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德國從克羅埃西亞手中接過歐盟輪值主席國的接力棒，直到今年12月31日，德國將在「團結起來，讓歐洲再次強大」的口號下，主導和協調各成員國應對歐盟內政和外交的諸多挑戰。與德國上一次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的2007年相比，無論是歐盟輪值主席國的角色、還是德國和歐盟內外的世界都已發生了巨大變化。唯一不變的，可能就是德國總理仍舊是默克爾，這種獨具德國特色的政治穩定性和連續性在世界政壇純屬鳳毛麟角。
不難理解，
國際輿論對於作為歐盟第一大經濟體和事實上主導力量的德國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的期望異常之大，普遍認為德國應該徹底接受歐盟的「積極的領導者」和「誠實的居間人」角色。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總裁、著名歷史暢銷書作家肯普（Frederick Kempe）甚至將之提升到「史詩規模」的級別：「這個曾經通過兩次世界大戰給歐洲帶來毀滅、自己喪失領土、分裂為冷戰的對峙方的國家，能夠帶領歐盟穩步走出公共衛生危機、經濟衰退和逐步上升的美中關係緊張的歷史性考驗嗎？」肯普還意猶未盡地補充道，這也事關已經執政15年的默克爾本人的「歷史性遺產」。
接棒歐盟輪值主席國兩個月，德國幹得不錯美國人的這種看法頗具代表性，雖然可能已經超出了歐盟對於輪值主席國角色的制度性安排——畢竟歐盟理事會並不是歐盟的最高決策機制和唯一神經中樞。歐盟理事會更多注重成員國之間的協調、制定歐盟法律法規和預算等工作層面事務。然而德國無疑是在歐盟處於一個歷史性的時刻接手歐盟輪值主席國的：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不僅重創歐盟多國的公眾衛生體系，而且讓歐盟經濟陷入前所未有的衰退；與此同時，歐盟與英國的脫歐談判也應該在年內劃上句號——這都是可見的挑戰。
在已經公布的工作方案中，除了克服新冠疫情的影響和經濟復甦、制定歐盟未來數年的財政框架、繼續與英國進行談判之外，德國還將重點關注一系列涉及歐盟未來發展的主題，如氣候保護、數位化和歐洲在世界上的角色等。這一切的背景是歐盟內部南北之間、東西之間存在種種矛盾和外部世界急劇變化。總而言之，德國除了要扮好「危機經理人」的角色之外，在半年內為自己定下了雄心勃勃的目標。
迄今為止，三分之一的時間將過，德國的計劃進展情況如何呢？
從克服新冠疫情的影響和經濟復甦、制定歐盟未來數年的財政框架兩方面來看，德國交出了令人刮目相看的答卷。這其中最突出也最具有歷史意義的一點，可能要算德國放棄了自己傳統的財政政策立場。
默克爾與法國總統馬克龍先是於5月聯手提出「新冠危機後歐洲經濟復甦德法倡議」，進而在7月下旬發揮了主導和調停功能，促使歐盟27國就復甦基金和2021年至2027年的財政預算達成了框架性協議，歷史性地首次接受了歐盟的債務共擔。世界各國對德國和默克爾立場的轉變表達了驚訝和敬意：德國的財政緊縮立場不僅深植於德國的歷史文化基因，而且自2009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以來，「德國勤儉投入、南歐懶惰無度」等敘述已經成為一種在德國國內擁有廣泛民意支持的「話語」，任何執政者和黨派都無法逆勢而為，南歐國家和某些國際輿論一再呼籲的發行歐元區債券、債務財政化等話題在德國罕有市場。
但是，在新冠疫情引發的重大社會和經濟衝擊下，在「歐洲計劃」不進取則潰退的局面下，默克爾果斷改弦易轍，這種幾乎一百八十度的轉身既呼應了馬克龍數年來對於「法德引擎」的期待，也很可能通過一體化的財政政策推進歐盟的進一步融合，從鬆散的權宜式聯盟邁向實質的政治和財政聯盟。鑑於財政措施的施行時間和作用遠遠超出德國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的期限，所以默克爾和德國邁出的這一步，其經濟、政治、乃至在歐洲社會文化發展方面的意義很可能要在一個更長的時間段上才能夠充分顯現。
在應對新冠疫情方面，德國迄今為止相對成功地控制了國內疫情的發展，沒有出現重大的公共衛生危機，堪稱歐洲、乃至國際的抗疫「優等生」。在最初的關閉邊境、限制醫療物資出口等引起歐洲內部指責的慌亂措施之後，德國迅速轉向在歐盟層面的醫療資源和抗疫政策方面的合作和互助。除了採取財政手段之外，德國還推動重塑醫療衛生供給的「歐盟主權」，並在6月初與法、意、荷組成「疫苗聯盟」，一切都是為了避免第二次疫情的暴發以及儘快降低疫情對於歐盟經濟和民生的衝擊。
從目前看來，以德國為代表的歐盟國家應對新冠疫情的措施是合理而有力的。來自中國觀察者的期待：自主和理性的歐盟作為歐盟外部的觀察者，我更關注德國提出的行動方案中有關歐盟未來走向的部分，這其中包括了歐盟對外部關係、尤其是對華關係的構想。從這個視角看來，歐盟與英國的脫歐談判近來並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展。經過數年拖沓的討價還價，歐盟和英國的談判似乎已經失焦，雙方也都不認為英國無協議脫歐、回歸正常而普通的雙邊關係意味著必然進入交惡的下降螺旋。除此之外，國際觀察者普遍認為，無論是抗擊疫情、氣候保護，還是涉及歐盟在「數字主權」主旨下推進數位化，或者重新定位「世界中的歐盟」，歐盟與中國的關係將是德國為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期間所設定的議程能否取得積極進展的重要因素。
究其原因，不外乎中國在主要經濟體中率先擺脫疫情而恢復經濟正增長，德國和歐盟的經濟復甦在相當程度上需要對華貿易的助力；在美國退出氣候保護巴黎協定的情況下，中國也是歐盟氣候保護目標的天然夥伴；在幫助非洲發展、數位化等領域，中國也是引領者之一。
德國在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的行動方案中，把同中國的合作列為地緣政治的第三大要務。但是，歐盟對中國的定位，及其與中國的關係，卻因美國單方面挑起的中美之間的緊張狀態蒙上了陰影。
美國政府近年來高舉「美國優先」，擯棄和顛覆既有的國際秩序，已是不爭的事實。德國外長馬斯（Heiko Maas）就曾清楚地說道：
美歐關係已經發生了結構性變化，即使是民主黨入主白宮也不會改變大局。然而美國的話語製造和議程設置能力仍舊具有足以魅惑西方世界的習慣性優勢，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美國政府自國內疫情失控、選情告急以來對中國採取無底線攻擊和編造大量涉華謊言。不僅如此，美國還利用自己的霸權地位，阻止和幹擾歐盟及其成員國與中國的合作。在追求所謂與中國「脫鉤」的過程中，美國最為看重的國家和地區無疑是歐盟及其成員國。無論是從中國還是從歐盟的角度，美國因素都已經成為中歐雙方關係發展，乃至世界形勢中無法迴避的因素。
據此，
我作為中國觀察者，對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的德國以及歐盟懷有兩個期待：一曰自主，二曰理性。自主，本是德國外長馬斯就德國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期間對於歐盟外交政策提出的關鍵詞。顧名思義，自主就是行為基於自己的判斷，而不受外界的左右。美國國務卿蓬佩奧7月23日在尼克森圖書館演講中煽動所謂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應立即聯合起來，開始為阻擊和改變中國而發動一場類似「聖戰」的進攻行為。試問，這能夠代表德國和歐盟對於世界的看法嗎？當今世界真的需要放棄和平與發展，按照意識形態的界線劃分陣營、開展對抗嗎？
如果德國和歐盟沒有失去理智——這一點絲毫不用懷疑，那麼歐洲人就有充分理由懷疑美國此種好戰宣傳的動機。慶幸的是，美國式的反華宣傳沒有在德國發布的行動方案中激起任何漣漪。
我們希望，歐盟在同中國合作方面，堅持自己的價值觀和是非判斷，不要被美國帶上去全球化、保護主義、單邊主義、乃至無中生有的「新冷戰」的邪路和倒退之路。如果德國能夠按照此前設計的「萊比錫模式」舉行因新冠疫情而延期的中歐峰會，不將峰會繼續延期至美國總統大選水落石出之後的話，那麼歐盟的自主性將會最大程度地受到國際的肯定。
理性，本就孕育於啟蒙主義發源地——歐洲。
德國和歐盟的理性精神，也應該體現在對華合作中，真正踐行其向來標榜的「多邊主義」。多邊主義，不意味著真理「若且唯若」屬於合作的一方，這裡通常是指以自由民主自詡的西方。在中國百餘年來從未間斷向歐洲學習的同時，歐洲也應該了解到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型超大國家的文化多樣性、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內部差異性、文化記憶的超穩定性等特點。
任何不帶偏見的觀察者，都會發現中國的國際行為始終以專注自身為線索、以共同發展為目的，而不是幹涉他國，更不是打壓和阻止他國發展。如果說中國在歐洲疫情暴發初期主動伸出援手讓歐盟覺得自己的「面子」不好看的話，那麼美國在疫情期間就「北溪二號」天然氣管線（Nord Stream 2）對德國地方政府和個人發出直接威脅，不經商議削減駐德美軍並部分轉派波蘭等，不僅威脅德國的主權、外部安全、能源安全和內部安全，而且不惜離間德國和其他相關歐洲國家之間的關係。
究竟是誰在分裂歐盟？我之所以選擇這個不一定十分恰當的對比，並不是天真到主張歐盟應該在美國和中國之間選擇中國，而是提醒德國和歐盟必須理性地正視當今美國所帶來的不確定性。而上例中的中國，除了開足馬力生產口罩等抗疫物資賣給德國和歐盟、賺取了些許利潤以外，究竟是威脅了歐盟公共衛生供應鏈的安全，還是在歐盟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發揮了積極作用，理性而具有共情能力的歐洲人不應該得不出答案。
危機也意味著新生，歐盟的歷史發展一再證實了這一點。我們希望，德國能夠率領歐盟按照既定的工作方案穩步前行；我們更希望，中國能夠是歐盟前進途中的陪伴型力量。
（作者是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和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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