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安門內大街一帶的胡同中，米糧庫胡同「名氣」並不太高，很多人認為就是一條再普通不過的胡同：胡同北面多是灰牆矗立，顯得有些單調乏味。
其實，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數百年來，米糧庫胡同的總體建築格局並無大的改變。正因為如此，老胡同的韻味被較為完好地保存下來。同時保存下來的，還有那些胡同裡的故事。
作為明代米鹽庫所在地，這條胡同在清代末期才開始成為民居，儘管作為民居的時間不長，卻留下了眾多名人的身影：陳宗蕃修建了大宅院「淑園」，並在這裡寫下了《燕都叢考》；知名學者胡適在這裡居住了六年之久，徐志摩、徐悲鴻一到北京，就在胡適家裡住下；歷史學家傅斯年、陳垣是胡適的「街坊」，一有時間，他們就到胡適的家裡串門；1937年後，著名畫家陳半丁在這裡住了十餘載，當時的書畫界名流以參加他的「周宴」為榮……
明代，地安門兩邊設立了內官監、尚衣監、司設監等為皇宮服務的後勤供應衙署，後來這一帶的胡同，多因明代內官監署的遺存而命名。比如，如今人們熟悉的恭儉胡同，在明朝時，就是內官監辦公地。據《北京西城胡同》記載：「恭儉胡同位於什剎海地區東南部。南北走向，南起景山后街，北至地安門西大街。全長530米，均寬4米。明代為內官監址。清代初始名內官監胡同，光緒末年訛為內宮監胡同。1911年後諧音定名恭儉胡同。」
在恭儉胡同之西，依次有東西走向的恭儉一巷、二巷……直至五巷。恭儉一巷原為內官監辦公所在地，內官監是明代二十四衙門之一，職掌土木瓦石、油漆、婚禮、火藥等諸作坊，負責營造宮室陵墓，銅錫妝奩器皿等諸事，業務十分繁雜（類似於皇家工程局）。清代後，內官監廢棄，地安門一帶還留有原「內官監」所屬各作坊，這些作坊被用於胡同的命名。如周邊的「油漆作」、「大石作」、「米糧庫」、「染織局」等胡同，昔日皆為皇官服務的作坊或庫房。
米糧庫，明代稱之為米鹽庫，屬內官監。《明宮史》記載，「內宮監所管十作曰：木作、石作、油漆……並米鹽庫、營造庫等」，清代晚期改稱米糧庫。當年米糧庫的庫址設在景山之北，穿過景山就是皇宮了，運糧頗為近便。辛亥革命爆發後，清帝溥儀宣布退位，米糧庫的作用逐漸消失。皇親國戚均已斷了俸祿，再以後「糧庫」裡無糧，便將「庫」改造為民居，且定名為米糧庫胡同。或許原本是「糧庫」留下的底子，在改造為民居以後，不僅院落寬敞，房屋高大而且房前屋後，花繁葉茂，花園菜地皆而有之。
類似的還有油漆作胡同。據《北京地名典》記載：「油漆作胡同清光緒時稱油漆作。朱一新《京師坊巷志稿》言此處是明代內官監的油漆作坊。」因油漆易燃，有危險，為安全計，故置皇城最北端，也是離皇宮最遠的胡同之一。
知名學者湯大友曾撰文說，自明亡後，清政府對故宮進行修繕和維新，並將前朝內官監之房屋土地，盡皆分撥給這些從全國招募而來的「高級油漆工匠」們居住。
與米糧庫胡同隔著地安門內大街遙相呼應的是黃化門街。黃化門在明清時期一直是太監們的聚居地，如舊時的司禮監、尚衣監、織染局等都圍繞在黃化門街周圍。
據清代大文學家朱彝尊的《曝書亭集》記載：「康熙癸亥（1683年），予入值南書房，賜居黃瓦門之東。」黃瓦門即黃化門街，當時仍在禁垣以內。1965年整頓地名時，稱「黃化門街」。
黃化門街往北，就是慈慧胡同。周邊的百姓常將慈慧胡同稱之為慈慧殿。別看多了一個「殿」而少了「胡同」兩個字，卻準確地概括了該胡同的歷史淵源。據《北京地名典》記載，此地「處於明清兩朝的皇城之內，清稱慈慧殿，因明朝在此建有慈慧殿（全稱『護國龍泉慈慧禪林』）而得名。民國後沿稱。1949年稱慈慧殿胡同，1965年改稱慈慧胡同。」
皇城牆是在皇宮之外，圍繞紫禁城而建，它沿地安門東西兩側向南延伸至米糧庫胡同東口及黃化門街西口。皇城牆始建於1420年，歷經多次修繕，如今在米糧庫胡同東口的皇城牆，為清時原物。
這段城牆也見證了地安門一帶數百年的滄桑。明代，在地安門街道兩邊設立了內官監、尚衣監、司設監等為皇宮服務的後勤供應衙署，居民也多為皇室服務的勤雜人員。清初，機構逐漸廢棄，勤雜人員便在此落戶並以手藝活兒為生。此後，這部分人及其後代依靠皇城牆內外建設了大量房屋，一部分成為商住鋪面房。民國年間，皇城牆逐漸被房屋遮擋，並最終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
1921年4月，京都市政公所招商整修大明濠（一條貫穿北京西半城的排水溝渠，它是元代郭守敬引昌平白浮泉水入大都的一條重要支系，原名金水河，水枯後成排水渠，改名大明濠），由於資金緊張，這時有人提出用城磚代替鐵筋混合土可以節約工程成本。於是，京都市政公所「擬定全段改築暗溝，上修馬路。」
當時，經過測算，以舊城磚代替鐵筋混合土，每丈可節約資金幾十元。於是，京師市政公所的主事者們便動起了拆皇城牆的主意。從1927年9月3日，京都市政公所「補送拆賣皇城卷宗致辦事處的函件」的資料中可以看出，拆賣皇城牆事件始於1921年6月2日，當時陸續拆除了西安門以南等處城牆。1925年1月，拆賣東安門以北皇城牆磚；同年8月，拆賣地安門以東至東北角寬街、以西部分皇城牆磚，得價三萬元。
居住在米糧庫胡同中的陳宗蕃，因其私宅「淑園」的東牆恰與皇城牆相連接。為避免自家院落被損壞，也為了響應拆賣皇城牆號召，陳宗蕃個人出資買下該段皇城牆，因此得以保存一段皇城牆。
2005年，西城區啟動地安門內大街「城中村」改造，遷走皇城牆內側的住戶和商鋪，地安門內大街東西兩側亮出數百米的城牆牆體，後加以修繕，形成如今「紅牆綠地」的靚麗景觀。後來，在米糧庫胡同、油漆作胡同東口以及慈慧胡同西口也復建了跨牆門樓，以喚起人們對早年歷史的記憶。
如今，走進米糧庫東口，路北有個深宅大院，平日大門緊閉。其實，細究這院子之「根」，就是當年陳宗蕃的私宅「淑園」，建造於上世紀20年代初，至今有近百年的歷史。
陳宗蕃，字蓴良，號淑園。1904年中進士，光緒末年，官費留學日本，在東京帝國大學學習法政、經濟。1910年畢業回國之後，曾經在郵傳部任職，並以官員的身份參加了末代皇帝溥儀的登基典禮。辛亥革命之後，陳宗蕃做過銀行公會秘書、衛生局科長、北平市參議員等職位。抗日戰爭爆發後，到團城北京古學院從事教學與研究工作。
陳宗蕃自1904年進京以來，經過近20年的「打拼」，「節衣縮食，薄有餘積」。1923年，他和夫人在米糧庫胡同東口內路北，置地十餘畝，自行設計並建成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園式住宅，定名為「淑園」，並親自撰寫《淑園記》一文。陳宗蕃在建造「淑園」時留有旁門。旁門正對著米糧庫北邊的油漆作胡同，對面就是溥儀的英文教師莊士敦家的大門。
值得一提的是，陳宗蕃與夫人馬毓秀共同生活35年，夫妻感情和睦，相敬如賓。「淑園」就是依據夫妻二人共同構想建造而成。可惜夫人馬毓秀1934年病逝，陳宗蕃為夫人作傳和墓誌，真摯動人。從此，陳宗蕃孑然一身，不再續娶。有為之介紹者，均被其婉拒。
陳宗蕃自米糧庫「安營紮寨」後，便一門心思撰寫老北京專著《燕都叢考》。自1927年始，至1935年成書，歷經八年之久。
《燕都叢考》搜集的資料廣泛翔實，僅引用的書目就有205部之多，其中既有正史、會典、九通等官修巨籍，也有地方志、私人詩文集。包括宋、元、明、清以及民國各時代的文字資料，其中有不少資料已經失傳。著名語言學家張清常教授對陳宗蕃的著作這樣評價：「《燕都叢考》是迄今所見記述民國時期北京內外城歷史、街巷胡同變遷極為詳盡的書。」
1937年，陳宗蕃將淑園賣予馮某（曾是黑龍江督軍吳俊升的管事）之後，便遷居至僅一路之隔的慈慧殿北月牙胡同居住。不久之後，盧溝橋事變爆發，馮某又將該院落賣予「南滿醫大」的吳清源大夫，吳大夫將此宅院改造為「清源醫院」。在地安門居住了60多年的楊慶生老爺子回憶說，當年在米糧庫胡同東口的牆上，就寫有「清源醫院」四個大字，白底黑字，老遠就能看到。
1930年12月，胡適北上，攜家帶口入住在米糧庫胡同4號院。這是他在北京居住時間最長的「家」，共有六年之久。或許因胡適大名之故，致使米糧庫胡同名聲大震。
1930年5月胡適被迫辭去上海中國公學校長之職。同年11月28日，胡適就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長、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負責人等職務，此後，他便從上海遷居北平，同行的還有他的妻兒以及秘書羅爾綱。
胡適在地安門米糧庫4號的新居，就在陳宗蕃淑園西邊不遠處。
由於米糧庫4號是三層樓，房間比較多。向南最大的一間房是胡適夫人江冬秀寢室，另有幾間是胡適的兩個兒子胡祖望、胡思杜的寢室，以及家裡的傭人住房等。即便如此，還是有多個空餘房間，就成為胡適的堂弟胡成之、弟子羅爾綱的客房，還有徐悲鴻、徐志摩、丁文江等朋友來北京，也應邀住進了小洋樓。當時，上海亞東圖書館派人來編輯胡適著作，大廳過道的房間就成了編輯人員的工作間和寢室。另外《獨立評論》的編輯部也會臨時在他家開會辦公。
由於空間寬闊，胡適家便成為朋友和文化人的聚集地。來這裡吃飯敘舊的客人有文化界名人，如葉公超、馬君武、羅隆基、潘光旦等；有胡適早前的同學、學生，如任叔永、周枚生、蔣廷黻、傅斯年、羅爾綱、顧頡剛等。
八十多年後的今天，在米糧庫胡同中已然難見胡適故居的遺蹟，有「知情」者說，現如今的米糧庫4號，就是當年胡適所住的院落。答案是否定的，如今的4號院（原21號）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四合院，既沒見花園洋房，也沒見佳樹成蔭。根據各方面的文字記載，當年鄧小平在米糧庫的住所，就是先前胡適住所的原址。
1931年冬，胡適在米糧庫4號家中做四十大壽。那時按照北方的風俗，做壽要擺壽堂，吃壽桃、壽麵等，親友要送壽禮，還要請藝人來家吹吹唱唱一番。胡適四十大壽那天，沒有擺壽堂，也沒有叫堂會，他還囑咐親友不要送禮。他的朋友和學生送了一幅壽屏，這件禮物是傅斯年、俞平伯、聞一多、馮友蘭、朱自清、毛子水等人聯名贈送的。
另外，他的夫人江冬秀送給丈夫胡適一枚戒指，上面刻著「止酉」兩字。不識字的江冬秀解釋，丈夫身體素來虛弱，不宜多飲酒，而他又酷愛喝酒，因此特製戒指一枚，勸他戒酒，江冬秀還解釋說，「酉」是「酒」字的省寫。眾人聽了，開心大笑。後來，胡適一直將這枚戒指帶在身上，每當有些場合朋友起鬨勸酒時，胡適就將戒指拿出來救駕。
胡適的老友黎東方回憶說，適之先生在北平，住在米糧庫。每個星期天，他一定在家，而且客人可以不經守門的老僕傳片，直入書房（星期一到星期六，門禁很嚴，除非是至親好友，休想通過門口老僕的那一關）。
當時，訪客無論身份，胡適一律稱其為「朋友」，故一時之間，胡適的「朋友」遍天下。「我的朋友胡適之」，成了那個時代一句十分有調侃味道的流行語。著名歷史學家何茲全在北大讀書時，聽過胡適的課，也很佩服他。一次，大概是出於好奇，何茲全也去了胡適在地安門裡米糧庫胡同的4號宅，只見賓客滿座，都是年輕學子。他們與胡適有問有答，有討論，有辯論，氣氛熱烈，高興和諧。江冬秀曾笑言：「這是胡適之『做禮拜』呢！」
原來，在胡適成名之後，且不說他的同學和朋友，僅他家鄉的親戚老鄉前來攀附的人就成群結隊，胡適的夫人江冬秀本人沒有職業，接待親戚同鄉幾乎成了她的一大職業。為保證教學研究工作能正常進行，胡適每周日特別騰出半天時間來接待客人，他戲稱為「做禮拜」，也是萬般無奈之舉。
抗日戰爭爆發後，胡適出任中國駐美國大使。之後回國就任北京大學校長，那時他居住在東廠胡同，直至1948年底離開大陸。
有趣的是，歷史學家傅斯年在1930年至1933年曾借住淑園的北房；輔仁大學校長陳垣在1932年至1937年曾借住淑園的南房。這給他們拜訪胡適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傅斯年到胡適家從不事先約定，有事沒事，敲門就進。據常住胡適家的親戚石原皋回憶說：「傅斯年經常到胡適家來，胡在家即與胡談，胡不在家，即與其家人談。我們都喊他『傅胖子』。」
陳垣是史學大家，他在米糧庫居住期間，與胡適做了5年的鄰居。陳垣在北京生活了58年，在北京一共換過8處住所。直至落戶興化寺街5號，才安定下來，並在那裡整整住了32年。
在《陳垣來往書信集（增訂本）》中，一共收錄了陳胡兩人來往書信36封，而寫於米糧庫共同居住期間的信件就有24封。這擱在現在，似乎很難理解：既然是鄰居，可以當面交流，至少可以互通電話，為什麼還要寫信呢？或許是因為兩人都是忙人，很難抽出完整的時間來做長時間交談，而他們討論的問題，又不是僅靠電話就可以說清楚的。正是由於採取書信這種方式，為後人留下了兩人交往的重要實錄。
徐志摩是胡適的老朋友。徐志摩與陸小曼結婚後，胡適特聘徐志摩來北大任教，陸小曼不願意離開上海，徐志摩要經常往返於北京和上海兩地。胡適在米糧庫家中，特意為徐志摩準備了客房，以備好友隨時入住。當年徐志摩在胡適家居住時，胡適就要求其助手羅爾綱，每天陪徐志摩到北海公園走走。
徐悲鴻與胡適早在1918年就已相識，他們都是由蔡元培組織的北京孔德學校教務評議會會員，不過，當時他們之間的交往並不多。徐悲鴻與胡適真正交往起來是徐悲鴻回國後。從徐悲鴻致胡適的書信中可以了解到，只要徐悲鴻到北京，就住在胡適家中。1932年2月初，日本軍艦炮轟南京，中央大學被迫停課（徐悲鴻時任中央大學藝術課教授）。同年2月12日，徐悲鴻抵達北平，寓居胡適家中。而徐悲鴻所住的房間，正是徐志摩寓居胡適家時的房間。
畫家陳半丁是米糧庫的「老住戶」，他在此居住了十餘年。陳半丁19歲時隨表叔吳石潛（西泠印社創始人之一）到上海拓印為業。後拜吳昌碩為師，期間承蒙任伯年等多位「海派」名家指導，打下了紮實的繪畫基礎。1906年，陳半丁受金城之邀來到北京，他不僅將「海派」藝術帶到北京畫壇之中，更在這裡博採眾長，將藝術源頭上溯至明清諸家，以借古開今之勢確立了個人藝術風貌。
1937年，北平淪陷後，陳半丁拒日偽政府聘請，辭教以賣畫刻印為生。後來在友人資助下購得地安門米糧庫4號院宅邸。有文字記載道：「為了避開日本人的吵鬧，幾番周折，在嚴惠宇、楊濟成等友人資助下，購得地安門米糧庫四號院宅邸，該院落佔地十餘畝，院中有園中園五畝，故以『五畝之園』命之。」「淑園」由「十畝」變為「五畝」，是否陳宗蕃將院落分割成兩院，一半是宅院，一半為清源醫院所有？
陳半丁常在家中舉辦「周宴」。「周宴」就是沙龍性質的聚會。參加宴會的常客，除書畫界名流如嚴惠宇、方巨川、楊濟成、蔣兆和等，還有京劇界的名流，如梅蘭芳、奚嘯伯、程硯秋等，他們都是書畫愛好者和收藏者。
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國民黨軍隊進駐米糧庫胡同，佔用陳半丁家的部分房屋。這期間，國民黨還多次勸其飛往臺灣，均被陳半丁婉言拒絕。1951年，陳半丁將米糧庫宅院售出，另購了西四北六條南魏胡同、和平門內新帘子胡同兩處宅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