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中葉的植物學專著——《植物名實圖考》

成書

吳其濬寫作《植物名實圖考》，主要以歷代本草書籍作為基礎，結合長期調查，大約花了七八年時間才完成。它的編寫體例不同於歷代的本草著作，實質上已經進入植物學的範疇。這部書是吳其濬死後一年，就是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由山西巡撫陸應谷校刊的。

內容

《植物名實圖考》共38卷，收植物1,714種，分谷、蔬、山草、隰草、石草、水草、蔓草、毒草、芳草、群芳、果、木12類，每類分若干種，敘述其名稱、形、色、味、品種、產地、生長習性、用途等，並有附圖。另有《植物名實圖考長編》22卷，收植物838種，系輯錄古代植物文獻編成。

《植物名實圖考》全文約71萬字，著重考核植物名實，對歷來的同物異名或同名異物考訂尤詳，為研究中國植物種、屬及固有名稱的重要參考文獻。全書三十八卷，分為谷、蔬、山草、陽草、石草、水草、蔓草、芳草、毒草、群芳、果、木十二大類，收載植物1714種，比《本草綱目》多519種。有圖1800餘幅。所載每種植物，大多根據著者的親自觀察，訪問擇要記錄，對植物形態特徵、顏色、性味、氣息、產地環境，用途皆有記載，尤重藥用價值的記述。多數圖譜系按照實物繪出，繪圖之精美受到中外學術界推崇。書中記載植物遍及全國19個省。據統計產自邊遠的雲南地區的植物達390餘種，這在以前是很少見的。本書糾正了不少前人的錯誤，大量記錄了我國各地豐饒的植物資源及民間開發利用情況。

對《本草綱目》的繼承發展

吳其濬的《植物名實圖考》收載的植物數量超過了歷代本草著作。《本草綱目》收載的植物近1300種，而該書收載植物的數目為1 700多種。在《植物名實圖考》書中，植物繪圖多達1 700餘幅，超過了以往任何本草書的植物繪圖。繪圖質量也更精確，其中部分圖片把該植物的根、莖、葉、花整株描繪，更準確地揭示了植物形態。此前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也附圖較多，有1 100多幅，但所繪之圖粗糙，與實物有很大差距。且李時珍僅到過北京、湖南、江西、江蘇、安徽等地，而吳其濬則足履大江南北，兩人的見聞是無法相比的。《植物名實圖考》中很多圖在繪製時植物仍保持新鮮狀態，更能反映該植物的特徵，這一點也大大超出了前代植物繪圖的水平。

吳其濬非常尊重李時珍，但並不總是以《本草綱目》所載為準，他糾正了李時珍對冬葵的論斷：「(冬葵)為百菜之王，志書亦多載之，李時珍謂今人不復食，殊誤。以一人所未食而曰今人皆不食，抑何果於自信耶？」又如古代稱的麻，為五穀之一，長期以來都被認為是指大麻。但宋應星卻認為「詩書五穀之麻，或其種已滅，或即菽粟之中別種，而漸訛其名號，皆未可知也。……火麻壓油無多，皮為疏惡布，其值幾何？」對這一觀點持否定態度。吳其濬批評他的錯誤，指出他的觀點是「執今人之所嗜，以訂古人之所食」。

特點

《植物名實圖考》的特點之一是圖文並茂。作者以野外觀察為主，參證文獻記述為輔，主張"目驗"，每到一處，注意"多識下問"，虛心向老農、老圃學習，把採集來的植物標本繪製成圖，到現在還可以作為鑑定植物的科、屬甚至種的重要依據。

影響

明清之後，中國本土的植物學逐漸開始向科學研究的方向發展，這一重要階段開始的標誌便是吳其濬《植物名實圖考》的出現。這一時期植物學逐步走向獨立，不再是本草學的附屬。《植物名實圖考》不再受「本草」的局限，在談及植物的用途時，不再只關心藥用和食用，還論及其它方面，著重於植物的形態、生態習性、產地及繁殖方式的描述。該書同時記載了那些尚未發現其功用的植物，使其成為具有近代植物學意義的著作，大大豐富了植物學的內容，由此奠定了它在中國植物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植物名實圖考》一書在國際上享有很高的聲譽，為世界植物學的發展作出了一定的貢獻。1870年德國畢施奈德在《中國植物學文獻評論》中認為《植物名實圖考》是中國植物學著作中比較有價值的書，"刻繪尤極精審"，"其精確程度往往可資以鑑定科和目"，甚至"種"。

1884年日本首次重刻這部書，伊藤圭介為這部書寫的序中對這部書作了高度評介，認為"辯論精博，綜古今眾說，析異同，糾紕繆，皆鑿鑿有據，圖寫亦甚備，至其疑難辨者，尤極詳細精密"。1940年日本牧野富太郎著的《日本植物圖鑑》，其中有不少取材於《植物名實圖考》。此外美國勞弗·米瑞和沃克等人的著作對這部書也有所引用和推重。現在世界上很多國家的圖書館都藏有這部書。

《植物名實圖考》一書的內容十分豐富，不僅有珍貴的植物學知識，而且對醫藥、農林以及園藝等方面也提供了可貴的史料，值得科學史家用作參考。

《植物名實圖考》是中國古代一部科學價值比較高的植物學專著或藥用植物志。它在植物學史上的地位，早已為古今中外學者所公認。

作者其人

吳其濬（公元1789-1874），河南固始人，嘉慶丁丑（1871）進士。先後任翰林院修撰、禮部尚書、侍郎等職。以後又出任湖北、江西、甘肅、浙江、湖南、雲南、貴州、廣東、福建、山西等省的學政、巡撫等職。時人稱其「宦跡半天下」。《清史稿》有傳。他雖是科甲出身，一直做官，但對於植物學研究有濃厚興趣。每到一地他都隨時留心觀察、記錄各種植物的生長和分布狀況，大量採集植物標本，並向鄉人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