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我在故宮修文物》為何成「網紅」
故宮鐘錶修復師王津為拆解完的零件拍照。新華社發
3集電視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以年輕的視角窺視古老故宮的深處，通過文物修復的歷史源流、「廟堂」與「江湖」的互動，近距離展示了稀世珍寶的「復活」技術、文物修復師的日常生活與修身哲學。2016年年初，《我在故宮修文物》在央視首播，豆瓣評分高達9.4，之後迅速在以二次元文化著稱的B站（Bilibili網站）上走紅，點擊量超過200萬，累計有逾6萬條彈幕評論，呈現出超越電視播出時的火爆景象。
近年來，紀錄片紛紛從小屏幕搬上了大銀幕。《我在故宮修文物》也不例外，在網絡上爆棚之後，又成功登上賀歲檔大銀幕，與諸多大片同場競技。
借勢新媒體成為「網紅」
《我在故宮修文物》沒有過山車般的劇情，沒有大牌明星也沒有「小鮮肉」。就是這樣一部波瀾不驚的片子，卻在70後到00後的朋友圈裡被頻頻轉載，捧紅了高牆內的這群師傅，也捧紅了修了一輩子文物鐘錶卻沒幾個人知道的王津師傅，引發了「故宮網紅」等一系列文化現象。
中國傳媒大學中國紀錄片中心研究員劉刻說：「觀眾不是不喜歡紀錄片，而是一直以來，紀錄片沒有抓住觀眾的心。」《我在故宮修文物》導演蕭寒坦言，很多年輕觀眾被故宮文物修復師們「擇一事，終一生」的工匠精神所打動。這種堅持和耐心，正是當下最缺失的。正是這部作品所挖掘和呈現的工匠精神撥動了年輕人的心弦。
微鯨副總裁陳黛蓉說：「作為平臺方，我們從不忽略小眾文化，因為很多熱門主流文化現象都曾是小眾文化；從亞文化到主流文化，需要有好作品的引領，《我在故宮修文物》就是紀錄電影的精品，具有市場引領作用。」
專家們認為，《我在故宮修文物》成功借勢新媒體成為「網紅」也不是偶然現象，這其中包含著製作方對內容全面的評估、對創作真誠的態度。
工匠精神不可或缺
工匠精神不僅存在於故宮的文物修繕過程中，也存在於紀錄片的創作中。正是因為這樣的精神，打動了網際網路上的觀眾，引發了輿論的關注。紀錄片創作者王冰笛認為：「只有好的內容，才會在網際網路平臺進行很好的二次傳播。」
早在2010年，《我在故宮修文物》主創團隊就已開始關注這一隱於宮牆內且身懷絕技的匠人群體，10萬字的田野調查報告，4個月集中拍攝，100小時素材，7個月重新剪輯推出電影版，這些數字的背後，是中國紀錄片人的「匠心」。「能夠把片子拍得如此從容，因為影片主創與文物修復師們是一樣的人。」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尹鴻說。也正是這樣的精神、這樣的生命質感，深深打動了網際網路和院線的觀眾，引發了輿論的廣泛關注。
好的故事、高質量的影片，為《我在故宮修文物》在新媒體平臺崛起打下了基礎。蕭寒認為：「相較於其他類型影片而言，紀錄片的創作靠的就是情懷。這部影片中感動觀眾的就是真實樸素的情懷。」
「網際網路+紀錄片」大有可為
2016年，是新媒體紀錄片播出的井噴之年。「網際網路+」模式下，紀實影像的全網點擊量已達49.4億次。在相關利好政策的推動下，各大視頻網站開始發力，緊抓新的發展機遇，開發優質便捷的紀錄片平臺。觀看量過億的紀錄片項目批量出現，真正意義上的新媒體紀錄片越來越多，新媒體已成為紀錄片不可或缺的傳播平臺。
中國傳媒大學中國紀錄片研究中心研究員李寧認為：「新媒體環境也為紀錄片發展帶來了足夠多的機遇，網絡視頻的發展為紀錄片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它以多種方式為紀錄片做支撐，通過網際網路營銷、互動營銷等手段不斷創新紀錄片的傳播形式，讓更多的用戶更頻繁地接觸紀錄片。」
去年，樂視推出的《傳家》系列紀錄片大受好評，在央視紀錄頻道等電視平臺播放後，逐漸成為微信等社交媒體的新寵，同時還催生了一批以生產與傳播微紀錄片為主的微信公眾號。這些藉助於微信公眾平臺到達觀眾的微紀錄片以短小精悍來適應當下碎片化傳播的傳媒生態，甚至和電商合作，找到了與商業對接直接變現贏利的入口。「新媒體已成為紀錄片繁榮發展與市場化進程中不可忽視的新勢力。」李寧說。（本報記者 牛夢笛 徐譚）
(責編：宋心蕊、趙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