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現有記載來看，「小說」一詞在漢代的出現已經不是絕無僅有的偶然現象，而是相當頻繁常見的了。尤其是在兩漢之際不到一百年的時間裡，「小說」和「小說家」兩詞就接二連三地出現在文人的筆下。
漢代最早提到「小說」一詞的是桓譚（約前23－50）。他是兩漢之際著名的思想家，著有《新論》一書，內容涉及政治、哲學、文藝等方面。遺憾的是該書已佚，後人所輯的幾種本子也都不全。不過在《昭明文選》卷三一江淹雜體詩《擬李都尉陵從軍》的「袖中有短書」句下李善註裡，引有《新論》一段話：「若其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臂論，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由此我們可以得知，漢代人已視小說為一家言了。
後《新論》而出的班固《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對「小說」的論述比桓譚更多也更明確。他在一一列舉了十五家小說之後，總結道：「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間裡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採，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班固不但跟桓譚樣提到小說家，而且具體記載了十五家小說書目，更有力證明了漢代人對小說的認識並不是空泛抽象的，而是有具體的作品做為認識的基礎的，雖然這些著作其實並不是小說。
稍晚於《漢書》的張衡《西京賦》也提到過小說。原文是「匪唯玩好，乃有秘書。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從容之求，實俟實儲。」這裡稱小說為「秘書」，並且具體指出了其中的一種，還說它有「九百（篇）」之多。我們知道，在班固《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所列十五家小說中，正有一家是「《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可證張衡之說不誣，甚至還可以設想他曾見過此書。
另外我們還知道，在班固作《漢書》之前，已有劉向在漢成帝（前32一前7年在位）即位後，奉命校書近二十年，還撰有《別錄》一書。後來其子劉歆繼承父業，在《別錄》的基礎上撰成《七略》。
班固正是在對《七略》「刪其要」後オ寫出《漢書藝文志》的。所以，學術界一般認為，《漢書藝文志》基本上祖述劉氏父子的觀點。由此，我們可以推想，劉向筆下大約就已經有「小說」一詞了。
總而言之，在漢代，「小說」已經不再是偶爾出現的字眼，也不是偶然的組合。從桓譚、班固、張衡等人的著述裡，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它已成為具有某種相對穩定意義的詞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