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趙蘊嫻
編輯 | 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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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年頭上網發言，總要擔點被人抬槓的風險，既沒有道理可講，又不敢開口大罵，怕落下個「不文明」「沒形象」的把柄。不過最近，詩人餘秀華的微博成了一本「髒話反槓指南」。8月14日，餘秀華在微博上寫了一段向歌手李健表達愛慕的文字，不出所料，很快就有好為人師的網友批評此舉是對別人的「打擾」，「喜歡可以放在心裡」。與大部分公眾人物的隱忍沉默不同，餘秀華迅速以髒話回擊，在受到「公眾人物怎麼不講文明」的指責和「封博」警告後，更是愈罵愈勇。
餘秀華的微博截圖
幾乎每個人都聽過髒話。一百年前，魯迅就曾寫道：「無論是誰，只要在中國過活，便總得常聽到『他媽的』或其相類的口頭禪……假使依或人所說，牡丹是中國的『國花』，那麼，這就可以算是中國的『國罵』了。」但不論是一百年前還是現在，髒話因其粗鄙下流，一直被視為透明的禁忌：我們不能把髒話拿到明面上講，不能公開嚴肅地討論髒話，雖然髒話無處不在。
人為什麼會說髒話？髒話為什麼總是牽扯到性？「國罵」為什麼要罵娘？不同社會身份的群體使用髒話的頻率真的天差地別嗎？髒話的形成和延續絕非「約定俗成」那麼簡單，口出髒話，也不一定是所謂的「教養」「素質」問題。魯迅在《論「他媽的！」》中提出，問候祖宗十八代，是庶民對「祖宗餘蔭」和「口上仁義禮智，心裡男盜女娼」的反抗，這與澳大利亞語言學家露絲·韋津利（Ruth Wajnryb）在《髒話文化史》中對髒話與社會禁忌關係的研究遙相呼應，兩人對不同情境下髒話用途和具體含義的細分也有相似之處。
借用以上二者的研究，本文嘗試將髒話當作一種文化現象加以考察。這並不是要為髒話「正名」，而是為了正視髒話以及髒話所折射的現實。魯迅既認為「他媽的」是一種反抗，同時又警惕其卑劣，韋津利雖然對非詛咒性的髒話持較為輕鬆的態度，但她也犀利地批判了髒話系統對身體——尤其是女性身體——的下流化。
是清滌還是惡言？人為什麼說髒話
即便是在學術領域，如果有人宣稱自己要對髒話進行深入嚴肅的研究，這人聽起來可能就不那么正經，借用文學批評家黃子平對魯迅髒話研究的形容，這叫「學匪派」的思維方式。許多人認為，罵髒話是一種下流的直覺，它雖然難聽，卻翻不出什麼新意。比如那個在英文中以F開頭的動詞，環球同此一罵，可見髒話不但粗鄙，還很呆板。就連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也認為，髒話咒罵是「最約定俗成、照章應卯的行為」，對社會研究而言，這種「套用公式」的行為沒有任何價值。
露絲·韋津利為髒話著書立說，可謂冒天下之大不韙。在她看來，罵髒話能夠精準地達成意義，絕非套用公式，說出一個約定俗成的髒話詞彙那麼簡單。同一個髒話詞彙可以表達多種意思，造成不一樣的效果。要分析人們罵髒話的動機和後果，需要把口語行為放置到特定的環境下去考察。
《髒話文化史》
露絲·韋津利 著 顏韻 譯
文匯出版社 2008-2
我們可以用魯迅所說的國罵來想像以下三個場景：第一，某人不小心撞在了電線桿上，低聲咒念一遍國罵，很顯然，這句髒話不是針對任何人言說的，韋津利稱之為清滌型咒罵，意在宣洩情緒、釋放壓力；第二，兩個朋友到了約定的地點，招呼一句「喲，你來啦」，並在其中悠悠插入一句國罵，按魯迅的觀察，這是以髒話進行社交，效果幾同於「親愛的」；第三，如果兩個人發生爭執，當街怒喝一聲國罵，並質問對方想做什麼，這無疑就是惡言型咒罵了。
儘管髒話不雅甚至惡俗，但若認為所有的髒話行為都是冒犯性的攻擊和詛咒，與實際狀況不符。對有些人而言，「適當的」髒話不但沒有損害人際關係，還是對相熟程度的一種確認，它可以軟化氣氛，消解禮貌所製造的距離感。在清滌型咒罵中，真正產生作用的是言說行為，髒話就像嘆詞一樣沒有語義。人們選擇使用髒話，是因為其情感強度可能比一般詞語更高，可以更有效地排遣壓力、憤怒和焦慮。
韋津利引用的一則漫畫很好地解釋了髒話情感強度的來源。畫中，一位老太太俯身詢問小男孩為什麼哭泣，男孩回答道：「因為我年紀不夠大，還不能咒罵。」哭泣是人類情緒湧動，暫時溢出自我邊界的表現。當社會把某些詞視為禁忌時，這些詞也就擁有了禁忌的象徵力量，從而獲得更高的情感強度，用於展現或者製造邊界的破裂和摩擦。畫中的小男孩認為，同樣是說話，但只有說髒話才能代替哭，正是這個緣故。惡言咒罵也是利用髒話的象徵力量來挑戰聽者。
雖然餘秀華在微博上的髒話是針對特定的人而言，但它和純惡意的咒罵仍有差別。英國詩人柯勒律治認為，有些惡言咒罵其實更傾向於清滌咒罵，只是有「倒黴的聽眾」恰好承受了怒火而已。被餘秀華髒話辱罵的網友當然不是無辜的倒黴蛋，但她的回擊的確起到了清滌作用，宣洩了自己因受無端說教產生的怒火。更有趣的是，對於許多旁觀聽眾而言，餘秀華的髒話有力地鉗制了「鍵盤俠」，有一種「以惡制惡」的快感。但細想之下也令人沮喪：網絡世界越來越不重視說理，「槓精」已經掌握了一套溫良恭儉的語言四處指點江山，除了看餘秀華破口大罵，我們竟毫無辦法。
當社會把某些詞視為禁忌時，這些詞也就擁有了禁忌的象徵力量。來源：視覺中國「國罵」為何罵娘？髒話背後兩種模式的禁忌
「一飯三遺矢」，趙王使者雖然沒有直接用「屎」來罵廉頗，但讀來也頗有侮辱性意味了——不光暗諷其年老無能，還特地挑選了排洩活動作為例證。排洩在許多文化裡都是惹人厭惡的話題，我們在史書上讀不到以「屎」罵人，所見的不過「豎子」「死公」「老狗」爾爾，大抵如魯迅語，「士大夫諱而不錄。」
諱而不錄，是為了淨化的緣故。但士大夫們或許不曾想見，禁忌的力量把他們眼中的骯髒之物捧成了伊甸園裡的蘋果，越是禁忌，就越有吸引力。唯一不同的是，排洩物本沒有蘋果那樣的魔力，它能促成挑戰社會權威的離經叛道，完全是「士大夫諱而不錄」的結果。一出口又是大忌，想把嘴牢牢堵上，卻發現它比以往更蓬勃。如此往復循環，排洩物就成了天生的髒話。髒話裡多用性與性器官，也是如此。
文化觀念上的禁忌可以解釋上述現象，但父母祖宗既不汙穢，又沒有人「談之而色變」，何以成為國罵中的關鍵呢？
禁忌的力量，不單來自權威不允許做什麼，還來自權威本身。沒有什麼比「上帝」「耶穌」更潔淨的了，但在英文中，這些神聖的詞卻頻頻作為瀆神的咒罵之語出現。韋津利注意到，許多宗教都曾嘗試禁止使用神明之名，猶太教將上帝之名寫作沒有元音的YHVH，沒有任何人知道究竟應該怎麼發音，聖經十誡裡也說：「不可妄稱耶和華你上帝的名。」上帝是宗教權威最核心的象徵，為了繞開這個過於強大的禁忌，人們發明了許多意指上帝的委婉語（例如golly、gosh），這些詞語卻紛紛淪為情緒性的髒話，直至「上帝」「耶穌」也成為人們撞在電線桿上時最尋常的一句咒罵。
在許多文化裡，髒話大多與排洩物有關。來源：視覺中國
國罵的歷史究竟如何，由於「士大夫諱而不錄」，今人已不可得知，但總還有些許線索。《廣弘明集》裡有一段對話，「邢子才……以為婦人不可保，謂元景曰，『卿何必姓王？』元景變色。子才曰，『我亦何必姓邢，能保五世耶？』」論婦人不可保其貞潔、敗壞血統正宗，謂人「何必姓王」，用下流話來說，就是罵人「孫子」，自稱「爺爺」「祖宗」，高呼國罵。魯迅以為，晉代以降，門第壟斷社會，「祖宗」是高門子弟的唯一護符，「『祖宗』倘一被毀，便什麼都擺倒了」，以血統來攻擊高門貴胄，戰略上「可謂奇譎」。即使是門閥衰落後，家世宗族在中國社會文化裡仍然是權威的重要來源，用國罵攻擊門楣的人，一朝得勢，也要尋一個名臣雅士做先祖，修家譜，扮演新的「門第」。因而到了現在，國罵也依舊流行得很。
雖然如魯迅所言，國罵博大精微，「上溯祖宗，旁連姊妹，下遞子孫，普及同性」，不專以「媽」為限，但為什麼「媽」「姥姥」和「奶奶」更為常見？人們會罵「狗娘養的」，卻沒聽過「狗爹養的」。一種解釋大約如邢子才所講的「婦人不可保」，認為女性可以在受孕一事上欺騙男性，對於父系社會來講，女人不貞會導致家庭財產、權力的流失，要用血統正宗來攻擊人，自然是從女性下手更容易。辱人母親，就是當了別人的祖宗，把自己供在了別人家的香臺上。
男人畏懼女人的性能力，所以要通過咒罵加以詆毀壓制，聽起來倒像是父權吃了虧，憤起反抗。韋津利講了一個笑話：「公狗為什麼舔自己的卵蛋？因為它舔得到。」
奪回「髒話」：出人意料的髒話能夠抵消其自身惡意嗎？
罵髒話近乎於特權，又是一種自我墮落。社會對男性和年長者罵髒話的容忍度更高，但無論男女，口出髒話都會在一定程度上被視為「下等」。人們把底層社會身份同「下等」聯繫在一起，故而覺得工人農民說髒話是常理，受過教育的人說髒話就是自甘墮落。季羨林在《清華園日記》裡口出穢語，人們非但沒有感到冒犯，反而誇他率性可愛，大概因為這本日記出版時，季羨林已經是個頗具聲望的老人。如果在他還是個毛頭小子的時候給人看到這麼多國罵，不知道會不會有人講他「有辱斯文」，配不上清華北大。
季羨林在《清華園日記》裡的「國罵」
餘秀華的髒話之所以有力，除了她對髒話語言的巧妙運用，還部分得益於她的女詩人身份。「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餘秀華詩歌最初的走紅，便是與中國詩歌傳統中女性典雅、矜持形象的決裂。她出身農村，身有殘疾，本就顛覆了人們的「才女」想像，在成為詩人後，又把某些人眼中「下等人的粗鄙」帶到了詩歌的神聖殿堂。英國人類學家瑪麗·道格拉斯（Mary Douglas）認為，與強調個人角色的社會相比，地位角色型社會更傾向於要求每個人依照地位角色要求來行動，維護紀律和秩序。在這樣的社會裡，不管人們私下如何，面向公眾時，髒話作為異端總要受到嚴格的把控，女詩人就應該表現出自己作為知識分子的涵養，以及作為女性的端莊。但餘秀華詩歌中赤裸的情慾、社交媒體上肆意的髒話持續違反著社會對這兩個角色的既定期待，她通過觸犯禁忌而身獲禁忌力量的加持。
女性在社交媒體公開使用侮辱女性的髒話，以一種尷尬的方式打破了男性咒罵的特權。一些女性主義者主張，這種「奪回」可以通過誤用、扭曲原意的方式抵消「醜惡事物的女性化」。Vittu在芬蘭語中是個意指女性外陰的古老詞彙，一些年長的人聽到它仍然覺得是句咒罵，但在年輕人之間，vittu已經衍生用於稱呼「煩躁」「不友好」或者表示驚嘆的意思。「酷兒」（queer）一詞原本有恐同的含義，但現在已被許多同性戀者用以自稱，人們很少由這個詞聯想到恐同。
在中文裡，兩性生殖器用作名詞性髒話時，似乎也有類於vittu的趨勢，國罵的頻繁使用也降低了它所能造成的震驚程度。不過，奪回式的誤用是否真的能抵消這些髒話的惡意，值得懷疑。魯迅在寫《論「他媽的！」》時，終於還是從國罵上「削去一個動詞和一個名詞，又改對稱為第三人稱」，恐怕不只是「到底未曾拉過車」「有點貴族氣」的緣故。任何人聽來，原汁原味的國罵都十分惡毒。發明國罵的人是天才，卻是個「卑劣的天才」（魯迅語）。今日的世界還有無數的「等」，有階級的「等」，有性別的「等」。倘使如魯迅所言，有聲和無聲的國罵環繞四周，「還須在太平的時候」，那麼不太平的時候，又是什麼光景呢？
參考資料：
《髒話文化史》 露絲·韋津利 文匯出版社 2008-2
《論「他媽的！」》 魯迅
《魯迅的文化研究》 黃子平
https://mp.weixin.qq.com/s/1ARQ_osRWWPngXbYrx6zjg
《大膽示愛的餘秀華，才是網際網路的真朋克》
https://mp.weixin.qq.com/s/Gs6dd0UyD_Kn_d-JHsau2A
《餘秀華的髒話藝術》
https://mp.weixin.qq.com/s/fXEsPlycq1b8-NbA3OcR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