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造一個小氣候》
這封回信寫於2019年2月3日，2020年9月20日訂正
昨夜，後臺收到一位年輕人的來信：
鹿鳴君，我有一個問題一直想問。
我來自一個勉強過小康線的家庭，衣食基本無憂，但是其他的就不太能夠供給，現在家裡的房貸還沒有還完。我高考分數線到了北大的歷史學系，那是我最喜歡的學校和最喜歡的專業，但是我的父母非常反對，我也十分左右為難。即使是機會相當多的大城市，想要靠這個文憑出去找工作，可能連自己都養不活，更不要說我還要照顧我的父母。所以我選了**大學的金融系。
很久之後的某一天我突然發現，我已經近乎心安理得地接受了這個事實，甚至有一瞬間對去了北大追求哲學夢的同學嗤之以鼻。
即使在我高三最忙的時候，我也湊著時間看完了劍橋中國史，而現在我已經有很久沒有看過一本歷史的書了，每天只是為了績點、獎學金和保研而去學我根本不喜歡的專業，去為一個體面的生活奮鬥。我也不是沒有考慮過轉專業，但是每次想到父母、想到將來我就退縮了。
最讓我害怕的還是，我真的開始感到心安理得了。我覺得自己的內心是撕裂的，一部分不甘心敗給現實，另一部分早就成為了現實的順民並由衷地感到輕鬆。
我曾那麼用力的追求過理想，它甚至可以說是我從小學到高中走下來最大的動力。可我那麼輕易，甚至連象牙塔都沒走出就放棄了它，從一個心懷天下的人變成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我覺得我就是那種思想不屑於與他人為伍，行為上卻害怕與眾不同的人，甚至思想上也開始害怕與眾不同了。
雖然沒有任何人會怪罪於我，但我自己怎麼去原諒自己呢？我是不是應該走出追尋理想的一步呢？
您好！
感謝信任。這個問題很大，剛剛求助了朋友圈，一位同齡校友反而留言說：「中年人擴大提問：如果品行、事業、愛情、志趣等理想紛紛敗給了現實，怎麼辦呢？」
她是我們這一屆的美女，如今竟也深陷其中。所以，您這個問題，個案又普遍、宏大且深微，我沒有答案。但我可以把自己這些年並不成功的親身經歷分享給您。這是經過一道道門從一個圈層到另一個圈層的故事，也許對您有一些參考價值：▼
和您一樣，我也來自一個勉強過小康線的家庭。
家在閩西山區一個小鎮。那是客家區，在我年少時，還很閉塞。閉塞到什麼程度呢？老百姓大多住在明清時期建的土樓、老街，拜著各種地仙，祭著各路鬼神，石頭神、樟樹神，某某娘娘，某某太保……老人們穿著對襟裝，女孩子不能上桌，餵雞趕鴨，男孩們練著土「拳法」放牛砍柴；吃瓜群眾在涼亭、風雨橋、墟場、大樟樹、打穀場偶遇，交頭接耳、家長裡短。
村村都有專職捕蛇人，在田間地頭和蛇蟲反覆折騰。姑娘們唱著山歌，比如「入山看見藤纏樹，出山看見樹纏藤，藤生樹死纏到死，樹生藤死死也纏。」挑頭的一喊，誰誰誰搶我們水了，誰誰誰破壞我們風水了，吃瓜群眾立即放下瓜，操起傢伙，轟轟地去，打將起來，然後轟轟地回，收拾殘局。期間的細節種種，可以嚼上許久。
如果把鎮上的公社、糧站、公園、電影院忽略掉，就是宋代南方大開發之後，近一千年一成不變的生活方式。
歲月靜好，三瓜兩棗。
九十年代初，我爸是個農民，個體戶，也做點跨省貨運小生意。有一次，他要從福建運一種精製煤到江西去，這種煤和江西的煤混著燒，效果更好，所以銷路不錯。我大概十二三歲，貪圖一路有可樂和菊花茶喝，跟車前往。
於是，我從一個閉塞的地方，第一次走向了大千世界。夏天，空氣悶，溼熱。一路無話。我看著四處的風景，哎呀，別人河裡的石頭為什麼這麼漂亮，別人的房子為什麼這麼好看，等著冰鎮可樂和菊花茶，等著西瓜和牛肉湯。
來自大千世界的教育，總是猝不及防。邊界遍布各種檢查站，來自各個部門、各個地方。木材檢查站、防疫檢查站、交通檢查站、菸葉檢查站（一個鄉鎮的菸葉，不能到另一個鄉鎮銷售），或者就是沒有名字的檢查站，有的地方，一個村就有一個站，放根欄杆就是了。剛開始，送上禮，賠個笑，就過去了。後來，要送的越來越多，有一個檢查站，站長勒令我們把所有的煤卸下來，堆在旁邊，等候檢查。
人力不夠，時間緊迫，我這個小孩也得一起幫忙卸貨。天熱，大人小孩的汗，流水一樣淌著，弄得灰頭黑臉。紅袖章就站在旁邊，板著臉，臉上是某種奇怪的笑容。
我不明白啊：為什麼要卸下來？卸下來再裝上去得多費勁啊。幸運的是，當時我爸恰好有一個朋友，認識這個地方縣公安局領導，打了電話後（那時電話也不多），話事人出面，我們送了禮，又放行了。我們把煤裝上去。下一站，又來一遍。卸下來，裝上去。鐵鍬把把我的手磨出了血泡。這個廢棄建築應該就是過去盛極一時的檢查站。攝影師楊飛作品這一趟下來，除去送禮花銷，沒賺錢，還欠下了人情。我從小是班長，高年級時還是大隊長，一向是學校裡帶小紅花的文明小標兵，但是，一路上想著爸爸不得不卑躬屈膝的樣子，氣得要罵人，他也曾經是一個驕傲的人啊。此時方知，什麼叫少年氣盛。 要到二十年多年，我才知道，這種現象被中央總結為「公路三亂」：「亂設卡、亂收費、亂執法」。如今經過整治，據說已是過去時，但卻成為我永久的記憶。
從江西回來的路上，我百感交集，到家後，仍未能平靜，最後，在日記本上，用單獨的一頁紙，很用力地寫了一句話：「改變我所不願的世界」。
這個「不願」，就是不願貨被莫名其妙卸下來莫名其妙裝上去，就是不願有人打招呼就過關，就是不願送禮就安全。在和我爸討論後，決定學習法律，將來成為一名法官，定分止爭、主持公道，當個「青天」，當有一個像我一樣的人找我求助時，我可以幫助他，把惡徒關到牢裡去。
這就是我的少年理想，源自一個外部世界對一個閉塞世界的刺激教育。
然後是埋頭讀書，高考時，我報考的，全是政法院校，不圖什麼，圖個繩之於法。恰好，那時，最高決策層提出「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將「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改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一字之改讓我興奮不已：按照文明進程經驗，中國將從工程師治國的時代走向法學家治國的時代。
原來，我這個山區少年的理想，也是國家的理想。多好啊！
我乘了二十來個小時綠皮車，穿著一雙拖鞋，到某個在湖邊的政法大學報到。當時的我，把大學生活當做我實現理想前最後的休整。大學四年，在學校我就泡在圖書館，偶爾找老師探討一點人生，在假期就漫遊全國各地，每個假期都在徒步中度過，比如去甘肅徒步尋找古長城，更多的是在各省山野農村漫無目的的瞎跑：就這樣，度過了一個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大學生生活之後，畢業要找工作時，我忽然傻了。因為，在了解各國法治社會歷程之後，我非常清晰地看到兩個詞：艱難、長期。艱難，難在要有犧牲；長期，長到我有生之年都看不到理想法治社會之實現。照眼下這局勢，如果我這樣一個來自山區的青年，按照原計劃去做一個法官，大概率是被摁在地上反覆摩擦，乃至摩擦成灰。偉大的馬克思他老人家雖然說「法官是法律世界的國王，除了法律就沒有別的上司」 ，但這顯然是一個理想主義書齋學者偶爾福至心靈的天真言論，當目標可以，當現實就太不現實了。
這些道理其實之前就明白，但是，當站在選擇飯碗的關口，才會感覺到它有多麼刺激。比起當年檢查站所給與的教育，這一次的壓力更加赤裸裸、雷電交加，讓我夜不能寐。
不再相信曾經相信、曾經支撐自己的那一切，一刀刀親手把自己肢解，還得笑出聲來。大概就像您現在所處的階段吧。您說「我曾那麼用力的追求過理想，它甚至可以說是我從小學到高中走下來最大的動力。可我那麼輕易，甚至連象牙塔都沒走出就放棄了它。」我也是。我當時焦慮到什麼程度呢？莫名其妙得了十二指腸潰瘍，然後住院了。嚇了朋友們一大跳。這是我人生迄今唯一一次生病住院。我希望你不要重蹈我的覆轍。
就這樣，臨門一腳之際，我決定轉行。
去做什麼呢？理想無法實現，就退而求其次吧。我注意到，法治的突進，有耐於信息的充分流通；歷史上，法治社會的轉型，與媒體的發展息息相關，衝在最前面的往往是媒體人，而不是法官。媒體人要從記者做起，而記者並非主流職業發展軌道，但我想，恐怕我們這一代人，都要接受做一個鋪路石的命運。既然註定是一塊鋪路石，什麼石頭不是好的呢？
我和身邊的好朋友說：咱們要分道揚鑣了。
這個選擇耗費了我不少個夜晚。當我下定決心的時候，偏偏就是這麼恰好，《廣州日報》招聘團來宣講。我去武漢大學聽了宣講會後，不禁心潮澎湃，因為他們領導承諾多少年內可以買房買車。完全出乎我意料，記者不是很窮的嗎？竟然這麼有錢？那豈不是更好？（現在看，當時是傳統媒體最後一個高峰時刻）
然後就參加了《廣州日報》考試。這是我參加的第一個招聘，看到卷子立即傻眼了，很多題目根本讀不懂，比如「請根據這段話寫出肩題。」讓一個天天讀王澤鑑史尚寬的人，去答範長江普利茲的卷子……好吧，尷尬。所以，我一出考場，就去買一份報紙，想弄明白：到底什麼叫做「肩題」。
考試失敗了。
著急啊，幸運的是，偏偏就是這麼恰好，我在招聘會上偶遇了江蘇《淮安日報》社長。社長很儒雅，從某縣縣委書記轉崗過來，對媒體管理有獨到見解。很巧，那一天我們很投緣，談了有一個小時，大概是因為我們都不是新聞科班出身吧。然後，他說：「小黃，你來吧，淮安歡迎你！」
後來，報社派了一輛依維柯，車開到了宿舍樓下，我提了一個大麻袋書，爬了上去，和幾位武漢的同年畢業生，直奔江蘇。我的行李中，很少衣物，大都扔了，但是，專門保留了那雙入學時穿到武漢的拖鞋。在離開1號宿舍樓的時候，我控制不住淚水在眼中打轉：我曾經的理想，我的法官夢，就在這裡離我而去了。
就這樣，好不容易進了法律的門，又從這門裡，乘著依維柯出來了。這是我完成的第二次人生選擇。
進入江蘇地界，同車帶隊的是總編輯趙總，人很好，請我們吃盱眙十三香小龍蝦，以盡地主之誼。一上桌，每個人面前放兩個小碗，都是白酒，今世緣牌。江蘇白酒講究「三溝一河」，雙溝、湯溝、高溝和洋河，都來自原來蘇北淮陰，今世緣是原來的高溝。白酒論碗喝，還是兩碗兩碗喝，瞬間刷新了我對社會人喝酒的認知。
社會你好！
那一年，是非典年，也是淘寶創始年，整個社會瀰漫著一種特別的氣氛，似乎有很多事情被抑制了，又似乎隱隱約約有很多事情要破土而出。
報社旗下有三份報紙，日報、晚報、商報，我剛剛入行，幸運地拿了兩個獎，淮安市的一個新聞獎和江蘇省的一個晚報評論獎，然後，一位比較欣賞我的副總，在一個單獨喝茶的場合說：「小黃，有更好的機會就去吧。」
那時，我女朋友即將畢業，說要回湖南。偏偏就是這麼恰好，湖南《瀟湘晨報》第一次面向全國招聘，長沙另一家報社也大招聘，他們即將展開湖南歷史上最後一次都市報決戰。於是，工作八九個月後，我辭職了，來到湖南參加考試，幸運地都過了關，選擇了《瀟湘晨報》。
就這樣，從江蘇，穿過了一個門，走進了湖南。
在這裡，「小黃」變成了「老黃」。三四年後，我感覺需要到一個全國視野的平臺，於是第二次提出辭職。偏偏就是這麼恰好，新華社旗下的《瞭望東方周刊》在要人，還是考試，我幸運地過關，又幸運地遇上了非常好的領導，竟然可以在完全不送禮不走關係的情況下，奇蹟般地從調查新聞部副主任到財經新聞部主任，然後有了那時還並不常見的主筆頭銜。在這裡八年之後，我去了網信辦系統的《網絡傳播》做了一陣執行主編、然後參與一家新媒體新聞機構（無界新聞）創辦，負責採訪編輯板塊。
離開《瀟湘晨報》之前，我給社長龔曙光先生留了一封信，感謝報社栽培之恩。他當時已經任職更高崗位，未有閒暇，就寫了一封回信給我。信用舊式豎排信紙手寫，派人用大信封送來，兩頁，很懇切，大意是：看到你，我想起自己年少時充滿理想主義的時光，如今，要走得更遠，我們都要堅持，也要學會「和光同塵」。
和光同塵來自《道德經》。自那之後，離開了長沙，我再未有機會見過龔社長。在很多時候，我也在想，到底做到什麼程度，是和光同塵？以及，我們和光同塵，到底是為了什麼？
在這個和光同塵過程中，我會如您的來信所說「變成現實的順民並由衷地感到輕鬆」嗎？會「從一個心懷天下的人變成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嗎？
工作之後，我改變過很多人的命運。比如，十年前，是我做記者的高產期。我曾經發表了一篇很小的稿件《一個小企業的送禮日記》，湖南省婁底市政府就發文件給我：報導之後，我們已經懲處了24名幹部。我的記者生涯代表作是《湖南衡陽人大代表賄選調查》，這個調查過程跌宕起伏，持續經年，後來，又換屆了，中央嚴肅查辦當地五百多名人大代表以及相關幹部，判刑的判刑，撤職的撤職，這是中國大陸的第一個賄選報導，一個地震。
如此種種，數不勝數，我一度非常驕傲，感覺自己「殺出一個黎明」，提劍四顧是個人物了，似乎有什麼在向自己招手：哎呦，你好棒哦！
不過，一種莫名的焦慮困擾著當時的我，我並不知道這是為什麼，來自哪裡。
有一次，某省一個強力部門派了一個小組到長沙來調查我，從我的大領導一路往下，一直調查到我的親屬，各種行程，大動幹戈，花了一個月時間，很是折騰。最後，工作組和我吃飯，說：黃記者，查清楚了，一場誤會，不好意思，估計給你帶來不少麻煩。我一臉懵懂，也有幾分不爽：怎麼回事？原來，當地有一批人，涉及到一個房地產開發商不法行為，到首都去了，然後被當地在京人員帶到一個賓館，過程粗野，其中一人大喊：「你們不能這樣，黃記者會為我們主持公道的。」這些人大驚，問黃記者是誰，然後層層上報。因為所關者大，所系者緊，又在異地，領導派員來務必查個水落石出。我看了當事人照片，確實不認識，又看事情經過，也完全不知情。根據當事人後來所述，是因為我曾經在當地做了一個有影響力的報導，引起高層關注，幫助了一個被槍殺的農民工，於是，當地一些人風傳有一個「黃記者」能量極大，情急之下，拿出來護身，沒有見過面也顧不得了。
這個事件，讓我幾乎想起了少年時的理想：主持公道。看來，我好像在回歸？直到有一天，我整理物件時，發現自己存有不少錦旗，其中有許多浮誇之詞，就在一個剎那間，我似乎忽然明白了什麼：不是我在改變這些人，而是這些人在改變著我，不是我在改變著世界，而是世界在改變著我。正如前述烏龍調查事件，這種所謂的「名聲」，真的是我所要的嗎？這些利益之爭真的有多大意思？後來，我把這些錦旗都放棄了，我開始寫博客，並起了一個名字——「寫給未來的一封信」，是的，我努力不再糾結過去，而試著想像未來。那一年，我女兒出生，我給她起了一個小名「尋尋」，因為，人生的方向和意義，都要自己去尋找，不管是我，還是她。
現在回望，這是我的第二次人生理想的盤整期。
2013年1月，正熱衷於馬拉松的我，邀請了十來位大學同學，在廈門馬拉松聚會。當時，我提了一個宏大的主題「愛自由」。安得促席，說彼平生。豈無他人？念子實多。在篝火邊，我十年來第一次探討了人生，以下是當時記錄的原話，有點肉麻：「回想沒有和大家在一起的這十來年，幹了很多事，但更多的是為生活工作奔波，四處轉戰，埋頭做事，很少停下來認真思考，整個人被攪入了社會大體制的機器之中，沒有機會傾聽自我內心，以至於忽視了自我，甚至迷失了自我。這些年來的一切，被動性很強，常常被社會環境所左右。而這個社會的一切，往往是約束一個人的自由的，不論是自由的思考，還是自由的行動。以往自我感覺強大的內心，也越來越弱，正如一堆篝火，長期沒有添柴火，火苗越來越小了，溫度越來越低，熱情越來越淡。」
「這短暫的一生如果要過得有意思，有意義，有勁，能久遠，一定要是一個自由的人生，一定要在每一次重要的選擇上，都首先傾聽自我，堅持自我——要做一個什麼樣的人。」
同學們也一起肉麻地回顧了十年來遭遇與感觸，隨後便陸續散去。當時，我追求「無用」。這種肉麻的回顧意義重大。直到今天。在我朋友圈的朋友會注意到，我都還在用那一天的篝火圖片作為朋友圈封面：
2016年3月初，我的一位同事，恰好畢業於您曾經夢想的目標北大，她和我們一起在北京朝陽門附近一個湘菜館「吉祥鳥」吃飯，席間很認真地問：「黃老師，如今媒體形勢這麼糟糕，我們如何自處？」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我的回答，因為這恰是我思考已久的問題：營造一個小氣候。
那幾年，我已經不再提及少年時那句「改變我所不願的世界」，在一段時間的寫作中，也很少使用任何之前非常偏愛的宏大詞彙，比如2013年那樣的「愛自由」，而偏愛具體而微的細節。比如，在2015年記者節，我作為主編，寫了一篇社論《我最想與大家分享的，是對這個世界的好奇》，凸顯的最大詞彙也只是「好奇」。
生活是如此的複雜，我們不要試圖去改變世界，不被世界改變就是勝利，如果說，我們還有一些理想，那麼，我們就努力營造一個小氣候，當每個人身邊都營造了一個美好的小氣候，最後大氣候自然就會好。
某種程度上，我們還要警惕一些理想的毀滅性。讀歷史，我們會發現，很多人曾經以崇高的理想為目標，竭盡全力地締造未來，結果呢，不知不覺間，卻創造出一個與目標截然相反的現實。這種悲劇，恐怕比理想早早破滅還要來得痛徹心扉。
這位同學的這個問題，問得很是時候。
偏偏就是這麼恰好，在接下來一段時間，我得到了一個被迫面壁的機會，在一個沒有自由的特殊空間完全與世隔絕，並承受特別的壓力。在這個極端環境中，各種宗教和理念在衝刷著我。過程省去不敘，總之，我反覆思考，最終接受的是四個字：日拱一卒。 從此引為信條。
「理想」其實有兩種。我們常常說的理想，往往是我少年時那種改造世界的理想，但是，還有一種更重要的理想，我認為是真正的理想：率性而為、自我完善。一個人昨天做了一件很贊的事情，不等於今天仍然很贊，今天仍然需要接受考驗。一個人的天賦秉性，是否得到充分、淋漓盡致的發揮？每一天都是一次磨礪，任何一次鬆懈，都是理想的崩塌。關切當下，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我以為：生活的一切秘密，都在「日拱一卒」之中。
呦呦鹿鳴四個字，取自《詩經》小雅第一篇，代表賓主飲宴、探求大道，共同分享、其樂融融的場景。我把它作為我個人微信公眾號的名字，恰是對少年時那個理想的中和。那之後，我很少用自己的本名，而以呦呦鹿鳴的鹿鳴君自稱，並確立了寫作定位：「日拱一卒、只為蒼生說人話」。這句slogan，前半句向內，後半句向外。
我的二女兒，在我回家之際出生，我給她起了小名「呦呦」，一個自由自在歌唱的場景。它和我大女兒的小名「尋尋」，反映了我個人在不同的人生階段對理想的不同理解。
隨後，我選擇離開北京，來到上海。並進入了企業。又一年，我出來創業。在2016年後，我一度把我的小團隊，叫做「小氣候團隊」，也就是營造一個小氣候的實踐。
創業這一年多來，很不成功，沒有成績。我先後嘗試了馬拉松項目運營，版權印內容確權系統開發、健康食材供應、名師教育課程開發等項目，有的做著做著失敗了，有的一開始就失敗了。當然不要說其他許多紙面上的完美暢想了，比如，我曾經設想做一款完美的馬桶。商業計劃書之多，恐怕也是少有的，無數次頭腦風暴中，我都曾有成功的幻覺，仿佛無數次登上了人生的巔峰。曾經有一位和我一起暢想未來設想的同學，出國讀書又回到了上海，繞了地球一圈了，竟還沒見到我的成功。
我最初時建了一個很小的群「一秒鐘幾十萬和他的朋友們」，這個「一秒鐘幾十萬」就是我，代表著致富成功夢想，實際是，我團隊一年的收入還不及我之前的年薪，還把積蓄都花完了。這個群就成了專門負責互相嘲笑的群，常常上演小型尷尬現場。
在世俗意義上，我是失敗的。您提出了一個問題：「雖然沒有任何人會怪罪於我，但我自己怎麼去原諒自己呢？我是不是應該走出追尋理想的一步呢？」如果看我這一年多的業績，同樣也可以提這個問題：確實也沒有任何人怪罪於我，即便是這一年多給過我很多支持的師友，但是，我該怎麼去原諒自己呢？我是不是應該走出這一步呢？
不過我不會問自己這個問題。因為，日拱一卒的精神，也意味著率性而為。嚴格說，我們追求的不是一個結果，而是這個過程：我們是否堅持了底線？是否保持每天進步一點點？ 我覺得我做到了這一點。
說點其他有意思的事。2017年初，我在呦呦鹿鳴公眾號上發起了「每天一千字」，踐行日拱一卒的理念，迄今，已經過了16季，有數百人參加了。過去半年來，我寫了很多文章，確實幫助了很多人，比如關於山東疫苗事件的19篇文章，關於甲醛問題的「九百個故事」，還比如被拆遷戶，腐敗的廳長等等。有些文章還刷屏了。文字仍然是有力量的，這些文字仍然改變了不少人的生活，但是，更重要的是它對我本人的改變，正是在這些公共寫作過程中，在這個做「無用」之事的過程中，我確信了我自己：仍有日拱一卒的堅持。即便在最困難的時候，我也沒有放棄過，雖然很少有人知道。
偶然看到來自蘇東坡的一段話：「我一生之至樂在執筆為文之時，心中錯綜複雜之情思，我筆皆可暢達時。我自謂人生之樂，未有過於此者也。」我很認同，並補充一點：當寫作又堅持了一天，我便得到了又一重的快樂。
如果我們的人生理想，是關於自我完善和率性而為，那麼，關於社會實際問題的困縛，就不是問題了。在任何社會條件下，我們都可以追求這樣的理想。比如，您學金融，金融中也有您熱愛的歷史。一部世界史，何嘗不是一部金融史？通過金融，難道不也有助於幫助他人，完善自我？ 專業，僅僅是工具，我們終究不至於被一個工具控制了一切。
一個人，即便在現實中一敗塗地，仍然保持對未來的憧憬，即便生活的真相鮮血淋漓地展現在面前，仍然有樂觀堅持下去的勇氣，這就是理想主義。也許我一度動搖過，懷疑過，妥協過，被人嘲笑過，但我始終相信，理想主義永遠不會過時。問題只在於，你如何看待理想：它是一種不合時宜的處世選擇，還是一種面向內心的生活態度？世界會在不同的人中，呈現不同的面貌，而擁有夢想/理想的人，將看到最豐富的那一面，再也沒有比這個更幸運的了。
在一個理想主義者的眼中，每一天，我們都身處一座慶賀的禮堂。
如果你認真看，你會注意到，我前面的敘述中，用了好多次「偏偏就是這麼恰好」，是的，直到今天，回望過去，我才注意到，雖然我以一種理想受挫的悲情踏入社會，而且常常被沮喪纏繞，但其實好運總是眷顧著我。大概是因為，好運總是眷顧一位理想主義者，即便他的理想，是那樣溫和了。即便我看到了無數的社會陰暗，但我遇到的每一個領導，都特別正派；我遇到的每一個夥伴和客戶，都充滿友善陽光；而我每一次山窮水盡之際，都會獲得朋友的幫助。
我曾經說，這個社會最為彌足珍貴的一點是「陌生人的善意」，而我幸運地得到了特別多。正是因為這身邊的一點點善意，我這個一無所有的山區少年，在這二十年中，在福建、湖北、江蘇、湖南、北京、上海幸運地生活過來了，我見證了波瀾壯闊的歲月和悲歡離合的故事，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偶爾還能力所能及地幫助別人。寫到這裡，我想了想我身邊的同齡朋友，他們很多人都像我，像我一樣是個理想主義者，也像我一樣幸運，甚至更幸運。
我依然沒有改變我所不願的世界，沒有實現少年時那個支撐我的理想，也依然不富裕，我只是，與自己和解了。如果理想主義者是被世人永遠嘲笑的那一類人，我願意永遠被嘲笑下去。人們終將發現：
即便卑微如螻蟻，日拱一卒也是莫大的力量；即便身處鐵屋暗室，心中亦可光明如日月之炳炳。
不知道是否對您有所幫助。祝順利！我把這封回答，分享到呦呦鹿鳴，也祝所有閱讀本文的朋友，吉祥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