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版文章均由本報記者高瑜靜採寫
繼登陸納斯達克、港交所後，百濟神州（06160.HK，BGNE.US）對A股科創板發起衝刺，意指三地上市，而這或將首開全球資本市場先河。
作為一家中國本土生物醫藥企業，百濟神州主攻抗癌藥的創新研發，其自主研發的BTK抑制劑澤布替尼已在全球多地遞交新藥上市申請，改寫了中國抗癌藥長期以來「只進不出」的局面。與此同時，公司擁有超30個在研藥品，其中11個在研藥品擁有全球權益。
自2010年成立以來，百濟神州通過上市、定增及配股等方式累計融資超45億美元，2016年以來公司研發投入合計近29億美元（約合人民幣200億元）。
高額的全球融資、大手筆的研發投入、初具規模的研發管線，百濟神州發展路徑背後所映射的，正是中國醫藥創新發展中政策與資本的同頻共振。
2015年8月，國務院發布《關於改革藥品醫療器械審評審批制度的意見》，藥品審評審批制度改革由此拉開帷幕，「鼓勵創新」更成為這場改革的靈魂。國家藥監局藥審中心2015年受理了約70多個品種的1類創新藥註冊申請，到2019年時此類申請受理數量多達319個。創新藥從臨床走向獲批上市的時間不斷縮短，覆蓋病種持續擴圍，醫藥創新成果惠及越來越多的中國患者。
研發投入如何統籌？百濟神州模式何以為繼？中國創新藥市場的持續創新動力在哪裡？近日，《中國經營報》記者獨家專訪了百濟神州中國區總經理兼公司總裁吳曉濱。
資本市場助力
《中國經營報》：相較於傳統藥企研發投入來源於往年利潤積累，百濟神州的研發投入更多來自融資，這樣的模式有哪些形成因素？
吳曉濱：藥品的前期投入非常大。從歷史上看，凡是新型生物製藥公司，前期都是投入很大的。這和國際上的大藥廠不同。國際上的大藥廠已經有相當規模的業務，可以用已有業務的收入來反哺研發。對於新的生物製藥企業而言，一開始還沒有收入，這個時候就得靠資本市場的力量。資本市場為什麼願意投資，因為他們看好早期投資有助於發明出好的藥物。其實就是投資人能看到前景、看到回報。
《中國經營報》：百濟神州的研發管線中有34款早期臨床藥物，其中包括下一代產品雙特異性抗體藥物、一些擁有全球權益的在研藥物，並在全球開展70餘項臨床研究。腫瘤創新藥研發要與國際接軌，還要在哪些方面著力？
吳曉濱：當前，治療癌症的藥有靶向藥、化療藥物、免疫製劑（PD-1、PD-L1）。免疫治療、細胞治療，在某類癌種上非常有效，但同時也有局限性，只能個體治療，不能大規模地擴展。CART細胞治療也有其局限性，科學家仍在不斷改進、探索。沒有任何一個療法可以打遍天下。
腫瘤本身非常複雜，人們對腫瘤發病機理處在認識階段，徹底揭開奧秘還有一段距離。現在沒有哪一種療法可以說對癌症的治癒率非常高。反倒是，不同的方法放到一塊，通過聯合治療，用各種不同的組合，才能在臨床試驗上探索，用什麼樣的藥治最好，用什麼樣的聯合治療，能達到最大的效果。要從理論上進行設計，從實踐上得到驗證。藥企的研發費用中，大概70%~80%的費用都花在臨床試驗上。因為醫藥研發的理論必須要通過實踐來驗證。
《中國經營報》：百濟神州目前已經有2款抗癌新藥上市銷售，百濟以研發為主，在商業化布局上如何考慮？
吳曉濱：能力都是一步步建立起來的。國內很多做仿製藥的傳統企業，成功轉型進入創新領域。百濟從一開始就切入創新，沒有仿製藥業務的基礎，所以以前是沒有商業能力的。但科研的能力非常強，通過科研把藥品做出來了，就需要對新藥進行商業化，讓醫院知道、醫生知道，讓患者受益。這是個漸進的過程。百濟的商業化團隊從最初的一兩百人，擴展到現在上千人。創新藥技術很複雜，上市銷售需要講清楚什麼樣的病人適合用這個藥。一般的產品，不需要解釋太多。但銷售高精尖的產品，通常對公司的服務人員、推廣人員的專業知識水平要求高。這也是我們對我們商業化隊伍的要求，這些人大多有醫學背景，對腫瘤的專業知識儲備豐富。
降價需要平衡
《中國經營報》：國家醫保目錄動態調整機制下，談判、競價準入成為常態。在主導「降藥價」政策下，怎樣看當前中國創新藥上市後所面臨的市場環境？
吳曉濱：近幾年，我們國家的生物製藥產業蓬勃發展，讓老百姓用藥的可負擔性得到了極大改善。同樣的藥，過去進口的創新藥、專利藥，動輒就是幾十萬元，價格高昂。例如，PD-1藥品在國外的價格非常高，剛進入中國時的價格也非常高。這兩年，中國國產PD-1藥品上市後，促使PD-1價格極大降低。2019年PD-1藥品進入國家醫保，價格在10萬元左右。這個價格水平應該是比較好的平衡點，既能讓老百姓用上世界上最新的腫瘤治療藥，同時也能讓創新藥企業有一定的利潤，讓創新持續進行下去。
我們國家的人口基數大，患者對前沿新藥的需求量非常大。過去全部使用進口藥時，那是「天價藥」。過去，家裡如果有一個人得了重病，砸鍋賣鐵賣房子地湊醫療費，這是個常態。但其實這是不正常的，也不應該是個常態。只有把我們自己國家的醫藥工業發展起來了，國外產的藥我們也能生產，藥價就降下來了。
《中國經營報》：如何看待醫保談判這樣一個「超級買方」，對創新藥的機遇與挑戰？
吳曉濱：目前我們國家基本醫療保障方面，主要的政策還是廣覆蓋、保基本。對於國家來講，創新藥價格需要把握一個平衡點。一方面是病人治病用藥的可負擔性；另外一方面，醫藥屬於國家的戰略產業，怎樣發展這個產業的核心技術、核心能力，保障我們國家以後面對任何突發情況，我們都有自己的核心技術。
今後醫保是兩條腿走路，一方面，國家醫保是超級買方。另外一方面，商保應當在中國大力發展起來，才能推動我們國家的醫藥創新持續發展，同時兼顧到老百姓用藥的可及性、可負擔性。
《中國經營報》：近些年，藥品零加成、兩票制、集中採購等一系列醫改政策，擠壓了藥品虛高價格空間，普通仿製藥高毛利、高費用率、高淨利率時代不再延續，你怎樣看這一趨勢？
吳曉濱：對於仿製藥進行價格調整，這條路是對的。任何事情都有一個度，需要一個平衡。一方面，提高患者的可負擔性；另外一方面對國家醫藥工業的核心競爭力有很大促進作用。目前，帶量採購主要是仿製藥，對於創新藥還沒有。仿製藥對醫保基金的佔用減少後，對創新藥是有利的。美國的製藥工業，從數量上講，可能有70%~80%是仿製藥。從市場價值來講，仿製藥只佔20%左右。80%仿製藥的量，只佔了市場價值的20%~30%。創新藥的先進性，比老一代的藥，從療效、安全性方面都有很多的提高。讓創新藥有更好的發展，仿製藥在專利過期後讓它的價格在合理區間，這也是國家鼓勵的方向。
改進也是創新
《中國經營報》：創新藥的產業發展空間如何？
吳曉濱：醫藥工業是一個政策導向型產業，政策導向起著非常重要、甚至決定性作用。2015年以來，藥監局進行一系列改革，這是我們醫藥工業的春天來了。從那以後這五六年，中國的醫藥工業發展非常快。後面我們也希望國家在政策上持續優化、持續激勵，出臺更多鼓勵措施，充分發揮科研人員的巨大能力和潛質。
《中國經營報》：怎樣看待全球藥物研發中不同國家各有側重的這種現象？
吳曉濱：我們國家要發展我們國家本土的核心競爭力。因為不同的國家、不同的人種，腫瘤發病率不一樣。有些在美國發病率高的瘤種，在中國發病率未必高。比方說黑色素瘤在西方國家發病率很高，我們國家發病率高的是消化道腫瘤，比如胃癌、肝癌，這些在西方國家通常是小瘤種。所以，不同國家的製藥企業研發精力、經費各有側重。這恰恰是我們中國製藥企業的歷史使命，除大瘤種外，還要研究亞洲區域的患者需求。我們不能依靠別人。首先，別人的始終是別人的。第二，別人的研究重點和你研究的不一樣。
《中國經營報》：近年來，國內醫藥產業創新在增設科研機構和鼓勵資本進入藥品創新領域等方面均有著力，但目前中國創新藥更多是開發Me-too、Me-better藥，這也帶來高水平重複、微創新這樣的質疑。你怎麼看這一現狀？
吳曉濱：世界上創新藥，一類是全球首創藥物（First in Class）。簡單地說就是，之前誰都沒做過，全球第一個做出來的藥。還有一類是Me-better ，就是在全球首創的第一代藥物基礎上改造得更好。因為第一代的藥往往有各種各樣的缺陷。就像第一代汽車，現在回頭去看可能都很難稱之為汽車，但經過幾十年、上百年的演化，現在的汽車和當初的汽車不同。不能說有一個人發明出了汽車，其他人就不用再做汽車。就像汽車本來只有一個單缸、跑得又慢，後來給變成8個缸、渦輪增壓，仍然叫汽車，但汽車內部結構已經很不一樣，這就是Me-better。
同樣的道理，國際上的大藥廠，很多產品都不是最原創的創新品種，很多大藥廠的藥都是在別人的基礎上不斷地改進。這也是我們國家製藥企業最可行的辦法，在別人第一代產品做出來後，在它的基礎上很快改造得更好。這個對患者的幫助也很大。真正的原始創新，世界範圍內非常少。
深度 資本與時間的博弈
成立10年的創新藥企業，近5年研發投入200億元人民幣，總市值超過1600億元。
這樣幾個數字放在一起，呈現的正是百濟神州成立以來的發展概況。2010年底，時任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所長的王曉東，攜手企業運營經驗豐富的歐雷強，在北京創立了百濟神州，以靶向和免疫抗癌藥物研發為主攻目標。
彼時，醫改初起。讓患者吃上藥、吃好藥，既是醫改初心，更是民生所盼。然而，當時的中國醫藥市場上，半數以上的藥品均源自跨國藥企。跨國藥企憑藉創新藥、專利藥及優質仿製藥，每年從中國醫藥市場賺取巨額利潤。
在跨國藥企林立的創新藥領域，中國本土藥企要逆勢突圍，絕非易事。尤其，新藥研發固有的高風險、高成本與長周期等特點，讓諸多藥企望而卻步。醫藥界流傳的「雙十定律」，即一款新藥的研發要花費十億美元並耗時10年，更被許多醫藥領域的創投機構奉為圭臬。
2013年，百濟神州分別以2.33億美元和1.7億美元，將旗下在研抗癌新藥BGB-283和 BGB-290的全球市場開發和銷售權許可給跨國藥企默克。
百濟神州嶄露頭角的研發實力，吸引了創投機構的注意。自2014年起，高瓴資本接連8次為百濟神州注資。2016年百濟神州在納斯達克上市，2018年登陸港交所，前後累計融資金額已超過45億美元（約合人民幣315億元）。
2018年，曾在跨國藥企領導中國業務近20年的吳曉濱加入百濟神州。在他看來，「資本市場願意投資，是因為他們看好早期投資有助於發明出好的藥物。其實就是投資人能看到前景、看到回報。」
這樣的前景與回報，初現端倪。
百濟神州的腫瘤免疫治療藥物PD-1抗體替雷利珠單抗，2019年12月在中國獲批上市。上市後該藥銷售快速放量，2020年前三季度，替雷利珠單抗營收9989萬美元(約6.6億元人民幣)。百濟神州自主研發的第3111個化合物，新一代BTK抑制劑澤布替尼2019年11月獲得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加速批准上市，2020年6月獲批在中國上市，上市以來實現營收2335萬美元。
不過，相比於魚貫而入的資本，百濟神州的產出顯然還需要更多時間。
2016~2020年前三季度，百濟神州累計虧損超29億美元，約合190億元人民幣。高虧損的背後是總額相當的高研發投入。2016~2020年前三季度，百濟神州研發投入分別為0.69億美元、2.69億美元、6.79億美元、9.27億美元、9.4億美元，累計近29億美元。
百濟神州在其財報中提到，虧損的主要原因為臨床試驗費用和研發費用的顯著上漲。
當前，百濟神州的產品管線中有34款早期臨床藥物，其中包括抗腫瘤藥物TIGIT、Bcl-2、OX40，首創新藥潛力的研究項目HPK1等9個擁有全球權益的藥物。百濟神州在全球開展超70項臨床研究，包括27項註冊性臨床試驗，是目前中國開展全球臨床試驗最多的藥企。
資本投入研發，促成百濟神州研發管線的搭建，經由時間歷練催化，如果新藥研發成功上市並商業化，收入就會增長，進而資本獲得回報。在這一商業邏輯中，研發投入只是第一環，其後如何環環相扣、漸續遞進，將考驗著吳曉濱及其管理團隊的經營管理智慧。
老闆秘籍
1.為什麼百濟神州的研發投入更多來自融資？
藥品的前期投入非常大。從歷史上看，凡是新型生物製藥公司，前期都是投入很大的。這和國際上的大藥廠不同。國際上的大藥廠已經有相當規模的業務，可以用已有業務的收入來反哺研發。對於新的生物製藥企業而言，一開始還沒有收入，這個時候就得靠資本市場的力量。資本市場為什麼願意投資，因為他們看好早期投資有助於發明出好的藥物。其實就是投資人能看到前景、看到回報。
2.怎樣看待全球藥物研發中不同國家各有側重的這種現象？
我們國家要發展我們國家本土的核心競爭力。因為不同的國家、不同的人種，腫瘤發病率不一樣。有些在美國發病率高的瘤種，在中國發病率未必高。比方說黑色素瘤在西方國家發病率很高，我們國家發病率高的是消化道腫瘤，比如胃癌、肝癌，這些在西方國家通常是小瘤種。所以，不同國家的製藥企業研發精力、經費各有側重。這恰恰是我們中國製藥企業的歷史使命，除大瘤種外，還要研究亞洲區域的患者需求。我們不能依靠別人。首先，別人的始終是別人的。第二，別人的研究重點和你研究的不一樣。
簡歷
吳曉濱，德國康斯坦茨（Konstanz）大學的生物化學和藥物學博士。2001~2004年擔任拜耳醫藥保健有限公司（中國）總經理，2004~2009年擔任惠氏製藥中國及香港地區總裁兼總經理，2009~2018年4月擔任輝瑞製藥中國國家經理兼輝瑞核心醫療大中華區總裁。吳曉濱在製藥行業擁有超過25年的經驗，具有研發、戰略、商業化及整體管理方面的專業知識。2018年5月，吳曉濱出任百濟神州中國區總經理兼公司總裁。與此同時，吳曉濱目前還擔任中國全國工商協會藥品商會副會長、中國醫藥創新促進會副會長等社會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