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曉聲
□楚天都市報記者 劉我風 通訊員 李然
元月中旬，本來是全國圖書訂貨會時間。為減少聚集，今年的圖書訂貨會改在線上舉行。著名作家梁曉聲推出最新長篇小說《我和我的命》，並在線上接受媒體群訪。
梁曉聲，當代著名作家，知青文學代表人物，曾經擔任北京電影製片廠編輯、編劇，北京語言大學中文系教授，2012年6月被聘任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獲得全國短篇小說獎，《今夜有暴風雪》獲得全國中篇小說獎，並收入到改革開放四十周年經典作品文庫。《雪城》收入到新中國成立七十年七十部優秀長篇小說典藏，長篇小說《人世間》獲得第十屆茅盾文學獎。《我和我的命》是他獲得茅盾文學獎以後的首部長篇小說。
那些上有老下有小能夠撐起貧困家庭屋頂的80後
問：這本新書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構思的呢？
梁曉聲：這裡的人物在很早的時候就已經有了想法。大約是在1995年左右我寫過一部社會思考方面的一個長文章，叫《掃描中國女性》，但沒有往下寫。沒有往下寫是由於那個時期中國女性所能從事的工作一下子變得很多，我沒有辦法去完全掌控。但寫完那篇之後，記得其中有兩句話說，如果有上蒼的話，給我的感覺是，它似乎有意識地、分批次地讓某些貧困家庭選送出責任的種子，當這些子女長大之後就成為這個家庭的責任成員，他們能撐起那樣一些貧困家庭的屋頂。
快到2000年的時候，有一個讀者還給我來過一封信，說她的小姨就是這樣的女孩，最早離開貧困農村到深圳打工，不但把幾個姐姐家的孩子在深圳安排了工作，同時村裡張家、李家的都會到深圳找到她，感覺她租的那個小房子非常像某村的駐深圳辦事處。我記得其中有一個細節，那個小姨早晨起來找鞋子要上班的時候，像跳芭蕾舞一樣，在孩子們之間跳來跳去，因為沙發上、床上、地上已經睡滿了同村的男孩或者女孩，這個細節給我很深的印象。那封來信加上我的一些感想，當時發表在中國青年出版社的《青年選刊》，《讀者》好像也轉載了。那時候我就有一個想法，要寫一下這樣的人物。這些人物在現實中應該是70後，但我覺得80後也有。我也確實感覺到有些80後也進入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狀態，有些家庭條件好一些的，他們活得相對輕鬆一些，但有些家庭條件不是很好的，尤其是農村來的，能感覺到他們的那種壓力。文學畫廊中也應該有這樣一些人物的形象，所以這是我的一個想法。寫《人世間》的時候這個想法一直放不下，但一直是我心中的一個心結。我現在的寫作常常是還心結的過程。我原來有一個什麼想法沒有實現，或者它最初是很短的想法，但一直找不到一個角度。一旦覺得哪個角度成熟了，我會把它完成。就像老木匠沒幹完的活放在那個地方，天天看著，有一天說把這個幹完，然後就幹完了。可能就是這樣。
人生如果完全沒有這些責任，其實也沒多大意義
問：我們看書當中的人物是1982年出生的一個女性，她出生之後被遺棄，但她身上養成一種融合自尊、驕傲、不卑不亢、與人為善、一直向上的浩然之氣，我們從這個女性人物身上也能看到很爺們的氣質，梁老師在塑造這個人物的時候有什麼想法或者有原型可以借鑑參考的？
梁曉聲：原型我剛才已經講過，我接觸過一些這樣的年輕人，包括90後的年輕人，前不久我到廣州去參加華為的一個活動，高鐵車廂裡只有我和一個90後的女孩。但是我是寫小說的，我從她的臉上看到一種凝重，而這種凝重和她的年齡是不相符的，因此我有了一種主動要和她攀談的願望。攀談之下她向我袒露她走過的短短的人生經歷。應該說她的家庭還是很不幸的，她母親有精神不正常的病症，她小姨有，舅舅也有。但這個女孩是理工女孩，是華南理工大的，畢業之後分配到鐵路上工作，短短時間內獲得全國五一勞動獎，一切行業獎項都得到了，包括火車頭獎，我聽了之後覺得這個女孩是怎麼做到的！感覺是很強大的一個女孩，所以我對她肅然起敬。在有些情況下，要一個個體的家庭成員來背負這麼沉重的擔子，好多情況下是很沉重的，因此我們也看到這個社會發展的變化，社會福利的提高，才能分解掉這些太年輕的孩子們的擔子。
說到我自己的話，我這裡為什麼會寫主人公的姐姐精神不好？可能跟我從初一的時候我哥哥就一直生病有關。到現在我哥哥還在小湯山的醫院裡，不能探視，我也要操心。我還有一個表嫂，唯一的舅舅已經去世了，表嫂在那裡生活也需要一定的幫助。我當年下鄉的時候，曾經待我如親兄弟一樣的校長，他也去世多年了，還留下一個老嫂子，七十二三歲了。我總要想一想，一筆稿費能不能分配一下，把這些人安排好，把哥哥下一年的醫藥費準備完。因此我在寫這部書的時候覺得，可能有些70後、80後、90後有不同程度這樣的生活擔子，我這裡用了馬克思的話「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就是你剛才說的「我們」，我個人感覺好像一個正常的人是不可能把這個或大或小的「我們」與自己完全分開。
但是我也碰到另外的青年，比如多少年以前有一個寫詩的青年，我也看過，我還給他的詩寫過評論，他陷入困境的時候我也願意幫助他。但有一年他到我這來說，家裡要麥收了，就一個老父親在收麥子。我讓他快回去，路費我來出。過了一段時間他又出現在我這，我說你怎麼沒有回去？他說他要考慮一下他的詩。那個是讓我會光火的。在我們的生活中不止有詩和遠方，還有在遠方跟我們有親情關係的人，尤其是老父親在家裡收麥子。人生如果完全沒有這些責任，其實也沒多大意義。動物有的時候，包括猩猩、包括象族，它也需要有一個群族的關係，而這種關係我個人覺得，社會越向前發展，我們倒是越要維護好這樣的關係，否則我們可能真的變成完全孤獨的人。
當我們談人的命運的時候，起碼應該有三個向度
問：最後一個問題，我們回到這本書的書名《我和我的命》，關於「命」的問題，您有沒有什麼建議給到讀者，尤其是現在的年輕人？
梁曉聲：當我們談人的命運的時候，起碼應該有三個向度或者說三個意思。第一重意思，一定是原命，你出生在什麼樣的家庭，或男或女，你身體健康狀況，包括你的性格，包括你的智商是傾向於理性思維還是邏輯思維，這些都沒有選擇。第二，我個人把它看成後天命，我們對自己要有要求，我所願望成為的人，一定隨之有了方向、有了目標，這個過程有的時候不能完全達成，但是經過努力大多數人可以接近那個願望和部分的達成。達成不了怎麼辦？我覺得人還有第三種生命，就是文化賦予我們的。文化賦予我們的可能包含著堅持是一種自信，適時的放棄、調整人生的向度，這也是一種理性，這種理性可能是文化給予我們最有益的影響之一。這三種合在一起，才構成人和生命的關係。
對於年輕人，如果還是上學的學子們，我希望大家在專業之後選擇一個副專業，因為未來的就業有時候可能與你的專業並不那麼十分對口，我把這個想法跟我學校的領導們，甚至跟教育界的一些領導們很認真的探討過，這個備份的副專業不一定有多高，但是一定要達到基本入門了解的程度，要為自己的人生多一份準備。
第二，比如考到技校，或者沒有進入大學，開始自己解決生活了，在這一點上我個人覺得，我還是相信行行出狀元，你真的把那一行工作做好，我們講的工匠精神，你達到那一行的「匠」的程度，一定還是有另外的用武之地。
第三，有些青年可能是家裡有這樣或者那樣的困難，這是我特別關注的社會功能要兜底，而且要兜牢，不能讓一些青年因為這樣的家庭狀況壓得喘不過氣來。如果我們國家不像今天這樣發展，醫療以及各種社會福利盡到了，如果我的兩個弟妹，當年有一個尿毒症的話，在90年代一個家庭就垮掉了。現在兩個，我幫助一下，這個家庭還在，而且還能比較從容地應對。剛才所講的那個90後的女孩，如果在80年代初期，什麼都沒有，現在她能做到那麼棒，這一定是和社會的進展本身符合的。
所以我個人也覺得，年輕人有這樣或者那樣的情況，或者沒有考上大學，也不要太焦慮，密切關注我們社會新的增長點，使自己在能力方面多一點、再多一點，努力一點、再努力一點，然後達成優秀一點、再優秀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