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歲的原口博光從經濟產業省辭職了，今天是他工作的最後一天。他並不是唯一一個辭職的日本公務員。
東京大學畢業的原口，也曾經憧憬過自己二十年後像那些局長一樣坐車來上班，成為警衛敬禮對象的場景，為此也在崗位上掙扎努力了三年，但最終還是決定了離開。
辭職的理由有很多，對原口來說，最難接受的就是「一眼望到底」的「清晰未來」。
在日本當公務員，和中國一樣，職業路線都十分清晰且唯一 。
「第一第二年都是在各個局的總務科幹雜務。第三年升為股長。此後大體分為兩種情況：去別的部門擔任總務股長，或者從第五年左右開始去國外留學。因此，第五年至第七年在海外度過的人分散在世界各地，回國後擔任科長助理，差不多在第十六七年晉升為科長……」
原口說起自己的職業軌跡沒有一絲猶豫和停頓，可想而知在他身邊曾有多少人走過了這樣一模一樣的路線。
對於這樣清晰的未來，他感到很厭煩。
頭幾年都在不同的部門間流轉，每一年都要從新部門的最底層出發，一直在像「新人」那樣工作，「工作沒意思，感覺不到意義，而且還很忙，因此就會想要辭職吧。」原口說道。
而且，就算在的地方和周邊的人不一樣，誰將來會坐上什麼樣的位置，大家都一清二楚， 「前任寵信的人成為後繼者」，人事也覺得這樣理所當然。
至於工作內容，像原口這樣的年輕人是不會被委以重任的，無非就是些接打電話、複印文件的雜活。但就算是雜活也不簡單，只是做著送文件複印的工作，也要仔細看一下內容，在考慮下一步工作的基礎上思考自己能採取什麼行動，沒看過的人插不進同事的對話，偷看的人反而獲得好評。在機關裡，根據不同人對工作的理解度，即使只是複印，領導讓誰來做也是會有意識進行區分的。
因此，甚至有人打開上級的抽屜偷看內容，而這些人在成為上級後對待自己抽屜的態度又截然不同，有些會覺得無所謂，有些人自己當上領導後就給抽屜上了鎖，形成了一種非常微妙的風氣。
收入方面更不必說，一樣是論資排輩。像原口這樣二十幾歲的底層公務員，包括各種津貼和加班補貼，年收入也只有300~450萬日元（約18~27萬人民幣）。
這是什麼水平呢？在日本，年收入低於330萬日元（約20萬人民幣），就會被當做貧困人群。（數據時間：2009年）
當然，能熬的話也能有很好的出路。在日本，有一個「天官下凡」的說法，高層官僚退休後，被與其職務有關聯的團體或私企聘用，收入可以達到一兩億（約1300萬人民幣）。也就是說，熬下去的話，就算是退休，生活也能絢麗。
但是原口覺得，等人六十歲以後即便獲得一兩個億，也沒什麼高興的。和他一樣從日本頂尖學府東京大學畢業的人，進入企業後三四十歲就收入很高的大有人在，原口那些去了美國的投資銀行工作的同學，入職第一年就獲得了比他高好幾倍的工資。那些在學生時代和他背景差不多的人們，已經飛黃騰達。
毫無成就感的工作內容，「奇妙」的工作環境，以及巨大的落差感，都將原口推向了辭職的臨界點，但最終讓他決定辭職的，是因為兩個領導的離去。
三十出頭的科長助理辭職，跳槽去了大型戰略系諮詢公司，半年後，同一個科的科長也辭職了。這兩個人，都是在他看來在領導中不為多得得優秀人才：一個曾信任地將重要工作交給原口來做，並且從不像其他領導那樣獨攬功勞；另一個平日熱衷公益活動，為人處事都深深影響了原口。
「為什麼辭職的都是被認為是優秀的人呢？」原口說道。
即便這樣，原口的內心還是有所期待的，但他的辭職過程意想不到的「順利」。
按照慣例，他提前兩個月發送了辭職郵件，領導雖然表示吃驚，接下來的話卻是「這事應該更早一些去和人事說「。按照指示去了人事處，人事理所當然覺得科室內已經進行過一輪挽留，自然也沒有更多勸說原口。
嘴上說著「你走了的話不好辦啊，組織還是對你很期待的」，而實際上在原口告知人事之前，分配工作任務的科長助理就已經不再把工作交給他了，甚至有種「原口不在也沒關係」的感覺。
原口認為自己的工作是達到了「對精英官僚所要求的程度」的，他每天在領導上班之前來到辦公室，再繁瑣複雜的文件和緊急的事務都能完成得很好，回家一般都在深夜2點以後。就算是前文寫到的那種「機關文化」，他也曾積極努力去「享受」。
上班最後一天，領導沒有一句掛念的話，也沒有一點想幫他的意思，歡送會後留到深夜工作的人，除了原口，就只有比他晚入職的那些新人公務員們。
不過不管怎麼說，在日本，公務員依舊是大部分人偏愛的工作。
從數據看，在2019年的日本大學生就職意向調查中，有近一半的人表示想當公務員，而且日本工作三年內的公務員辭職率非常非常低，只有2.7%，不到私企辭職率的十分之一。在中國也一樣，公務員考試每年競爭都很激烈，2018年有147多萬人參與國家公務員考試，崗位競爭堪比「過獨木橋」。
原口不是唯一一個辭職的日本公務員，但也不代表大多數。
社會規則確實在不斷變化，在社會上，東京大學的畢業文憑也只是在畢業後2-3年內「有效」，但這一紙證書能夠在此後的四十年乃至到死都「有效」的，或許只有官僚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