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註：或作「給他們施洗，歸於父、子、聖靈的名）。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太28:18-20）
引言
從歷史的廣義角度來看，基督教入華歷史前後一共經歷過四次：唐朝的景教入華，元朝的也裡可溫教入華，明末清初的天主教入華，以及晚清時期的更正教入華。前三次的福音入華都曾因種種原因而中斷了，只留下少許歷史遺蹟。唯獨第四次福音傳入中華，才真正讓基督教在中國本土紮根。前三次福音入華都以失敗而告終，換言之，是未能把福音在中國本土紮根。這和當時的歷史背景有關，也和宣教士面對文化處境化所採取的宣教策略有很大關係（雖然不是唯一的原因）。
自從1807年第一個基督教宣教士馬禮遜來華，到1950年宣教士大規模撤離中國大陸，在近一百五十年的時間裡有成千上萬的宣教士遠跨重洋來到中國，很多人把自己的畢生年華奉獻給了中國。沒有他們，就沒有今天的中國教會，我們或許還生活在拜偶像的光景裡。宣教士們不僅帶來了拯救靈魂的福音，還帶來了現代文明和科學技術，為中國的近代化現代化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近代來華的宣教士可謂是群星璀璨，而戴德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和其他宣教士不同的是，從戴德生以下先後有五代人在服侍著中國人。戴德生留下的一句名言至今仍然激勵著我們：「假如我有千鎊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 假如我有千條生命,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戴德生（Hudson Taylor）是英國人，生於1832年，1854年到達中國上海，開始在沿海地區布道傳福音；1865年建立中國內地會，把福音傳到中國內地十八省，1905年病逝於湖南長沙。他所建立的中國內地會在1950年代撤出中國後，改名為「海外基督使團」，繼續做著宣教的事工。所以，重溫戴德生的生平，回顧他走過的足跡，總結他的宣教事工，依然是有很強的現實意義的。
一、戴德生的家庭出身和信仰背景
戴德生出生在一個敬虔的基督徒家庭，他的父母是循道會的信徒，都是非常虔誠的基督徒。戴德生小時候最喜歡聽曾祖父的故事，特別是他的曾祖父接待約翰衛斯理的事情。1786年6月，82歲的衛斯理來到戴德生家所在的班士尼鎮，就住在老戴萊的家中。戴德生的父親在鎮上開了一家藥鋪，兼任配藥師和醫生。同時也接待基督徒聚會，大人們聚在一起談論屬靈的事情和國內外的布道聖工，給年幼的戴德生兄妹留下深刻印象。
雖然戴德生的父母是極為虔誠的基督徒，但他本人起先對神的認識是模糊的，甚至還一度受環境影響對神產生了疑惑。直到1849年6月的一天，已經17歲的戴德生在母親的迫切禱告下才真正悔改信主，重生得救。後來他回憶道：「聖靈的光照突然滲透了我的心，給我帶來了一種無法言說的喜樂；我豁然覺得，在這個世界上，已經再沒有什麼可做的，只有跪下來，接受這位救主和他的救恩，並且不住地讚美他。」這次經歷成為戴德生真正屬靈生命成長的起點。從此，他火熱地參與服侍，並且決志把自己全然奉獻給神。
二、戴德生對中國宣教負擔的確立
戴德生是怎麼對中國有宣教負擔的呢？首先是受家庭的影響，在戴德生還未出生時，他的父母就向神呈現了一個哈拿式的禱告：「親愛的神，如果你賜給我們一個兒子，願他將來為你到中國工作。」戴德生的父親同時也是孩子的教師，教導功課之餘常常會把話題轉向中國這個古老的國度，向戴德生兄妹們介紹這個古老國度的文化和人口。戴德生有時會說：「當我長大成人，我希望能成為一個傳教士，到中國工作。」這時，戴德生的父母就會想起他們的禱告。
其次是屬靈環境的影響。1842年中英鴉片戰爭最終以籤訂南京條約結束了。英國人得到的利益包括：割讓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開放五口（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外國人享有治外法權；外國可以在各條約口岸設立領事館，領事官員可和地方官平起平坐；英國人民可免受凌辱和限制等等。雖然南京條約中沒有提及宗教，但傳教士想儘量利用這個機會，並認為神藉此要打開中國傳福音的大門。
南京條約的籤訂使得宣教士門認為一個傳福音的大好時機來臨，傳教士可以到中國去，在條約口岸城市和租借地裡學中文、建醫院、傳福音。當時有一份鼓勵海外宣教的雜誌《海外布道雜誌》，戴德生家定期訂閱這份刊物。在倫敦還有個名為中國協會的組織，徵召到中國去的傳道人，要把救恩傳到未聞福音的中國內陸各個省份。
此外，戴德生借到了一本由麥都思撰寫的《中國的現在與將來》，他向本地牧師借這本書時，牧師問他的借閱理由，戴德生便毫不猶豫地說：「神呼召我把生命獻出了到中國傳道。」牧師又問戴德生計劃怎麼去中國，戴德生斬釘截鐵地說：「我不知道。但我想我會象初期猶太地的十二使徒和七十個門徒一樣，沒有杖，沒有袋，沒有糧，沒有錢，出去時全然倚靠那供應的主。」
從這裡看到，戴德生已經確立了對中國宣教的負擔。當然接下來他經受了一系列的試煉，學到了信心的功課。為了到中國傳道，他開始學習中文，鍛鍊身體，非常用功。到了1853年另一個重大消息傳到英國，那就是中國的太平天國運動興起來，並且佔領了南京。這個消息引起歐美基督徒極大的興趣，一個掃除偶像的基督王朝似乎要在中國誕生了。《海外布道雜誌》對中國太平天國運動給予了詳細報導，這在戴德生心裡引起了強烈反應，他很想丟下一切醫學課程，立刻就動身到中國去。
三、戴德生來華宣教初期事工
1853年9月19日戴德生從英國坐輪船動身前往中國，此時他才年僅21歲。歷經艱險最終於第二年3月1日到達中國上海。上海的景色很美，但他相信中國人走迷了路，而且千千萬萬人正在毫無希望之中走向滅亡，因此他希望為他們帶來真理的信息。
戴德生初來上海，發現上海這一帶處於激烈的戰事中。他一邊學習中文，一邊外出布道傳福音，甚至還辦起了學校招收男童女童。有時候也和其他宣教士配搭，一起帶著聖經和福音印刷品走街串巷，或到碼頭，向中國人傳福音。
當時南京條約已籤訂十餘年，五個條約口岸城市對外國人開放，福音工作已初有根基，但內地還是非常森嚴的，對福音是十分的陌生，當時也鮮有宣教士敢深入內地傳道。而戴德生和另一位宣教士卻進行了一次嘗試，深入內陸一百裡，試探官方的反應。戴德生往往是採用街頭布道法，向人分發單張宣講福音信息，還開辦藥房醫院接觸當地人。有時候外出布道還隨身攜帶藥品和醫療器械，藉此在當地打開傳道之門。
在上海兩年後戴德生又去了汕頭傳福音，不久又在寧波傳道，最後再回到上海，在城內及鄉郊四處布道，派發福音單張。1858年戴德生在寧波結婚，他的妻子瑪莉亞成為他的榮耀幫助者。婚後戴德生的藥房又再開業，他也恢復醫治那些吸食鴉片者。他發現病人信主後可靠著信仰戒鴉片煙，效果遠比藥物治療好得多。他的名聲瑪莉亞也辦了一所女校，共有九至十名女童，由她以前一位學生幫助打理。
到1860年3月戴德生在橋頭街的教會已經有二十一名會友。戴德生按照約翰·衛斯理的模式，委任兩位中國信徒負責查經班，讓他們從責任中得著經驗。同時來醫院就診的人也逐漸增加。1860年6月戴德生夫婦返回英國。從1854年到中國到1860年返回英國，戴德生第一次來中國停留了整整6年時間，在這6年中他刻苦學習中文，開辦學校，開辦醫院和藥房，藉此手段向中國人傳福音。同時他還常常走街串巷分發單張，直接宣講福音信息。6年的心血也初見果效，儘管期間也是歷經艱難。不過這六年基本上是在沿海條約口岸城市開展福音工作的，並發現醫療宣教的價值。真正讓戴德生青史留名的是他後來的福音工作。
四、戴德生對華宣教事工之轉折：建立中國內地會
1860年戴德生夫婦回到英國，到1865年再次返回中國，期間他完成了醫學學業，成為合格的外科醫生。同時戴德生盡力向各差會進行遊說，鼓勵他們派遣傳教士到中國內地還沒有福音傳到的十一個省去。他寫信給英國各大教會，又拜訪他們。但人們以條件不成熟或經費不足為藉口而推卻戴德生的呼籲。然而，戴德生這樣想：「如果使徒等到情況轉好的時候才傳福音，哪裡還有歐洲的基督教？如果現存的布道組織和教會團體不能傳福音，或者不願承擔此責，那麼誰會去做呢？」
1865年春戴德生完成了一部小冊子，書名是《中國——屬靈的需要與要求》（China:Its Spirirual Nees Claims），引起很大的影響。書中的話語振聾發聵：「英國的基督徒能否袖手，坐視不救，眼見這千萬人走向滅亡？他們之所以滅亡，是因為不知道福音。但英國卻充充足足的得到這個知識；使英國有今日，也使我們有今天，全賴這福音。我們的主怎樣教訓我們？是否一百隻羊之中不見一隻，也要放下九十九隻去尋找失掉的那一隻？現今的比例幾乎可說是相反的，我們在家守著那一隻羊，卻不理會那九十九隻正走向滅亡！基督裡的弟兄們，想一想我們偉大的救主和領袖賜給我們的重要使命——到世界各地，把福音傳給萬民聽！想一想貧窮愚昧的中國裡有千千萬萬人，竟沒有一個主的門徒願意帶給他們『大喜的信息』，或者告訴他們救恩的福音！」戴德生是有耶穌基督心腸的宣教士！
戴德生在研究和思想中，得著更深一層的異象，使他明白要到中國內地傳教，必須有一個特別的組織。正是這樣的異象催生出了光炳千秋的中國內地會。戴德生查考聖經發現，古代的使徒傳道並沒有先籌集款項或定下一套方法，而是馬上起來做工。這樣，戴德生以往的宣教經驗和自己研讀聖經的深省形成了中國內地會的異象和運作原則。
1865年在戴德生的領導下中國內地會正式成立。然後戴德生挑選了24位宣教士。1866年戴德生第一批內地會宣教士重返中國，開始新的布道徵程。
有人把內地會第一階段（1865—1875）稱作為紮根時期，第二階段（1875-1885）為內地拓荒時期，第三階段（1885-1985）為國際化時期段，第四階段（1895-1905）為世代交替時期。自從內地會成立的那一刻起，戴德生的名字就緊緊地和內地會綁在了一起，他的信心、他的毅力、他對靈魂火熱的愛深深地印在內地會的各項事工中。到19世紀結束的時候，中國內地會已經深入內地十五個身份（除直隸和湖南）建立了駐留地。到戴德生去世前（1905年），內地會宣教士已經進入了湖南，戴德生是在探訪湖南福音事工的時候在湖南長沙安息主懷的。
五、戴德生的宣教策略
戴德生領導下的中國內地會主要採用三種宣教策略，分別是：
A.巡迴布道：這是戴德生最常用的布道策略，這也是保羅曾使用的，就是走街串巷，在各城各鄉直接向民眾布道傳福音，並配發聖經和福音單張；
B.租買房子做傳教據點：租買房子和巡迴布道直接相關，戴德生每到一個地方就先租下房子，作為當地的傳教據點，一方面可以方便外出布道，另一方面也可以做接待之用；
C.醫療布道：戴德生本人是一位醫生，他第一次來中國布道，就發現了醫療傳道的價值。中國人醫療衛生水平極為低下，面對著疾病和病毒的威脅；戴德生以開辦醫院和藥房的方法和中國人建立起「接觸點」，這樣更好地向中國人傳福音。到1909年為止，一共建立了10所醫院、68個藥房和50個鴉片戒毒所。
D.賑災；在1876—1879年間中國華北五省遭遇前所未有的大旱，由此引發了嚴重饑荒，其中以山西災情最為嚴重。1876年內地會差派宣教士進入山西，正遇饑荒，宣教士就著手進行賑災事宜，並和其他三個差會合作進行全力以赴進行賑災活動，並有女宣教士在山西省會太原開辦孤兒院收養在饑荒中失去父母的孤兒們。宣教士們在賑災中的卓越表現贏得了官方和民間的一致好評。
六、戴德生宣教事工特點及其神學理念
從現在的神學觀點看，戴德生秉持的是一種很保守的基要主義神學，對福音的理解重心在對即將沉淪的靈魂的搶救。所以，他的宣教活動是一場靈魂搶救運動。這一理念塑造了他的宣教路線特點。
第一，拯救靈魂是宣教的最大動因，對救靈魂有著強烈的負擔。戴德生對宣教懷有一種迫不及待的使命感。要馬上行動，趕快去搶救靈魂，而不能等到神學畢業。比如，在戴德生的傳記裡提到這樣一件事，在戴德生向中國傳道會差派委員會提出申請後的三個星期都過去了，戴德生還未接到回應的通知。當時戴德生還在學習醫學，他的老師很想讓戴德生留下來，並盡力勸他多待一年，好完成外科手術的考試。但戴德生的意志已決，他寧願放棄學業也要儘快去中國宣教搶救靈魂。
他說：「如果我付出時間和代價去完成醫學位或手術醫生資格期間，我能為神所用，帶領可憐的中國人來到耶穌跟前一一那在那永恆的世代裡將更加可貴！」戴德生來華早期他的一位同工不慎落水，附近漁民卻見死不救，並漫天要價。戴德生非常悲痛，他由此現象聯繫到傳福音救靈魂工作的迫切性：
「對我而言，這是極其悲慘的事，但也有很重要的意義，因為在它背後，隱藏著一個更令人悲哀的事實。那些漁夫是否應該為這人的死負責呢？他們有拯救他的工具，可是他們不用！當然他們都是難辭其咎。然而，在我們定他們的罪之前，先想想先知拿單的回答：你就是那人！不願去拯救人的身體，是否就是硬心和惡毒呢？那麼，若不顧靈魂的滅亡，罪豈不更大了嗎？凡象該隱般說：『我豈是看守我兄弟的麼？』他將受極重的刑罰。耶穌基督命令你，命令我，去到地極，把福音傳給萬民聽。」由此可見，戴德生有著強烈愛靈魂的迫切心腸。
第二，注重基要真理的傳揚，注重對信徒靈命的栽培。既然拯救靈魂是宣教首當其衝的頭號使命，只有基督才能拯救人的靈魂，那麼就當直接傳講救恩的福音信息。戴德生背井離鄉，經歷艱險的風浪，走過半個地球，才來到古老的中國，他是帶著使命而來的。他相信中國人走迷了路，而且千千萬萬人正在毫無希望之中走向滅亡。他強烈地要為中國人帶來真理的信息，因為只有基督才能拯救人的靈魂。在戴德生宣教生涯，他很看重基要信仰的傳揚和栽培。
戴德生在上海的時候遇到一個事情，一位鄰居因霍亂去世，之後他就特別注重宣講悔改和救恩的道理，與時間賽跑搶救靈魂。他直接向眾人宣講：「耶穌為你們死了，叫你們的罪得贖。你們中間誰曾經向神祈禱，要他赦免你的罪？」他停了一刻，沒有想到有人會回答他，但裡面有一個年輕的廚子卻回答道：「我有。」
第三，對宣教士的資質看重屬靈素質而非普通學識。戴德生認為宣教士應當超越宗派，不一定要需要很高的學歷。這和當時的西方觀念不一樣。西方傳統的看法是，要到古老的中國宣教，要有很高的學識，宣教士要成為學者。但戴德生卻認為，愛靈魂的心更重要。比如，戴德生剛建立中國內地會時，在甄選第一批宣教士時他挑選的標準就和一般宣教團體不一樣。英行教會（CMS）及倫敦會派遣的人都先要按立為牧師，最好是大學畢業。但戴德生不在這些教會裡尋找人選。他要找聰明的和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不論男女，但最重要是其屬靈質素。因此，一些少受正式教育的人，還是有機會被選上的。戴德生認為「最重要的屬靈質素是對神的信實絕不疑惑，並且能夠和甘願地去相信他」。
第四，對宣教士非常強調信心生活。中國內地會的傳教士沒有固定的薪金，只信靠主的供應。內地會不會進行募捐，也不設收捐站；捐獻者的名單亦不公布。但捐獻者將收到一份註明日期和編號的收據，可與列出之奉獻數目參照比較，然後再對照每年印行之收支報告表。完全仰望神供應，完全信心。奉獻收入是一起分配的，不是給個人的，同工同酬原則，按照生活需要分配。不對外募款，更不貸款；有需要不向人講籌款，只向神講，仰望神的供應。可以說，中國內地會是一個信心差會。
1888年1月，內地會已然大大擴展了。戴德生在他的新年信息中說：「我們永不要忘記，我們既不求於人，就必須繼續仰望神。我們收到的每一筆奉獻，都是神所賜予和引導的，給我們帶來屬靈的鼓舞。這正是使我們的工作特別蒙福的原因了，也使我們更多的倚靠他。我們即使滿身是口，也不足以表達我們對他的讚美。」
第五，很注重文化處境，強調傳教士一定要尊重中國的文化，在一般（不違背基本真理）的文化習俗和生活方式上儘量和中國人認同，做到福音對中國人的「道成肉身」，即住在中國人中間，生活水平儘可能接近當地人。戴德生為內地會制定的會規中有一條是：「為了對中國人民表示尊重，內地會的傳教士均穿著中國服裝，在中國式的房子內崇拜——而非象寧波一樣的西式教室。」戴德生本人更是力求「中國化」，他穿著中國衣服，使用筷子，吃著和中國人一樣的食物，居住著和中國人一樣的房子，為的就是能獲得中國普通民眾在文化上的認同，去掉基督教是「洋教」的面孔。
當時就有人發現，「傳教士的洋服、洋車、教堂的歐式建築，或者種種與基督教有關的外國事物，對於在華人當中傳播真理產生很大的攔阻」，因此，戴德生對同工們語重心長地說：「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古老的民族，他們對千百年來的風俗和習慣有特別的偏愛。這種偏愛並非無因的，因為誰都會對所認識的人和事有更多的認同，並且認定他們的風俗習慣是必須的，這都是氣候、物產及社會形態的產品。」
戴德生以此力圖取得中國人的信任和親近，力圖除去中國人看基督教是「洋教」的偏見。這樣才能更好地向中國人傳福音。他說：「在不違反真理的大前提下，讓我們把自己中國化，盡我們所能去拯救靈魂。我們換上他們的服裝，學習他們的語言，效法他們的習慣，甚至在健康及體質許可的情形下吃用他們的飲食。我們住在他們的房子裡，不需改換房子的外觀；除非是為了健康及工作效能的需要，屋內的陳設也保持下來。」
通過這樣的實踐，他發現這一招還很有效果：「現在的經驗證明我們這樣做是有利的，正在影響著周圍的中國人，而這種影響不是別的方法可以達致。我們每天和他們接觸，不住在一處，而是在多處的地方；我們看到他們或多或少地受到聖靈的引領，並因著在他們當中工作的人虔誠和懇切的態度，而受到感染。當然難免引起不便和麻煩，例如在飲食習慣上，便要不用刀叉、杯碟，而改用筷子、湯匙和大碗。」戴德生他相信若要使中國人歸主，宣教士一定要了解和尊重他們悠久的文化，為此宣教士要付出文化和生活上一些代價。
第六，注重本色化工作，培育本地同工，中國事工最終要由本地人促進。內地會總部設立在中國，宣教士人在中國，最知中國的需要。英國那邊的負責人只負責徵召宣教士，不能插手幹涉中國事工。內地會也不建立自己的宗派，他們開荒布道不是建立自己的帝國、自己的山頭，而是真正建立神的教會，由當地人負責牧養的本色化教會。戴德生和內地會的這種開闊的胸襟是非常值得欽佩的。
可以說，中國內地會為中國教會的本色化開了一個好頭。戴德生期待的是：「我們盼望見到成為基督徒的中國人——既是真正的基督徒，也是地道的中國人。我們盼望看到中國人擔當教牧，管理中國教會和中國的基督徒，在他們鄉士的中國式建築物內，穿著本土的衣服，又用本地的言語，敬拜真神上帝。」
第七，明確先後次序，社會救濟事工一定要為福音布道鋪路。戴德生認為在宣教地區從事社會關懷事工一定是要在能把福音傳給人的情況下才值得去做，不然不值得做。戴德生和內地會也在內地從事一些社會關懷事工，比如開學校、辦醫院和福利院以及賑災，但他們的目標很明確，就是要通過種種方法來高舉福音使人得救。辦教育的目的，不是為社會培養人才，而是讓孩子信主讀聖經。因此，內地會一般只辦小學，不辦大學。總而言之，戴德生和內地會辦學也好、建醫院也好，都是為了一個目的，那就是為了傳福音救靈魂。
偏離了這個目的，他們一概不做。正如戴德生曾這樣說：「如果醫療工作能吸引人接近我們，好叫我們把耶穌基督傳給他們，那麼醫療工作就會蒙祝福；但若是用醫療工作代替了福音的傳講，這將是極大的錯誤。如果我們用學校或教育代替聖靈的能力來改變人心，這將是極大的錯誤。如果我們的意念是人能藉著教育的過程，而非藉著重生的再造，來改變歸正，這將是極大的錯誤。如果我們不信靠永生上帝，卻信靠金錢、學識、口才或其他任何事物，這將是極大的錯誤。」從而可以看出他非常重視傳福音的直接動機與根本目的，絕不本末倒置。
第八，信徒重質不重量，扎紮實實地傳福音。內地會很看重初耕耘和深耕耘。在民間深入工作，扎紮實實地做工作。內地會起初成立40年的時間裡，一共帶領2.2萬人信主（1865-1905），到1949年也就才9萬人。信徒人數雖不多，但這些信徒的信仰根基卻是十分紮實的。1949年之後中國大陸經歷激烈的政權更迭和各種政治運動直至「文革」，中國教會和基督徒備受逼迫，很多人跌倒甚至賣主，但內地會所結的這八萬基督徒果子卻能站立得穩，經得起風吹雨打，到1978年後浮出水面，繼續傳福音拓展教會。戴德生和內地會所作的福音工作真是「金銀寶石的工程」（林前3:12）。
第九，勇於到偏遠地區和少數民族聚集地區傳福音。內地會的宣教士們十分富有犧牲和吃苦精神。當時很多西方宣教士不願意或不會去中國邊遠地區傳福音，但戴德生鼓勵宣教士們到邊遠山區、少數民族地區傳福音，他在一次來自各個差會的宣教士舉辦的會議上，為內地會到偏遠地方傳福音的宗旨辯護，認為這是建立教會的必備工作。沒有內地會的努力，中國很多邊遠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是不可能有福音的，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向雲貴高原苗族彝族等少數民族的宣教，取得了豐盛的成果。
結語、述評——關於戴德生的宣教路線
戴德生一生完全委身基督和對華宣教事業，他以及他所帶領的宣教團隊（著名的中國內地會）以基督舍己的愛和犧牲精神把福音傳布到中國內地以及邊疆省份。正是由於他們前赴後繼的努力，飽受各種偶像和異教蒙蔽、捆綁的中國普通民眾才能得以聽聞福音，基督的福音才在中華大地上廣泛地撒種並紮根、結果。
戴德生走的是大眾宣教路線，其優點是：普通民眾思想比較單純，沒有多少知識和思想包袱；普通民眾可以在本地建立草根性的教會，容易生根，具有穩定性，無論外在環境如何變動存活率很高。而唐朝的景教入華、元明時代的天主教兩次入華，之所以半途而廢，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沒有在中國民間社會紮根，這和宣教士們片面注重精英路線而忽略普通民眾大有干係。
有人發現，內地會所結出的福音果子根基十分牢固，經得起風吹雨打。就算1950年西方宣教士撤出中國大陸，但福音的種子已經在民眾中撒下並紮根，基督教第一次才真正在中國的土壤裡紮根。《海外校園》主編蘇文峰老師曾提到這樣一個現象，今天的中國民眾大量信主，量變會帶來質變（傳向第二代第三代時，家裡有大學生，這又會產生精英基督徒了）。
毋庸諱言，也是有其缺點的，由於當時的中國廣大民眾文化水平普遍很低下，文化薄弱的信徒，難以回應文化的挑戰。五四運動之後，當中國一些非常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群起攻擊基督教，發起「非基」運動的時候，當時中國的基督徒很少有人給予回應，完全沒有招架之力。而這些信徒由於長期置身於傳統文化的大染缸，容易受到民間宗教的影響而走向混合主義，進而滋生各種異端邪說。
這是歷史的局限所造成的，我們也不能苛責前人，而是充分汲取前人的經驗教訓，在我們這個時代做好福音工作，書寫這個時代的福音故事。而前輩們的奉獻精神、對福音的高度委身、對救主的愛以及對靈魂的負擔，永遠不會過時。
「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裡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又醫治各樣的病症。他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於是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 （太9:35-38）
「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因我們想，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就都死了；並且他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林後5:1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