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今天去印尼旅遊，一定會注意到街面上五顏六色的糕點——熱帶地區盛產的各種彩色植物，讓它們有著遠比多數中國糕點豐富的色彩。被這些糕點所吸引的你向商販詢問之後，就會得知這些糕點一般叫kue，再加上另外一個詞。
和漢語不一樣，印尼語中修飾詞放在中心詞後面，所以kue是這類糕點的總稱，單種糕點的名字則是kue後加上種類，如以婆羅浮屠遺址出名的日惹，本地特產的一種豆沙餡的kue叫做kue bakpia，而kue lapis則是色彩豔麗、層層疊加的千層糕。
表面上看，kue無非是印尼語中對糕點的稱呼。實際上，這個kue卻是地地道道的中國產物。福建漳州或者廣東潮州、汕頭一帶有各式各樣叫某粿的小點心，如紅龜粿、油蔥粿、紅桃粿，「粿」在當地方言裡的發音正是kue。
一份印尼kue拼盤
實際上，印尼的kue就是中國的粿，現今南洋的各類小點心，製作手藝來自被稱作「峇峇娘惹」的早期下南洋的華僑。
就印尼華僑而言，他們主要來自今天閩南、潮汕、海南等說閩方言的地區。尤其在雅加達一帶，早期下南洋的華僑以閩南人為主。
荷蘭人殖民印尼時在雅加達築城後將其命名為Batavia，即巴達維亞，這個詞作為雅加達城的原名逐漸傳入印尼語。建城之後巴達維亞發展迅速，很快成為爪哇島上最大的城市和荷屬東印度的中心。來自印尼群島各地甚至群島以外的移民蜂擁而至。
這些被稱為Betawi的人可以算是爪哇島上的異數，爪哇島傳統上有兩大民族，佔據爪哇島西部三分之一左右的巽他人和佔據東部三分之二以及西部北海岸的爪哇人。但是巴達維人既非巽他人也非爪哇人，他們講一種摻雜了大量福建方言成分的馬來語。究其原因，在荷蘭人建立巴達維城以後，到此經商的華人眾多，他們以男性為主，其中很多人與當地女性通婚，這些人的後裔有的皈依伊斯蘭教，融入當地，和巴達維地區居住的其他民族共同形成了巴達維群體，有些則維持著一定的中華認同，保留了很多華人的風俗習慣。
和十九、二十世紀新下南洋的華人比起來，這批早期華僑在文化、語言上受南洋當地影響要深得多。由於這些華人男性被稱為峇峇（baba）、女性稱為娘惹（nyonya），廚房間傳統上是女人的天地，她們烹製的菜餚被稱作娘惹菜。娘惹菜的特點是用中國原鄉帶來的更精細複雜的食品加工工藝，來處理南洋豐富的當地物產，糕點正是娘惹菜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許多峇峇娘惹日常使用馬來語/印尼語（馬來語和印尼語實際可認作一種語言），但是在他們的語言中仍然保留了大量從中國原鄉帶來的漢語詞彙。南洋的峇峇、娘惹們的祖籍一般是閩南、潮汕一帶，當他們製作了糕點之後，就以原鄉的「粿」——亦即kue——來命名。而且，日惹名產kue bakpia裡的漢語成分還不止kue，bakpia正是閩南語「肉餅」的讀音，閩南肉餅的製作過程中也確實會加入一些糖、冬瓜條、芝麻、花生之類輔料，在日惹當地則已徹底演變為甜食。
實際上用「粿」來表示食品名稱並不罕見。天津的名小吃「煎餅果子」裡的「果子」就是指油條，陝西一些地方把油炸的麻花稱作「炸果」，江浙有一種油炸的甜食叫「油果果」。日本則有著名的「和菓子」，品類少說也有數百種，用來配合茶飲食用。
雖然這個字有時候被寫成餜，有時被寫作粿，有時寫作菓，實則都來自於「果」。至遲在唐宋時期，中國人已經把點心稱作果子。這時的果子已經不限於水果製品，而包括了糖絲線、密麻酥、炒團等顯然屬於甜食範疇的點心。
由於印尼華僑歸國的緣故，今天如果想要品嘗印尼式的kue，也並不一定需要親赴印尼。在歸僑人口聚居的地方，如海南興隆等地，仍然能見到不少品種的南洋kue。
果到底用什麼材料製作並無定數，中國中部和北部的果經常是小麥麵粉製品，而在地處熱帶的印尼，整體來說kue是由稻米製作的，用麥麵做的往往是西方傳來的西式糕點。
如果說kue是近幾百年來華人下南洋的產物的話，用來做kue的稻米則是幾千年前源自東亞大陸的先民南下的結果。
現存最早的栽培稻位於今天浙江浦江縣的上山遺址，距今大約九千四百年。在之後的幾千年時間裡，珠江流域、東南亞、中國北方、朝鮮半島、南亞次大陸都相繼出現了稻作農業。上古時期野生稻的分布相當廣泛，但是從現有的遺傳學證據看，野生稻馴化過程中幾項關鍵的突變，如導致稻種脫粒性的sh4基因的突變在亞洲栽培稻中只發生過一次。這些關鍵的突變讓栽培稻的果實自動脫粒的情況變少，方便人類收割。對稻作農業的發展可說至關重要。
因此現今的栽培水稻，不管是東亞、東南亞還是印度次大陸的，都有著共同的祖先，而它們現在的不同之處，一方面是長期培育的結果，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與野生稻雜交後性狀得以改良。就如今天在中國，野生水稻仍然生長在中國南方北及江西東鄉，南到海南三亞，西至雲南盈江，東達臺灣的廣大區域。中國農學家仍然在到處尋覓野生水稻，期望能夠利用野生水稻的基因繼續改良現有稻種。
野生水稻
這次改變了世界歷史的馴化可以說是中國先民對世界最大的貢獻。在當今世界主要的糧食作物中，唯獨稻是土生土長的中國作物。種植水稻是一項很辛苦的工作，整個過程需要使用各式工具進行大量勞動。伴隨稻種傳播的則是一整套農業工具和技術，以及和稻作農業息息相關的一整套話語。
印尼群島是水稻種植最大的受益者之一。赤道附近的炎熱氣候與太平洋溫暖的海水帶來的充沛雨水，使得印尼諸島叢林密布、草木葳蕤，從高空俯視就如同散落在蔚藍大洋中大小不等的祖母綠珠。這樣的氣候條件正適合稻子生長，而在爪哇、峇里等島嶼，無處不在的火山不定時噴發的火山灰更是讓島上的土壤極其肥沃，有別於其他熱帶地區常見的貧瘠淋溶土。極其適宜的自然條件讓爪哇島部分地區可以常年種植水稻。為了能在山地種植水稻而開發的梯田更是峇里島的重要景觀，每年吸引無數遊客。
在印尼語中，米稱為beras，更準確地說，指已經脫殼的米。由於水稻在印尼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印尼語對米的區分相當細緻，除了beras外，尚未脫殼的米稱作padi，這也就是英語中水田稱作paddy field的來源；而已經烹飪的米飯則稱作nasi，著名的印尼炒飯就叫nasi goreng。
如果計算一粒米的生命周期，收割後到脫殼前的padi階段以及烹調之後被人送入口中之前的nasi階段，時間都較為短暫，我們暫且把padi和nasi放到一邊，先關注通常情況下佔據一粒米生命周期最長的beras。
印尼語作為印尼的官方語言，實際上是一種馬來語的變體，馬來語發源於今天的婆羅洲，後來又先後遷移至印尼群島最西的蘇門答臘島以及馬來半島。但是縱觀整個印尼群島，諸多島嶼上的主要語言幾乎都用類似的詞指「米」，如蘇門答臘島楠榜語是bias，爪哇島西部的巽他語是beas，中東部的爪哇語是wos，峇里語是bahas，龍目島莎莎克語是beras，蘇拉維西島武吉斯語是were，弗洛勒斯島芒加來語是weras，帝汶島德頓語是wos。
峇里島梯田
如果將眼光投向印尼群島之外，類似的稱呼分布遠不限於印尼，菲律賓呂宋島的他加祿語是bigás，宿霧語是bugás，關島查莫落語是pugas，臺灣地區高山族的阿美語是felac，海南島三亞回族的回輝語是phia，甚至東非外海的馬達加斯加島上的馬拉加斯語，米都稱作vary。
這樣看起來很相似的詞彙在這些語言中還有不少。印尼語中「二」是dua，萬裡之外的紐西蘭毛利語是rua，馬達加斯加上的馬拉加斯語是roa，臺灣島上的阿美語則是tosa。「眼睛」在印尼語中是mata，毛利語mata，馬拉加斯語maso，阿美語mata。
如果說一個詞還有巧合的可能性，這麼多相似的詞彙就不可能是純粹巧合的結果。從現代分布來看，這些語言從東非外海一直延伸到大洋洲，跨越半個地球，散布在從馬達加斯加島到復活節島的成千上萬座島嶼上。雖然這些以海洋為生的人群中有不少民族的航海技術極其高超，但是海洋仍然起到了顯著的阻隔作用。南太平洋的毛利語和東非馬拉加斯語幾乎不存在和印尼語、臺灣阿美語的使用者有密切接觸並且借用大量詞彙的可能。這些語言裡存在大量相近的詞彙只能有一個解釋，那就是他們的祖先居住在同一地區，甚至是同一人群。
對這些語言的研究顯示，從東非馬達加斯加橫貫印度洋、太平洋的人群所說的語言都有著密切聯繫，存在同源關係。由於地理位置的原因，這些語言被稱作南島語系。對南島語系更進一步的研究顯示，南島語系多樣性最高、分化最複雜的地區是臺灣島。也就是說，分布幾乎跨越半個地球的南島語系的幾千種語言，最可能的發源地是小小的臺灣島。南島語系的祖先從臺灣向南遷入菲律賓，然後再由菲律賓擴散到印尼群島，最終在一系列遠洋航行後，達到今天的範圍。
臺灣是個太平洋上的島嶼，並不具備獨立演化出現代人類的條件，也沒有證據顯示臺灣農業起源是獨立的。數千年前的臺灣居民仍然是從東亞大陸遷入臺灣的。
事實上，幾千年前，福建沿海的古人登上臺灣島幾乎是個必然事件。臺灣海峽雖然相當寬達上百公裡，遠遠超過一般情況下正常身高的人在海平面上視物的極限，但是臺灣島上高山林立，中央山脈最高處玉山山峰接近四千米，是華東和華南地區最高峰。在福建最靠近臺灣的平潭島和南日島的山上，能見度極好的情況下可以望見臺灣島的中央山脈。
對上古南方海岸的居民來說，遠處時隱時現的這片大山時時在召喚他們渡海探尋新的世界。當然，冒險不但需要勇氣，也需要精密的計劃，在南島人的祖先從華南地區登上臺灣島時，稻已經成為南島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作物，一個精明的冒險團隊一定不會忘記把這種重要的糧食作物帶在身邊。
由青稞粉製成的糌粑是藏族人的主食
比較詭異的是，類似的詞也出現在藏語之中。廣袤的青藏高原乾旱、寒冷，並不適合稻生長，青藏高原上的主要糧食作物是本地培育的特殊大麥品種青稞。
然而在藏語當中，卻有表示「米」（亦可指「果實」）的詞彙（mbras）。青藏高原上的藏人和大洋島嶼上的南島人不大可能有交集，不需要跨越千山萬水去借用這個詞。而這個詞的來源也非常古老。位於喜馬拉雅山南麓，印度東部和緬甸交界處的米佐拉姆邦的米佐語是藏語的遠親，在米佐語當中就有ra（表示喉嚨收緊阻塞的音）一詞，用來表示果實。
和南島語系一樣，漢語、藏語、米佐語以及緬甸語、彝語等語言屬於一個大的語言家族，漢藏語系。如「六」，在藏文中是drug，緬文中拼為khrok，米佐語裡是ruk，雲南西部和緬甸的景頗語裡是kru 。乍一眼看上去，這些和普通話的liu也並不是很像。但是這只是表象，幾千年來的劇烈音變讓普通話的語音和上古漢語產生了巨大的差別，如果拿廣州話「六」的讀音luk來對比，就可以明顯地看出相近之處了。同樣，「三」在藏文中是gsum，緬文中是sum，雲南隴川縣的阿昌語中是sum，四川涼山的彝語中是s，米佐語是thum，這些都已經和普通話的san相當接近，如果和廣州話的saam比起來，密切的親緣關係就更是顯而易見了。
當我們回看beras和mbras，就會發現中間似乎缺失了重要的一環。
無論是野生稻的分布還是水稻馴化的考古和基因證據，都把栽培稻的起源指向中國南方的溼潤地帶。甚至更精確地說，是在今天長江下遊一帶。這裡是著名的良渚文化的誕生地，曾發現過距今五千多年前的大規模稻田遺址，甚至至今都是重要的水稻產地。倘若順著這條思路繼續想下去，如果青藏高原上的「米」和太平洋上的「米」有關，這兩片「米」中間的地理區域，栽培稻的發源地，才會是beras和mbras的共同源頭所在。
這片中間區域，即華南主要是漢語的分布地。試想一下漢語中和「米」相關的常用詞，不管是「稻」「米」還是「谷」「飯」，和beras或mbras都沒什麼關係。不過要是擴展一下範圍，一個疑似對象就出現了——糲。
糲算不得一個多罕見的字，只是在現代漢語中一般用於「粗糲」一詞，表示「粗糙」的意思，但是形旁「米」卻明白無誤地顯露出很多人已然不再熟悉的它的本義——糙米。這個字起源非常古老，成書於戰國時期的《韓非子·五蠹》中就有：「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彩椽不斫，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為了表現當年堯的生活簡樸，說他吃的是糲。金代的字書《篇海》也把糲釋義為「米不精也」。在普通話裡，糲的讀音是li，似乎和beras看不出太大關係，廣州話則讀為lai，也並不相似。然而，之前「六」的例子就說明了漢語的l來自於漢藏語祖先的r。也有其他證據表明漢語的聲調來源於原始漢藏語的尾輔音，其中「糲」所屬的去聲來自於-s。
和藏文、緬文等文字不同，漢字並不是純粹的表音文字，但是漢字中佔據最大比例的形聲字的形旁對一個字的發音起到提示作用。翻開中國最早的字典《說文解字》，其中「糲」的寫法是「」，即以「萬」為聲符。今天雖然普通話「萬」讀wan，但是在廣州話中卻是maan。不光如此，在借用了大量中古漢語詞彙的朝鮮語裡面萬讀「」，即man，說明這個字古代聲母和m有關。
文殊菩薩的文古代聲母同樣是m，因此乾隆一度聲稱「滿州」來源於「文殊」
「糲」在上古漢語的讀音，兩種主要的上古漢語構擬體系中，鄭張尚芳體系認為讀m·rads，白一平—沙加爾體系認為讀m-rat-s。這個讀音頗接近古代藏語的讀音mras。「糲」可以充當beras和mbras當中缺失的一環。
人生活在世界上，吃是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因此像beras、kue這樣的詞，往往可以成為跨越極遠地理距離和語系差異而廣泛傳播的神奇詞彙。印尼是歷史上華人下南洋的主要目的地之一，這類現象尤其明顯。如炸餛飩在印尼語中叫做pangsit，即閩南語的「扁食」，肉圓則叫bakso，即閩南語的「肉酥」。反過來，來源於南洋的香葉植物pandan也成為中國南方一些地方製作糕點的原料，被音譯為「斑蘭」。相較於建築、藝術與宗教等，食品上的交流雖然不太起眼，然而卻涉及社會各階層，接觸面極廣，表面上的不起眼的背後，是雙方文化交流過程中形成的日常生活的深層次改變。不管是幾千年的beras，還是近幾百年的kue，莫不如是。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