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卓，吉林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博士，長春大學文學院教師，研究方向:歐美文學、科幻文學。近年在《東北師大學報》《長春大學學報》《長春師範大學學報》《科普創作》《科幻世界》、中國作家網上發表文章多篇，出版學術專著《喬治·歐威爾三十年代小說研究》。
本文首發於《中日科幻文學研究》/孟慶樞、劉研主編/吉林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19
本文首次對中國科幻領軍作家王晉康的作品進行經典化全面研究。王晉康被譽為「中國科幻文學的思想者」，他的作品體現了當代中國科幻的藝術高水準和基本特徵。王晉康以哲理科幻為主，融合了自然科學與人文精神，在科學假設與想像的基礎上，書寫了人類社會的科技悖謬和人對科技悖謬的超越，其背後凝結了王晉康的生命意識，以科幻形式講述了新中國七十年砥礪前行的故事，其價值不可替代。科技悖謬，指原本承諾給人類進步與幸福的科學技術反過來也會造成不幸和矛盾，或因其無法引導人類擺脫自然災難與社會危機而使人陷入困境，其本質是對人異化的表徵，體現了現代社會的危機。超越悖謬，是人在不斷超脫困境中實現自身的發展，其本質是人以理性精神對科學技術和生命價值的重新闡釋，體現了人的求新意識。科技悖謬與超越悖謬的更迭演進是王晉康哲理科幻的核心特徵，也是其創新性與思辨性的最好展示。面對科技悖謬，王晉康哲理科幻形成三種超越模式。王晉康的哲理科幻是對中國科幻的重大貢獻，也是對新時代中國偉大變革的史詩化謳歌。作為具有哲思品格的科幻文學家，王晉康在作品裡聚合了具有中國當代特色的新人學，將中國科幻文學提升到一個新高度，在文學史上是一個新創舉。
20世紀90年代，中國科幻文學逐步復甦，出現了一批有實力的作家。進入新世紀，伴隨著中國作家連續兩度獲得「雨果獎」，中國科幻光彩奪目。從中國科幻發展譜系來看，已經形成了新生代、更生代和更年輕的作家群體。在開創新時期中國科幻的新生代作家中，王晉康的作品以豐富的想像力和深刻的哲思性獨樹一幟，他曾十八次蟬聯中國科幻小說最高獎項銀河獎，同時還多次獲得其他獎項，成為當仁不讓的領軍人物，因此被稱為「中國科幻文學的思想者」，中國科幻的20世紀90年代也被譽為「王晉康時代」。
王晉康，1948年11月生於中國河南省南陽市鎮平縣，就在這一年，中國兩大階級聯盟的鬥爭已進入到白熱化階段，在經歷了巨大的民族傷亡後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漸趨明朗;10年後，政權初立的新中國經歷了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又過了10年，中國全面陷入狂熱的政治風暴;10年後，中國終結階級鬥爭為綱的發展路線，進行改革開放，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等領域逐步與世界主流接軌;又一個10年，在世界範圍內的社會主義運動慘遭挫折的大氣候中，中國社會也經受了新一輪的考驗繼續大踏步前進。再過一個10年，也就是王晉康50歲之際，中國穩步前進，不僅成功收回港澳，而且頂住了百年一遇的洪水和世界範圍的金融危機。在下一個10年裡，中國在經濟總量上緊緊咬住日本，儘管又遭受了嚴重的世界金融風暴和地震、洪災，但仍然用奧運會向世界展現出新形象。最近的這個10年以及在可預見的未來，經濟總量早已經成為世界第二的中國必然通過深化政治體制改革，進一步弘揚科技創新和文化振興的主旋律，以應對紛繁複雜的世界百年變局，同時將探索的腳步邁向太空，將會最終實現中華民族的全面復興。
在一個個10年中，華夏國運幾起幾落，中華民族幾經沉浮，面臨艱難抉擇和艱辛探索。中國科幻以強國復興為己任，文藝創作思想與社會意識形態的互動造就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獨特的精神風貌。作為新中國的「同齡人」，王晉康的創作也映照著時代特徵，與中國社會發展歷程休戚與共。可以說，王晉康是以藝術手法對中國歷史與現實的史詩化暢想，因而其科幻作品顯示出中國科幻文學的特質，取得了較高的藝術價值並具有重要的研究意義，是聚焦中國科幻與中國文學文化不可或缺的首要人物。近年來伴隨著中國科幻的強勁勢頭，國內學者對王晉康作品的研究日益增多，2012年至今出現了數十篇專研論文，2016年中國科學普及出版社推出了多位專家學者的論述合集《中國科幻的思想者——王晉康科幻創作研究文集》，這標誌著王晉康研究達到了新高度。中國科幻研究界給予王晉康極高的讚譽，著名科幻文學家和報告文學作家葉永烈先生認為，王晉康的作品具有鮮明的創新精神和深刻的思想內涵。著名文學理論家孟慶樞教授指出，王晉康小說中的中國元素是其科幻創作的生命力所在，同時印證了「科幻不只是一種文學形式，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人的思維的更新」。以《三體》斬獲「雨果獎」的科幻作家劉慈欣則讚賞王晉康作品裡具有強烈的末日體驗和深沉的危機意識。《科幻世界》主編姚海軍確信，王晉康是中國科幻新時代裡的巨人，其創作構築了中國科幻的根基與寶庫。科幻作家和研究者吳巖教授認為，王晉康的小說代表了新一代中國人對科學技術的渴望與反思。
除了總括式研究外，許多學者還從文本解讀入手，展示王晉康作品對人類的生命價值、情感體驗、生存困境與命運觀念的書寫，揭示其藝術價值和思想意義。筆名「夏笳」的科幻女作家、科幻文學學者王瑤認為，科幻作品中蘊含著現代化進程對人類情感與生活方式的衝擊，因而像王晉康這樣的中國科幻作家「關注宏大的主題，關心人類、地球和宇宙的命運，也關注國計民生。……作品充滿愛國主義激情，激揚著道德評判，耽於幻想又永不失現實之感。」《科普創作》執行主編姚利芬認為，哲理意識是王晉康科幻小說的顯著特色，他的科幻文學都是以此為基點生長演繹的，其核心在於探討科技力量和信仰之間的平衡。學者趙柔柔指出，王晉康與英國科幻文學家威爾斯進行超越時空的「對話」，他通過對重塑歷史獲得新的世界圖景，故而應重點關注王晉康作品中的現實意味，作家「從大千世界中尋求一條具有超強解釋力的公理，以應對和消解歷史與現實的問題。」學者陳海琳從比較王晉康與劉慈欣的科幻主題後認為，「當人類的生存撞上道德的壁障，劉慈欣毫不猶豫地選擇生存，甚至不惜拋棄人性;而『心慈手軟』的王晉康可能會選擇人性。」在探索逐步深入的過程中，中國學術界出現了數篇以王晉康科幻小說為研究專題的碩士論文。隨著中國科幻在世界範圍內得到認可，王晉康的科幻作品由孟慶樞教授推介到日本，得到巽孝之等日本著名科幻研究家的讚賞，日本頂尖文學雜誌《三田文學》首次開設「國際科幻專欄」，刊登王晉康的代表作品。王晉康已經成為中國科幻走向世界的「中國名片」。
延續以上研究脈絡進一步對王晉康的科幻小說進行整體觀審，不僅可以提煉其創作中的成功經驗，也對認識中國科幻文學的發展規律大有助益。迄今為止，除去非科幻創作，王晉康共發表長短篇科幻小說113部，題材各異，涉獵廣泛。他的科幻作品以一項具有標誌性意義的科學發現或技術發明為核心符號，營造文本架構與故事情節，反思科學技術的影響，並從整體上形成他科幻小說的「科技樹」。由此，可將王晉康的科幻作品分為八個類型。
1.人體改造類。人體改造，是通過物理手段或生物技術對人的身體進行改造，以達到特定目的。具體作品有:《科學狂人之死》《黑匣子裡的愛情》《天火》《美容陷阱》《斯芬克斯之謎》《生死平衡》《犧牲者》《豹》《最後的愛情》《50萬年後的超級男人》《盜火》《替天行道》《龍的傳說》《少年閃電俠》《水星播種》《三人行》《替身》《癌人》《海豚人》《轉生的巨人》《蟻生》《論本能》《2127年的母系社會》《透明腦》《我證》《決戰美杜莎》《十字》《百年守望》。
2.智能改變類。智能改變，指通過生物技術使人的認知與創造能力發生變化。根據改變結果的不同，這類小說又可以細分為三類——智能提升:《亞當回歸》《三色世界》《養蜂人》《拉克是條狗》;智能降低:《失去它的日子》;智能聯合:《義犬》《天河相會》《靈童》。
3.外星生命類。外星生命，指非人類的地外生命體。外星生命類作品包括:《追殺》《解讀生命》《步雲履》《格巴星人的大禮》《百年之嘆》《與吾同在》。
4.人工智慧類。人工智慧，借指由人類發明的機器人、仿生人或其他人工智慧載體。人工智慧類作品有:《星期日病毒》《生命之歌》《告別老父》《可愛的機器犬》《夏天的焦慮》《他才是我》《沙漠蚯蚓》《兀鷲與先知》。
5.時間旅行類。時間旅行，指人回到過去或進入未來的過程，這一行為必然對現在的既定事實進行了難以復原的改變。關於時間旅行的小說是:《西奈噩夢》《魔環》《黃金的魔力》《時間旅行三則》《一生的故事》《高尚的代價》《有關時空旅行的馬龍定律》《孿生巨鑽》《夏媧回歸》。
6.宇宙航行類。宇宙航行，運用先進的時空航行技術在宇宙中旅行，將人類行為擴展到地外空間。應該注意的是，這類科幻小說中也有其他科技發明發現，但都以宇宙航行為基礎，沒有宇宙航行其他科技發明發現無從展開。《拉格朗日墓場》《完美地球的標準》《太空雕像》《侏儒英雄》《新安魂曲》《間諜鬥智》《一擲賭生死》《長別離》《泡泡》《殺人償命》《逃出母宇宙》《天父地母》。
7.實驗評測類。實驗評測，指通過虛擬環境、科學實驗或概率推導的方式，對新發明或者未來社會進行檢驗、預測和創造。這類作品有:《魔鬼夢幻》《七重外殼》《生存實驗》《黑鑽石》《臨界》《數學的詛咒》《天下無賊》《活著》。
8.能量自由類。能量自由，探索或研究能量的收集方式和使用方法，使人類獲得幾乎無限的能量用以改造世界:《秘密投票》《終極爆炸》《月球進行曲之前奏》《五月花號》。
對於這八個類型，從創作廣度看，王晉康的小說毫不遜色於世界一流科幻小說家，對此開展得比較研究極富學術價值，尚待專論闡發。從精力分配看，作家用力最多的是人體改造類作品，佔全部創作的三分之一以上，大部分其他類型作品是10部左右，用力最少的是能量自由類作品。以上情況與作家個人的喜好偏愛有關，更重要的原因是王晉康對現實與文化的隱喻有不同側重。
首先，人體是意識的載體，王晉康對人體的聚焦是其關注人類精神的起點。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都在超自然力量與身體的張力中生成了各種人體觀念，時至今日，人體已逐漸從被檢視的對象演變為行為的主體，而近代以來在中國與世界的碰撞融合中，歷經了一次次自然災害和社會災難，身體的消亡與新生劇烈而頻繁，中國人越來越把血脈肉身作為歷史規律的外顯，身體活力成為國家進步的代名詞。因此，王晉康科幻小說中科技對人體的改造，不僅體現了文學中傳統的變形主題，也顯示出自近代以來中國人對健康體魄和民族強大的憧憬。
其次，王晉康的科幻小說將智能改變作為對人的根本改造。他的作品從生物學出發想像了改變人類智能的三種狀態:智能提升當然是全人類共同的期待，智能降低則隱含著作家對智力災變的憂慮，而智能聯合將不同個體的大腦並聯在一起，形成更強大的智力，這是王晉康根據當今網際網路時代特徵進行的藝術改造，也是為智能發展設計的未來方案。智能是智慧的表現。王晉康對智能改變類小說用力較勤，從智能角度重新認識人、崇尚人的生命價值，同時也是中國當代人文思潮在科幻文學中蓄力激蕩的結果。人體改造和智能改變誕生了比自然人類更強的「新人類」，代表了人類進化的方向，也暴露了自然人的危機。
再次，外星人與人工智慧載體都是人的異己形象，所不同的是前者具有生命起源上的獨立性，後者卻是由人類製造產生的。在王晉康的科幻小說中，「新人類」、外星人和人工智慧載體可合稱為「類人」，人類與類人的交往形成新的人際關係，改變了社會結構和思維方式，凸顯了生存權利和價值觀念的劇烈衝突，必將引發人類世界進程的重大轉折，形成新的文明有機體。人類與類人是多元生命意義的辯證統一，地球文明呈現出詹姆遜所說的「宗教和生物學命運」，進一步說，是「個體和集體之間的關係取代了組成存在或自我的社會生活的兩個或幾個個體之間的兩重關係。更為純粹的經驗存在或個人層面是由性別和性別之間的關係組成的，關於這一點，可以認為身體和生物學的事實以及身體構造更直接地決定了大型的社會結構。」而詹姆遜所說的這種「大型社會結構」，在王晉康的科幻中又因時間旅行和宇宙航行的推動更加色彩斑斕。
最後，王晉康的科幻小說還描寫了人們通過實驗研製新事物或預測未來，這其實是科幻小說不同於其他文學類型的特質之一。人類對創新與未來的期待，從生物學看是為實現人自身的完美發展，從政治學看是為實現人類的大同理想。無論是發展還是大同，都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能量自由基礎上。能源是民族復興的血脈。在當代，無論是中國還是世界都在化解能源危機中追求可持續發展，所以王晉康的科幻小說顯露出對無限能量的渴望，當然，這種渴望也因未來的不可預測和有限的實驗條件而隱含危機，只不過與社會災禍或宇宙災難相比，能量危機或成其一部分，或被其掩蓋。
從1949年至今的七十年時光裡，由於行政體制的幹涉，中國科幻一波三折，單就科幻定位而言，出現多次科幻姓「科」還是姓「文」，「硬科幻」或「軟科幻」的論爭。21世紀以來，由於奇幻文學的興起與網絡文學的衝擊，科幻文學的邊界和表現方式面臨更嚴峻的挑戰。王晉康對此深有反思，他認為:
科幻不能把自己劃入一個很小的圈兒裡，要寬泛一點，不然就是作繭自縛;同時我也認為，科幻還是應該有自己明確的特點，如果完全沒有自己的特點，結果必然是消亡。如果科幻完全沒有了科學的影子，那麼跟玄幻有什麼區別?中國仍然需要建立在扎紮實實的科學基礎上的幻想文學。
王晉康自言其科幻創作是「站在歷史看未來」，他所謂的「歷史」，指中國社會和人類文明的經驗史、發展史和奮鬥史。更具體地說，王晉康在作品中將歷史文化融入對中國社會現實的藝術書寫中，他小說中的八個類型是從物質和精神層面探索人類演進的深層機理。因此，王晉康稱自己的科幻小說為「哲理科幻」，即在科學假設與藝術想像的基礎上，揭示出人類的生命意義，彰顯人生的根本智慧。哲理科幻的基本維度是以宏大的科學體系熔鑄科幻文學的審美視域;以豐富的想像能力構建科幻文學的核心要素;以深邃的科學理性展現科幻文學的精神氣質;以獨特的未來預測作為科幻文學的專有手法;以合理的科技推導保障科幻文學的文本根底。由此，王晉康的哲理科幻揭示了科幻文學區別於其他幻想類文學的「準入標準」——以科學為視角、以宇宙為背景，以人類為整體，通過歷史經驗思考人類未來，重塑道德倫理和人生價值。
王晉康的哲理科幻是整合文學、哲學、科學、歷史、文化、社會等多個學科後的交集，跨學科交集的結果不是產生權威、單一、固定不變的思維模式，而是在想像力的作用下生成多元、動態、相互爭鳴的意義場域，並以震撼性和洞察力感染人、啟迪人。因此，在王晉康的哲理科幻中，必然在科學技術的基礎上，通過矛盾雙方實現辯證統一，來考量人的生存狀態、價值判斷和行為特徵。在這一過程中，科學技術的強大與缺憾被呈現在同一視野。作為改造世界的本質力量，科技是人類根據知識體系創造新事物或尋獲新發現的具體形式。現代科技的背後是實證觀念、理性精神和進步意識，國家民族乃至人類社會的進步以科技為支撐。然而，科技又常帶來意想不到的災難，人被自己的創造物控制和異化，成為「鐵籠囚徒」並陷入「風險社會」難以自拔，正如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與安東尼·吉登斯所言，「沒人知道將來會是誰在這鐵籠裡生活;沒人知道在這驚人的大發展終點會不會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現」，這種情況「來源於科學與技術的不受限制的推進。科學理應使世界的可預測性增強，但與此同時，科學已造成新的不確定性——其中許多具有全球性，對這些捉摸不定的因素，我們基本上無法用以往的經驗來消除。」
因此，當代社會的特點之一是人類高揚的生命欲望和生存絕境並存——人以科技武裝自己而成了無往不勝的權威，又受到科技脅迫而成為不堪一擊的弱者，反過來進一步祈靈於科技。在內心憧憬與現實窘迫的反差中，人反思科技帶來的困惑與乖謬，這就形成了科技悖謬。悖謬，指原本合理的命題在條件改變後產生不合理的荒謬狀態。所謂科技悖謬，指原本承諾給人類進步與幸福的科學技術反而造成不幸和矛盾，或因其無法引導人類擺脫自然災難與社會危機，而使人陷入困境。科技悖謬既是人面對的客觀現實，又是其內心的主觀體驗，因此，科技悖謬的本質是現代人的異化表徵。馬爾庫塞對此總結道:「科學技術理性和操縱結成社會控制的新形勢」，「技術邏各斯被轉變為持續下來的奴役的邏各斯。技術的解放力量——物的工具化——成為解放的桎梏，這就是人的工具化。」
王晉康的哲理科幻正是對科技悖謬的書寫。在小說文本中，人物在運用科技改造自身和世界之際，由於自身欲望訴求與科技客觀效果的原因，陷入兩相為難的境地，並付出了相應的代價，甚至跌入萬劫不復的深淵。但是，作為科學主義的信奉者，王晉康堅信科技改造社會是大勢所趨，因此他沒有為科技可能毀滅人類吟唱悲歌，而是孜孜求解超越科技悖謬的路徑。超越科技悖謬，指揭示悖謬的本質，超脫髮展的困境，實現人類的進步。在王晉康的小說中，人物通過努力以各種模式實現對科技悖謬的超越，作家以此激發讀者對日常現實的疏離感，進而引起人們反思既有意識形態和固化思維模式，不斷協調科技與人類的關係，為科技服務人類樹立範式和標準。超越悖謬的本質，是人在困境中以理性精神對科學技術和生命價值的重現闡釋，彰顯了人的求新意識。由此看，王晉康的哲理科幻展現的正是科學精神本身，即「在科技爆炸的大背景下不斷反思和預見科學技術可能帶來的問題，這種懷疑精神恰恰是科學的精髓」，而「科學精神的實質，在於不停地檢討並用於摧毀自己原先建成的模型。」
科技悖謬與超越悖謬是王晉康哲理科幻的核心特徵，也是其創新性與思想性的最好體現。可以說，哲理科幻的思想深度在於對悖謬和超越的想像程度，哲理科幻的藝術水平在於對悖謬和超越的關係塑型。悖謬與超越表面上是矛盾體，實際上是孿生子，「就藝術文本而言，對立各方的任何一方的完全勝利，就意味著藝術的滅亡。」從社會發展規律出發，人類面對困境必然會尋找超越的方案，發展中的問題必須在發展中解決，而在發展的過程中又必然遭遇各種新的困難，形成新的重大危機，這就引發新一輪的超越。因此，科技悖謬與超越悖謬更迭演進，激勵人類砥礪前行。具體來說——
一方面，從文學對時代的映射看，面對以深化改革和攻堅轉型突破發展瓶頸的艱巨重任，當今中國社會已經達成戰略高度的共識，必須「把科技創新擺在更加重要位置，吹響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號角」，面對「學科之間、科學和技術之間、技術之間、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之間日益呈現交叉融合趨勢，科學技術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刻影響著國家前途命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刻影響著民眾生活福祉。」因此，「中國要努力成為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王晉康哲理科幻的科技悖謬和超越悖謬，就是對中國社會直面危機、自力更生、迎難而上、求實創新精神與行動的藝術書寫。這種與當代中國主流精神的高度契合，不僅體現了科幻文學為中國社會發展提供鏡鑑的現實責任，也蘊含著中國文學對改變積貧積弱的屈辱和弘揚科技創新精神的歷史擔當，表現出自近代以來國人以科技實現民族復興的美好夢想，因而放射出極強的中國特色和逐夢色彩。
另一方面，從文學藝術自身規律看，科幻文學不是直接進行科普或反映生活，而是以作家最關注的現實問題為材料，通過想像構建出時空連續體，宣揚科學進步思想。在這裡，想像是通過符號形象對已有經驗和現實的模仿與再造。如果創新是科學體系中理性的最高層次，那麼想像就是藝術領域中理想的完美形態。想像通過意象創新的方法促使藝術幻想超越生活平庸。正如蘇聯文學理論家洛特曼所言:「藝術切近生活的同期性要求，並不意味著一種趨勢必須取代另一種。藝術文本之所以追求對生活的最大限度的近似，根據藝術最基本的前提來看，恰恰就因為藝術不是生活。」王晉康的哲理科幻以科技悖謬引發哲思，以超越悖謬表達理想，生成作品人物、建構故事情節，通過改寫歷史典故編織出「現代神話」。一系列悖謬與超越的意象符號最終形成表達意義的文本體系。王晉康的科幻作品不是隨心所欲地講述膚淺表面的社會現實，而是刻錄人類生死攸關的重大轉折，為動態地重新校準文明演進方向提供新的契機。在此之中，王晉康以想像作為精神生產的驅動力，在超越科技悖謬中將人塑造成運動變化的矛盾統一體，因而展現了強烈的人學意義和審美價值。
科技悖謬貫穿於王晉康哲理科幻的八個類型，並形成三種超越悖謬的模式，有限的模式蘊含無限的文學文化意味，同時又暗藏對中國社會發展內涵的藝術改造。
1.個體捍衛道德良知超越人性之惡控制的科技惡變
1993年，是王晉康創作的元年，已過不惑之年的王晉康發表處女作《亞當回歸》。毋庸諱言，無論對王晉康整個科幻創作歷程，還是對中國科幻文學來說，《亞當回歸》都並非最出色的作品，但這部小說展現了作家對科技和人類關係的最初思考，是理解王晉康哲理科幻科技悖謬與超越悖謬的鑰匙。作家把科技發展和人類關係定位在生死抉擇的宏觀層面，凸顯了人對科技改變自身的猶疑、困惑與反抗，並鮮明地提出人應該如何走向完善和人之為人的標準問題，為以後的科幻創作奠定了基礎。
在小說中，主人公王亞當乘坐「夸父」號飛船完成宇宙航行，在船員相繼罹難後歷經艱險回到地球，可是這時的地球人類已經發生了變化，王亞當與老科學家錢人傑一同成為自然人類生命尊嚴的最後捍衛者，抵制植入了生物元件電腦技術的「新智人」，小說由此顯示出在發展路徑面前人類的選擇困境。但王亞當並沒有像錢人傑那樣完全固守自然人的身份特徵，他無法抗拒新智人在智力上是自然人1013倍的誘惑而有條件地接受了的改造，錢人傑則以自然人身份堅守到最後，不久抑鬱而終。
小說的關鍵節點是錢人傑設置的「第二智能三戒律」，只要守住「第二智能三戒律」這一底線，自然人和「新智人」的衝突就至少可以得到緩解。如果說阿西莫夫的「機器人三定律」是從人類尊嚴和安全出發，要求機器對人的絕對服從，那麼王晉康在作品裡提出的「第二智能三戒律」就是給人類的生命價值劃定了最後警戒線，科技對人類的負面影響有了相應的抑制。然而，王晉康在小說中營造的科技悖謬並沒有解除，「第二智能三戒律」也暗示人類向人機一體的方向進化已不可避免，錢人傑之死隱喻自然人類的消亡，王亞當遵守「第二智能三戒律」意味著承認新人類存在的必然，隨之而來的是人的情感、道德、本質都發生了急劇的變化，令王亞當深陷迷惘和失落難以自拔。實際上，舊人類在心靈和知識水平上都無法完成各項人類發展事業，以王亞當新婚妻子雪麗為代表的新人類在智能、外形和體能上日臻完美，不僅能加速人類社會前進步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人類永生之夢。小說中人類以壓倒性地比例幾乎全員接受了智能提升，這說明作家對科技改造人類持肯定態度。
不過，王晉康並沒有執迷於科技帶來人類進化的必然性，作家讓主人公成為新人類與自然人的「中間體」——王亞當在植入「生物元件電腦」後，定期恢復自然人的身份，以便儘可能地保存原有的人類屬性以維護道德良知，這就讓他成為新舊混合的「新新人類」。這不是膚淺的平均主義，而是作家認識到人的本質內涵中情感和道德的不可或缺，單純在智能和外形上的進化必將導致人性的失衡，為人類永生的技術最終反而會導致人的全面退化和消亡。這種認識貫穿著人類文學史，名義上人是萬物的靈長、宇宙的精華，但心中缺少信仰和理智，人也只是木雕泥塑的傀儡而已。這樣看，在小說結尾，王亞當對錢人傑的祭奠，就不僅僅是簡單的懷念，而是面對人類良知的承諾，同時也減緩了科技發展帶來的悖謬感。王晉康意識到，「正如人不能在世界之中把他的實存歸結為他的自我意識，人的自我乃是超越存在贈予他的一件自由的禮物。如果他沒有喪失自身，他就必須一次次地被給予自身」。類似於《聖經》中與上帝第一次立約的人類始祖亞當，王亞當既是完成宇宙空間航行後回歸地球的第一人，也是在技術飛躍中向人性回歸的第一個人。
毫無疑問，王晉康在初涉科幻文學之際，就顯示了他對科幻文學哲理精神的理解，這部作品表達了對人生命本質的探索和對人類社會異化的憂慮，讓人性向道德良知回歸是作家超越悖謬的方式。《亞當回歸》的第一句話就將文本時間設定於「公元2253年2月30日」，這如同喬治·歐威爾《1984》第一句話中「時鐘敲響了十三下」一樣詭異。這種異曲同工之處隱含著濃厚的危機意識，作家的目的在於要把所有技術進步都置於人性內涵中進行考量。作品中具有明顯的作家自我指涉，「王亞當」在文字與發音上是「王晉康」的變體，小說中還暗藏著作家的理性反思，顯示了他幹預現實的強烈訴求和內心情緒，因此令作品顯露出悲涼的基調。這樣看，王晉康的處女作與前代童恩正、葉永烈等人的科幻完全不同，基本消退了的那種崇尚科技發明、樂觀展望未來的昂揚精神，而是與阿西莫夫、阿瑟·克拉克等人的科幻作品在描述人類憂患層面有一定的相似性。然而結合中國特定的歷史現實，王晉康的這部作品又有自己的獨特性，在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特色人文思潮之後，王晉康更多地從個人哲思的角度反觀真理、世界、主體和人的精神自由，在與以往的話語體系對照中，演化為對意識形態權威的質疑和對社會發展道路的反思。
由於科技悖謬預示著個體死亡與人類毀滅，引發人強烈的內心焦慮。實際上，人不是害怕死亡或毀滅帶來的終結，而是在根本上缺少安全穩固性和永恆確定性，正如哲學家海德格爾所言:「我們所畏的與所畏的東西是不確定的，但其不確定並不單純就是缺乏確定性，而是在本質上不可能加以確定。」對於一般的科幻文學作品來說，超越悖謬最直接的方法是將科技與人性相對立，並最終以人性的博愛或寬容壓倒科技的負面效應，這是科幻小說最常見的套路，但也會將人導入誤區——以不科學的闡述反對科學或單純地固守人的不變本質屬性，這引發了王晉康、劉慈欣等「硬核科幻」作家的強烈反對。王晉康在哲理科幻中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觀點。作為科學主義的信奉者，王晉康認為，宇宙有自身獨立的運行機理和最高法則，即它是「自組織」與熱力學熵兩大進程的辯證統一，人類的生存本能就是這一進程最鮮明的表現，道德意識和科學技術都是人類社會的偉大創舉，因此人性善惡與科技發展之間的張力體現了宇宙的必然性。這就是王晉康作品中超越科技悖謬的「必然論」觀念。人與科技的密不可分，在現代社會，科技是人的科技，人是科技之人，人與科技相互圓融，因此人性之惡的侵染與道德良知的浸潤是科技發展的必然趨勢。人性之惡是人的自保本能的泛濫，即自私自利、唯我獨尊;人性之善是人對自我與他者利益的平衡。可以說，人的欲望本能和道德良知都是人本質的體現，因此在必然論的指引下，科技是人本質力量的載體，科技帶來的負面效應不是科技自身造成的，而是源自掌握和使用科技的人，科技悖謬歸因於它在人性之惡操控下產生的惡變，而人又必然要把科技導向善。由此可見，必然論的背後是科技倫理學，正如西方哲學家亞里斯多德所指出的那樣:「每種技藝，每種科學以及各種經過思考的行為或志趣，都是以某種善為其目的的。」如此一來，王晉康哲理科幻中的科技悖謬被置換成道德困境，超越悖論展現出強烈的道德傾向。必然論開啟了道德良知對人物的光照，為情節注入人文精神的內涵，科技與道德的互動使文本不斷生成新意義，脫離了道德的科技是邪惡，脫離了科技的道德是迷信。由此，在王晉康哲理科幻作品中形成超越悖謬的「道德模式」:人性之惡引發科技惡變而使人遭受科技悖謬，個體通過祛惡揚善、維護道德良知達到對科技悖謬的超越。
王晉康在《亞當回歸》之後的第二年，接連發表的姊妹篇《科學狂人之死》《黑匣子裡的愛情》。在《科學狂人之死》中，女主人公白王雷堅決拒斥了科學狂人胡狼進行3D人體複製的誘惑，作家以胡狼與自己的複製人同歸於盡來說明，狂人之「狂」，是因其妄圖以科技之力僭越人的生命形式，在科技對人的改造過程中喪失了道德良知，違背了最基本的生命倫理法則，這種「狂」的本質是極端的欲望，並顯現為個人品性上的邪惡，必然帶來個體和社會的毀滅。相對於胡狼，白王雷是道德良知的象徵，她的行為體現了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的主張——「要抑制人的欲望，爭取為人的科學，而不是為科學而科學。」《黑匣子裡的愛情》延續胡狼的發明，地球政府利用全息生命保存技術把太空人保羅和田青傳送進儲存器黑匣子中，以便讓這對兒青年男女在宇宙航行中延續生命，等到達目標行星後擔負生兒育女的任務，但開發這項技術的政府機構枉顧保羅和田青的情感和權利，只考慮實驗的可行性。最後在老年的白王雷幫助下，政府機構的霸凌行徑遭受了辛辣的嘲諷，男女主人公竟然在黑匣子裡懷孕。在小說中，政府作為強權的代表，導致了科學技術對人正當權利的侵犯，造成了科學與人權對立的危機，進而將瓦解人的尊嚴和價值，哲學家胡塞爾認為，「科學的危機表現為科學喪失了生活意義」，保羅和田青孕育的新生命不僅象徵著人性的勝利，同時也是科學對生活意義的復活。這兩部早期的作品延續《亞當回歸》的科技悖謬狀態和超越悖謬模式，但前者將人性之惡具體化為個人品性之惡，後者則將矛頭對準了當局機構之惡，它們共同點都是個體在道德領域追求超越。
個人品性之惡，指個人道德良知的泯滅，為滿足自身欲望無所顧忌，它是人性之惡的初始化，開啟了科技悖謬的魔盒。在小說《義犬》中，72名智力超群的知識分子被稱為「大腦袋」，他們通過人腦「並聯」，形成智能聯合促使智力飛躍，「大腦袋」的領袖卞天石企圖利用隕星「混沌」轟擊地球，對自然人進行「適度災變」，消滅50億自然人而為「大腦袋」統治世界開闢道路，最終這個陰謀在他的兒子卞士誠與卓麗麗的愛情中慘遭失敗。卞士誠是「大腦袋」的一員，卓麗麗是自然人，他們原本站在兩個陣營，但最後消除誤會、相互理解，顯露出超越悖謬與人類和解的曙光。而「大腦袋」則是胡狼的擴大版，顯示出王晉康對知識分子在權力欲望中異化的警醒。相似的模式出現在《魔鬼夢幻》裡，不幸致殘的司馬平更是高歌猛進，他以良知抵抗作為胡狼翻版的科學家黑姆用虛擬心理信號帶來的欲望引誘，最後竟然奇蹟般地使軀體康復，不僅在研究事業中功成名就，還與意中人終成眷屬。《魔鬼夢幻》將科技惡變拉回到了個人品性之惡，在作品裡，司馬平象徵著《聖經》中的耶穌，在曠野中修煉，抵制了魔鬼一次次誘惑，而黑姆相當於魔鬼，他的存在凸顯司馬平的善。王晉康的哲理科幻與宗教神話聯姻，對科技悖謬的超越離不開宗教勸諭。
權力體制之惡，指政府機構對人生命權利的肆意踐踏，它是人性之惡的深化，導致了科技悖謬的極端化。1994年底發表的《天火》顯得比較獨特，作品消解了未來世界的傳奇性，突出了對歷史的反思性，小說的背景被設定為社會災難事件，也將哲理科幻的悲涼氛圍醞釀得極為濃厚。「我」(何老師)和主人公林天聲雖然深陷瘋狂年代造成的命運絕境，但對科學的追求卻矢志不渝。與劉慈欣代表作《三體》中的青年女科學家葉文潔探聽外星回音一樣，林天聲也在進行幾乎不可能成功的實驗項目——「準虛無態穿透」實驗，然而，在穿牆實驗中因受到紅衛兵的幹擾，他的身體沒能重新聚合，永遠消失在牆壁中。在這裡，「牆」和紅衛兵象徵思想控制的專政力量，而「穿牆而過」也最大可能地突出了對自由精神的嚮往。因此，林天聲的「準虛無態穿透」成為保持精神信仰和獨立人格的武器，同時也是引發他死亡的起點，林天聲發明的技術被權力體制嚴重幹擾，反過來殺死了他，使他成為精神的殉道者。作品中抽掉了對「準虛無態穿透」原理的闡釋，使這篇小說接近韓松的荒誕型科幻，具有鮮明的反烏託邦色彩，但小說對社會災難的荒謬和不可言說性進行的歷史敘事，又使人在回顧敏感的歷史記憶時，感受到科技和人性被專政力量摧毀的必然。這一理念延續到後來王晉康其他哲理科幻中，比如《蟻生》《三人行》，但不同的是，這兩部小說中的主人公分別發現了具有集體主義傾向的蟻利素和原子團行為模式。王晉康認為，人的利他觀念是以更好地利己為前提的，但外在環境中的體制機制和思想因素，不可避免地中斷了這一過程，使人完全跌入利己的淵藪，《蟻生》和《三人行》中的科技力量最終鑄成了這一悲劇，科技悖謬也因此表現得更為強烈。這顯現出王晉康對中國社會體制的反思，他深切地洞察道:「有沒有體制能保證人類文明永遠沿著正確的道路前進?沒有。人類只能在善惡之間摸索著前進，以鮮血、死亡、失敗和痛苦作直觀教具，用試錯法來選擇正確的路。」[20]這番話悲涼沉重，卻凝練著作家悲天憫人的深厚情懷。其他相近的作品還有《太空雕像》《透明腦》《三色世界》和《癌人》等。
在《星期日病毒》中，主人公是地球人師儒和海倫，他們乘坐太空船來到反E星，發現這顆行星上的利希人依靠高度智慧的電腦，在星期日放棄思想意識和道德良知，恢復到自然欲望主導的狀態，由於耽於肉體的狂歡，利希人竟將一周九天都設定為星期日，完全放棄了自我，沉淪在動物性的本能狀態，一個高於地球文明程度的外星社會就此瀕於毀滅。所謂的「反E星」就是地球Earth的反面或另一面，小說通過利希人喪失自我意識，告誡人們未來社會的災難是良知的沉淪，換句話說，不是我們毀於所反抗的東西，而是毀於我們所喜愛的東西。《星期日病毒》中為利希人服務的電腦恪盡職守，甚至想喚醒利希主人們去迎接到訪的地球旅行者，可是利希人不願被打擾，服從於自身墮落的趨向，成為未來版「永遠都叫不醒的裝睡者」。利希人與電腦兩相對比，造成了更鮮明的悖謬狀態，但是師儒和海倫卻通過這次外星之旅平衡了本能欲望與清規戒律的衝突，恢復了人性的正常訴求，作品在此不失時機地進行了道德教諭。隨後的作品《追殺》，主人公於平寧是反外星間諜機構的特工，他懷疑調查對象是K星間諜，並在戰友李力明的暗示下將他們一一擊斃，同時於平寧對自己的真實身份也充滿困惑，隨著案情的深入，他發現自己和李力明才是被K星人改造的間諜，最後小說以兩人同歸於盡終止了悖謬的延續。《追殺》以諜戰主題表達了人對自我確證的困惑，突出主人公也是迷途中的受害者。以上兩部作品將科技惡變歸屬於外星人，前者停滯了反E星文明的發展，後者給地球帶來難以抵禦的災難，隱喻人類在科技悖謬中的困惑和迷惘，但外星人與人具有同質性，歸根結底都表現了個人品性和權力體制的弊病，而且個體用道德良知的抵抗都無法獲得完全的成功。
拜金主義之惡，指經濟利益攫取人的良知，人性被金錢控制，利潤控制人際關係，拜金主義是人性之惡的泛化，科技悖謬也因此被完全糅進當代人的日常生活。王晉康1995年的作品《美容陷阱》將背景設定為「近未來」，富豪家公子哥宋堅身患小兒麻痺症，在妻子雅倩的慫恿下，被無良醫生錢與吾依靠「細胞準確培育技術」先後更換了身體的各個部件，思想進入另一個人造腦組織中，並成為浸染過他人意識的傳導產物，身體只是複製人身體相應部分的拼接。作品中隱含的問題是如此人體是否還能稱之為人?連宋堅最後都在質問自己:我究竟是誰?原來的那個宋堅?殺死宋堅的宋堅?新產生的宋堅?不是宋堅的宋堅?實際上，在《美容陷阱》中，科技已經淪為拜金主義幫兇，讓人的本質屬性發生根本更改，自然人宋堅已經死亡，最終出現的只是自然人宋堅的另一個複製體。毫無疑問，商業資本衍生的功利算計和利潤崇拜導致拜金主義之惡，控制了科技的使用方式和效果，對經濟回報的狂熱敗壞了社會風氣，也毀滅了人性、踐踏了人倫，反過來又引發經濟坍縮或生態災難，最終導致社會全面崩潰。在小說《替天行道》中，主人公吉明在恍惚中夢見長著中國老農民面孔的上帝，因而獲得了良心復甦，最終以自焚抵制MSD公司用「魔王麥」的自殺基因對中國生態環境的破壞。很明顯，文本中的MSD公司諷刺的是孟山都公司，而老農民「上帝」用最樸實直白的話語批判了MSD公司的卑劣行徑:「缺德!」這類作品還有日後的《替身》《轉生的巨人》和《黃金的魔力》等，都探討了人在經濟利益面前遭受異化而引發強烈的悖謬。
綜上可見，在王晉康的哲理科幻中，科技悖謬是由於人性之惡造成了科技惡變而產生的後果，人必須以道德良知抵抗人性之惡並重新校正科技服務社會的方向。必須注意的是:
其一，統觀哲理科幻八個類型，在道德模式下的超越努力都集中於人物個體的精神領域，對於王晉康來說，道德良知是人物對人性之惡進行的思考判別和主動抵制，因此是人類正義和至善在個體身上的最高表現。個體維護道德良知的結果不是刻意信奉某些戒律教條，而是恢復人的自然天性以推動社會發展，生存與道德在具體的社會條件下具有一致性。但王晉康在早期的哲理科幻作品中尚未指出人維護道德良知的社會動因。
其二，人性之惡具體化為三種形式:個人品性之惡、權力體制之惡、拜金主義之惡，個人品性之惡是權力體制之惡和拜金主義之惡的基礎，權力體制之惡和拜金主義之惡相互勾連，進一步突出個人品性之惡，而此時的科技成為人性之惡三種形式的載體，人體改造、智能改變和人工智慧尤其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危機。通過人性之惡對科技悖謬的生成，王晉康的哲理科幻展示出對社會道德風氣的針砭，因此帶有強烈的現實批判傾向。
其三，必須看到，小說中的人性之惡對人的生存造成了嚴重威脅，這隱含著作家對個體能力與人性之惡的沉重思考。王晉康哲理科幻中人性之惡的形式與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的「風險社會」觀念相契合。他認為，善建立在惡的糞堆上，人的自保本能衍生出無限的欲望，只有為更全面地滿足欲望之時，才能多多少少兼顧別人的權益，所以人性本惡。人性惡是個體與社會關係的嚴重失衡，這是科學技術和個體力量都無法消解的。因此，科技悖謬在當代社會就不可避免並且將長久地存在，而個體超越悖謬的理想也難以完全實現。當然，在人以道德良知抵抗人性之惡的努力中，不斷地嘗試驅逐信仰中的虛無主義，正是「信仰上的虛無造成文化傳統『令人畏懼的脫節』，人上升到神的位置之後卻難以把握自我。」這就保留了超越科技悖謬的希望。
2.人技合一的發展理想超越科技進步中的生存矛盾
如果僅僅展現善惡的鬥爭，哲理科幻易流於說教而難以獲得更為廣泛的讚譽。在當下中國社會發展中，不同人群合理的生存訴求及其相應的價值觀存在相互牴牾，人類歷史無數次證明了社會矛盾極化如何導致國家的衰落與滅亡，因此，怎樣才能凝心聚力、統一思想，是新時代中國必須面對的嚴峻挑戰。王晉康的哲理科幻也通過科技悖謬體現了對這一挑戰的思考，科技新發明發現導致社會利益群體間的爭端，惡化了人的生存狀態，威脅人類的整體安全。相對於善惡鬥爭顯示出的道德問題，社會群體各自的生存權和發展權相對於其自身是合理正當的，因此無法直接用善惡進行評判或化約，只能在肯定雙方利益合法性的基礎上協調關係、平緩矛盾，在拓展生存邊界或者獲取更多生存資源的過程中相互合作、實現雙贏，最終超越矛盾，祛除科技悖謬。這樣，科技悖謬又演化為發展問題，善惡鬥爭被引入到社會發展進程中重新闡釋，發展成為人維護道德良知的社會動因，同時也使科幻文本揭示出中國社會結構中的等級凝固化和利益多元化等深層次問題，並從辯證統一的高度探討了生命價值與宇宙規律。具體來說，王晉康延續《亞當回歸》的解決方式，通過人與科技的有效融合以滿足不同群體合理訴求為路徑，並用時間旅行和宇宙航行為人類社會提供更豐富的物質與精神資源。人技融合的本質是主體和客體的和諧發展，這對解決新時代中國社會的利益矛盾和價值分化具有重要啟發意義。由此，在王晉康另一部分哲理科幻作品中又形成「發展模式」:科技進步引發群體生存矛盾，通過人技合一實現自身的發展來超越科技悖謬。
王晉康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生命之歌》關注機器人與自然人的生存矛盾。在作品中，主人公是只有5歲兒童外表卻智能水平和生存意志都極高的第一代仿真機器人元元，他最大的夢想是成為擁有人類身份和與人平等的「真人」，但是他的研製者、名義上的父親孔昭仁，擔心高智商的元元可能在擁有合法地位後威脅自然人的未來，全力阻止他成為真人。然而，元元在音樂中獲得了機器人自主繁殖與意識進化的密碼，憑藉這曲「生命之歌」，在不久的將來機器人可以像人一樣產生智力飛躍，人類將最終被打敗而走向滅亡。人和機器人的生存欲望產生了難以避免的對抗，小說最後在孔昭仁的女兒孔憲雲手提雷射槍陷入是否殺死元元的困惑中結束。元元是追求自我意識和生存權利的形象，他的出現導致的科技悖謬實際上是機器人和人類在倫理衝突上的激化。
小說的標題一語雙關，暗示既是機器人生命之歌的開始，又是人類生命之歌的終結，對立的兩首「生命之歌」攪扭在一起，也顯示了王晉康用想像力讓文學與音樂聯姻的努力。王晉康把《生命之歌》作為自己的代表作之一，他認為該作的敘事角度和科學架構都無懈可擊。然而，作品形式為功能服務。作為兩種價值觀念的符號形態，元元和人類科學家孔氏父女都有生存和發展的權利，但元元的未來結局在人機衝突中已隱隱確定，這部小說與《亞當回歸》一樣，突出了機器人代替人類雖然悖逆人的意願，卻是大勢所趨，這意味著「藝術形象不僅作為某種文化定式的現實而建構，也作為有意背離該定式的系統而建構，這些都是由個別有序化造成的，這些有意背離的增長率與該定式的基本規律性成正比，一方面他們使得基本規律更加有意義，另一方面又減少了主角以基本規律為背景的行動的可預見性。」科幻小說的「造人」主題是對宗教神話的借用，而人類造人又是對宗教神話的改寫，王晉康在此基礎上激發讀者主動認識人在科技發展中的兩難境地，啟發人們從人與機器人的雙重視角深入認識人的生命意識與辯證觀念，最終將思考引向人與技術的和諧統一，這才是這部小說取得成功的真正原因。
另一篇長篇小說《斯芬克斯之謎》關注改造人與自然人的生存矛盾。如同小說標題明確指示的那樣，王晉康在《斯芬克斯之謎》中藉助神話傳說加強科技悖謬的影響。在古希臘神話中斯芬克斯是怪物的後代，它考問路人的謎題非其所有，而是來自繆斯女神，女神的垂青暗示它存在的合理與必然，而古希臘語中「斯芬克斯」來自希臘文「拉緊」(Sphiggein)，古希臘人認為斯芬克斯會讓人窒息而死。古希臘的斯芬克斯「山寨」自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的獅身人神像，這一超現實形象常「棲居」在宮殿和陵墓，是威嚴、懲罰、死亡、重生的象徵。因此，斯芬克斯的謎題原意不在於人生的不同階段，而是人從孩童到老人、從生到死的新舊交替是自然運行的鐵律，人無法更改。然而，蕭水寒利用DNA信息精確傳遞技術，去掉生殖細胞中的「凋亡酶」，讓其像癌細胞一樣無限生長，從而實現了人類長生不老的千年夢想。他首先成為第一個千年不老的改造人，可以學習無限的知識、擁有無限的可能，似乎打破了「凡人必有一死」的宿命。但是他也意識到，一個人的長生不老與有意義的短暫人生不能同日而語，他已經無法忍受漫長的孤獨所帶來的心理煎熬，必須追求解脫和幸福，可如果想避免孤獨就必須讓自己的愛人也長生不老，這必然造成DNA信息精確傳遞技術洩露，人類會因只有新增人口卻無人死亡而毀滅。在困頓中，蕭水寒不斷改變身份和體貌特徵，從李元龍、劉世雄、庫平到孫思遠，但孤獨如影隨形，揮之不去，最後個人的困頓和社會的壓力形成強大的悖謬，讓他以坐化了結痛苦。如果《生命之歌》開啟了人技融合的努力，那麼《斯芬克斯之迷》就是人技融合失敗的反例，小說中還用中國古代傳說中秦始皇派徐福求藥的失敗來進一步警示人們，科技違背永恆真理，必將使科技的擁有者站在了人類整體利益的對立面。類似的作品還有《豹》等。
小說《犧牲者》關注複製人和自然人的生存矛盾。主人公何宇建明原本是處於封閉生活圈的複製人幼體，被科學家意外帶入自然人社會，並被當做人類成員撫養長大，自然人政府嚴禁兩種生命體混同生活。不明真相的何宇建明靠著勤奮刻苦和機智勇敢，成長為一名警官，他的心上人姬杜靈玉探望患病的爺爺姬野臣時遇險，何宇建明排除困難，化險為夷，但在回家途中，他的真實身份被上司高局長偵知，於是高局長在何宇建明的太空船中安放了炸彈，欲清除這個人類群體中的異己，結果也讓其他無辜的乘客全部罹難。不過從社會體制層面看，高局長不過是代表主流意見而維護人類社會的純潔和權威，消除一切顛覆性因素。小說《犧牲者》放大了科技帶來的群體衝突，群體合理利益之間的矛盾具有鮮明的悖論色彩，給人超越科技悖謬蒙上了陰影。
以上作品中主人公的抉擇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矛盾衝突，反倒是加重了科技悖謬的影響，面對機器人、改造人、複製人等「新人類」與自然人類的矛盾，王晉康在作品中沒有輕言任何一方具有完全意義上的合法性，這顯然是他從平民立場與民主協商的政治角度出發，對小說發展脈絡的建構，同時通過對神話的重述，文本聚焦當代的科技倫理困境——如何不斷重新界定人類的存在本質。這樣在政治和神話的交相輝映中，王晉康的哲理科幻回歸到人類最根本的生存議題，並展現出超越現有人類本質標準的思想觀念——在宇宙級別和未來視域中肯定新人類與自然人的共同的存在意義，人必然在與科技融合中超越悖謬，而這種人技融合必須有可行的方式和足夠成熟的理論作為支撐。
對於方式問題，王晉康在第一部中東題材科幻《天河相會》中已經熟稔在心，小說塑造了品德高尚卻從小罹患癲癇症的科學家亞倫，他為不連累自己的愛人麗拉毅然與之分手，可不明真相的麗拉為此怨恨難消。後來亞倫通過大腦並聯的方式，實現了智能聯合，克服了癲癇絕症。儘管麗拉對亞倫有誤會，甚至在自己那位信奉宗教原教旨主義的舅舅挑唆下意欲刺殺亞倫，但在亞倫的技術說服面前，麗拉無言以對，並因清楚了情變的原委而消彌了與亞倫的分歧。可以說，亞倫自我犧牲精神與智能聯合技術的結合是超越悖謬的關鍵。在《天河相會》中，智能聯合已經不像在《義犬》中被邪惡團體所控制，而轉變為人類智能進化的具體形式，並從此成為王晉康哲理科幻的重要符號，它是對當代「會聚技術」理念的藝術改寫，會聚技術是通過納米設備、生物技術、信息資源和認知科學的聯合，王晉康在作品中實現人腦與人腦或人腦與電腦的無縫連接，這不僅能實現人類與科技的融合，也預示了整個社會從分散走向聯合的趨勢，類似的作品還有《靈童》等。當然，作為人技融合的重要方式，單有以人腦並聯的智能聯合還不夠，王晉康還展現了人技結合所必需的其他形式，這映射了當代中國融合各方資源推動社會進步的綜合方式。
在王晉康的第二部中東題材科幻小說《西奈噩夢》中，藉助巴以戰爭為故事背景，主人公埃及特工拉法特·阿里用摩西·科恩的假名在以色列活動，為祖國提供重要的軍事情報，他試圖利用時光機改變第四次中東戰爭的結局，以解救即將戰敗的祖國，但是他對歷史的幹涉，竟然陰差陽錯地讓他的身份變異為猶太人和摩薩德特工，科技造成人身份的混亂，使阿里完全喪失了自我，最後他被循跡而來的槍手射殺。本作取材於以色列著名特工伊利·科恩的故事，但加入了大量虛構情節，以主人公的祖國埃及戰敗突出了悲壯氣氛，同時又通過阿里身份的變化，追溯猶太教與伊斯蘭教同源的歷史，加大了悖謬的沉重性。作家對阿里報以深切的同情，肯定他行為的合理性，同時強調時光機沒有為阿里帶來命運轉機，卻讓他徹底喪失了自我。小說中發明時光機的伊來·阿丹教授是真正實現科技人性化的人物，他深諳歷史不可更改的必然性，恪守不幹涉歷史的原則，避免陷入科技悖謬中難以自拔。但應該看到的是，《西奈噩夢》裡阿丹教授並沒能阻止拉法特·阿里更改歷史和最終被殺，這說明單一的時間穿梭脫離了歷史秩序必將走向反面，人必須在遵從秩序的前提下實現自身訴求。與之類似的作品有《魔環》《時間旅行三則》《一生的故事》《高尚的代價》《有關時空旅行的馬龍定律》《孿生巨鑽》《夏媧回歸》。
第三部中東題材科幻小說《生死平衡》以華夏傳統文化增加了超越的砝碼，其貌不揚的中國醫生皇甫林依靠中醫平衡理論研製了「人體潛能激活劑」，不僅拯救了原本不信任自己的科威特王子與公主，還抱得美人歸，並成功化解中東恐怖主義陰謀，拯救了海灣各國人民。作家將主人公思想中蘊含的華夏古代智慧作為超越科技悖謬的精神基底，正因為如此，皇甫林根除的不僅是人的疾病和藥物濫用，同時彌合了不同民族之間的爭端，實現了人類健康與科技進步的雙重目標，作品中對文化的回歸讓人物對科技悖謬的超越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在小說《七重外殼》中，王晉康利用虛擬場景考量超越悖謬的可行性，小說的主人公是青年學生甘又明，受他的姐夫、美籍華人科學家吳中邀請，赴美參加雷射全息技術虛擬景象甄別實驗，如果他能成功地找到仿真景象中的漏洞，就可以獲得一萬美金。甘又明穿上虛擬服，在女科學家瓊的幫助下找到了許多破綻，從而連續六次識破了仿真場景，但是當他和瓊回到中國想續寫情緣時，卻懷疑自己還處在虛擬世界中，連自己母親的呼喚都無法讓他擺脫困惑，真實的生活也成了甘又明的第七重「外殼」，他再也無法恢復真切的生命體驗。瓊在參與甄別實驗中漸漸愛上了機智的甘又明，但又因甘又明無法辨別虛擬與真實而黯然離去，可以說，瓊是作品中相對完美的人物，她沒有在虛擬世界中失去心智，在她身上體現了科技力量和人真摯情感的和諧。如何平衡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的關係，是當今人類面臨的焦點問題之一，王晉康試圖用《七重外殼》男女主人公的結局凸顯情感因素，為人類超越虛擬與現實的困境覓得出路。
智能聯合以及時間旅行、文化經驗、虛擬實驗為人技融合提供了正確途徑，應該著重指出的是:首先，儘管王晉康的哲理科幻沒有刻意塑造能知情意行平衡發展的完美人物，但仍能看得出人技合一的關鍵在於人自身，只有擁有道德良知、富於奉獻精神、具有真摯情感的人才能引領科技進步，這在以後的作品被濃縮為知識分子群體。其次，王晉康哲理科幻凸顯人技合一中人的因素，正符合新時期中國把人才作為科技創新和社會發展決勝要素的理念，同時也與世界發展潮流實時對接，科技為人類文明的演進服務，社會的發展表現為科技進步，這顯示出文學藝術對社會意識的轉換，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最後，人技合一的發展模式以道德良知為基礎，或稱之為道德模式的「升級版」，這意味著道德是發展的根基，發展是道德的升華，人技合一是社會繁榮進步的理想方式。
然而，王晉康本人的思想觀念和當下中國的主流意識，已經不再抽象或簡化對人的認知，尤其是中國特色人文思潮針對人性、真理、存在、價值進行了一系列爭鳴促使知識界意識到，在科學技術的推動下，作為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人的現實內涵複雜多元，而且充滿對抗性。因此王晉康從不迴避人的矛盾和複雜，也不輕易承諾人技合一可以取得超越悖謬的完全成功，具有前瞻性的人與科技融合後，面對固守現狀的現實利益群體，必然在行為和思想上發生激烈碰撞，超越科技悖謬的嘗試反而有可能進一步導致悖謬的加強。
在王晉康的科幻長篇《十字》裡，主人公梅茵播撒天花病毒，促使人類體內形成免疫力，實現新的進化。這一行為的原理與《生死平衡》中皇甫林的平衡醫學如出一轍，都是以科學方法激發人體自身的免疫力，在不依賴於外界輔助的情況下戰勝病毒。但是，《十字》的主人公沒有將治病救人作為直接目標，而是把適者生存的原則強行貫徹到整個人類社會，因此造成了慘痛的損失。主人公梅茵的行徑遭到作品中其他人物的抵制，也受到不少科幻讀者的非議，她不僅在「十字組織」的指揮下為完成拯救人類的使命，間接導致俄國科學家柯裡亞·斯捷布希金自殺，更令自己收養的孩子也被感染致死致殘。梅茵的思想觀念較為超前，難以得到人們的認同。在小說中她認為，人類的權利應該靠自身的進化得以實現，而不是以消滅其他物種的人類中心主義來維護;面對進化問題，人類的整體利益大於個體權利，上帝只關愛群體，而不關愛個體，所以，為了能讓人類整體進化，必須犧牲部分個體。這種觀念在王晉康的哲理科幻中用「低烈度縱火」「母貓食子」和「野鴨比喻」a等典故一再加以闡釋。應該說，作品中十字組織依靠科學技術加速人類進化的優選價值觀與人類社會維護個體權益的人權價值觀，都有思想上的合理性。《十字》的標題具有多重所指，作為一個承載多元意義的符號，「十字」是拯救生命的紅十字，也可以是關愛人類的護身符，同時也象徵人進化發展的十字路口。在這裡，王晉康超越科技悖謬的嘗試不得不面對電車悖論式的難題。類似的作品還有《黑鑽石》和《終極爆炸》等。
在《黑鑽石》中，中年女性真如的丈夫科學家夏侯無極與女助手亓玉通過超高壓技術生成了微型黑洞，微型黑洞被夏侯無極關閉在氧化鋯中，氧化鋯是鑽石的贗品，因為成了黑洞的牢籠，所以稱為「黑鑽石」。氧化鋯裡的微型黑洞生長期極為漫長，至少要10萬年才能突破黑鑽石的牢籠而威脅人類，然而，當這枚黑鑽石被送給亓玉後，亓玉卻在旅行中被歹徒殺害，黑鑽石也被搶走，如果殺人者識破這只是一個贗品，很可能打碎外殼，提前釋放黑洞，微型黑洞會吸收外界物質，並急劇膨脹，那麼人類世界就毀於一旦，整個宇宙也可能歸零。夏侯無極對科技效能具有近乎完美的追求，他希望通過超高壓技術模擬宇宙生成之初的瞬間，從而攻破天文物理學對宇宙起源的論爭難題，但是他的行為卻給人類生存帶來巨大隱患。小說中描寫夏侯無極和妻子真如、助手亓玉的三角戀關係，看似閒來之筆，但卻揭示了作家在倫理關係透視下對人類命運的思考，真如是夏侯無極進行科技研究而受到傷害的第一人，在安全和感情層面都處於極其不幸的境地;亓玉用粗大的項鍊佩戴著黑鑽石，如同囚徒身上的枷鎖，隱喻著宗教徒式的原罪意識;男主人公夏侯無極喃喃自語:「追求至善，得到的卻是黑色的死亡」，象徵人類的悲劇宿命。三個人的關係中浮現的仍是人類科技悖謬本身。
由此看，人技融合不等於能完全解決價值觀相互衝突的難題，人的進取心和特定時代的條件局限，可能會使社會重新陷入巨大的危機，尤其涉及國家利益、民族競爭或意識形態之際，極易導致世界規模的衝突。在小說《終極爆炸》裡，以中美即將爆發正面戰爭為背景假設，以多國科學家同時掌握終極能量為故事線索。中國著名科學家司馬完建立了「160小組」，即由6位智商在160以上的多國科學家進行智能並聯，共同破解了宇宙生成與毀滅的「終極公式」。根據這一公式，宇宙生成的負熵與宇宙毀滅的熵增是兩個平衡統一的極端過程，任何物體都可以釋放出超乎尋常的能量，比如一個60公斤重的成年人，可以啟動其體內5×1018焦耳的能量，約等於1億噸TNT炸藥的當量，幾乎相當於轟擊廣島原子彈的近8000倍，足以毀滅一個小型國家。此時，中美因為貿易爭端令世界大戰迫在眉睫，「160小組」陷入分裂，司馬完為了能讓處於劣勢的祖國贏得勝利，試圖激發自己體內的能量摧毀美國，而同是小組成員的日本科學家松本清智也想用這樣的方法轟炸中國。為了平息戰爭導火線，小組成員之一的美國科學家肯尼思·貝利茨在安全區域自爆，向世界上所有潛在交戰國展示終極能量的威力，妄想點燃戰火的政治家們意識到這種能源會輕易地抹平人類文明，因此終止了即將開始的世界大戰。中美戰爭和終級能源只是先導，作家意在說明，科學技術被合理使用的最高境界是人的自我犧牲意識。王晉康給予這種意識以最高禮讚，在小說結尾，貝利茨在其他小組成員的智能並聯中獲得精神重生。
毫無疑問，這幾部小說主要通過人體改造、實驗研製和能量自由意在揭示科技進步帶給人的巨大危機，但作家也明確闡釋了人類社會必然在群體利益的碰撞中不斷演進，社會的發展是面向整體的興亡而不計個體的生死的，因此王晉康在人技合一的基礎上進一步形成他的「整體論」思想。這種「王氏整體論」受惠於西方生物整體論、醫學整體論和人類整體論的廣泛影響，著名學者利奧波德提出整體論的三原則——「和諧、穩定和美麗」。王晉康對西方整體論的改造是其人技合一發展觀的思想保障，也是超越悖謬的理論支撐，具體有三個方面的創新:其一，整體大於個體之和，個體結合成的新有機整體具有比個體相加更大的效能。其二，個體數量的增加，必然帶來整體質量的升華，整體中必然出現比原先個體更傑出的新個體。其三，整體高於個體，人類高於個人，生物進化時必須以整體為基礎，個體的改變無法影響生命演進的過程，但這不是說個體失去了存在價值，而是說個體必須以整體的利益效能與道德觀念為先導，同時在整體陷入危機時，個體必須為整體貢獻一切。由此可見，王晉康的整體論不僅有科學理論作為土壤，也是對個人主義的進一步抒發，更是在中國新時代氛圍中形成的新整體觀。亦言之，整體論是在科學理論基礎之上對個體道德倫理意識的變形，個體為整體付出巨大代價，達到個人與整體的完美統一，最終使不同的族群運用科技和平共生，相互融合。因此，整體論下的人技融合才是真正的發展。可以說，個人的付出因為運用了科技而彰顯出無窮的力量，科技的悖謬因為個人的犧牲而得到了真正的超越，人類與類人在整體中結成聯盟，不同群體的生存權與價值觀得到了整合。
這種新的整體論在王晉康長短篇哲理科幻的八個類型中全面開花。在短篇小說《秘密投票》中，人類與量子機器人實現了相互關愛、和諧共處，他們共同為是否使用偽真空能量技術進行投票，以便追求能量自由。在《母親》中，外星人用次聲波武器殺死了幾乎所有地球人，主人公白文姬因為在地下深井中進行科學實驗，僥倖逃過浩劫，大難不死的她與外星人展開獵殺與反獵殺的殘酷戰鬥，最後不幸被俘，可是她卻驚奇地發現，這些藏在鋼鐵盔甲中的外星人，竟然是三百年前與地球失聯的人類殖民者的後代，他們只學習了科學技術，但沒有人文學的滋養，因而雖然智能較高卻缺少正常的人類情感體驗，只懂得一味服從命令，回到地球無情地殺死人類、毀滅文化，根本不知道地球是故鄉，自己與人類本是同根生，小說在此隱喻人類文明史中同類相殘的血腥事實，而科技毀滅人類的情節更迸發出強烈的悖謬感。但是在小說中，知悉真相的白文姬選擇放下仇恨，通過引導外星人王子波波尼亞體會人類之愛，進而教化了整個外星種族，將其改造為掌握強大科技又有真摯情感的完整之人。地球人類滅亡了，但繼承人類科技和情感衣缽的新人類又誕生了。在情節上，《生存實驗》可以被看作是《母親》的「前傳」，《生存實驗》講述了地球殖民者在外星與人類社會失聯後，一群活下來的少年在機器人若博的帶領下艱難求生的故事，少年們只知道依靠科技在外星莽林中搏殺活命卻喪失了人的靈性。這部小說帶有鮮明的西方荒島文學色彩，通過「封閉空間」展現出極強的反烏託邦色彩，但王晉康對主人公們的命運深表同情，沒有像《蠅王》《大逃殺》等作品那樣顯露現代人精神分崩離析的嚴峻性，僅以前途未卜的結尾給讀者留下了足夠的想像空間，體現了他對人性終會復甦的執著信念。
而在《養蜂人》中，雖然表面上以偵破主人公林達自殺案件推動故事發展，實際上卻是作者有意引導讀者發現死亡的超越意義，林達如同迷咒一樣的遺囑「不要喚醒蜜蜂」——成為小說的核心線索。林達從整體論出發認為，蜜蜂經過千萬年的進化，早已經成為具有強大社會組織性的集團式生物，其社會化程度遠高於人類，可是由於其腦容量的局限只能處於生態圈的低端。相對於蜜蜂，人類有更大的腦容量，因此進化為地球生物圈的統治者。可是人腦也有上限，林達按照從低到高、從「有」到「無」的等級秩序進行理性推導，他最後意識到宇宙中一定存在最高的「權威力量」，因此，他為了不像人類眼中的蜜蜂那樣可憐地鑽營苟活而毅然自盡，以掙脫生物進化的牢籠，直達宇宙極點。應該說，林達善於理性思考、情感深沉濃烈，他的自盡不是悲觀厭世或褻瀆生命的結果，而是對人生不懈探索、摯愛生命的表現。「養蜂人」一語雙關，既是作品文本中的人物形象，也象徵宇宙的「權威力量」，由此看，這篇小說表現出作者對自然奧秘窮追探底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德意志古典哲學的科幻式改造，因而與其他探索性的科幻作品有明顯不同的氣質——《養蜂人》顯示出從科學走向哲學、從理性升騰靈性、從冥思皈依宗教的鮮明傾向，這樣的演進脈絡是哲理科幻接近極致的必然。
在長篇小說《海豚人》中，作家又設置了更決絕的極端環境，這次是一顆被人類忽視的恆星爆發出高能粒子流重創了地球文明，僥倖生還的人們用科技急劇提升了海豚的智能，將「海豚人」作為地球物種的延續。最後一個地球人拉姆斯菲爾在冬眠中醒來，發現人類已經整體上滅絕，地球的新主人是人類製造的海豚們。海豚人尊奉拉姆斯菲爾為「雷齊阿約」，即神與先祖，類似人類神話中的造人天神。但是拉姆斯菲爾孤獨苦悶，不願引領海豚人，更不想接受海豚的示愛，他甚至想利用人類遺留下來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毀滅海豚人，恢復人類統治。然而，在與兇險的自然環境和鯊魚的搏鬥中，勇敢的海豚人一次次拯救了拉姆斯菲爾，深愛著拉姆斯菲爾的海豚人——美麗善良的索朗月甚至為他付出了生命，望著消失在虎鯨口中的索朗月，拉姆斯菲爾從悲痛中覺悟並振奮起來，成為指引海豚人世界的精神領袖。這部作品本身是對美人魚故事的延伸創造，同時諷刺了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對歷史潮流的逆動。海豚人和人類是兩個相輔相成的符號，海豚人誕生於人類的科技發明，人類與海豚和諧相處依靠真摯情感。最終，海豚人拯救了自己的發明者，拉姆斯菲爾也拋棄了人類的武器，用一生守護著海豚人社會的發展。王晉康意在說明，只有生命體在整體基礎上形成平等開放的交流，文明發展進程中此消彼長的各因素才能協調互進。
綜上所述，科技進步造成了利益爭端和生存矛盾而產生了科技悖謬，隱喻社會發展的瓶頸。王晉康的哲理科幻提供的解決路徑是以整體論為人技合一提供理論基礎，進而超越悖謬，實現利益群體的和諧相處。從創作時間看，王晉康哲理科幻的發展模式與整體論，是對當今中國和諧發展理論與「人類命運共同體」觀念的先知先覺和思想前瞻。在發展模式下，王晉康的長篇小說顯著增多，囊括了哲理科幻的所有八個類型，足見作家面對科技進步引發矛盾的焦慮不安。人技合一為中國社會提供了發展之道，這是立足當代對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全方位轉化，而轉化的核心仍然是人，相對於前一個模式側重於道德維度，人技合一通過凸顯發展維度，重新闡釋了人的複雜內涵和世界的運動本質，宣揚以發展為核心的理念，即凝聚共識、相互理解、加強聯繫，開拓更豐厚物質資源，創造更優秀精神文化。但是，在發展模式中，儘管人的發展成為道德良知的社會動因，但王晉康的哲理科幻還需要回答發展的精神動力來自於哪裡，這在他晚近的科幻創作中得以顯現。
3.人類通過科技走向團結超越宇宙災難的絕境悖謬
在王晉康的哲理科幻中，危機一直如影隨形，從他的中後期創作開始，危機已經突破了個人和人類所能承受的極限，演變成由於宇宙的消亡所帶來的整體性毀滅。這種毀滅對宇宙內所有的生命體是無差別的，所以是宇宙級災難。人類科技在宇宙級災難面前顯得無能為力，文明的歷史勢必灰飛煙滅，如同從來沒有存在一般，這造成人更深重的絕境悖謬。然而，面對史無前例、曠古絕倫的宇宙大毀滅，人只能通過提升科技水平追尋希望，這就是說，人類以科技發現宇宙即將毀滅，人類也因現有的科技水平而感到挫折和絕望，但人類必須凝聚成一個整體，運用科技尋找超脫悖謬的方向。正如同加洛蒂所言:「這些變得和原始人面前的自然力，同樣不人道、同樣可怕的力量，不能單靠技術的發展，而是要靠一種人類特有的主動性去制服和消除它的危害。」危機越嚴峻，團結越緊密，人類在主動地團結中走向重生。這樣，科技悖謬升級為人類命運，超越悖謬轉變為人類團結。團結，是人類在遵循共同的道德觀和發展觀的基礎上結成物質和精神的統一狀態。王晉康哲理科幻的團結意識其實是對新時代中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觀念的藝術建構。命運是人類生存的終極設定，即有生有死的自然循環，人必須向死而生，達至生死一如的境界，促使人類在肉體與精神上生生不息;共同體是通過對話融通形成的文化價值觀。團結積聚了人類社會發展的精神動力。由此，在王晉康部分哲理科幻作品中形成團結模式:在宇宙毀滅面前，人通過科技走向命運共同體，實現文明的飛躍。
團結模式首先體現在短篇小說《新安魂曲》中，少年天才謝小東和狄小星在老科學家周涵宇的帶領下，進行超長時間和超遠距離的超光速環宇宙航行，逃脫和見證了宇宙的毀滅。在周涵宇去世後，謝小東和狄小星生下愛的結晶，為人類社會的延續播撒種子，人類新生兒和宇宙的新生同步，雖然是兩個層級不同的生命符號，卻共同譜寫了史詩般壯麗的篇章。
與《新安魂曲》樂觀昂揚的基調和簡潔流暢的結構不同，近年來王晉康出版的「活著三部曲」前兩部——《逃出母宇宙》和《天父地母》，則充滿了悲壯的決絕氣氛與連續的情節突轉。《逃出母宇宙》和《天父地母》綜合和改寫了一系列以往發表的長短篇小說，但這不是作品情節大拼盤，而是具有現實主義情懷的作者有意識地藉助以前作品，對自己的科幻創作思想進行總結，尤其突出了在科技力量的支撐下人的生命意志。在王晉康看來，「生存是殘酷的，生命的道德就是四個字:生存第一，由它派生出了人類的惡和善。對生存的嚴酷有了清晰的了解後還能堅持善念，這才是真正的善。」這是立足於人類生存土壤的作家才具有的思維與信仰。在小說中，作為王晉康思想代言人與實踐者的是身殘志堅的民間科學家楚天樂，他發現了宇宙的縮漲規律，由於宇宙最終會塌縮，時空將被摧毀，地球也難以倖免，而更嚴重的危機卻是宇宙膨脹帶來的尖脈衝將造成人類智力的突降。為了能逃脫人類毀滅的宿命，以楚天樂、魚樂水、姬人銳、褚貴福等人為首建立了「樂之友」組織，將整個人類結成命運共同體，齊心協力迎戰宇宙絕境的挑戰。根據楚天樂的「三態真空理論」，人類集全世界之力建造了一批先進的蟲洞飛船，利用普通真空激發出的二階真空，實現超光速飛行，躲避在二階真空形成的「嬰兒宇宙」中，抵抗「母宇宙」的空間暴漲所形成的尖脈。然而，尖脈衝仍能突破二階真空的屏壁，對其中的人類造成「腦震」，進而讓人類的智力急劇衰減，直至成為智力歸零的行屍走肉。楚天樂為保護地球，在腦震即將摧毀自身意識前操控「雁哨」號飛船墜入太陽;地球上「樂之友」精英集團的知識分子們得知精神領袖楚天樂已經殉難，不得不在連續的腦震中掙扎求生;「諾亞」號飛船船長天使不願進行隨機濺落，孤注一擲，強行激發出三階真空，希望突破人類極限。可以說，「活著三部曲」通過一系列人對危機的抗爭，譜寫了對人類團結的讚歌。
面對宇宙絕境，人與科技共生共存。褚貴福和褚文姬以犧牲自我的方式超越了科技悖謬，前者為地球文明的延續貢獻自身，後者為感化外星人犧牲自我，實現了個體和整體的融合、自我和他者的交匯，成為造生新人類的「天父」與「地母」。由此看，「活著三部曲」在弘揚團結意志的同時也展現出鮮明的「代議性」，即由極少數的「樂之友」成員作為全體人類的代表，應對危機、逃離困境、實現自救。因此，文本形成了以團結為核心的終極超越，即以實證、計算和觀測的方式反映世界，通過科學技術改造世界，縝密地計劃並實事求是、務求實效地大膽實踐，同時不斷反思自省。毫無疑問，社會的進步需要這樣的價值定位和開拓精神，小說對楚天樂等人的設定，實際上就是自由意志的化身和全人類生命力量的代表，也是向柏拉圖洞穴比喻中見到陽光的先行者或古希臘神話中的盜火天神普羅米修斯致敬。
應該看到，一方面，在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社會取得了劃時代的發展成就，人們在物質財富豐富的同時更迫切地呼喚精神活力與知識修養，生態建設的要旨也在於恢復人的本真靈性，民族的振興又需要更多的資源和統一穩定的環境，然而，經濟走勢和國際形勢的諸多悖逆因素給中國未來發展帶來極大的不可控性，危機隱隱，險象環生，這樣的局面所引發的思考不可避免地被王晉康融入科幻創作中，並極致化為宇宙災難般的絕境悖謬，意在突顯人們消弭分歧、一往無前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另一方面，面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思想文化的態勢，他理所當然地在晚近的作品中以具有專家性和道德感的平民精英視角審判現實、建構未來、重塑價值。因此王晉康提供的超越悖謬的終極之路，既不是宗教式的神助天啟，也不是革命式的階級鬥爭，而是面向當代中國與全球化危機，以平民精英為主導的人技合一共同體。這是對中國自古以來以人為本、人定勝天觀念的現代改造。這樣看，平民精英是超越科技悖謬的中堅力量，其背後不僅有王晉康本人的平民意識，也符合當今世界的發展主流。
從超越悖謬的三種模式看，科技惡變起自於人性之惡，發展是人維護道德良知的社會動因，團結是發展的精神動力。通過從科技悖謬和超越角度對王晉康哲理科幻的研究，令人深切地感受到作為具有哲思品格的科幻文學家，他的作品題材廣闊，涵蓋深遠，哲思深刻，達到較高的藝術水平。可以說，王晉康的哲理科幻是在科技時代對人本質屬性深層反思的結晶，弘揚了人的生命意識和求新意識。
其一，從哲理科幻的文本結構看，王晉康作品呈現出跨學科交融的狀態，形成外層與內層的雙重空間。外層空間為表，內層空間為裡。外層空間顯示為以八個類型為枝幹，形成「科技樹」，這是其科幻小說的科學基礎。內層空間是通過反思科技帶給人類的影響，凸顯科技悖謬和探索超越悖謬的路徑，具體化為道德模式、發展模式和團結模式為主幹，以必然論、整體論和命運共同體為根脈，聚成「思想樹」，這是王晉康科幻小說的人文基礎。由此看，哲理科幻的雙重空間湧動不息的是人的精神意識，人的精神意識是「藝術作品結合各種結構原則的總法則的最高層次體現」。科技樹和思想樹融會貫通，彰顯了人在悖謬中實現對自身的創新認識和運動跨越，這樣看，王晉康哲理科幻中的超越模式直指現代人的心靈救贖，與人的本質意識熔融，正如孟慶樞教授對此闡述的那樣:
在走向「綜合」「跨學科」的時代，在「網際網路+」的時代，既有的觀念必然要被改造顛覆，要求推陳出新。綜觀多方論述，對人的更深探討與關心，是體現在各領域的問題意識焦點。人是符號動物，人類的核心具有生命意識、求新意識、對立統一意識、回歸意識。體現這些最根本的情愫，過去的文藝、文學載體做了很大貢獻，但是隨著人自身認識的深入，人們在科幻中找到了更有效的表現。任何文化產品首先是人自身需求之產物。
當今百花齊放的中國科幻已經不再把「科學+文藝」的公式作為其圭臬，王晉康的哲理科幻從認識人、體悟人、熱愛人的角度出發，把科幻作為一種藝術思維方式，實現了對中國傳統科幻的改寫，他通過科技悖謬與超越的對立統一，把個體與整體、人類和類人、科技與人性、歷史與未來、危機與希望、對立與團結、文學與社會、地球和宇宙，和諧地融為一體，透視人動態演進和複雜多元的內涵，揭示人類未來的危機與機遇，弘揚人的價值和力量，實現了對中國科幻的重大突破。因此，王晉康的哲理科幻體現出人文主義的精髓，即通過具有創造性的想像，在人與世界的互動中不斷重新定義人的本質，在歷史與現代的重疊中持續書寫科學的傳奇，其目的是在前代的基礎上重塑道德秩序，重新校對人類發展方向。這就是說，哲理科幻並不是主要塑造性格鮮明的人物個體，而是要彰顯整個人類的精神品質，即在科技悖謬中捍衛道德良知、追求發展和實現團結。這是王晉康通過科幻向世界貢獻的中國形象。王晉康的哲理科幻聚合了具有中國當代特色的新人學，將中國科幻文學提升到一個新高度，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個新創舉。
其二，從文學社會的互動關係看，科幻文學是現代社會語境之下誕生的文學類型，它的「史前文本」是神話、傳說和史詩，而科幻文學的開啟之源是由《浮士德》《弗蘭肯斯坦》《謝拉皮翁兄弟》等一大批色彩斑斕的小說。歐洲文學藝術歷經古代、中古與文藝復興，融合了人類科學技術的發展成就，越發地體現人類精神成果的分化重組與歷史變革，因此，科幻文學必然是立足於民族傳統文化，以科學話語體系反思技術變革對人類社會影響的文學類型。正如加拿大文學批評家弗萊所言:
科幻作品總是竭力設想，遠高於我們層次的生活會是什麼樣，正如我們的層次已遠高於野蠻時代;其背景經常是一些在我們看來屬於技術上的奇蹟般的東西。這樣一種傳奇模式就具有向神話回歸的強烈的內在傾向。
對於中國來講，科幻文學是「舶來品」，它在近代以來經由魯迅和梁啓超等先賢大力倡導後，日益在全中國鋪陳開來，科幻重塑歷史或開創未來實際上是對當下的反映，而「中國科幻具有立足於現實，促使人們對於現實更深入思考的特點，這一特點是和世界科幻大師們的思考相通的」，而其救亡圖存的實用性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下帶有鮮明的政治內涵。可以說，中國科幻文學的最大特色，是其與現代中國西學東漸潮流相一致、和民族復興運動相契合，所以它的創作思想必然與現實批判、道德倫理、人性訴求等觀念根脈相連，因而，真正的科幻文學也無法同所謂的「純文學」割斷血緣，寫實、諷刺、娛樂的多重內涵灌注到科幻文學中，展現出今天中國科幻百家爭鳴的複雜面貌。
以我們的近鄰日本作參照系，日本科幻起自於救亡圖強，在調整科技與傳統文化的關係中不斷重新定位民族坐標，日本科幻與科學同興、為民權吶喊，也曾替強權張目、為戰爭招魂，更在二戰後助力國家復興與社會進步。因此看，日本科幻傳統是緊密聯繫時代主題，在相互碰撞和思想爭鳴中迸發出創新的靈感火花，為科幻文學發展持續加力。相對於此，中國科幻的光譜上也閃動著時代主題，王晉康的作品展現出大氣厚重的品質和不玩弄技巧的樸拙，常以科學震撼力激發讀者的審美欲和好奇心，尤其關注科技對普通人的現實生活和生命意識的影響，所以王晉康既是「中國科幻思想者」，也是以中國發展的見證人，在他的作品中，科學技術是哲理與現實的融合劑，又是當代中國發展的推動器，更是中華民族自強的風向標。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中共十八大之後，中國科幻取得了史無前例的輝煌成就，在中國社會大發展的新時代，有變革必伴隨利益的矛盾、體制的革新、情感的起伏、道德的抉擇和良心的拷問，從中得出什麼經驗教訓或思想啟迪，這是中國科幻必須回答的課題，更是王晉康哲理科幻與時俱進的聚焦處和出發點，必然引發強烈的共鳴和呼應。
因此，為了反映如此重大的歷史變革，王晉康在科幻中從八個類型進行積極地開拓，書寫科技悖謬給人的影響和超越悖謬的方法途徑，展示當代中國人的生存狀態與生命意義。不難看出，在他作品的八個類型和超越科技悖謬的三種模式中，善惡矛盾是社會演進的常態必然，人技融合是人類發展的大勢所趨，前進或倒退、提升或蛻化、奮起或守舊，歷史車輪滾滾向前，未來命運在於人的選擇，人必將結成命運共同體，而科技也因此掙脫人性之惡，王晉康的哲理科幻對此的信念無比堅定。這不僅是王晉康哲理科幻歌頌的現實理想，也是文學藝術追求的最終目標，更是中華文明為大同世界進行的精神準備。
綜上所述，王晉康哲理科幻的科技悖謬和超越是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繼承與創造，他繼承的是中國文學一直以來堅守的社會責任與文學使命，他創造的是文學作品的符號形態和展示方式，正是這種繼承和創造讓他的科幻創作實現了突破，為中國科幻與中國文學延根續脈。從文學理想到社會現實，在風雲變幻的時代裡，科幻文學不斷提出人類社會的重大悖謬和超越悖謬的方式，並以其特點優長為國家民族的發展大顯身手，王晉康的哲理科幻與中國社會的開拓創新渾然一體，講述了當代中國故事，塑造了當代中國形象，弘揚了當代中國力量，凝聚了當代中國變化、創造、崛起的史實，體現了道德、發展、團結的精神。國強文強，中國興則中國科幻興。新時代中國的科幻巨艦一定會乘風破浪，捍衛社會的正義和良知、人類的真情和理想、文明的傳承和未來。王晉康的科幻創作實踐是對這一進程的最好詮釋。中國科幻任重道遠!中國科幻大有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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