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從人性、制度、文化綜合角度考慮,人性善惡是並非一成不變,某種制度與環境,人性的惡是不斷膨脹,某些制度下人性的「善」被發揮的比較好,即人性雙重論。
《論語·陽貨》:「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明確地到了人在滿足基本物質生活外的精神生活中存在善惡。人性的頓悟,智慧的產生,使得精神生活被創造出來。
在資源充足的優質生活環境中,智者開發愚者,愚者有接受善意的,有不接受的,不接受的就會對物質過度需求,而不知足,從生活中誕生惡意。
在資源稀缺的惡劣環境中,勤勞勇敢的人不斷克服困難,甚至尋找更適合居住的地方,形成新的文明。這些聰明的人在移動中遇到同樣聰明的部落,形成共同的族群。而其它異族則養成其它習性,構成一種惡劣的競爭威脅,靠著掠奪過日子。從環境中誕生了惡。
人性恆久不變,但其中善惡交互又相互影響制約,福禍相依,善惡亦如此。
老子提到「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中解釋自然之道的循環變化。「有名萬物之母」,一旦命名為「善」,就存在「惡」的循環。善惡並存。
正如「否極泰來」中講述的天地屬性,天是要上升的,地要下降,只有這樣才會有生存的空間出來,萬物就生於此運動之中。
如果沒有天或者地的任一個,空間都會不復存在,所以當哲學理論中給善命名的時候就發現了惡,這樣才會存在完整的人性。
不同時代對於善惡理解基於自我經歷。對人性善惡的研究來自我經歷對照當前社會管理制度、文化。孟子、荀子,甚至唐代的劉禹錫都是大徹大悟後而撰寫的觀點。
那麼為什麼孟子與荀子的思想會截然相反呢?這與他們所處的時代特點有關係,孟子是戰國中期,儒家《五經》本質上就是治理亂世的思想。
《詩》溫柔寬厚,《書》疏通知遠,《樂》廣博易良,《易》潔靜精微,《禮》恭儉莊敬;
1.孟子
諸侯割據、天下紛爭,老百姓的生活肯定也得不到保障。很多君王採取的「弔民伐罪」的政策,所以會從道德文化角度管理新佔領的城池。
這裡首提孟子,因為他是戰國時期以「仁義」為外交思想的儒家代表人物。被人們稱為「亞聖」,與孔子合稱「孔孟」。以「民本」、「仁政」為主要內容。所以孟子很容易被大家推舉成為「宣講者」。很適合鞏固當時的亂世管理。
提出「性善輪」可以引導民眾向善,控制惡的增長,從而控制好人性的躁動。所以在亂世之中需要引導眾人向善比起走向嚴酷的法制更好。認為人有四心「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和是非之心」,這些就成了孟子亂世治理的大計。
孟子批判「利」引起的鬥爭,不強調因為要去佔據更多利潤而影響到天下受苦。這些思想又比較符合商朝與周朝最初提出的「重農抑商」的思想,重視自給自足的思考,抑制因為爭搶利潤而隨意放棄家園的交易行為。
2.荀子
荀子所處的時期天下趨向統一。孔子曾經嘗試在文化、管理、人性較為穩定的小國講授《五經》和「仁義禮智信」的儒家思想,起到了相反的效果。
所以,荀子人性本惡是研究孔子的實踐理論後,發現把儒家思想用在和平的地方作用是相反的。給一個和平的國家講《禮》《樂》,人們就會貪圖享受,而墜入了愚智。
荀子通過思考,並沒有馬上定義人性本惡,而是研究人性中的「利與義」。他認為「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他的思想可以預見後來幾千年和平時代的人性觀念。存在於「利與義」的善惡之間。
所以嚴格的將,荀子也是人性雙重論者。
「利與義」在現代來講是有界限。全球化的過程,我們能看到一些國家通過交易發展自身經濟的成功。所以人性的善惡有了更多因素的制約,包括科技、全球大環境、市場經濟,甚至太空探索。
從人性內在來看,「佔有」與「利己」,這些都是中性的,因為我們總是要利己的。什麼時候會變惡呢?就是佔有欲佔了上風,去「損人」了。這就是道德標準的起源。
從人性外在環境來看,今天我們講全球經濟化,中西文化正在走向趨同,全球人類走向一個共同的標準上,從野蠻到文明的發展基本都是一致的。文化需要有大方向,當我們需要杜絕那些敗壞的事情,如食物安全,就需要建立新的制度。這樣就從文化、制度去了解並制約當前社會的人性了。
市場本身就有很多無形的關鍵詞因素,包括價格、信用等。交易的本質是流通,流通就需要創造與使用。所以很多時候看似交易被堵塞了,其實是在為下一個自給自足的創造帶來機會。比如半導體的競爭。
科技與太空將是未來把人的概念繼續擴展的重要一步,比如外星文明,甚至近在眼前的火星探索。每一步走將是人性外在環境的擴展。
只有足夠的環境,人性才能承載更多的空間,無論善惡,都可以循環可變。反之,如果沒有好的內在與外在環境,發展的空間越來越小,人性將會固定在一個方面很久,造成毀滅。
善惡並不是一成不變,在我們內心是善惡相依的,所以要學習更清晰看待問題,當「佔有欲」處於上風的時候就要識別出來並及時的管理好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