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司法部控告耶魯大學，稱其「在本科錄取過程中，存在基於種族和國家來源的歧視行為。種族在每年幾百起錄取中起到決定性作用。」
此種控告，和川普政府在種族問題上的立場一致，亦即他們不支持照顧少數族裔、有損於白人群體利益的任何政策。目前我們尚且不知道司法部是否掌握了確鑿的證據，在訴訟中勝出。要知道，耶魯的法學力量十分雄厚。司法部也不乏他們的自己人，搞不好官司打起來，是司法部的耶魯校友律師團，和耶魯自己的法學精英對陣，官司打成了校友會的辯論會。但無論怎樣，此消息是本屆政府歪打正著，罕有的對華人有利的消息。
在僱傭和招生中的「正向行動」（Affirmative Action，或譯種族優惠行動）是歷史上的老問題，但近幾年來頻頻浮現，屢次成為新聞焦點。這有三個原因：
第一，近些年來美國種族關係緊張，正向行動是和種族緊密掛鈎的，無法不進入人們的視線。但對種族問題來說，正向行動已經成為撕裂種族的一個問題，而非促成優才主義（meritocracy）的一個答案。
第二，美國近些年人口結構（demographics)大尺度變化，過去的催生優惠政策的土壤，已經不復存在。在大的族群中，白人人口在下降，西裔人口則增加了很多。「少數族裔」的現實在發生漸變，多數和少數族裔的界限變得模糊不清。在我們所在的德克薩斯一獨立學區，西裔人口比例，已經超過了白人。對傳統的白人族群來說，優惠政策使得他們機遇受到進一步擠壓。
第三，在黨派政治上，民主黨多支持正向行動，而共和黨多反對。對民主黨來說，支持種族優惠，有助於爭取傳統上屬少數族裔的選民。而共和黨反對，也是一回事，是為了更加穩固反對優惠政策的選民，在結果上，順便也爭取了亞裔選民。很多海外華人在這次選舉中極其支持共和黨，不乏有對優惠政策反感這層考慮。美國的民主黨應重新思考自己在這個議題上的態度，適當割裂，以免讓它繼續造成包袱。時代不同了，不能刻舟求劍。
不管司法部的訴訟勝負與否，未來的訴訟和糾紛都會增加。司法部的訴訟還是罕見，過去有不少針對優惠招生的民間訴訟。例如，白人學生阿比蓋爾·諾埃爾·費舍(Abigail Noel Fisher) 訴訟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的官司，一直打到了最高法院，後原告敗訴。現在情況已經變化，此結果可能會面臨被推翻。在美國國會，已經有足夠的票數，讓川普新推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選人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順利上任。如此一來，最高大法院保守派將佔絕對多數。目前人們的關注點主要還是墮胎問題，種族優惠舉措很少有人去提。傳統上保守派是反對這種優惠的。在未來的幾年，無論是川普還是拜登上臺，這些優惠舉措在司法體系下，都會面臨挑戰，甚至有可能在美國全境成為歷史。
那麼，這類訴訟及其後續發展，對美國亞裔社區，以及中國學生來美留學會造成什麼樣的衝擊? 對於斤斤計較於考名校的華人學生（包括中國留學生、海外的亞裔學生）及其家庭來說，這應該是一個引起很大震動的消息。奇怪的是，今年中文媒體對此幾乎沒有報導。畢竟這個2020之秋是個波瀾壯闊的多事之秋，這種事擱在當下，連個漣漪都不會出現。
另外，美國亞裔社區和來自國外的亞洲留學生，在入學時面臨的機遇和障礙都不盡相同。中國學生來美留學，是作為國際留學生來申請的，和本土生（包括亞裔）走的不是同一個渠道。很多美國大學本土招生和留學生招生，是不同的團隊在負責的。留學生的獎助學金名額很有限，不佔資源，反而是學校收入。同樣資質的學生，作為留學生申請名校機會可能更大一些。耶魯訴訟對他們不會造成太大影響，對他們造成影響的主要是美國的移民和外交政策。眼下，有些學生（如軍事背景和敏感專業的）根本不要考慮申請美國，申請了能否拿到籤證也難。更進一步說，中美教育交流過去是滔滔江水，而今早已成了涓涓細流，甚至露出河床了。面臨疫情和中美關係的緊張，去美留學已經不是很多人的選項。今年六月，僅八名留學生獲得赴美留學籤證，而去年同時期，這個數字是34001. 可以說無論訴訟結果如何，對來美國留學影響都不會很大。
影響更大的，應該是美國本土的亞裔學生。若耶魯等學校敗訴，此案將成為新的判例。此後，至少那種顯性的種族配額，會失去繼續存在的土壤。這種結果，是值得期待和慶賀的。
是否會有隱形的、更難以捕捉的新的考慮，則難以預測。美國高校文化的變更，則非一日之功。目前，美國高校崇尚多元化（diversity)和包容（inclusiveness)，甚至將其置於其他一些原則之上。多元與包容這些原則總的來說我非常支持，也覺得應該這樣。但是在執行上，高校管理者和教職工可能過於狹隘地理解多元和包容。
多元和包容，不應該只是按種族點人數，像數豆子那樣對付人，僅作量上的調整，而在課程內容和教學設計上，都毫無變更。例如，他們可以招很多亞裔學生過來，可是你的文學選修課中都沒有一部亞洲作品，全是所謂「死去的白人」的經典，如何體現多元和包容？
另外，美國高校之間排行的暗戰，戰場之一就是「多元化」的指標。包括《美國新聞和世界報導》在內的排行，在多元化上的指標上，目前也比較機械，主要是看數量和比例，而不是我上面所說的文化的變更。例如，《美國新聞和世界報導》的排行中，有兩項指標是和「社會流動性」（social mobility)相關的，蓄意要多招拿佩爾助學金（pell grant）的學生，而傳統上拿這種助學金的學生，多屬受惠於種族照顧政策的群體。這種指標就是指揮棒，鼓勵高校多用優惠思維下的一些因素，去指導自己的招生。僅看數量和比例，當然會造成傳統少數族裔招得越多，越有助於大學的排行。這種排行的遊戲，造就了種族配額這種表面文章的存在和甚至濫。這個未必就是政治問題，而是《美國新聞和世界報導》這些機構，過度影響高校決策所致。
也就是說，華裔學生，或許可以藉助法律手段，打敗傷害自己的種族優惠舉措，但是能否克服校園文化裡的隱形不公，則需要未來多年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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