電網」是兩個典型的例子。這就是「集成創新」。這創新與中國的市場規模大不無關係。若中國地理面積小，市場規模小，不可能吸引到來自全球各地的各業知識。
其次，也是中國經驗引發的啟示，即人口數量引發的市場規模效應還可以承受更高的「產品合約」或「制度合約」的創新成本，而使得一些「創新」能夠產生。同樣以高鐵為例，像澳大利亞這種地廣人稀的地方，高鐵開通的收入可能還彌補不了成本，承受「高鐵」高額的研發費用實無必要，理性選擇是棄置高鐵而選空中交通。但中國不同，中國以各種「市場換技術」的手段，集資投入研發，恰是看到了市場規模所帶來的商業前景。現在京滬高鐵已能實現收支平衡，若中國建成全球第一張通達全國的高鐵網，「路網效應」成型，將大大降低人與貨物的通達時間，助推中國經濟。
權利回歸家庭是方向
上面是從一個社會整體的視角談人口與產出，與財富增長的關係。但既然人口是資產，投入產出有「價」，若無人口政策的幹擾，去人為提高或降低生孩子的成本，那生孩子與否或生幾個孩子的選擇「均衡點」在何處呢？
生孩子的決策權在一個家庭，即家庭是生育的產出單位。人類社會從初民時代的群婚亂交，到血婚、夥婚，再到偶婚制和專偶制，婚約制度的演化是哈耶克意義上的「自發制度」了，目的是為了種的繁衍和「優育」，即要排除血緣交配和亂倫。家庭大致可以說有兩個功能，一個是種的繁衍，一個是代際養老的考量。某種意義上，兩者可以合併為一。
「家庭」這種組織的「合約」為何會存在？有經濟學家從規模效應看，但為了產出的規模效應，不必要男女搭夥成一個穩定的家庭，組成個企業即可。這合約直到科斯提出從「交易費用」看時，才算看清。
人在年幼時不具備生產能力，到年老時生產能力下滑又很快，「家庭」是一個可以平滑個體一生的收入水平，並降低交易費用的「合約」。每個個體剛出生時，飲食起居、升學教育等要有投入，此時不可能向社會藉資養活自己，因為存活與否，未來收入如何，能否還款等難以預測，風險太高；年老喪失生產能力時又需要收入養活，也面臨同樣的問題。人類於是選擇了這種父母成年時撫養孩子，而年老時被子女撫養的「隔代養老」「合約」。這「合約」也存在「父不養，子不孝」的風險，但靠風俗倫理的約束，是大致能解決這個問題，不會引發整個社會家庭養老的系統性風險。
至此已然清楚了，家庭的生孩子產出的均衡點即在父母的投入(撫養子女的成本)與產出(養老)的權衡。若多生一個孩子的邊際收入大於成本，則選擇多生。而實際上，若讓父母無幹擾地自由選擇，他們也不會無止境地多生，而是要接受成本約束的。也就是說，市場配置資源的規律與其他商品和服務沒有什麼兩樣，在人口生育這個問題上仍然有效。此說可能讓人感情上不大能接受，但卻是經濟規律。
西方國家在實行「社會養老」後，原有的家庭風俗倫理的約束漸漸弱化，「親情」變淡，即是明證。實際上，隨著孩子的吃穿教育等費用的上升，以及收入的增加，使得撫養孩子的機會成本也跟著上升，非政策強制下，中國現在更多的年輕夫婦的選擇是只生一個孩子。
因此，生孩子還是不生，生一個還是兩個，這選擇要留給父母，留給家庭，由他們自己「計劃」即可，因為只有他們才知道什麼是最佳選擇。「一孩化」的政策到目前已經實行了近30年，兩代人的家庭都跟著受到影響，其「扭曲效應」也日益凸顯。比如中國的高儲蓄率就是與兩次人口政策的調整，而呈現出來的一段時期內的青壯年特徵有關。「一孩化」政策的調整宜早不宜晚。
南都評論記者 米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