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Y作者 / 羅勒
編輯 / KY主創們
你們相信嗎，曾經有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曾經預言到2028年，我們每個人都將不再需要為賺錢煩惱，到那時我們每個人每天只需要工作3小時。這位經濟學家，就是被稱為「資本主義救星」的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
這樣的2028年，你覺得會到來嗎？
凱恩斯認為，在不惜一切進行原始積累的階段過去了之後，人們終將從瘋狂的工作勞動中解放出來，獲得大把的空閒時間。（as cited in, Kolbert, 2014）。
不知道2028年世界會不會發生一個劇變，至少目前，我們比起幾十年前已經是更加忙碌了。
一項美國的調查顯示，尤其在投行、諮詢、IT、律師等高薪領域中，94%的人每周工作50小時以上，超過半數的人每周工作65小時以上，而且，這還不包括他們在辦公室以外的地方，用手機處理公務的時間（Perlow & Poter, 2009）。
有趣的是，當大家都以為不停加班都只是因為工作壓力、被逼無奈時，《紐約客》的專欄作家Surowiecki（2014）卻指出，大部分人的持續忙碌，其實都是自己主動選擇的。
而在這種自主選擇的忙碌背後，可能是一種深深的焦慮感，一旦停止忙碌，人們就會身陷其中。
對於許多超時工作、不停加班的人而言，「不忙就焦慮」是他們普遍的困擾，但其背後的原因卻是不盡相同的。正如我們曾提到過的，焦慮，是一枚情緒的通用貨幣，每個人的焦慮背後，都可能包含了千差萬別的認知想法與情緒需求。
A款焦慮：對被需要的渴望
無論你是否承認，每個人都或多或少需要「被需要」。這種感覺，會讓我們獲得價值感與力量感——「我有能力幫助他人實現願望」、「我受他人重視和感激」，還會讓我們直觀感受到自己與世界上其他個體的聯結。
對於A款「不忙碌焦慮」的人群來說，你也許沒有意識到，其實你需要的不是工作，而是在工作中被人需要的人際滿足感。
他們在家庭和感情生活中，很難感受到「被需要」。只有在工作的忙碌中，才能體會人際互動、以及他人對自己的依賴和肯定。因此，一旦停止忙碌，他們就會不自覺地陷入一種莫名的焦慮。其實，他們是用焦慮掩蓋了內心最深處的恐懼——潛意識中，他們懷疑自己在工作以外的世界裡，不會被需要、也不會被愛。在工作以外的世界裡，他們感到自己失去價值，被他人和世界所遺忘。
他們以為自己享受的是忙碌，其實是人間煙火和溫情脈脈。
B款焦慮：誤把成功與忙碌劃等號
移動網際網路的普及，催生了「永遠在線」（always on）的職場文化，我們的工作和生活也早已不存在絕對的區隔，在周末或度假的時候收發郵件、隨時隨地處理工作是常態。不妨試著回想一下，你上一次可以「完全不處理任何工作」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這種職場文化帶來的是人們對於「忙碌」與「休息」看法的改變。越來越多的僱主與員工都開始認為「不停忙碌才意味著盡職盡責」、「休息就是消極怠惰」、「越是忙碌的人，對公司價值越高」等等。在這種職場文化中，忙碌，逐漸被與「盡職」、「成功」畫上了等號。
永遠在線的職場文化，讓每個人都感染上了一種競爭壓力。如果不這麼忙，自己會不會就變成一個失敗者？沒出息的人？就算自己並不想忙碌，一旦悠閒下來，也可能真的被老闆和他人評價為 「懶惰」、「不盡責」、「不夠優秀」。
這個社會對於人忙碌程度的要求已經不再合理了。
C款焦慮：一種深刻的存在主義絕望（existential despair）
人們無時無刻忙碌的另一個原因，可能來自一種存在主義絕望。生活的意義，工作的目標，他人的期待等等，這些使得我們保持忙碌的事物，無論多麼世俗，都令我們的「存在感」/生命意義感得以存續（Tsilimparis, 2018）。
Tsilimparis（2018）認為當不再有這些可以讓自己去努力和付出的事情時，人們很容易陷入對於自我有限性的過度思考之中。我們可能會強烈地感受到生而為人的平凡與渺小，懷疑生命存在的意義與價值，繼而陷入一種巨大的、難以承受的絕望。
芝加哥大學的Hsee等人（2010）的實驗也從某種程度上證明了這一點。
他們邀請了一群參與者完成2個任務。這兩個任務之間有15分鐘的休息時間，參與者需要在這段時間裡將任務一中填寫的調查表交還到指定地點。此時，這些參與者可以在兩個制定地點中任選其一：
「遠」：12分鐘在路上，3分鐘等待下一個任務
「近」：就在門口交表，15分鐘等待下一個任務
結果，大多數人選擇離自己較遠的地點交表格，力求減少一個人無所事事獨自等待的時間。人在純粹無事可做的獨處中，是很容易感到不舒服的。實驗結果也證明，走了更遠路的被試，在情緒反饋表上，比那些走得短但一直在等待的人，心情更加愉悅。
和對人際溫暖的需求相似又略有區別。C款不工作就焦慮的同學們，是用忙碌逃避一種停下來就是籠罩在身上的無意義感。人會因為過度思考「我為什麼活著」這一類存在主義的問題而產生負面感受。人很容易在這樣直面自身的過程中，陷入到虛無感中。「瞎忙」是很多人躲避陷入虛無感的自我保護手段，忙工作忙朋友聚餐忙四處旅行。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在停止忙碌之後倍感焦慮。
重點人群1型：討好者
他們總是忍不住想取悅他人。他們會在討好別人的過程中表現出過度的責任心，試圖讓所有人都滿意，也試圖為所有人的工作負責。這就不可避免地會讓他們陷入過度的忙碌之中，且一旦停止忙碌，他們就開始擔心他人會對自己不滿。
重點人群2型: 情緒無能者（愛無能的人）
Damaske等人（2014）的研究發現，越來越多的人正把辦公室當做情感寄託，他們不尋找生活伴侶，或者不投入太多精力在家庭中。辦公室對他們來說是更舒服的場景。對於情緒無能的人來說，更是如此。
我們曾介紹過，「情緒無能」的人對於深刻的愛、或深層的情感交流不感興趣也無所適從。他們不明白自己的情緒是什麼，也不擅長共情他人的感受，也不知道如何溝通情緒和感受。於是，他們情願把時間和精力花費在無需情感投入的工作上，這樣自己就擁有了「我沒時間處理感情」的正當理由。
第1款惡果：
情感癱瘓（Emotional Basket Cases）
身處被焦慮感支配的忙碌之中，人們在精神上和身體上都很難真正放鬆。有研究發現，那些工作時間更長的人，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從緊張的狀態中真正放鬆下來，讓身心得到修復（Virtanen, 2009）。
Gorden（2014）指出，在身體與心理長時間超負荷的工作下，人們很容易陷入情感癱瘓，即在人際間解讀情緒的能力急劇下降，不能覺察到自己和他人的情緒需求，甚至也很容易誤讀他人的情緒，與他人產生誤會與摩擦。
比如，陷入情感癱瘓的人，常常不能意識到自己已經處在一種暴躁易怒的情緒當中，並且不自覺地說出了許多傷人的話，他們也無法從對方的表現裡「讀出」自己的話已經造成的傷害。
而這往往給人們的社交關係帶來很大的影響，導致伴侶、同事及家人朋友之間的失和，甚至關係的徹底破裂。
第2款惡果：
你會變胖、變笨
正如我們在「情緒性進食」的文章中所提到的那樣，當我們焦慮的時候，我們會試圖吃點什麼來給自己安慰。又因為我們正被這種焦慮感支配的忙不迭，我們往往只能選擇一些方便易得的外賣或快餐來滿足口欲。於是，肥胖，就成為了忙碌的另一個代價。
不僅如此，還有研究發現，連續5年處於忙碌狀態（每周工作超過55小時）的人，他們的大腦認知功能可能會下降，即他們在詞彙、推理、記憶與運算速度上都比5年前有明顯的下降；對照組中不那麼忙碌的被試，在5年前後的區別遠沒有這麼明顯（Virtanen, 2009）。也就是說，過度忙碌還會讓人變笨。
第3款惡果：
切換任務時反覆消耗的認知成本
另外，為了讓自己忙起來，我們還可能陷入一種不必要的「多線程工作」（multi-tasking）。比如，一個人明明可以先完成A項任務，再進行B任務。但Ta為了逃避焦慮感，就可能會在完成A任務的過程中，給自己穿插著安排B任務一起做，讓自己處於不必要的多線程工作中。
這種不必要的多線程工作，會讓我們產生一種「虛假的效能感」——自我感覺良好，感到自己很努力——但往往實際效率不高，工作質量也受到影響。
這是因為每當人們從A任務轉換到B任務中時，他們的注意力都仍有一部分被「殘留」（attention residue）在了A任務之中（Leroy, 2009）。每一次轉換任務，都是有成本的（shifting cost），是對一個人認知資源與注意力的消耗。這就是為什麼人們很容易「忙中出錯」的原因（Dahl, 2015）。
首先，你需要意識到自己是上述哪一款焦慮寶寶。你用工作在逃避什麼？是逃避人際中的孤獨感？是擔心影響別人對你的評價？是逃避一種停下來之後的空虛感？你的忙於工作，是不是因為感到自己不被人真心所愛、不被人保護、不被人需要。所以忙碌成為了一種替代性的可以讓生活有充實感、幸福感的途徑。
其次，你需要明白，忙碌只不過是暫時緩解了焦慮感，但它可能帶來更多長期的後果，比如，上文中提到的過度忙碌可能使人情感癱瘓，最終導致的人際關係的失和，甚至徹底破裂等等。
另外，你也要學會享受任務間歇的休息時間，不要總想一刻不停。有研究發現，在工作期間進行15~30分鐘的小睡，有助於提升記憶力，並且能讓人在睡覺的期間及時「清空」大腦，減少注意力殘留，為之後接觸新的信息作準備（Soong, 2010）。
最後，對於那些長期與存在主義絕望對抗的人而言，人和人之間真正的情感聯結才是你獲得生命意義感的來源。這種情感的聯結，是需要你付出嘗試——至少要有機會不斷接觸到新的人，同時雙方共同嘗試走近對方、信任對方，才最終慢慢達成的。這個過程對於很多優秀工作者來說，可比做好工作難太多了。
人們都喜歡做自己擅長的人，而傾向於躲避自己的表現成績不夠好的任務。這些優秀的工作者，更不喜歡面對「我不足夠優秀」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所以他們不斷選擇工作，放棄人與人之間的經營。最後前者越做越拿手，後者越來越落後同齡其他人群。最終形成惡性循環。
最終，我們都得面對自己真實的、全面的需要。只有當你的自我價值感和幸福感，來自於各種不同的來源時——工作、家庭、朋友、愛好等等——你的幸福才不是高空走高絲般如履薄冰，也不是有一方面出問題就能讓你粉碎。
如果你是一個一停止忙碌就焦慮的人，是時候讓自己停一段時間了。想一想，你缺的到底是什麼，你工作最終渴望的生活目標是什麼？不要畏難，選擇自己最薄弱的方面做做練習、成長提升。
忙的正面意義只存在於當它真的能把你引向更好的生活時。而什麼是好生活，對每個人來說的定義都是很個人的。沒有人能幫你回答這個問題，包括所有會因為你看起來不夠忙批判你的人。你要自己回答好這個問題，然後才能找到真正適合你的工作與生活的節奏。
以上。
正文到此結束。
在這個時代，很多人都陷入了一種忙碌的幻覺，似乎只有夠忙夠累才是成功的標誌，才能從中獲取成就感。
你奮不顧身、負重前行，就好像一隻沒有腳的鳥，只能不斷地努力，讓自己飛得更高。你的世界裡沒有輕鬆二字，也沒有停下來的時候，工作忙到忽略自己，生活節奏不可掌控，私人空間也慢慢被侵蝕。
但，今天的文章也是想要告訴大家，忙碌並不能緩解焦慮，一味地向上飛也不是效率最高的方式。在飛行過程中不斷減負，才有可能越飛越高，達到你想要的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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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s:
Monk, T. H., Buysse, D. J., Welsh, D. K.,Kennedy, K. S., & Rose, L. R. (2001). A sleep diary and questionnaire studyof naturally short sleepers. Journal of Sleep Research, 10(3), 173-179.
Dahl, M. (2015). Every Weekend Should Be a3-Day Weekend. Science of Us.
Damaske, S., Smyth, J. M., & Zawadzki,M. J. (2014). Has work replaced home as a haven? Re-examining Arlie Hochs child'sTime Bind proposition with objective stress data. Social Science &Medicine, 115,130-138.
Gordon, A.M., & Chen, S. (2014). TheRole of Sleep in Interpersonal Conflict Do Sleepless Nights Mean Worse Fights? Social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5(2), 168-175.
Griffiths, M.S. & Karanika-Murray, M.(2012). Contextualizing over-engagement in work: Towards a more globalunderstanding of workaholism as an addiction. Journal of Behavioral Addiction,1(3), 87-95.
Hsee, C.K., Yang, A.X., & Wang, L.Y.(2010). Idleness aversion and the need for justifiable busyness. PsychologicalScience, 21(7), 926-930.
Kolbert, E. (2014). No time. The NewYorker.
Leroy, S. (2009). Why is it so hard to domy work? The challenge of attention residue when switching between work tasks.Organizational Behavioral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09(2), 168-181.
Perlow, L.A. & Porter, J.L. (2009).Making time off predictable and required.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Soong, J. (2010). The secret power of naps.WebMed.
Surowiecki, J. (2014). The cult ofoverwork. The New Yorker.
Tsilimparis, J. (2018). Existentialdespair: A deeper cause of human anxiety. PsychCentral.
Virtanen, M., Stansfeld, S. A.,Fuhrer, R.,Ferrie, J. E., & Kivimäki, M. (2012). Overtime work as a predictor of majordepressive episode: a 5-year follow-up of the Whitehall II study. PloS one,7(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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