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中國人，你缺了什麼」，梁曉聲說，自己不是在問普通百姓，因為根本不需要問，他們缺的首先是房子和錢。這個「人」，指的是知識階層、人民公僕。
《中國人，你缺了什麼》，梁曉聲著，中華書局2013年4月第一版，36.00元
日前，梁曉聲思想隨筆集《中國人，你缺了什麼》由中華書局出版，收錄了梁曉聲1993到2013年二十年間思想隨筆43篇，其中《當「交管」撞上「人文」》等作品是第一次結集出版。作者在書中追問中國，思考社會，其平民立場和人文情懷貫穿始終。
「我關注底層，因為我就出身於底層」
相比於時代，梁曉聲更關注時代背景下的小人物。「文化知識分子通過人的命運來詮釋人和時代運動的關係，這一點和政治家、軍事家們是不一樣的。我在電視上看過一個戰爭片，一個軍事家在指揮戰爭的時候說，『我們要準備做出五萬人的犧牲』。這裡的『五萬』只是一個數字，但是如果具體到現實中、具體到每一個人，具體到他的親情、友情，我們感受到的東西就截然不同了。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就是這個意思。政治家和經濟學家在談問題時也是如此，他們說的都只是數字。理論家會把事情上升為概念，但是知識分子、尤其作家這種特殊動物，肯定是透過具體的人來看時代。比如法國大作家雨果，在大革命的背景下寫出冉阿讓、芳汀這麼具體的人。」
梁曉聲說，自己生活中接觸的人大概可以分成兩類：第一類是知識分子和官員，相交其淡若水；第二種是與自己感情重疊最多的，中學同學、知青戰友、左鄰右舍。或許自己早已不是底層，但「他們就是底層，我跟他們的關係不可能剪斷」。
寫時評，不快樂
梁曉聲一直都在用兩支筆寫作。「小說是虛構的文本，作家通過這種文本表達對現實的關注。可是小說作品只有喜歡讀小說的人才能看到。我的第二支筆寫了大量的非虛構類文章，每當看到一個現象就寫文章發在報上，時效性非常強。也許今天發表了，明天就扔在廢紙堆裡。可它至少傳播了一次。」
一個作家不可以局限於情緒寫作。
梁曉聲說，世界上有這樣一類人，「只要我過得好，國家和世界的每一天都是晴朗的；如果我過得不好，整個世界都該受到詛咒」。可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看待事物一定要超越個人感受。「如果一個寫作的人看到了貧困、疾苦而沒有感覺，那他還寫什麼呢？作家不可能只是講故事給你們聽的人。」梁曉聲要求自己不限於「擺平書桌，進行虛構」。由於從少年時代起就深受法國現實主義作家影響，他堅持不斷寫時評，為底層發聲。
可他又說，自己將不得不選擇獨善其身。「我做了，也只能做到這樣了。寫時評不快樂、不愉悅；又要面對媒體，回答各種各樣的提問。無論問答，雙方都在顧左右而言他，我們其實心知肚明問題在哪裡、癥結在哪裡。曾經我樂於看到自己的博文發表後短時間內就有數十萬的點擊率；近來卻常常想，發一大堆文章，又能怎麼樣呢。」所以，梁曉聲「還會寫時評，但只在日記裡寫，不會再發表了」。
做不到無動於衷
寫過《鬱悶的中國人》《忐忑的中國人》，落筆犀利而鞭辟入裡，梁曉聲說，自己也會有鬱悶和忐忑，有時甚至比較嚴重。面對媒體的很多消息，梁曉聲都無法做到無動於衷。常常會想：吃的東西安全嗎？生活的環境有保障嗎？
「看到蔬菜，我們都知道有洗不掉的農藥。多泡一會兒再吃就可以了嗎？聽人說，連樹都中毒了。為什麼？因為連那片土地都是有毒的。我們還能說什麼？不要那片土地了嗎？不僅不能不要，還得繼續上化肥。作為禮品送來送去的茶葉，不打農藥能行嗎？」
「難道我們每個人都得成為識別專家嗎？」
「夜深人靜，我曾經想像自己是國家領導人，但若讓我對這許多的社會問題拿出解決辦法，我只會覺得無可奈何。想得難過，就點上一支煙。生逢此時代，任何個人、包括上帝本人都不能在短時間內，讓這個世界變得順心一點。一百多年前，全世界人口才16億，如今的中國差不多擁有彼時全球的人口數。雖然實行計劃生育，還是差不多每年會生出一個德國。更不要說計劃生育帶來的負面影響——我們的下一代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做不以自我為中心。」
「中國人，你缺了什麼」，梁曉聲說，自己不是在問普通百姓，因為根本不需要問，他們缺的首先是房子和錢。這個「人」，指的是知識階層、人民公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