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夠預見未來的世界，你希望能看到怎樣一種景況？
許多人或許會想到柏拉圖所提出的「烏託邦」又或是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大眾總是會自發性地嚮往一個美好的理想國，在那裡，人人享樂，人人平等，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是一個大同社會。
然而卻忘記了烏託邦的本意除了「好地方」，還代表著「沒有的地方」，這註定是一個不可能實現 的幻夢。
在不以理想社會為終極追求的前提下，反烏託邦形式的文學開始出現，在這樣的文學作品中，往往呈現出一種令人感到恐懼、壓迫的社會狀態，甚至在其中找到現實生活的一些蛛絲馬跡，而更令讀者感受到代入感。
在經典的反烏託邦文學三部曲中，有兩部頗為值得探討：阿道司·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與喬治·歐威爾的《1984》。
同樣是描繪社會的一種情態，兩部小說的構想卻截然不同。
《1984》的字裡行間籠罩著一種悲觀的色彩，自由之靈魂、獨立之意志都成為了一種奢侈品；
《美麗新世界》卻正好相反，這是一片享樂的沃土，人們享受著科技所帶來的一切便利，卻在渾噩中喪失了自我與人性。
今天要向大家介紹的就是這兩部性質不同卻同樣引人深思的小說。
《1984》：極權主義統轄下的瘋狂社會
在奧威爾筆下所設想的未來世界中，我們並不能看到過多的科技發展的元素，反而因找到了接近現實的影子而毛骨悚然。在這樣的一個世界裡，小部分金字塔頂端的人陷入了對名利無盡的追逐，世界戰火連綿。
底層人民則變成了維持社會正常運轉的基石，他們的作用只是一天天單調、枯燥、周而復始的生活，而不配享有自我的人格與意志。人們分分秒秒都處於嚴格的監控之中，思想自由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集體仇恨與個人崇拜。
國家的權利集中歸屬於一個「老大哥」的人，他擁有著至高無上的地位，但是否真實存在卻不得而知，或者說無關緊要。
或許有人會覺得奇怪，明知被奴役的大多數人難道不會興起反抗的念頭嗎？
從真實歷史的發展進程來看，極權社會最終的歸宿只會被憤怒的人們推翻，進而消亡。
然而《1984》創造了一種幸福的奴役，人們雖然被奴役，但仍相信自己自由，對「老大哥」無限尊敬與崇拜，更有一種名為「仇恨兩分鐘」的活動，將人們對領導者的仇恨在兩分鐘的情緒發洩中轉移到一個莫須有的人身上，以此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
這樣的描述無疑令人感受到毛骨悚然，但是極權主義從某種程度而言，更屬於一種存在於過去社會的壓迫形式，越發民主的社會氛圍使得人們堅信自己是獨立而自由的個體，相信自己掌握著應有的權利，可以民主地選舉自己的領袖，可以改變社會的進程，獨裁政黨的一家獨大再難實現。
川普作為非政界人士卻能當選美國總統，這便是人民意志得到勝利的最好佐證，而在川普當選後，一個頗為有趣的現象是：《1984》在美國的銷量直線攀升。
雖然極權主義淡化，但這不能證明奧威爾筆下的思想牢籠已經銷聲匿跡，同樣以川普為例，他在一次演講中煽動聽眾針對一位異見者——一位屬於有色人種的女議員，支持者們向著她狂吼「關起來」、「送她回去」，這位女議員所代表的並不是一個個體，而是任何一位與領袖意見相左的人。
這樣的場景令人不由聯想到《1984》中的「仇恨兩分鐘」，人們被民主的幸福衝昏了頭腦，而以狂熱的個人崇拜追隨著領袖，向一個無辜的個體抒發仇恨，這是何等莫名而可怕！
我們既應當避免在痛苦的極權主義束縛下淪為麻木的底層，也應警惕在幸福的奴役下自甘喪失成為盲從者。
《美麗新世界》：娛樂至死的甜蜜毒藥
1931年出版的《美麗新世界》比《1984》早面世20餘年，卻做出了與現實世界更為接近的寓言。
與《1984》所描述的灰暗、壓抑不同，《美麗新世界》構建了一個數百年後的「虛假理想國」，在這個看似完美的未來社會，科技的高度發達解決了人們的大部分問題。
赫胥黎對於這些技術的寓言精準到可怕，克隆技術、體外受精、神經藥劑學的發展等都與現代社會的進度如出一轍，但這些技術並沒有如同想像一般造福人類，而成為了統治階級施展懷柔政策的工具。
在這個美麗的世界，人們失去了一切生存的壓力，不再擔心衣食無著、衰敗困窘，人們通過體外受精孕育後代，而這也成為了統治者控制各階層人民的最佳利器，每個人從胚胎開始就設計好了出廠模式，適應社會的各種階層。
在這樣一個標準化的世界裡，藝術及一切真實的感性、人性不復存在。
情緒無法控制了怎麼辦？
好辦，服用「唆麻」。這種在全書中出現數百次的精神藥物是完美的鎮定劑、致幻劑，只要半克就能讓你沉醉在飄飄欲仙的世界之中徜徉許久。
這種藥物也是上層、下層群體唯一的共通點，所有人都依賴著它，「唆麻」是幸福感的來源，它像宗教一樣給予人逃避世俗苦難的空間，像酒精一樣麻痺人的神經，給予你虛幻的快樂，卻又沒有絲毫後遺症。
人們依靠著「唆麻」周而復始，不再給自己留任何思考與懷疑的時間，滿足於自己的階層，滿足於自己的生活，社會一片和樂穩定。
「唆麻」正是美麗新世界的象徵之一，一種虛假的幸福，一種飲鴆止渴的道具。我們並沒有過多地陷入奧威爾筆下的「思想監獄」，卻正在一點點吃下赫胥黎享樂主義的「娛樂毒藥」。
批評家尼爾·波茲曼曾言：「有兩種方法可以讓文化精神枯萎，一種是奧威爾式的——文化成為一個監獄，另一種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為一場滑稽戲。」
文化監獄的時代正在離我們遠去，而娛樂至死的時代卻正在轟烈地進行著，人人都心甘情願地被虛假的幸福所束縛，成為娛樂的附庸。
赫胥黎以毒辣的眼光捕捉到，強制的獨權政策總有被憤怒的人們推翻的那一天，而利用人們「娛樂的無盡欲望」慢慢侵蝕獨立人格，卻能保證長久的穩定與虛假的幻夢。
歌德曾言：「 最無可救藥的是作為被奴役的人還以為自己活在自由之中」。
這句話在此刻思考顯然更具有現實意義，在科技越發發達、社會越發民主的今日，人們自信地認為自己能掌握並追求自己的幸福，卻沒有發現這份幸福並不真實。
《1984》與《美麗新世界》：強制的束縛與幸福的奴役
對比二書中的世界構建，我們不難發現其中異同，奧威爾與赫胥黎的共同觀點是：人類正承受著某種不應有的約束，但約束的形式卻是不一樣的。
簡而言之，奧威爾告誡大眾，不要甘願為所憎恨之事物統轄奴役，赫胥黎卻告訴我們，不要耽於逸樂，毀於我們心心念念追求的幸福。
正如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中所說一般：「奧威爾害怕的是那些強行禁書的人，赫胥黎擔心的是失去任何禁書的理由，因為再也沒有人願意讀書。」
兩位作家的立足點本就不同，奧威爾所恐懼的是人們喪失知情的權利，害怕壓迫與囚禁等強制性手段，而赫胥黎則擔心人們發自心底地不為失去自由而痛苦，文化成為了刺激感官、庸俗娛樂的承載工具。
從現實意義而言，赫胥黎的擔憂顯然更貼近於現代人的生活，他認為對於人的徹底徵服並不需要鐵鏈與鞭打，只要給予人們想要的感官享受，令人們淹沒在無窮無盡的娛樂之中，就能使他們愛上被奴役的感覺，實現不動武的徵服，恰如書中的「唆麻」。
而這種幸福的奴役在我們的生活中處處可見，書中的「唆麻」和現實中的「科技上癮」現象其實也是十分相似的。
網絡和社交媒體正一步步化作無形的鎖鏈侵蝕我們的生活，「大數據」算法推送你喜歡的內容、遊戲的獎懲機制、社交軟體的點讚轉發評論，無不在形成一種針對於用戶的條件反射，以一切符合受眾期望值的行為控制著你無法自拔。
可以說，對於媒介的控制就是對於思想的控制，而這種娛樂是人們自發選擇的嗎？
未必如此，海量的碎片化信息推動著人們陷入信息漩渦，在享受便捷的同時不自覺被娛樂所捆綁。
未來是否真的會變成《1984》或《美麗新世界》所描述的那般呢？
我想，選擇的權力掌握在人類自己的手中，所謂的反烏託邦文學，並不是為了反對美好的存在，而是對人類客觀行為的反思，赫胥黎和奧威爾想告誡人們的是：不要受制於享樂主義與極權主義，我們不應當為此而鬱鬱寡歡，而是應當從中汲取改變的力量，不再沉迷於庸俗享受，不再成為盲目的從眾者。
正如《美麗新世界》中的反叛者約翰所言：「我不要舒適。我要上帝，我要詩歌，我要真正的危險，我要自由，我要美好，我要罪惡。」
永遠保持我們獨立自由的思想、信仰與對真實幸福的追求。
文/扒拉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