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1895年10月10日－1976年3月26日）
一提到林語堂，讀者首先想到的是他的「文學家」和「幽默大師」身份，想到他的《論語》、《人間世》、《宇宙風》雜誌，小說《京華煙雲》等。其實，林語堂早期的專業是語言學，大學期間最早發表的兩篇文章也是談論語言的：《我們為何學習中文》（Why We Study Chinese, 1912）和《漢語拼音》（The Chinese Alphabet, 1913）。林語堂在《四十自敘》中提到大學選專業，「我挑選語言學而非現代文學為我的專門科，因為語言學是一種科學，最需要科學的頭腦在文學的研究上去做分析工作。」後來他在德國著名的萊比錫大學獲得了語言學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是《論古漢語之語音學》（A Survey of the Phonetics of Ancient Chinese）。而且，他對中國語言學做出了相當的貢獻。正如潘文國所言，林語堂是「一位幾乎被遺忘了的語言學家，他在語言學上的成就差不多已被他在文學上的聲名掩蓋了。」
林語堂選擇語言學作為學術研究方向，與當時中國「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風氣是有很大關係的。讓漢字更便利地適用於現代中國，是林語堂一生的關懷。從1917年3月《創設漢字索引制議》的發表（《科學》雜誌第3卷第10期），到1947年中文打字機的發明，再到1972年《林語堂當代漢英詞典》的編撰出版，無一不證明了林語堂孜孜不倦的學術追求及其在語言文字上的貢獻。然而，由於他在文學創作上的名聲達到巔峰，這些貢獻反而被人忽視了。他在1933年《提倡俗字》中提出的簡體字方案，比起中國語言文字改革委員會在1958年提出來的方案，整整早了25年。
1967年，林語堂重刊《語言學論叢》時，承認語言學是其「本行」，後來「走入文學」，與語言學漸離漸遠：「《語言學論叢》是我三十年前的著作，一九三三年上海開明書店初版，現在已不易購得。後來我走入文學，專心著作，此調久已不彈，然而始終未能忘懷本行，凡國內關於語言學的專書，也時時注意。」他首次對其早年的語言學研究進行了總結：一、古音的發現與整理；二、現代語言學建設問題；三、字書辭典的編撰。對於林語堂在這三個領域的貢獻，國內外的研究很不夠。
時代久遠，無論是當時的讀者還是當今的讀者，對於林語堂的了解，可能更多是文學家和幽默大師，而不知語言學才是林語堂的本行。林語堂1967年在《語言學論叢》的序言中有大量的背景知識，與其1922年開始的語言學研究有深遠的互文關係。研究林語堂的語言文學觀，僅僅研究其30年代提出的一些觀點是不夠的，還必須對其早期語言文學思想進行梳理，同時對照其晚年的語言文學觀，我們才能完整地了解林語堂，避免盲人摸象現象的發生。林語堂自己在晚年也意識到這一點，希望能夠把其早年在大陸發表的文章與其晚年在臺灣發表的文章合集出版，這樣可以「互相印證，以見本人之一貫旨趣」，而語言學研究就是其中之一。
提起林語堂，一般人都知道他是作家、翻譯家、幽默大師等等，而發明家、詞典編撰家的身份卻很少提及。林語堂認為，他編撰的漢英詞典是其一生中英跨文化雙語創作與翻譯的巔峰之作。但是，由於歷史原因，林語堂的詞典在國內很少能見到，僅為少數人知道。詞典在林語堂的著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但是研究者很少注意到這一點。林語堂不僅編詞典，而且對詞典有相當深入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林語堂的著譯生涯從一本詞典開始，以另一本詞典結束。
1916年，林語堂以第二名的成績從上海聖約翰大學文科畢業，受邀到北京清華學校任中等科英文教員，這三年中的中等科學生，後來與林語堂關係不錯、時有往來的有1922級的潘光旦、陳石孚、陳欽仁、時昭瀛，1923級的梁實秋、全增嘏；1925級的潘光迥等。梁實秋在他的《清華八年》中回憶道：「前後八年教過我英文的老師有馬國驥先生、林語堂先生、孟憲承先生、巢坤霖先生……馬、林、孟三位先生都是當時比較年輕的教師，不但學問好，教法好，而且熱心教學，是難得的好教師。」林語堂在聖約翰大學時期以語言學為專業，到清華後就完成了第一篇語言學論文《創設漢字索引制議》（1917），發表在上海《科學》雜誌第3卷第10期，這是「中國人寫的第一篇有關索引的論文」，「是近代中國以科學方法研究漢字檢字法的第一篇文章」。該文發表後不久，林語堂繼續思考該論題，進一步闡發、補充和說明，以《漢字索引制說明》為題發表在1918年2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2號。《創設漢字索引制議》只是林語堂的初步研究成果，《漢字索引制說明》更成熟、更完善。因此，1933年林語堂編輯《語言學論叢》時，僅收錄了《漢字索引制說明》一文。蔡元培和錢玄同對其創造的檢字法非常讚賞，分別為之作序。蔡元培說：「其明白簡易，遂與西字之用字母相等，而檢閱之速，亦與西文相等。苟以之應用於字典，辭書，及圖書名姓之記錄，其足以節省吾人檢字之時間，而增諸求學與治事者，其功效何可量耶？」晚年林語堂在《記蔡孑民先生》中回憶此事，相當得意，並為此自豪：「後來諸新索引法，皆不出此範圍。」事實上也是如此，林語堂的檢字法廣泛應用於漢語詞典。
林語堂發明的中文打字機
自1917年發表《創設漢字索引制議》，林語堂一直堅持對漢字檢索法的探索，先後提出首筆、號碼、末筆、韻母等一系列檢字新法。這些探索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給同行提供了許多靈感。《四角號碼檢字法》的著者王雲五就是其中之一。1925年，王雲五在《號碼檢字法》一文中寫道：「林玉堂氏研究部首不下十年，初時就首筆著手，將筆法分做五母筆及二十八子筆，……此法特殊處，在以察看首筆代計算筆劃，檢查上確較舊法便捷。近年林君又將其多年研究的首筆拋棄，另行研究末筆，實際上進步不少。」有意思的是，1933年4月，林語堂將早期語言學論文收錄在《語言學論叢》，打算從此告別語言學，專門從事文學創作。然而，儘管如此，正如其1967年在《重刊《語言學論叢》序》中所言，「始終未能忘懷本行，凡國內關於語言學的專書，也時時注意。」林語堂移居臺灣後，又重拾本行，談起了部首改良和上下形檢字法。20世紀六七十年代，林語堂仍然堅持從漢字字形尋求解決辦法，用「上下形檢字法」編《當代漢英詞典》。
總之，詞典在林語堂一生的不同階段扮演著不同角色：英語學習者的武器，翻譯工作者的工具，文化傳播的橋梁。儘管《牛津字典》曾是他的「愛人」，「二十年來未嘗須臾離也」，林語堂《當代漢英詞典》是其「著譯生涯的皇冠」（the 『crown』 of his career），但是，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都最終被後來的詞典淘汰，「因為字典的編輯，至少可以參考已出的字典，擇善而從，不善者改之。這樣做法，自然可以愈做愈好，後出居上。」不過，林語堂在詞典學上的開山工作，在詞典學上的思想和遺產，及其在中國詞典編纂史中的歷史意義，後人永遠記得：這位傑出的雙語作家曾在此耕耘過，並為人類留下了一份寶貴的遺產。
1923年，胡適向當時的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推薦林語堂：「此人苦學，居然能將漢文弄的很通，他將來的貢獻必可比得馬眉叔。」馬眉叔即馬建忠，是一位學貫中西的新式人才，著有中國現代語法的奠基之作《馬氏文通》。胡適將林語堂與馬建忠相比，可見其對林語堂期望之大。林語堂出身於基督教家庭，9歲已經上臺講道，小學、中學、大學均在教會學校完成，這麼一路讀上來，幾乎沒有接受過正規的中文教育。雖然他出國留學時已經24歲，西方文化對他的影響遠勝中國文化，他連一封完整的中文信都寫不出來——林語堂早期與胡適的通信都是中英文夾雜的——卻是白話文運動的一位堅定支持者，並終生致力於中國語言文字的改革以及語言文字在文學中的應用。
林語堂晚年在《我最難忘的人物——胡適博士》和《八十自敘》中，都提到胡適，提到他倡導的白話文運動。查閱林語堂早年赴美留學期間與胡適的通信，我們可以發現，林語堂對於文學革命、對於白話文都有獨到的認識，這些認識與其後來的語言文學觀都有繼承和發展的關係。林語堂在北京清華大學教書期間對胡適白話文革命的支持，從林語堂早年發表的幾篇文章可以看出。他在1918年的《新青年》第四卷第四號上發表《論漢字索引制及西洋文學》文章，他認為，「我們文學革命的大宗旨實在還只是個形式的改革。（用白話代文言之謂也。）」他還認為，西方書籍「大半都是論理精密，立斷確當，有規模有段落的文字」，提出白話文應效法西方作家「用字的適當，段落的妥密，逐層進論的有序，分辨意義的精細，正面反面的兼顧，引事證實的細慎」，學習西文的「Lucidity（清順）、Perspicuity（明了）、Cogency of thought（構思精密）、Truth and appropriateness of expression（用字精當措辭嚴謹）」等長處，「想我們文學革命必定須以這種文字作我們至高最後的目的。倘或我們國人看見這種文字的流行，那就是中國民智復生的日子。」他的目的是「要為白話文學設一個像西方論理細慎精深，長段推究，高格的標準。人家讀過一次這種的文字，要叫他不要崇拜新文學也做不到了。這才是我們改革新國文的義務。」但是，林語堂認為不一定都用一種文體。「凡文不必皆是義理講的深奧，因其應用不同；寫信有寫信的體，談論有談論的體，講學有講學的體，科學專門有科學記事的體，西人亦分familiar style, conversational style, style of scientific reports, oratorical style, etc.。這都是要做的；但是這講學說理的一種，（essay style）應該格外注意。」
胡適
在20世紀20年代留學美國期間，他也寫過兩篇有關白話文及白話文學的文章，均發表在美國留學生界甚有影響力的《中國留美學生月報》：「The Literary Revolution and What Is Literature」（《文學革命與何謂文學》）和「Literary Revolution, Patriotism, and the Democratic Bias」（《文學革命、愛國主義與民主偏見》）。這兩篇文章不僅表明自己對胡適等人的支持，亦堅決地提出「降低文學標準，將語言變得容易學，容易寫，這似乎成了白話文學的唯一訴求，因而掩蓋了許多遠較易學易寫更重要，更有意義的議題。」他認為，白話文學應該有最低標準和最高追求，除了通俗語言文學，還應有高雅語言文學。他覺得，白話文的形式，除了易學易寫，還應「將最自然、最真誠及最強有力的反映我們思想及情感的白話引入文學作品」。
在與胡適的通信中，林語堂提出了自己對白話文文學的意見：「……白話文學，一個潮流不是簡直到白話成立為通用而止。」（1919年2月19日）「文學革命的鼓吹，決不能堅持一面的道理，必要兼容美術的，文化的要端在內。白話總不是裸體土白之白only，還要人去開發講明這革命的本意，給他們明白。」（1919年10月27日）「我想白話文學運動惟一的正義只是白話能生出一等文學來。文學革命而不能生一等文學出來，那就白話不白話，革命不革命，都不相干。爾想對不對?以普及教育為白話文學惟一的目的，我想是一句褻瀆白話文的話。」（1920年6月22日）
與女兒林相如在紐約
林語堂認為，白話文不能為說白話而說白話，太口語化，而必須兼顧藝術和文化，注意語言的優美和內容的豐富。白話文學到通用，從而普及教育，這不應是白話文學的唯一目的。白話文的最終是否成功，在於能否用白話寫出一流的文學作品來。為了用白話寫出一流的文學作品，林語堂做出了很大努力。他後來加入《語絲》文學團體，期間提倡散文和幽默，1930年代在《論語》再次提出幽默文學，提倡語錄體，提倡俗字，在《人間世》上提出小品文，在《宇宙風》上提出無所不談，都是為了發展白話文學，要出一流的作品。
除了發展白話文的文體和內容，林語堂還關注漢字改革。中國有文字以來，對漢字的整理就一直沒有停止過。林語堂作為語言學家，也積極參與其中。他於1933年11月16日《論語》第29期上發表了《提倡俗字》一文，強調指出「今日漢字打不倒，亦不必打倒，由是漢字之改革，乃成一切要問題。如何使筆墨減少，書寫省便，乃一刻不容緩問題」。他提議先擬一個方案，內列三百個俗字（其實就是簡體字），由教育部發文，全國統一實行。林語堂說到做到，立即附上個人的簡化意見，提供了一些樣字，供讀者參考，並建議讀者參考劉半農、李家瑞編的《宋元以來俗字譜》等。他利用《論語》半月刊這個平臺，發起了一場漢字簡化運動。為提倡俗字，林語堂繼在《論語》第31期「群言堂」欄目刊登了讀者關於「提倡俗字」的來信之後，在《論語》第32期設置「俗字討論欄」，專門刊登讀者的意見，林語堂親自負責。讀者高植擬了含三百多字的「俗體方案」，並建議《論語》首先試用，「至少是在你文章中先用起來」。林語堂當場表示贊同。在《答高植書》一文中表示：「我提倡俗字，只好能知能行，與論語編輯部商量，實用起來，於最近期間促其實現。更須邀集同志，揭竿作亂，成則後輩小兒寫鞦韆，敗則讓後輩小兒仍舊鞦韆去寫，誠如政客所云，成敗在所不計矣。」在林語堂的倡議下，《論語》雜誌首先試用俗字，同時帶動志同道合者，共同推廣漢字簡化運動。《論語》第41期在「我的話」專欄發表《俗字討論撮要》一文，對第29期提倡俗字後的情況進行了總結。大部分讀者的意見以及俗字方案都在「俗字討論欄」了，剩下的20多篇，因篇幅所限，不一一發表，林語堂選登了其中15位讀者的部分來稿，算是對讀者的一個交代。林語堂最後推薦了杜定友的《簡字標準字表》作為參考的藍本。林語堂的這些工作對於後來的簡化漢字方案及其實施打下了群眾基礎。中國政府對簡化漢字的努力也一直進行著。國民政府1935年第一次大規模推行簡化漢字，中華人民共和國1956年在中國大陸地區推行簡化字，最終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從2008年後，聯合國所使用的中文一律用簡體字。
女兒林太乙用父親設計的中文打字機為父親打信
1923年，林語堂留學回國不久，就連續發表了兩篇重要的、富有歷史意義的文章：《國語羅馬字拼音與科學方法》及《科學與經書》，提出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中國語言文字。20世紀30年代林語堂提倡幽默，推崇小品文，探討語錄體，探討俗字。晚年在臺灣，林語堂再次提出整理漢字，先後發表了《整理漢字草案》、《再論整理漢字的重要》、《整理漢字的宗旨與範圍》、《漢字有整理統一及限制之必要》、《國語的寶藏》、《國語的將來》等文章。所有這些都是為了體現林語堂一貫的思想；無論在大陸還是臺灣，整理漢字，為民造福，是其一生的追求。他在《聯合報創用常用字的貢獻》（1971）中感慨道：「漢字的問題，我經過五十年的思考，並曾傾家蕩產為之。」其改造語言、為民造福的執著精神真是可歌可泣！
總之，作為兩腳踏東西文化的文明人，林語堂對古今中外的語言持開放的心態，廣納百川。林語堂既不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又不頑固地抱守殘缺；既不全盤西化，又不固步自封。他一分為二地看待中西文明。一方面，保護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廢棄糟粕；另一方面，又積極響應白話文運動，推進改革。林語堂提倡的語錄體，既反對國粹派的復古，也反對激進派的歐化，融匯古今中外與雅俗而成。1936年3月，他在《當代中國期刊文學》（Contemporary Chinese Periodical Literature）一文中很自豪地說：「我所提倡的語錄體，其用詞之精簡與文句結構之簡潔，可使許多現代白話作家為之汗顏。」再回頭看看1920年2月19日致胡適信：「……有一個白話文體style出來的希望！」20年不到，林語堂就實現了當年的諾言。但是，林語堂對於白話文的改革並不滿意，認為由於左翼作家抵制性靈，影響了其進一步發展。1936年，他在《臨別贈言》說，「提倡性靈，純然是文學創作心理上及技巧上問題……我們今日白話已得文體之解放，卻未挖到近代散文之泉源，所以看來雖是那末的新，想後仍是那末的舊。」在林語堂看來，白話文與古文相比，應該算是很新的，但是與西方近代文學相比，卻還是很落後的。「今日散文形體解放而精神拘束，名詞改易而暗中仍在摹仿，去國外之精神自由尚遠。……性靈也好，幽默也好，都是叫人在舉筆行文之際較近情而已。兩者在西洋文學，都是老生常談，極尋常道理。今日提倡之難，三十年後人見之，當引為奇談。」林語堂在離國之際，對於在中國提倡小品文、性靈、幽默之難，非常失望；對於未能自由表達，以達到預期效果，非常遺憾。林語堂晚年在《國語的將來》一文中再次提到語錄體，並對文體進行了高度概括：「平淡不流於鄙俗，典雅不涉於古僻」，要「清順自然」，不要「掉文舞墨」，為白話文體做出最後的貢獻。不管最終結果如何，林語堂盡力了。
林語堂寫於1958年。此作現藏於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林語堂在他的《吾國吾民》中說「只有在書法上，我們才能夠看到中國人藝術心靈的極致」（「Only in calligraphy can we see the innermost of the Chinese artistic soul.」）
南京農業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香港城市大學翻譯學博士。主要從事翻譯學和跨文化研究、林語堂研究。2012年至今已發表學術論文30篇，出版專著《林語堂著譯互文關係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2020）、《譯路同行：林語堂翻譯遺產》（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編著《林語堂翻譯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2020）、《歷史與人物：中外氣象科技與文化交流》（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教材《翻譯批評與鑑賞》（北京: 中央編譯出版社， 2014），譯著4部，主持完成國家社科一般項目1項，主持完成省部級項目1項，主持完成國家自科項目子項目1項。學術兼職：江蘇省科技翻譯工作者協會副秘書長、常務理事；江蘇省翻譯協會理事；南京翻譯家協會副秘書長、理事；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會員；中國英漢語比較研究會翻譯史研究專委會理事；漳州市林語堂文化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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