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謠言、民族主義、「非醫」「非藥」，南非一應俱全，結果釀成了世界第一的愛滋疫情。
文｜徐子銘
全世界哪國的愛滋病疫情最慘烈？若論規模，答案是南非。
過去20年間，這個國家的HIV感染者數目翻了將近十倍，估計有數十萬人死於本可避免的愛滋病並發疾病。2018年，南非有770萬人攜帶HIV，總人數世界第一。
· 電鏡下的HIV——愛滋病病毒這樣的疫情不是一日形成的。
南非是一個經歷獨特的國家。1994年，它結束了歐洲殖民者後裔的統治，成立了以非裔為主體的新政府。反帝反殖是現代南非的重要政治主題，同時在許多問題上造成了「西方」和「民族」的劇烈拉扯與對立。
在如何看待「西醫」和「非醫」的問題上，這種對立體現得尤為明顯。
在南非愛滋病疫情的醞釀過程中，政治謠言、偽科學和民族主義都為其推波助瀾，最終對整個社會的疾病防控造成了災難性的影響。
全世界真有許多人相信，導致愛滋病的不是科學界發現的HIV，而是美國人的「人造病毒」。傳言編得煞有介事，說該病毒是美國軍方在馬裡蘭州德特裡克堡的實驗室造出來的。此類說法在非洲南部黑人和非裔美國人中極為流行。
這種陰謀論進而發展出了「愛滋病否認主義」（AIDS denialism）。該主義認為，愛滋病要麼不存在，要麼是抹黑非裔的國際種族陰謀；HIV不是愛滋病的真正病毒，美國人造的那種才是，但他們不會透露真實信息，所以抗病毒治療沒用。
世界上最著名的「愛滋病否認主義」信奉者，大概就是南非前總統塔博·姆貝基了。
· 姆貝基，新南非第二任總統，在政治和經濟上都較有行動力
1999年他當選總統，次年就召集了一批持否認主義態度的學者做他的衛生顧問。
他拉著這群人開會、給柯林頓寫信，大張旗鼓地宣稱「南非根本沒有愛滋病問題」，號召國內停止提供HIV檢測，因為那些檢測都是假的。
愛滋病根本不是HIV引起的，而是貧困和營養不良導致的，抗病毒治療也是不必要的。他認為西方人將愛滋病歸結於濫交是污衊非洲人。他說：「（他們）深信，我們只不過是天生喜歡亂交的、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病菌載體」。
姆貝基小組提出，治療愛滋病要使用「按摩、音樂療法、瑜伽、精神保健、順勢療法、印度阿育吠陀醫學、光療等等」，以及多為非洲扶貧。
在這裡，倒值得為姆貝基申辯幾句。他有這樣的認識並不純然是愚昧無知。畢竟，世界上並沒有多少陰謀論能像愛滋病那樣，經過嚴格和有組織的設計。
柏林圍牆倒塌之後，東德的史塔西解密檔案（the Stasi Archives in Berlin）揭示了一個秘密計劃：蘇聯克格勃參與編造了「愛滋病美國造」的謠言，有計劃地向全球散布，為的是讓世人相信美帝多麼邪惡。
· 克格勃發給保加利亞國家安全部的電報，號召後者加入有關愛滋病的謠言行動 / 來源：（1）
他們找到住在東德的科學家西格爾（Jakob Segal）夫婦，提供了各種假證據，使科學家夫婦信以為真，然後讓他們成了謠言在科學界的代言人。
一些美國人也在大洋彼岸響應了這一論調。紐約學者Lehrman宣稱，美國曾經將該病毒用於暗殺民主剛果的首相。
在科學界證明病毒來自西非的猿猴之前，「愛滋病美國造」已經傳遍全球，有80多個國家的媒體給予過報導。
· 一位美國學者的著作《發明愛滋病病毒》，愛滋病否認主義的「聖經」之一
政治謠言對國際愛滋病防控事業遺留下了巨大傷害。至今在美國黑人中，仍有44%的人認為白人政府隱瞞了愛滋病真相，34%認為愛滋病是人造病毒；在非洲雖無統計，也有不少人這麼相信。
2010年一項研究調查的343名美國HIV/AIDS攜帶者中，五分之一認同「愛滋病否認主義」，因而拒絕服藥。
諷刺的是，謠言炮製出來沒多久，愛滋病就傳進了蘇聯。此時，大量民眾已經認為愛滋病是西方醫生的騙局，即便感染也不採取保護措施。
因此後續幾年，俄國HIV感染者以每年5%的速度遞增，一度貢獻了全球八成的年增長病例。俄羅斯甚至出臺了法令，明文規定不得宣傳這個理論。
姆貝基對愛滋病防控工作的態度與做法，引發了科學界的全面抗議，五千個科學家在《自然》期刊上聯名反對他的政策。但這並未改變姆貝基的態度。
在2000年德班國際愛滋病大會上，姆貝基大談貧困：愛滋病是窮病，在南非主要是貧窮黑人患，所以要先解決窮的問題。
· 《自然》雜誌對2000年德班國際愛滋病大會的報導：姆貝基對愛滋病科學家冷眼相待
就在這次大會上，一位美國女子Christine Maggiore也成了他們的貴賓。她是美國土生土長的「愛滋病否認主義」活動家，不支持抗病毒治療，而支持南非土藥，堅持不給女兒做母嬰阻斷，結果後來母女雙亡，孩子死時年僅三歲。
可慘劇是後來的事。當年她在大會上的發言，促使姆貝基取消了愛滋病的重要抗病毒和母嬰阻斷藥物在南非的免費政策。有研究者估計，這個動作從2000年到2005年，可能導致了33萬HIV感染者的死亡，釀成了更大的慘劇。
· 姆貝基政策的代價：本可被抗病毒藥物避免的愛滋病死亡（藍線）和新增HIV感染（黑線） / 圖片來源：（2）
雖然如此，姆貝基認為愛滋病是窮病倒也不算全錯，只不過不是他認為的那個理由。
南非的醫藥衛生支出佔GDP的比例，與鄰國相比一直不算多。如果提供免費HIV抗病毒治療，每人每年成本為2千至3千美元，按當年的85萬感染者計算，每年支出就是20億美元。
· 2014年，非洲國家的醫藥支出佔GDP比重。左二為南非
南非嫌貴了。他們將眼光轉向歷史悠久、傳統深厚的「非醫」。
南非的傳統「非醫」堪稱博大精深，有的部落靠祖先崇拜，有的靠草藥師，有的靠傳統外科術師，有的靠靈媒，有的靠又是草藥師又是靈媒的所謂Sanusi……
WHO估計，全非洲至少80%的人生了病會優先找這些人。相對應的是，很多貧困國家的正規醫護人員比大熊貓還稀有。
有一個重要的統計指標，叫「每千人口醫生數」，指的是某個國家或地區平均每一千個人能夠分攤到多少個醫生——國家註冊的正規醫生。
這個指標在2015年的全球平均數是1.5，高收入國家普遍超過3，某些石油富國可以達到7。中國去年自己公布的數據是2.59，超過了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
同時，WHO有45%的成員國，每千人攤不到一個醫生。在賴比瑞亞，每十萬人只有三名醫生（2015）；在索馬利亞，每十萬人只有兩名醫生（2014），這意味著該國只有三百多個醫生。而南非每萬人有9名正規醫生（2015），同樣顯著低於全球平均水平。
可想而知，在這些國家想要開展任何防疫行動，光靠正規醫生都辦不成。所以不管是WHO等國際組織還是本國政府，都對巫醫們戰略上妥協、戰術上收編利用。
· 非洲南部的Sangoma巫醫，治病主要依靠巫術，也使用草藥
在種族隔離時期，南非就培訓了大量的「非醫」來幫忙科普愛滋病常識。1992年，南非官方首先培訓了28人，之後這28人又培訓了1510人。新政府上臺後，這一政策繼續推行。
這些人為HIV感染者和愛滋病患者提供了重要的基本衛生服務，但自吹自擂與危險的偏方也無可避免的隨之而來。
有研究調查了南非的一百多位「非醫」，發現其中30%聲稱自己能用土法完全治好愛滋病。在大部分「非醫」那裡，只要感染者願意，就能獲得愛滋病的「非醫治療」。
有些感染者同時用西藥和「非藥」，但對「非藥」的信心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患者用西藥的耐性。西藥的副作用比較大，依從性不好，因此許多患者乾脆棄用西藥，只用「非藥」。
「非醫」有自己信奉的抗艾草藥。獲南非官方推薦的有兩種：「非洲土豆」（Hypoxis）和「舒特朗迪」（Sutherlandia）。
· 「非洲土豆」與「舒特朗迪」的植株
這兩種植物一開始被捧為神藥，傳統上從退燒到糖尿病都治，南非的高官們曾在各種場合推薦。但是研究者們從藥理學到病例研究了一套下來，發現它們對HIV和愛滋病根本沒有效果。
南非衛生部長查巴拉拉-姆西曼還大力推薦一種用大蒜、甜菜根、檸檬和「非洲土豆」做成的藥方。在一次預算會上，她保證這個方子能「延緩從HIV到愛滋病的過程」。
不光「非洲醫」又便宜又好，非洲自己研發和生產的西藥，也比西方的西藥更對非洲人的症。至少姆貝基政府是這麼想的。
· 2007年，南非爆發了反對姆貝基抗艾政策的抗議 / 圖片來源：（3）
早在1997年，姆貝基就了解到，南非本土的科學家開發了一種愛滋病的化學藥物，叫「韋羅德尼*」（Virodene P058）。這種藥的價格比國際推薦的抗病毒療法便宜200倍，而且宣稱能夠徹底治癒愛滋病——而不像西方的藥，只能控制病情。
當然，它完全無效，所謂的有效成分就是A類致癌物二甲基甲醯胺，一種臭烘烘的工業有機溶劑。南非的藥物管理委員會（Medicines Control Council）估計，用它致死的患者可能比病毒殺死的還要多。
由於這個藥物管理委員會一直和姆貝基政府基於愛滋病否認主義的政策過不去，在姆貝基的衛生顧問與衛生部部長的壓力下，藥物管理委員會的資深委員長彼得·福伯只得辭職。
現在，再沒有什麼能限制韋羅德尼在南非的狂飆突進。
韋羅德尼根本就沒進行任何合規的臨床試驗。南非的藥物管理委員會認為，該藥不符合基本的安全性要求，沒有批准試驗；藥廠想辦法將其送到坦尚尼亞去，也被坦尚尼亞衛生部給拒絕了。
後來，南非的製藥廠想出了個特別絕的手段：他們直接聯繫到坦尚尼亞軍方和警方，在軍方控制的醫院裡做藥物的臨床試驗。試驗結果沒有對外公布，可能還是無效。直到《華爾街日報》把這件事捅出來，全世界這才知道。
全球各國為愛滋病開發的不靠譜療法可謂眾多，像南非種種神藥一樣被官方欽定推廣的也著實不少。
甘比亞的狂人前總統葉海亞·賈梅曾經宣稱自己在三天之內就能治癒愛滋病，只需要停掉抗病毒藥物，用非洲當地的一個草藥方，加上禁酒禁色。
消息一出，全球譁然，只有當地的「非醫」組織「甘比亞草藥協會」（Gambia Herbal organisation）出面發通知，感謝總統幫忙推廣「非醫」。
至於實際上效果如何，沒人知道。聯合國駐甘比亞的一位官員由於問了這個事情，被永久驅逐出境。
· 有關葉海亞·賈梅「治」愛滋病的報導
伊朗前總統內賈德也在大力推動核試驗之餘，宣稱該國創造了一種治癒愛滋病的方子，採用七位「純伊朗草藥」製成，起名叫IMOD。
這個藥被伊朗官方稱為「發展中國家治療愛滋病的第一良方」，雖然沒有伊朗以外的科學家研究證明其有效，伊朗卻已經在全球到處推銷。該國科學家誰敢反對這個藥，誰就被炒魷魚。
和這兩位總統一樣，姆貝基也堅信，「非病」還得「非藥」醫——非洲自己的西藥也肯定比國際推薦的靠譜。他在文章中高調宣稱，誰要是反對韋羅德尼，那他就一定是西方那些生產愛滋病藥物的大企業派來的奸細。
不過在2002年，有媒體爆出，不但在該國執政的政黨「非國大」（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ANC）往這個藥裡投了錢，跟姆貝基關係緊密的一些商人也投了大筆資金。
消息一出，姆貝基立刻試圖撇清韋羅德尼與非國大的關係。
他首先將愛滋病上升到民族大義的高度，說成是一小撮國外勢力的種族主義陰謀，然後將韋羅德尼擺到戰略位置，不管誰投錢都是南非的英雄——只是非國大顧全政治規則，拒絕了藥廠提供的股份。
但愛滋病否認政策和「非洲土豆」的神藥地位還是巋然不動。2006年，趁著衛生部長查巴拉拉-姆西曼生病，繼任者馬德拉拉-洛特萊奇火速推翻了之前的荒唐宣傳，並在年底推行了全新的抗艾政策。
第二年，姆貝基直接把馬德拉拉-洛特萊奇給開除了。直到2008年姆貝基下臺，情況才有所改觀。但已經晚了。
從曼德拉到姆貝基的十多年間，南非的HIV感染者以控制不住的態勢直線上升，成為世界上第一大「艾」國。
· 由於錯誤的抗艾策略，南非的預期壽命一度出現逆增長，現在由於普及抗病毒治療逐漸回升
2018年，南非有770萬人攜帶HIV，相當於中國一個二線城市的常住人口規模，每七個人就有一個攜帶者。這些人中，抗病毒藥物治療的普及率只有62%（成人）。
當年有7萬南非人死於愛滋病及併發症。估計有26萬0到14歲的兒童，一出生就感染了HIV。
現在南非亡羊補牢，開展了全球最大的國家抗病毒治療項目，費用基本上都由國家財政負擔，每年花掉15億美元。
南非的教訓是沉重的，而吸取教訓總是難的。
至今，西方仍有聲音支持「愛滋病不是HIV病毒導致」這一理論。同時，世界各國仍有大批HIV攜帶者和愛滋病患者，試圖用各種偏方土法治病。中文網站上仍有不少文章，言之鑿鑿地宣稱愛滋病病毒的發現者實際上製造了這種病毒。
· 這是一個英文網站闢謠都闢膩了的謠言
如果說有什麼教訓的話，那就是在治病這件事上，政治謠言、偽科學和民族主義情緒都是要不得的。
注釋：
(1)Telegram Nr. 2955 from the KGB to Bulgarian State Security, 7 September 1985. Obtained by Christopher Nehring. Source: CDDAABCSSISBNA-R, Fond (F.) 9, Opis (Op.) 4, A.E. 663, pp. 208-9.
https://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208946
(2)Karetnikov, Alexey. "Commentary: Questioning the HIV-AIDS Hypothesis: 30 Years of Dissent."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3 (2015): 193.
(3)WHY MBEKI'S HIV VIEWS HAVE NO PLACE IN SOUTH AFRICA
https://www.newsweek.com/thabo-mbeki-south-africa-hiv-aids-436012
*藥名無通用中文譯名，「韋羅德尼」為作者所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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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k.sina.com.cn/article_5979719281_1646b467101900pdh6.html?from=history
原標題：《民族傳統醫學大戰愛滋病｜大象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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